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拍摄萧红:跋涉者的时代,女作家的日常
当《呼兰河传》写出来的时候,这个跨越了小说、人类学、民俗学的文本,竟然大胆地採用类似电影剧本式的写法,时空平行,画面生动,不刻意照顾逻辑和转场,把一个地方的人和生活,通过一个个日常场景,铺陈在纸面上。《马伯乐》也同样令人惊讶,其中的讽刺与幽默,向读者展示的是一个没见过的萧红。
跋涉者的时代,女作家的日常
作者:魏时煜
二○一八年初,我如愿以偿,为香港电台拍摄了纪录片《跋涉者萧红》。因此重读了萧红全集,以及关于萧红的文字。最令我觉得亲切的,是几位女作家们书写的日常。学生时代读这些文字,不免受师长影响,过分看重大时代的背景。
拍纪录片、看纪录片多了,倒觉得文学艺术中的动盪与战乱,如果没有日常描写的支撑,没有感受到每天都要面对的人、事、情绪,是没有意义的。
萧红的日常之中,有对写作的坚持与坚守,很多烦恼都源于柴米油盐挤压了阅读尤其是写作的时间。我想起2004年访问过的日本女导演、嘎纳电影节的宠儿河濑直美,她在有资金的时候就拍摄剧情片;在拍剧情片的空档,她就拍摄纪录片,包括怀胎生子的时候拍摄自己的身体变化、感受,永远不让摄影机离自己太远。当年的萧红也是稍一安定,就可以写出比较大的作品;在动盪之中有几天安閒,也能写出出色的散文和短篇小说。
萧红的《回忆鲁迅先生》这本小书出版时相当轰动,如香港作家邓小桦感叹:「你是什麽人啊,怎麽敢如此写鲁迅!」很多人觉得鲁迅先生是民族魂啊,而萧红「敢于」写的正是鲁迅和许广平的日常,甚至告诉我们许广平如何持家,鲁迅先生如何自己吸比较便宜的烟、只用好烟招待客人,才能应付各种开销,包括给青年作家们个人和出版的赞助。
我猜想,萧红这样的写法,可能鼓励了很多其他作家敢于书写日常;而女作家们原本就是书写日常的高手。以下就以白朗、丁玲、梅志三位女作家为例,看看她们如何写萧红的日常。
白朗:「红是很少把她的隐痛向我诉说的」一九三二年在哈尔滨结识的文青之中,白朗是极少数和萧红成为挚友的女作家。萧红的第一个孩子因为无力养育而送人,白朗也有过类似放弃孩子的经历,这在她们之间多少也有些新女性的决绝,否则她们后来可能都成不了作家。
萧红和萧军是恋人,白朗则和表兄罗烽结婚。目睹萧红萧军在食不果腹、爱情丰厚的情况下勤奋写作,白朗曾感叹:每当我走进那不见阳光的小屋,就会感到一种幸福的和谐,只能看到他们啃嚼着乾了的麵包,却从未看到过那因过分的贫困的迫压而显露的愁眉苦脸。……在互相砥砺之下,不断地写,严肃地写,不管是溽暑或严冬,他们流着汗或是痉挛着冻僵的手,在消耗那无以补充的脑汁。……这一切,像谜一样地迷惑我单纯的心。
—〈遥祭—纪念知友萧红〉
一九三四年夏天二萧先是离开哈尔滨到了青岛,然后开始和鲁迅通信,收到先生回信之后,十一月一日,二萧到达上海时,他们心里最急着见到的就是鲁迅先生,而先生对他们的特别照顾有一层重要的涵义:他们从东北沦陷区来,最先以文学描写了东北人民的抗争,也是那代人中最早开始漂泊的作家。两人在上海同时成名,比翼文坛,本是令人羡慕,但萧军和两个从东北南下的女性旧情复燃。这时也到了上海的白朗,又见萧红:红是一个神经质的聪明人,她有着超人的才气,我尤其敬爱她那种既温柔又爽朗的性格,和那颗忠于事业忠于爱情的心;但我却不大喜欢她那太能忍让的「美德」,这也许正是她的弱点。红是很少把她的隐痛向我诉说的,慢慢地,我体验出来了;她的真挚的爱人的热情没有得到真挚的答报,相反的,正常常遭到无情的挫伤。她的温柔和忍让没有换来体贴和恩爱,在强暴者面前只显得无能和懦弱。
—〈遥祭—纪念知友萧红〉
这段文字总结的是白朗从日常接触中「感受」到的。对照梅志和其他人的文字,我们可以知道让萧红遭受精神(甚至身体)上的痛苦的「强暴者」是谁。白朗此时的感情还没有出现问题,她对于萧红的隐忍可能是不愿接受的,要强的萧红也不愿诉说。
几经波折之后,萧红和作家端木蕻良一起到重庆时,她还怀着萧军的孩子,端木把她安排在友人家住,可以想像萧红住在不熟悉的友人家里的不安。一听到白朗也到了重庆,立刻发电报去,独自乘船几个小时,从重庆到达江津。在白朗家里,她生下第二个孩子,几天后死去。这段时间她「暴躁易怒」,却仍旧不肯向挚友倾诉——有一次,她竟这样对我说:
