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的养中华鲟“散户”撤退，折射出鱼类“野保”困境

中华鲟是地球上最古老的脊椎动物之一，距今已有1.4亿年历史，是国家一级野生保护动物和长江珍稀特有鱼类保护的旗舰型物种，被称为“水中大熊猫”。作为洄游鱼类，中华鲟有着浓浓的家乡情怀，它们生在长江，长在大海，十几岁到达繁殖年龄，又长途跋涉返回故乡产卵。

图源：新华网

20世纪后期，随着我国经济发展，水利水电、交通航运污染、海洋海岸工程建设与过度捕捞等人类活动，对水域生态亦造成不利影响，致使水生生物生存条件不断恶化，珍稀水生野生动植物濒危程度加剧，中华鲟自然种群规模不断缩小。

中华鲟是长江生物链的重要一环，是长江流域水生态系统的“旗舰种”和“伞护种”。保护中华鲟，从某种意义上说等同于保护整个长江流域水生态环境和其他的水生生物。

“中华鲟如果灭绝，不是鱼殇，而是河海之殇。”多年前，时任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首席科学家、被称为“中华鲟之父”的危起伟研究员曾这样评价。

危起伟致力于中华鲟研究保护已有40年。他介绍，长江葛洲坝截流后的几十年间，中华鲟自然种群数量锐减，“自然种群延续岌岌可危”。尤其令人担忧的是，自2013年首次出现自然繁殖中断后，至今已连续7年（2017-2023）未有繁殖活动发生。

⻅证⽆数历史的“中华之鱼”

中华鲟是地球上最古老的脊椎动物之一，距今有1.4亿年历史，被称为“水中大熊猫”。自三峡集团1984年首次放流中华鲟以来，我国每年都在长江开展增殖放流中华鲟活动，累计达近800万尾。

在科研人员的努力下，全人工繁殖关键技术实现突破，确保了中华鲟物种不会灭绝理论上可行。然而，近几年的监测显示，没有在长江中发现中华鲟野外繁殖现象。这些中华鲟到哪去了呢？

中华鲟的自然地理分布区很广，自北向南包括黄海的朝鲜半岛西部，东至日本九州岛附近，向南过台湾海峡，最南至海南的万宁海域，沿海岸线分布于水深不及200米的大陆架；它们能经由河口进入多条大型中华河流，是名副其实的“中华之鱼”。

有过中华鲟记载的河流包括黄河、长江、钱塘江和闽江及珠江的西江，只有珠江西江和长江有过产卵场或地理种群的记录。不过从上世纪末开始，就只有长江有中华鲟记录了。也就是说，长江是目前唯一拥有中华鲟及其产卵场的河流。

长江，我们中华民族的母亲河，也是中华鲟终生牵挂的故乡。

中华鲟属于海河洄游性鱼类，它们在长江中出生，过去产卵地在长江上游金沙江（宜宾—屏山）河段。出生之后，它们就会回到海洋中育肥，等到10-15岁性成熟后，再回到产卵地产卵。幼崽长大到20厘米左右时，就会沿着长江游回大海。

从保护现状来看，中华鲟的天然种群已命悬一线，人工保种群体则质量堪忧。

《长江流域水生物资源及生境状况公报（2022年）》推算，葛洲坝下中华鲟亲鱼（性成熟，可参与繁殖）仅13尾，未监测到自然繁殖。

1983到1984年，长江中华鲟产卵群体数量评估为2176尾，2017到2022年调查，葛洲坝下游80公里，水声学评估中华鲟产卵群体数量为：27、20、16、13、15和16尾。

危起伟分析，中华鲟产卵群体少于100尾，或当年产卵群体数量少于50尾，可能是中华鲟自然繁殖的最低阈值。按中华鲟生活史，第一次性成熟平均15年为其一个生活史周期计算，葛洲坝截流已44年，跨越了中华鲟近3个生活史周期，葛洲坝阻隔影响种群补充—产卵群体数量大幅减少—三峡蓄水滞温叠加，如此循环让中华鲟进入种群衰落漩涡。

不是中华鲟不想自然繁殖，只是条件不允许。

危起伟介绍，中华鲟对“产房”要求很⾼。流场、河床质布局、水温等条件对⾃然繁殖及胚胎发育成活极为重要。

“葛洲坝上游曾有 600 多公里、20 多处的中华鲟产卵场。”他说，“自 1988 年竣工的葛洲坝水利设施的修建后，中华鲟无法上溯。”

