文献与考古：世界古代文明的历史书写与重构

2024年11月16日，由上海大学世界史学科主办的“文献与考古：世界古代文明的历史书写与重构”学术研讨会暨《古代埃及新王国时期法律文献译注》新书发布会在上海举行。来自各大科研院所、高校和新闻出版单位的专家学者等50余人参加了本次活动。

《古代埃及新王国时期法律文献译注》新书发布会

上午9时，新书发布会正式拉开帷幕。上海大学文学院院长刘旭光、上海大学文科处副处长金桥和中西书局副总编辑李碧妍出席会议并致辞，嘉宾致辞及书籍介绍环节由上海大学文学院副院长杨长云主持。刘旭光院长高度评价了由郭丹彤教授主编的《古代埃及新王国时期法律文献译注》（以下简称《译注》），表示这是郭教授及其团队多年来在埃及学研究领域辛勤耕耘结出的丰硕成果。刘院长还在致辞中谈及了他对埃及学的三点认识，一是冷门但影响大；二是国际化；三是实实在在的正经学问。金桥副处长在致辞中表示，郭丹彤教授所研究的埃及学是古埃及文明的体现，《译注》为学者们探究古埃及法律的运行机制和社会生活的细节，以及理解人类文明的发展提供了新的视角和方法。《译注》一书的出版不仅对埃及学研究领域具有重要学术价值，还丰富了考古学、法学、社会学、区域国别学等领域的研究资料。

李碧妍副总编辑则从出版角度介绍了《译注》一书的编辑出版情况，指出《译注》是中西书局“十四五”国家重点出版物规划项目“古代埃及新王国时期行政文献译注”的一部分，该项目旨在从经济、法律、军事、外交四方面入手，对其中最有价值的部分文献进行转录、转写、译注，为学界提供古代埃及研究的一手资料。她指出，古埃及象形文字等古文字的录入排版是古代文献整理出版的一项重大挑战。虽然国外出版物中偶有类似的应用，但是“古代埃及新王国时期行政文献译注”项目全面还原每一篇文献的象形文字，其规模之大、体例之复杂，前所未有。象形文字转录采用计算机编排方式进行，在国内出版界尚属创新。在《法律文献译注》的编校过程中，象形文字处理团队的成员不仅全面还原了古代埃及新王国时期的文献文字，就校对过程中出现的文字方向、颜色、残缺等技术问题一一做了仔细的解答。书稿收尾阶段，校对工作通过视频会议等形式在中美德三地进行，团队成员克服时差，对出版社标示出的所有疑问不厌其烦地逐一进行了查核、指正。项目的拉丁文转写采用国际通行的标准，中文翻译、注释力求准确和体现当下的研究成果，而整理项目中大量人名、地名、职官等专有名词以不同的专名线标示，并制成方便翔实的索引，编纂难度亦可想而知。法律文献相较经济文献，彩图内容又有所增加。以上这些，在在体现了“译注”团队敢于创新、认真负责、不断进步的编撰出版精神。李碧妍表示，“译注”的出版在为我国世界古代史研究提供第一手文献资料的同时，也为提升我国埃及学研究在世界学术领域内的地位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

上海大学历史学系主任郭丹彤教授作为新书作者，向与会嘉宾和《译注》团队表达了诚挚的感谢，并向大家介绍了《译注》一书。《译注》是继《古代埃及新王国时期经济文献译注》之后的又一力作。该书首次对新王国时期埃及的法律文献进行了系统整理、翻译与注释，共收录了129篇具有代表性的法律文献，并按内容划分为法律条文、刑事、民事、神谕、国际条约及其他法律文献六大类。这些文献不仅展示了古埃及法律管理体系的成熟与复杂性，还揭示了宗教信仰在司法审判中的重要地位，以及古埃及与东地中海各国之间的交往互动。随后，刘旭光院长、金桥副处长、李碧妍副总编辑，以及本书作者郭丹彤教授共同启动新书发布仪式。

