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家胡安焉：如果以后被市场淡忘了，我觉得也挺好

做过酒店服务生、便利店店员、自行车店销售，在漫画社干过美编，在菜市场卖过雪糕，在北京送过快递，胡安焉在20年间辗转多地，打过19份工。一边打工他一边读完了夜大。

2023年，汇集他20年心路历程的非虚构作品《我在北京送快递》面世后受到好评，他的名字也为更多人知晓。2024年，胡安焉又出版了《我比世界晚熟》、《生活在低处》。

尽管随着书的热销，“快递员”“打工人”成为他的标签，但事实上，众多工作流转间，他的一个身份始终未变，那就是“写作者”， 

胡安焉的写作是一个漫长而孤独的过程。第一次进入公众视野时，他已经写了十多年。他告诉我们，有段时间脱产写作，稿费很低，他无法靠写作养活自己，成为畅销书作家完全是一个意外，这个概率相当于“中彩票”。

如今，在成都的生活平静简单，出名似乎没有给他带来太大的波动——除了一些误解。他告诉我们，未来一段时间他不会再做快递员，希望写出一部在小众圈子里被认可——无论畅销与否的作品，如果以后被市场淡忘了，“也挺好”。

【以下为澎湃新闻记者的专访】

 “我是中彩票的人” 

澎湃新闻：《我在北京送快递》登上豆瓣2023年年度图书榜单第一，对你的生活带来最大的影响是什么？

胡安焉：这本书发表之后各种各样的反馈以及肯定，对我影响还是挺大的，这种肯定也是在丰富我的阅历。跟媒体、读者还有网上的交流，给我提供了很多角度，包括外部怎么看待我和我的经历，或者怎么看待书里的内容。这本书、这些角度是我观察社会的一个窗口。

对我来说，最大的收获就是经济方面——一旦达到了我觉得可以的程度，我会隔绝跟外界的联系消失，过上我所希望的安静生活。

长时间经济上的困顿，会导致面对一切都有一种自卑感或不安全感，很怕自己的贫穷暴露出来。其实人越穷的时候越想抢着买单，有钱了反而就没那么在意了。

2013年，胡安焉在上海一家自行车店工作。 受访者供图

2018年5月，胡安焉在北京一小区派件。 受访者供图

澎湃新闻：你提到和读者的交流是观察社会的窗口，那么你怎么看待当下的社会情绪？

胡安焉：如果《我在北京送快递》在十年前出版，这样的题材，可能没有多少人会去关心。我记得二零一几年的时候，当时网上说“快递员月入过万”还是一种羡慕的语气。

在电商发展非常迅猛的时候，很多人不会觉得快递员是一种比较低下的职业。有付出就有回报，人人都有机会，社会普遍没有对前景的忧虑感。

这一两年，很多人开始对未来带着一种不确定性的眼光。而我曾遭遇的困难其实像是给他们打了一个样，起到心理建设的帮助。应该说有相当数量的年轻读者，是以这样的心态看待这本书的。

胡安焉在《我在北京送快递》回顾了10年里做过的19份工作。 受访者供图

澎湃新闻：大众因为这本书火了而认识你，会不会也产生一些误解？

胡安焉：误解就相当多了，比如说对我写作经历的误解，比如说很多人认为我只接受过很低水平的教育。其实我读过夜大的，一边工作一边读，虽然是一个成人教育，但是一个大专文凭。

还有一些人以为我一直在做体力工作，有一天拿起笔来写下自己的经历，在网上受到关注，进而得到了出版。实际上不是这样，我的写作是比较长的过程，第一次进入公众视野的时候，我已经写了10多年了。

不少读者在豆瓣上联系我，超过一半是请教写作问题，但交流下来发现他们其实并不想投入时间，只是想找一个捷径，怎么能在最短的时间投入最小的精力，获得一个像我这样的结果。

这也是一个误解。我其实在写作上面投入很多，从2009年底到2011年，基本上完全没有收入，脱产去写作。当然也发表了一些作品，但是稿费只有几百块。

澎湃新闻：你是怎么看待《我在北京送快递》获得大众的认可？

胡安焉：这本书只是一个非常幸运的特例，它可能是几万本书里面的一个幸运儿。如果以这本书为一个目标，就跟买彩票一样。我一开始没有规划这个结果，更多的是外部的偶然因素推动而产生的。

