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怀中利剑，袖中匕首”——抗战时期的敌后武工队

敌后武工队拔除敌人据点

敌后武工队伏击敌人

敌后武工队员把争取伪军反正的传单

散发在伪军炮楼附近

20世纪50年代，作家冯志以其抗日战争时期的战斗经历为素材创作的长篇小说《敌后武工队》一经出版，便在全国引起轰动。书中故事跌宕起伏，人物颇具传奇色彩，生动再现了冀中地区武工队的抗日英雄故事。

武工队，全称“武装工作队”，因其活动区域主要在敌后，又称“敌后武工队”，是抗日战争时期根据地军民创造的一种新的对敌斗争的组织形式。抗日战争时期，敌后武工队犹如一支支利箭射向敌占区，他们有的在根据地边缘进行反“扫荡”、反“蚕食”斗争，有的钻进敌人心脏收集情报、开展锄奸斗争，有力打击了日寇和伪军的嚣张气焰，被称为打击日寇的“怀中利剑，袖中匕首”，成为抗日战争中一支传奇的队伍和鼓舞人心的力量。

在战争中应运而生

1941年春，日军在华北地区集结重兵，推行“治安强化运动”，在对我抗日根据地不断发动大规模“扫荡”的同时,实施了步步紧逼的“蚕食”进攻和“封锁”政策。为扭转被动局面，华北八路军各部队先后派出“武装工作团”“武装宣传队”等成建制的小分队，奔赴敌占区后方，宣传教育群众、瓦解争取伪军，有效配合了主力部队的作战行动，发展了敌后游击战争。

1942年初，中共中央北方局和八路军总部肯定了这一斗争方式，并对其经验进行总结，明确提出“敌后之敌后”的游击战争指导方针，决定从各抗日根据地抽调得力的部队基层干部和战士，与地方党政干部统一编成武装工作队，每队十几人、几十人不等，深入敌占区展开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等全面的斗争。根据这一指示，敌后武工队很快从华北普及到全国各个根据地。据不完全统计，仅在1942年，我党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建立的武工队数量就超过80支，其中冀南一个军区就在几个月的时间里集结近500人组成21支武工队。进入1943年后，敌后武工队的规模得到进一步发展。

民谣唱道：“敌后武工队队员，个个都不简单。”由于武工队隐蔽活动在敌统治极端残酷的敌占区，队员各项素质必须过硬，其选拔标准十分严格。首先，队员必须坚定政治立场，能够准确掌握党的对敌斗争的政策和策略，保证在特别艰苦的环境面前不变节。其次，应满足文武双全的要求，文指具备一定的文化水平，要会演讲，会写标语，会做敌军工作和群众工作；武指具有丰富的敌后游击作战经验和过硬的单兵战斗技能。经过选拔和集训的队员，既能掌握军事、政治、文化等各种手段，又能凝聚党、政、军、民整体力量，是集战斗员、宣传员、组织员于一身的精干力量。

神出鬼没大显身手

敌后武工队有时集中，有时分散，广泛开展游击战争。今天打埋伏、袭据点、摸哨兵，明天撒传单、割电线、埋地雷；还打击日伪征粮队、破坏敌掠夺资源计划、解救被抓壮丁、摧毁或改造伪组织、对日伪据点实行围困，有时甚至化装进城或进敌人据点直接打击伪军和汉奸……神出鬼没的敌后武工队以机动灵活的作战方式，让敌人摸不透、打不着，搅得敌人晕头转向、焦头烂额。

锄奸，是武工队的另一项重要工作。为打击敌伪政权、警告那些为鬼子效劳的汉奸，铲锄作恶多端的伪军伪政权头目，就成为一个很有效的手段。当时，在河北之光县，有一名叫丁化成的伪军中队长，经常鱼肉百姓，抓捕和残害我军将士，老百姓给他起了个“活阎王”的绰号。为除掉这一汉奸，冀中九分区敌后武工队周密侦察，摸准了他的行动规律，制订了严密的刺杀计划。一天，丁化成带着几名伪军逛集市，武工队得到消息后化装成老百姓混在人群之中慢慢接近他。当丁化成在水果摊前弯腰挑选时，武工队员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一枪将其击毙。这次行动虽然只消灭了一名伪军官，却起到杀一儆百的作用。

此外，据《敌后武工队》中人物原型贾正喜回忆，在与敌斗争的过程中，队员们经常化装成日伪军潜入据点，给日寇和伪军以狠狠打击。那时候，敌人在河北保定城区外围挖了一道封锁沟，并修建了很多岗楼，专门派伪警察驻守据点，乌马庄岗楼就是其中地理位置极其重要的一个。为端掉这个据点，武工队员化装成日本宪兵特务，拿着事先准备的“假护照”，轻而易举地进入据点。他们各自进入战斗位置，一切准备就绪后，高声喝令所有伪警察双手抱头靠墙站好，队员们分工明确，集合俘虏训话、收缴枪支弹药，而后将他们全部押解出岗楼，枪毙了伪警长后对其余人进行教育后即释放。武工队以假乱真混入岗楼，以少胜多战果丰硕，为以后的化装袭击积累了丰富的经验。

武工队在敌占区纵横出没、大显神威，使得日军不得不抽出兵力加以对付，由此减轻了抗日根据地的压力，有效支援了反“扫荡”、反“蚕食”斗争。

政治攻势分化敌人

武工队的斗争形式多样，除军事斗争外，采取有力的政治攻势，对敌人晓以利害示以大义，争取伪军投诚反正，使敌人内部分化瓦解，也是武工队的一项重要任务。

队员们通过向碉堡和据点喊话唱歌、撒传单、写标语等方式，向伪军宣传抗战形势，晓以民族大义，唤醒他们的抗战意识，宣传既往不咎的政策，鼓励他们弃暗投明，让其身在曹营心在汉。此外，武工队还制作“善恶簿”点名册，即做好事就在其名字后面画红点，干坏事就画黑点，对红点多的伪军宽大处理，黑点多的会受到严厉惩罚。在武工队软硬兼施的办法下，敌伪的行动有了很大收敛，还有不少伪军警、伪政权开始主动和武工队拉关系，愿做内线提供情报，利用自己的“合法身份”去应付日军，暗中进行抗日工作。

在争取和瓦解伪军、伪组织的同时，对于日军的攻心战也取得了很好成效。冀南军区选派专人训练武工队员讲日语、教唱日本歌曲，在包围据点等时机用日语向敌人喊话；利用日军对樱花节的重视进行宣传，给他们写安慰信、送慰问袋、撒传单，宣传我军官兵平等、优待俘虏的政策和战争带来的苦难。在此基础上，还成立了“在华日军士兵反战同盟”组织，被俘虏或投诚的日军经教育认识到侵华战争的错误，主动协助我军向据点内的日军喊话，号召他们放下武器，不要再为侵略者卖命。日军在我军政治攻势下，厌战反战情绪日趋高涨，战斗意志日渐削弱，逃跑自杀事件不断发生。

随着政治攻势的深入开展，既震慑住了日伪军和伪政权的嚣张气焰，又鼓舞了隐蔽战线的军政干部和人民群众的抗日士气，被日伪军“蚕食”封锁的抗日根据地也有了喘息之机。

在抗日战争最困难的岁月里，党领导的大批武工队深入敌占区展开全面斗争，对击破敌人的“治安强化运动”、粉碎日军的“蚕食”和“扫荡”、扭转严重的困难局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原标题：《“怀中利剑，袖中匕首”——抗战时期的敌后武工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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