新书揭幕

会议间隙，与会学者翻阅《古代埃及新王国时期法律文献译注》

新书发布仪式之后，关于新书的两场座谈会相继展开。第一场座谈会由上海大学历史学系副主任黄薇主持，北京大学拱玉书教授、西北大学黄民兴教授、郑州大学张倩红副校长、南开大学王以欣教授、中国出版集团有限公司原党组成员、商务印书馆原总经理于殿利、复旦大学黄洋教授、上海师范大学陈恒副校长、华东师范大学梁志教授纷纷发言。以上八位学者都对《译注》一书的出版表示热烈祝贺，并高度评价了其学术价值。拱玉书教授指出，文献是进行古代史研究的重要基石，古埃及虽然没有像两河流域那样出现成文法典，但也有一套自己的法律体系，从而能维持国家的正常运转。事实上，非埃及学领域的学者们往往更了解古埃及的文学作品，例如文学故事、赞美诗等等，而很少知道古埃及的法律文献。相较于文学作品，法律文献史料的价值更为突出，因为法律文献包含的信息非常丰富，例如涵盖了古代的法律制度、社会风俗、社会结构或者婚姻家庭制度等等。因此，郭丹彤教授主编的《译注》一书的出版，为中国学者提供了古埃及法律方面的第一手材料，有助于深化对古埃及文明的理解。他还提出了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有法典的苏美尔社会，和无法典的古埃及社会，各有各的运行秩序，那么“法”在古代社会中究竟发挥什么作用？黄民兴教授比较了两河流域和古埃及的法律社会，传统上认为两河流域是成文法，而古埃及是习惯法，但是《译注》一书的出版足以证明古埃及也有类似的成文法。这部书具有极高的学术意义，通过研究古埃及的法律文献，我们可以对当时的国家治理情况获得更加完整、系统的认识。张倩红教授强调，新王国时期是古代埃及文明发展的鼎盛时期，而原始文献是了解这一时期的关键资料，因为原始文献最能接近历史原貌。《译注》的出版为学者们了解当时的社会形态和历史发展提供了一手资料，因而具有极高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王以欣教授同样表示，古埃及可能没有与两河流域、希腊罗马世界一样的成文法典，但有一套成熟的法律审判体系，而郭丹彤教授主编的《译注》一书正是证实了这一点。古埃及人的司法审判是埃及人对世界文化的一种贡献，因此收录并翻译了多篇法律文献的《译注》，能让我们重新审视古埃及在法律史和世界文明史上的地位。

于殿利教授则从四个方面谈论了《译注》的学术价值，一是《译注》的出版表明国内的埃及学研究达到了国际水平，使得中国学者能阅读到第一手文献。二是从埃及学的角度来看，《译注》的出版让史学界可以重新认识埃及的法律社会。长期以来，我们对法文化的关注远远不够，实际上法律是一种价值观的体现，而价值观的塑造在社会文化方面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三是通过《译注》一书，可以把埃及的法律文化和两河流域的法律文化进行比较研究，由此更能深入理解古代不同文明。黄洋教授进一步指出，郭丹彤教授主编的《译注》是中国的世界古代史研究快速发展的一个标志性成果，一方面体现了国内古代史特别是埃及学学术水平的提高，另一方面对世界古代史学科的发展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会让学界受益匪浅。《译注》的学术价值还体现在可以引发对古代文明一些基本问题的探讨，比如古代社会不同国家如何通过法律手段治理社会，法律在不同的社会中是否具有不一样的作用等等，由此可以深化我们对不同文明的了解。陈恒教授认为，埃及学之所以成为一门国际性的学问，是因为它具有开放性，为全世界的学者提供了一个对话的舞台。郭丹彤教授主编的《译注》一书的出版，也证明了一种文化需要具备开放性的特点，才能更好地研究其价值所在。梁志教授也高度肯定了《译注》一书的学术和社会价值，认为该书不仅为中国学者与国际埃及学家进行对话提供了一个机会，促进了不同文明之间的交流互鉴，还对未来整个埃及学界的发展特别是人才的培养具有重要意义。