如果衡量投入产出比的话，最好不要选择写作，写作是获得经济来源一个极其低效的手段，我其实就是中彩票的人。

10月，胡安焉在北京接受澎湃新闻专访。 澎湃新闻记者权义 摄

低处是一个平凡的状态

澎湃新闻：你新书的书名叫《生活在低处》，你觉得低处是一种什么样的状态？

胡安焉：我理解中的低处，不是像社会底层那样具体的阶层，它不是一个特指，低处是一种比较普通或者说不是特别优秀。我人生中方方面面没有做出什么特别好的成绩，在学校学习是中等，工作之后也没什么优异表现，经济方面也是中等偏下。其实低处也就是一个平凡的状态。

澎湃新闻：低处这种状态，是一个主动选择还是被动选择？

胡安焉：我觉得是一个被动选择。我身上的主动性非常弱，不是一个进取心、好胜心强的人，这跟自身性格有关，也跟家庭教育有关。我父母不要求我达到什么目标然后回报他们，我也是在被动中选择一个让自己更舒服的方式，但是被动和主动其实看怎么理解，（被动）也可以理解成主动。

当然，这是我在四十岁之后回头审视自己二三十岁的面貌的想法，让人觉得我一直很坚定，但我二十多岁的时候对生活的态度不是这么坚定的，这个过程就像褶皱一样，会左右摇摆，会不断扭曲，因为时间不断挤压，褶皱被压成了实心。

新书《生活在低处》 受访者供图

澎湃新闻：你在你的新书里写道，“截止现在，我还不认识光靠写作能养活自己的人，无论是网上还是网下一个都不认识。”那他们是边工作边写作吗？这是一种怎样的模式？

胡安焉：其实写小说的绝大部分都是有一份主业，光靠写小说能养活自己的是少数。出本小说，版税也就三四万或四五万，这是常态。如果没有一份主业的话，一年你出一本书，收入还远远不到我送快递的一半。大多数人其实都有一份工作，卡夫卡也是要上班的，他写作也没挣到什么钱，诗歌其实更困难了，大家都是有工作的。

有一些自称能够靠写作养活自己，但这些是少数。我没法靠写作养活自己，不是因为环境不好或怀才不遇，是我当时的水平确实没有达到，是我的年龄、履历、学历方方面面的原因。我开始写作的时候已经30岁了，之前做的工作每天都要占用十几个小时，很难找到能够兼顾写作的工作。不过，做这些工作我也没觉得是蹉跎岁月，或是在浪费时间。

澎湃新闻：有那么多阻力，你是怎么持续写了十多年？

胡安焉：起步的头两年挺坚定的。当时我的心情很痛苦，想要跟伤害我的世俗社会一刀两断，要表达一个姿态。后来就比较随性了，对写作也没有规划，写到无聊了就去挣点钱，有一点钱就停下来去写一些东西。

更贴切地说，我是一个自传作者。我写的东西都是自己的经历，没有办法为了写非虚构去主动体验某些生活内容，去接触某些人采集某些素材，我不具备这个能力，因为我在沟通上是有问题的。

澎湃新闻：《生活在低处》的第一部分追溯了童年和原生家庭，童年的经历对你带来哪些影响？

胡安焉：父母对我的感情非常克制，甚至在外人看来是非常冷淡的那种，不会回应我的感情需求或物质需求，更多的是鼓励我对自己的克制。

如果我跟外面的小朋友发生矛盾，父母会站在别人那边批评我、教训我，会让我有一种不安感，甚至产生恐惧和焦虑，我会觉得我是一个人在面对世界。到最后，我会希望能够通过迎合外部来获得内在的安全感，不敢跟别人发生冲突。

其次就是父母他不会去满足你的需求，比如说我想要一个玩具车，有一些孩子的父母觉得这个车太贵不合适，但他只要坚持父母还是会满足他，但我的父母不会。我从小就明白我坚持下去只会更痛苦，最后的结局必然是失望的，因此会形成一种心理防御机制。为了避免失望而带来的痛苦，我会主动放弃自己的欲望。