它们不得不屈居于坝下约 4 公里长、不到 1 平方公里的区域产卵，产卵场地面积仅为原来的 1% 左右。

此外，长江的水文、水温节律也因此发生了改变。危起伟介绍，中华鲟通常在每年 10 月底至 11 月、水温 20℃ 以下产卵。但如今，秋季江水降到 20℃ 及以下的时间推迟数十天。

“像小麦、水稻一样，中华鲟的产卵是受光周期控制的。但现在到了产卵的时间，水温却达不到标准，导致的后果就是中华鲟的性腺退化。”危起伟介绍，性腺决定了繁殖能力。

放流40年未遏制自然种群衰退

国家和地方政府高度重视中华鲟研究与保护。早在1983年，就发布了中华鲟禁捕令。1989年，将中华鲟列为国家一级重点保护动物。1996年，先后启动建设长江宜昌中华鲟自然保护区和上海中华鲟自然保护区。

从1983年开始，中国陆续开展中华鲟人工增殖放流，已长达40年，但放流效果不佳，未能有效遏制自然种群的衰退。

危起伟介绍，中华鲟人工放流历经4个阶段：1983年-1998年，育苗技术未突破的15年；突破育苗技术，依靠野生亲鱼繁殖的10年，这个阶段放流资金缺乏、放流数量不足；子一代停止捕捞，子二代未批量性成熟，这10年实际上无鱼可放；2021年以来，子一代开始批量性成熟，近3年放流的稚幼鱼已超百万尾。

人工放流40年，总数超过了800万尾，为什么还无法实现中华鲟的自然繁殖？

专家统计分析，截至2018年，放流中华鲟总计712.8万尾，其中，规格3.5厘米以下的仔鱼占575.6万尾，基本属于无效放流，有效放流仅仅137.21万尾。

但是令人欣慰的是，中华鲟保护工作最艰难的时刻也许已经挺过来了。到了2021年后，一批中华鲟亲鱼成熟，尤其是2022年子二代繁育取得突破，2022到2023年，年均放流量为35.5万尾，主要是36-119日龄、体长8-30厘米的稚鱼和120日龄以上、体长25-99厘米的幼鱼。它们已越过死亡高峰期，属于有效放流。

这让专家们看到了希望！

中华鲟90%的时间生活在海洋。头年秋季，它在长江繁殖后，第二年秋季回到大海生活。少则8年、长则20年，它又洄游到长江繁殖。专家预估，按平均15年一个生活周期，如果幸运的话，在2036年左右，近年来放流的中华鲟，在性成熟后就有可能洄游，在长江中恢复自然繁殖。

百年养殖计划

为了挽救这一珍贵物种，中国开始了中华鲟的养殖计划。

中华鲟的育种历史可以追溯到上世纪五十年代。那时，中国的生态环境还比较良好，中华鲟在长江流域的河流中繁衍生息。但随着人类活动的增加，长江水流受到了污染和破坏，致使中华鲟的栖息地变得越来越不适合它们的生存。由于中华鲟的生长周期长，繁殖能力低，再加上自然环境的恶化，中华鲟的数量锐减。为了保护这一物种，中国开始了中华鲟的育种工作。

养殖计划的启动需要大量的资金和技术支持。中国成立了专门的机构来负责中华鲟的养殖与保护工作，投入大量资金用于修复中华鲟的栖息环境，并研究中华鲟的繁殖习性和生长规律。同时，科学家们还积极探索先进的人工繁殖技术，希望能够提高中华鲟的繁殖率，并且成功将人工孵化的中华鲟放归自然。这项养殖计划的目标不仅仅是保护中华鲟这一濒危物种，更是为了恢复长江流域的生态平衡。

中华鲟的养殖计划取得了一定的成果。经过多年的努力和投入，科学家们成功地繁育出了一批中华鲟，并且通过放流实施了一系列的保护措施。不仅如此，养殖中心还开展了宣传活动，向公众普及中华鲟的知识与价值，增强保护意识。这些工作的开展有效地提高了人们对中华鲟的关注和保护，并且为进一步推行保护计划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尽管如此，中华鲟的育种工作仍然面临着诸多挑战和困难。

首先，中华鲟的繁殖周期长，繁殖能力低，需要更多的时间和精力来进行研究和实践。其次，中华鲟的栖息环境依然不稳定，生态问题仍然存在，加之水污染和过度捕捞等因素，使得养殖工作变得更加困难。因此，除了加强科学研究和技术支持外，还需要全社会的共同参与和努力，才能真正实现中华鲟保护的目标。