第二场新书发布会由上海大学研究生院常务副院长张勇安教授主持，北京大学颜海英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世界考古研究室主任贾笑冰研究员、中国人民大学徐晓旭教授、吉林大学史海波教授、上海师范大学洪庆明教授、华东师范大学李海峰教授、山东大学张新刚教授和中西书局二编室副主任伍珺涵相继发言。颜海英教授指出，埃及学的内容具有独特性，其法律传统虽然不以成文法典呈现，但对欧洲文明产生了深远影响。《译注》的出版具有极高的史料价值，即为埃及学者和普通读者提供了研究埃及的原始文献。贾笑冰研究员从考古学的角度论及了对《译注》的认识，指出考古学从发展之初就与文献紧密结合，《译注》这部书对埃及考古学和埃及学的研究都是非常重要的基础资料。同时，这套书的出版也是世界文明交流互鉴的重要桥梁。徐晓旭教授认为从希腊化时期埃及的司法审判中可以看出埃及拥有悠久的法律传统，而《译注》一书的出版不仅对研究法制史的学者意义重大，还方便了进行古代史研究的学者，为不同领域的学者都提供了借鉴。史海波教授指出，《译注》的重要意义在三个层面，一是弥补了国内埃及学相关原始文献较为缺乏的现状，为中国的埃及学者提供了宝贵的一手文献；二是具有极高的学术价值，《译注》以文献的形式客观地呈现了古代文明；三是可以进行不同文明之间的比较研究，可以促进世界文明交流互鉴。

洪庆明教授则从两个方面谈论了《译注》一书的价值所在，第一，史料的整理译注对史学研究具有重要意义，因为文献里面潜藏着当时的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等各方面信息，我们作为历史的重构者和还原者，需要以史料作为支撑。第二，作为知识的生产者，学者从事学术研究要有一定的社会意义。而《译注》一书是为中文世界生产知识，这是我们认识古埃及文明最踏实、最有用的途径。李海峰教授认为，在埃及没有正式成文法典的情况下，埃及通过国王颁布的一些法律敕令治理社会，因而形成了一套独特的法律审判体系。《译注》的史料价值极大，对埃及学学科的发展和不同文明之间的比较研究都具有重要意义。张新刚教授指出法律在古代世界非常重要，就古埃及来说，更强调制度性的法律，法律表面上是一个个案例，实际上是整个国家的一种生活方式和未来价值观念的体现。因此，《译注》的出版具有极高的学术价值和社会价值，能进一步推动对世界古代史的研究。伍珺涵副主任表示，文献是历史研究的基础，《译注》的出版对推动国内埃及学的发展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译注》作为一种入门读本，能带动更多读者深入了解埃及学，壮大国内的埃及学研究。最后，郭丹彤教授进行了总结并对以上参会学者再次表示感谢。

与会者合影

“文献与考古：世界古代文明的历史书写与重构”学术研讨会

新书发布会后，与会学者们齐聚一堂，共同探讨“文献与考古：世界古代文明的历史书写与重构”的学术议题，旨在通过文献与考古学的双重视角，深化对古代文明的理解与研究。

研讨会共分为四个主题单元，分别是中外考古、古代近东I、西方古典和古代近东II。第一单元“中外考古”由社科院考古所研究员贾笑冰和上海大学文化遗产与信息管理学院副院长徐坚教授担任引言人。贾笑冰研究员倡导中国考古学应走中西融合之路，借鉴国外经验，发挥自身优势。徐坚教授介绍了目前所流行的“全球考古学”概念，并介绍了三种路径，“一带一路”考古、摆脱殖民主义观念的全世界的“他者”考古和全球经验的全球史模式下的考古。之后由上海大学曹峻副教授、社科院高伟助理研究员、社科院文臻助理研究员和上海大学徐斐宏讲师进行与谈。曹峻认为中国考古要走出去，要将中国文明置于世界文明的框架之下。世界早期地域文明的形成具有一定的相似性，在通过非文字的、纯物质的考古材料复原古代社会的发展进程时，这些文明之间可以互相借鉴。高伟结合自己在国外求学和在埃及考古的经历，同样认为中国考古要走出去，埃及学是一门开放的学科，需要有全世界的优秀团队来参与。文臻也结合自身经历谈论了中国考古学为何要走出去，认为我们只有在深入了解当地文明的过程中，我们才会产生更多反思，这有助于深化自身研究。徐斐宏则介绍了他在三星堆考古的一些情况和思考，对三星堆祭祀坑出现的器物跨坑缀合现象进行了分析。