进入社会之后，因为已经习惯了主动放弃，我缺乏安全感，也不敢跟别人发生摩擦，就变成一个讨好型人格，不敢跟别人竞争，甚至迎合别人，向他们表明自己没有任何进取心和竞争性，以此来换取个人内在的安全感。

没有父母是完美的，我不是指责我的父母，我父母对我的教育也有好的一方面，尤其是他们从不拿我去跟别人比较，从不对我提出各种要求，让我有一种比较平和的心态，内心的满足感还是比较容易获得的。

澎湃新闻：现在自己组建的家庭会对你有什么改变吗？你跟妻子是怎么认识的？

胡安焉：我们以前是在黑蓝文学网上面认识的，都是写小说的，有很多共同的朋友，但很长一段时间里没什么交往。2017年我在德邦的时候，不知道怎么就恢复了联系，那时我们同病相怜，都在生活的低点，然后也发现性格都不喜欢交际。

今年是我们搬到成都的第三年，她至今也没有介绍过任何一个早年的同学、同事、朋友给我，如果当年她跟我去广州，可能情况也差不多，我也没有什么早年的同学、同事还在联系的。我们的生活很封闭，没有什么社交，很单调很重复。

我们平时不怎么交流写作，喜欢的作家风格也完全不同，但对于写作的看法、价值取向比较趋近，比较高水平的互相理解。她对我的吸引更多是舒服，我经常开玩笑说我们是“黄昏恋”。

胡安焉搬到成都后的书桌。 受访者提供

澎湃新闻：书中提到“深海里的鱼都是瞎子，沙漠里的动物都耐渴”，去成都后的环境对你有了什么新的塑造？

胡安焉：我的生活是比较平静的一个状态，基本上每天下午去图书馆写东西，也没什么交际和活动。

 “出名让我对写作有了更大的信心去表达更多”

澎湃新闻：你觉得最舒适理想的写作状态应该是怎么样的？

胡安焉：理想的写作状态应该是不要过多考虑出版。很多人把写作跟出版捆绑起来，认为写作就是为了出版，如果没有以出版为目的，没有太多读者，也没有回报。其实，写作能促成出版的可能不到1%，99%仅仅是处在写作这个状态，所以我觉得写作者更多的是要去思考自己的生命体验，自身想表达的内容，还有从阅读里汲取到的喜欢的风格形式。

当然这有点理想化，如果是完全为了经济来源去写作，我也能接受，毕竟市场化的写作并不会比送快递更卑微，这肯定不会。

我需要一个平静的外部环境，以及一定数量的交流对象，这些交流对象在写作上有一定的认知水平，能够构成一个有益的交流氛围，因为你不能闭门造车。外部的一些活动会打干扰我的情绪，影响我的语感。每天在不同的情绪里面，有时亢奋，有时消沉，这样整个文本就不是在一个稳定的状态下完成的。

澎湃新闻：以前写作的时候，你会从自己的这种打工生活中抽离出来吗？

胡安焉：我本身就是一个疏离的人，不是在写作的时候有意识的去抽离，而是确实就这样的人。我跟很多人打过很多次交道，但在我心目中，他只是一个见过的人，而不是朋友。我很难跟人建立感情上深入依赖的关系，可能也是受家庭的影响。

澎湃新闻：对于想要出第一本书的人来说，你觉得最有益的写作习惯是什么？

胡安焉：建立一种纪律性，每天都要保持规律的生活，然后投入时间去写。无论写得好不好，每天固定地你都写一些下来，不好也没关系，以后删掉或者不要都行。好的东西就是在各种各样的不好的里面诞生的。不过我自己不具备（这种纪律性），我很随性且缺乏上进心，没有这么强的执行力。

澎湃新闻：豆瓣里有读者评价三本书里“重复内容实在有点多”、“被商业绑架”，你怎么看待？

胡安焉：其实没多少重复，第一本书的第四章大概有5.2万字，第二本书有15万字，从比例上来说，它可能有20-30%的重复。

我没有从出版的角度去写作，而是想着写完后才找出版的机会。整个过程也有一些尴尬，责任主要在我，我没有及时跟两个出版方去沟通，其实两本书统合起来成为一本，才是最好的。