最后的养中华鲟“散户”撤退

最初，梅新华只想养中华鲟挣钱。但时间久了，他觉得自己也能研究，不比水产专家差多少。可他最终还是把所有中华鲟全转让给科研院所，带着一丝不甘心。

梅新华财力有限，而且年纪大了。他从五十四岁起养中华鲟，今年，他七十二，巴掌大小的鱼苗刚刚长成大鱼。

青壮年的中华鲟，长三四米，位于腹部的大口不需要长牙，如果在江河湖海，可以生吞遇到的鱼虾；而在他位于宜昌秭归县的渔场，二百多条鱼生活在会议室大小的四个鱼塘里。它们只能尴尬地缓慢游动，彼此错开。

当初趁着一波号召三峡移民“吃水财”的政策，梅新华买回鱼苗，最初的目标是等鱼长大，雌能产卵、雄能受精，承担三峡库区的中华鲟增殖放流项目，也就是以十万尾为单位卖给政府，放回长江，挽救濒临灭绝的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中华鲟。

鱼成长很慢。承接项目始终没有影。

按梅新华自己的说法，中华鲟的饲料近万元一吨，鱼一年要吃掉几十万元。他背上了当地银行的债，滚到千万级别。

他甚至给不出一个继续养鱼的“自洽”理由，一会儿说，这批鱼是珍贵的保护动物，政府不会允许他因资不抵债毁了鱼；一会儿又说，自己舍不得失去鱼，他觉得鱼有灵性，能听懂自己说话。

经过两年协商，梅新华与秭归县政府农业局签署协议，约定2024年10月30日把所有中华鲟有偿转让给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据他说，拿到的钱能还清负债。

目前，官方已经不鼓励民间饲养中华鲟。据记者了解，虽然国内还有其他鲟鱼养殖企业在饲养中华鲟，但数量很少，这批中华鲟的移交，意味着民间“散户”饲养中华鲟时代进一步逼近终点。

除了中华鲟，还有东北虎等国家一级保护动物，都有民营企业在养殖。这些动物的饲养成本很高，一旦民营企业自己遇到“吃饭”问题，很难保证动物不成为企业的“饭”，逐渐收归国有可能是一种趋势。

但存在一种很难把握的分寸：要是所有动物的研究和繁殖进了体制，成了一小部分人的科研任务，视角容易变得单一，甚至乏味。

我们为什么要保护这些在野外愈发珍稀的长江特有物种？鱼类保护的动因，一开始就是复杂的，包括这些鱼是长江生态稳定的标杆；这些物种曾常伴在我们的祖辈身边，藏在我们的回忆里，我们希望留存着它们；我们对自然怀有朴素的兴趣和爱。

对中华鲟的学术研究难说离普通人有多近。因为增殖放流，挽救中华鲟的主要思路是将人工养殖的鱼苗放归，意味着科研工作的重点在于繁育、生产鱼苗。关于中华鲟其他习性的观察和研究，就显得没那么重要——野生中华鲟的大半“鱼生”在近海度过，但大多数研究单位没有能力用海水养殖，我们对于中华鲟在海洋中的表现了解很少。

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首席科学家危起伟的团队曾细致研究中华鲟的物种起源、生活史、自然繁殖、人工繁育、产卵场及保护策略，但危起伟也坦言，我们对中华鲟知之甚少，比如它们是如何交流的，它的嗅觉等等。

保护环境的意识逐渐提高，可是，随着城市化、生产劳动的专门化，普通人距离野生动物和整个自然，仍旧越来越远。

野生动物研究的体制化，可能使我们错失一些发现。联合国粮农署曾就水产学家如何向渔民“取经”出过一本论文集，有学者写道，加勒比海的一些渔民，他们对自然的理解，是经过学术训练的水产学家反而难以获得的——渔民并不喜欢把鱼分门别类，而是把同时出现的鱼群看作一个整体；他们通过一些土办法推测特定季节哪里有鱼、哪里没有，能同时考虑到水土成分、水深、咸度、水流速度等等不同的自然因素。

中华鲟在野外已极度罕见，养它的门槛又太高，研究中华鲟的格局很难改变。但是，我国还有大量在野外偶尔能见到的珍稀鱼类。在这些鱼类的研究领域，应当正视当地人，甚至是被认为在“伤害”鱼群的渔户、养鱼人的观察与回忆，鼓励科学家与他们对话，互相学习，一起认识自然、爱护自然。

来源：生态中国网综合澎湃新闻、国家地理中文网、知识TNT、极目新闻；图文版权归原作者，本图文不做商用，如有侵权请联系我们删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