第二单元“古代近东I”由北京大学拱玉书教授和商务印书馆原总经理于殿利担任引言人。拱玉书教授指出，目前中国的考古学已经实现了走出去的目标，中国学者在国外的考古应坚持实事求是，挖掘并解释好每一份考古材料。于殿利则强调了打破学科局限性对于学科创新的重要性。随后由上海大学历史学系副主任黄薇、浙江大学研究员李思琪和上海大学历史学系的张悠然三位学者围绕古代近东的研究进行了探讨。黄薇分享了自己关于圣经研究的一些思考，认为《圣经》是一个传世文献，具有穿针引线的作用，而且《圣经》研究越来越朝着现代学科的方向发展。李思琪同样谈论了关于圣经文学研究的几个问题，认为传世文献在犹太史研究领域十分重要，而传世文献有特殊的研究技巧。同时，她思考了考古与文献的关系，比如如何平衡考古学和传世文献在历史研究中的运用等问题。张悠然指出，目前埃及学学科的发展还残留着殖民主义的色彩，不是健康的现代学科的成长过程。埃及学作为一门国际性学科，需要更多中国学者参与进去，中国有很多前沿的考古理论和方法，可以更好地应用于埃及学研究。

第三单元“西方古典”由南开大学王以欣教授和中国人民大学徐晓旭教授担任引言人。他们首先对古典写进行了简要介绍，并强调了进行古代史研究需要广阔视野和综合性知识储备的重要性。随后由上海大学刘招静副教授、山东大学张新刚教授和上海大学张小希讲师进行与谈，探讨了古典文化的源头、古典世界的政治秩序的重构以及古典学研究的未来发展等问题。刘招静针对前面几位学者的发言提出了两点感想，一是关于考古文物解释的可能性问题，认为解释出土文物要具备开放性。二是要谨慎对待逻辑逆推的问题。张新刚认为古典学研究不能只关注于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等大人物，还要关注平民阶层，只有这样才能更好地理解古典世界政治秩序的重构问题。张小希则关注了古典学在内的世界古代史学科的未来发展问题，认为学者们需要进一步思考如何让更多人了解古代史，如何让古典学研究变得更多元等问题。

第四单位“古代近东 II”由北京大学颜海英教授和吉林大学史海波教授主持，本单元的主题是古代埃及。江苏师范大学郭小瑞、哈尔滨师范大学梁姗、和北华大学杨熹分别围绕古埃及王权、信息传递和谷物货币功能等主题进行了发言。郭小瑞分享的主题是建构与解构：古王国王权的隐疾，从古埃及专制主义的性质、中央集权统治和王权兴衰的规律三个方面，来解释古埃及王权为何会出现周期性的衰落。梁姗则分享了关于古埃及的信息传递相关方面的研究内容，认为古埃及存在一个较为完善的信息传递体系，古埃及的信息传递不仅依赖于信件，更重要的是道路和驿站。杨熹发言的主题则是法老时代埃及谷物的货币功能，认为古埃及的谷物在物品流通当中起到了货币的作用。谷物具有四种功能，分别是谷物的支付功能、谷物可以作为价值标准、谷物可以作为交易媒介，以及谷物具有储藏功能。随后吉林大学史海波教授和北京大学颜海英教授进行了总结发言，强调了文献与考古资料在复原历史过程中的重要性，并鼓励学者们继续深化对世界古代文明的研究。

会议最后，上海大学历史学系主任郭丹彤教授进行总结发言，指出了本次研讨会的亮点与成果，并感谢所有与会学者的积极参与和贡献。郭教授表示，此次研讨会不仅促进了不同学科之间的交叉融合，更为世界古代文明的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和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