如果我是个大作家，我有话语权，写出来的东西肯定能出，我就会规划得更好，但现实是，我们都是走一步看一步。我曾经签过一本小说集，但出版方后续再无音信，所以只要有机会，我都会先把它揽下来。

万一《我在北京送快递》这本出不了，我还有另外一个出版方，对我来说这是双重保险。我当时认为这两本书也就卖个一两万本，好的话两三万本，对我来说多挣一点钱挺好的。

所以我接受这种批评，但不是什么商业绑架，只是互相利用而已。

澎湃新闻：会有一些主动的练习，训练自己的文本吗？

胡安焉：有的，但是跟别人相比，我其实做的也不多，就是会在手机里把一天的一些东西记一下，很简略的，只是给将来提供一个回忆的线索，它不是一个内容性的记录。另外还有一个记事本，会记录一些比较有意思的事情。

澎湃新闻：你在豆瓣阅读标记了574本书，这些书是根据什么来选择的？

胡安焉：我没有一致的选择标准，有时候是一本书很受欢迎，自己的朋友圈都在谈论，我就去读一下，有时候有人推荐，有一些是阅读经典。最近两年读了很多同世代作家的作品，因为自己的书出版之后，接触和交际面广了，也多了一些好奇心。

澎湃新闻：你跟同世代作家的交往怎么样？

胡安焉：如果是在商业活动，比如作者每人带着一本书对谈一下，这种的话只能是尬聊。如果是自然认识的，会更有利于交往。

澎湃新闻：家人怎么看待你的写作？

胡安焉：他们对我写作的认识就是兴趣爱好，没有经济上的回报。我做的工作也很少跟他们说，说了只会让他们更加担心。

澎湃新闻：写作上最大的困难是什么，如何获得激励和动力？

胡安焉：写作动力对我来说一直是很困难的事情，尤其接下来在小说方向的写作，希望能够得到在写作上的一些成绩。这个成绩肯定不会像《我在北京送快递》这样一本自传性的作品（预期那么好），所以动力其实不是很强。我刚刚也说了，我不是一个有上进心的一个人，对于要达到的结果，我没有一种执着。

澎湃新闻：得到出版后，你会再回头看自己的书吗？三本书你最喜欢哪一本？

胡安焉：我自己更喜欢第三本《生活在低处》，并不是因为这本书现在还在一个上架的过程，而是第三本跟我的写作有更紧密的关系。虽然第一本书《我在北京送快递》第四章里边也讲到了2009年底我开始写作这件事，但它毕竟不是从一个写作的角度去回顾的，所以还是第三本书里面的内容我更喜欢，尤其是我回顾自己的写作经历的角度，是我个人更关心的。

《生活在低处》目录 受访者供图

澎湃新闻：成名后有困扰你的地方吗？

胡安焉：不存在困扰。就比如送快递对我的生活造成困扰吗？每天占用我十几个小时，但是有经济回报，所以现在也一样，我投入时间和精力，有回报，它就不是困扰。

出名除了带来经济上的回报，也让我对写作有了更大的信心去表达更多。但另一方面是一种过度满足带来的懈怠感，你得到了这样的满足之后，要去解决写作动力的问题。

从去年到今年，确实有很多出版方向我约稿，提出帮我申请某些扶持的经费，让我有了更多的选择权，但对我来说并没有什么诱惑。因为我以后的小说出版，不会十分看重利益最大化，我更希望有一个能理解我在写作上坚持和追求的出版方，有更多共同语言、在很多问题上有一致的看法和立场的出版方。

澎湃新闻：之前的写作可能要从生活里找答案，比如去打工、做生意等。你觉得你有可能会回到那个状态吗？

胡安焉：我不知道。我现在的经济状况要比几年前改善了很多。在短时间内不需要重新去做一份工作，但是如果这份工作本身内容很吸引我，甚至不用考虑它的回报，我也可能会去做。像送快递那样工作，未来一段时期内我都不太可能去做了。

我目前对出版不焦虑也不悲观，没有趁热打铁继续多出书的打算，如果以后被市场淡忘了，我觉得也挺好，因为也不会再写出《我在北京送快递》这种受众广泛的书了。对于现在的我更重要的是，希望能够写出一部在小众读者圈里更受认可的作品，（不考虑畅销与否）。毕竟，靠小说挣钱不太现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