「贫穷的生活我厌倦了,我将尽量地去追求享乐。」这一切,在我看来都是反常的。我奇怪,为什麽她对一切都像是怀着报复的心理呢?也许,她的新生活并不美满吧?那末,无疑地,她和军的分开该是她无可医治的创痛了。
—〈遥祭—纪念知友萧红〉
后来萧红还真的和两个日本女友,反战的池田幸子和绿川英子,共度了一段战事平静期的「享乐」时光。
丁玲:「我们尽情地在一块儿唱歌」
一九三四年萧红到达上海时,丁玲已然是当时文坛上最著名的女作家。她初登文坛时,以《莎菲女士的日记》大胆地书写女性的欲望;她本人生活和写作之中,都有多角关系。丁玲曾经和鲁迅有些交往,她一度被捕时,鲁迅也有「可怜无女耀高丘」的诗句。
萧红从《生死场》开始,就为鲁迅重视,认为她会很快超过丁玲。一九三六年秋,丁玲就率先前往延安,受到中共全部高层人物的欢迎,毛泽东随即写词相赠,称她是「昨天文小姐,今日武将军」。
丁玲的研究者们都喜欢强调,同时获得鲁迅和毛泽东诗词的作家,恐怕绝无仅有。这里面的性别政治是很明确的,很多崇拜丁玲的女学生奔赴延安,比如开封女中的薄平,是为了去「找丁玲」。
丁玲和萧红的见面,发生在一九三八年春天。当时萧红和萧军、端木蕻良、聂绀弩等人到了山西临汾,准备在山西民族大学任教。丁玲当时是西北战地服务团的主任,来到临汾,和他们见了面。从当时的照片可以看到,三十四岁的丁玲略微发福,一身戎装;二十七岁的萧红则形象亮丽,衣著入时。
丁玲在后来的回忆文字中这样描述萧红:那时山西还很冷,很久生活在军旅之中、习惯于粗犷的我,骤睹着她的苍白的脸、紧紧闭着的嘴唇、敏捷的动作和神经质的笑声,使我觉得很特别,而唤起许多回忆,但她的说话是很自然而真率的。我很奇怪作为一个作家的她,为什麽会那样少于世故,大概女人都容易保有纯洁和幻想,或者也就同时显得有些稚嫩和软弱的缘故吧。但我们都很亲切,彼此并不感觉到有什麽孤僻的性格。我们尽情地在一块儿唱歌,每夜谈到很晚才睡觉。
—〈风雨中忆萧红〉
我读这段文字时,一直在想,萧红究竟唤起了丁玲什麽样的回忆?是对她自己初登文坛时的回忆吗?两人同框的不多的照片中,可以看出她们的相处是愉快的。
此后,她们和西战团一行人一起去了西安,路上大家还一起编抗战剧《突击》,到西安就排练上演了。到西安之后,丁玲曾经和聂绀弩一起去了一次延安,萧红则和端木蕻良留在西安。丁玲和聂绀弩返回西安的时候,萧军同行,此时丁玲和萧军对彼此印象非常好。
李欧梵教授曾经在和我的访谈中评说:
「丁玲是第一个女作家,把女性心目中的男性形象赤裸裸的表现出来了。莎菲喜欢两种的男性典型,一种是典型中国文人,五四知识分子的典型,她觉得不够刺激;一个是长得很卤莽,用现在的话说,她身体的欲望被引出来了。我猜丁玲的生命力非常强,个性也非常强,一个敢做敢为的女性。虽然她的文学技巧不是那麽好,她在五四时期的重要地位是不能够磨灭的。在个性上萧军和丁玲比较相近。」
在西安,萧红与萧军终于分了手。后来在延安,有相当一段时间,丁玲和萧军保持着亲密的关系。萧红并非一开始就不想去延安,但是丁玲身上的延安「特质」,是令她对延安却步,这一点梅志的回忆虽一笔带过,却很清晰。梅志本人听说延安有保育院,也动过去延安的念头,不过她的丈夫、著名评论家胡风,却对延安很有保留,选择到比较自由的香港。
在延安,萧军已经开始的小说《第三代》一直未能完成,整部萧军的《延安日记》中,想尽地记载了他不能写作的苦恼,他的创作因为种种原因停滞了。当年和他写作竞赛的萧红则持续地发表作品。事实上,萧军的情况在延安很普遍,丁玲也是为数不多可以持续创作的作家之一。在大时代、大动乱之中,丁玲到了前线,随笔中就写出前线战士的日常,萧红在后方,仍旧可以写出战时后方的日常;她们都不会像很多男性作家,因为触摸不到大时代的脉搏而写不出作品。
梅志:「我们俩都在为做一个女人而叹息」
梅志比萧红小三岁,二十岁就和胡风结了婚。在上海,胡风是鲁迅晚年往来很多的弟子之一,梅志也因此常去鲁迅家里,和许广平、萧红都有不少谈话。给《生死场》做了跋的胡风十分欣赏萧红,在家里、在萧军面前都夸讚过萧红的才华。梅志回忆萧红的〈「爱」的悲剧—忆萧红〉里面写的几乎都是日常。
梅志没有直接夸讚萧红的小说,而是以日常对话的形式,写出她曾问胡风为什麽《生死场》并不符合流行的「小说作法」,胡风还笑她迂腐。她通过和萧红接触,才知道北方人很多不同的生活习俗。
胡风在一九三七年办了《七月》杂志,萧红萧军都是早期的撰稿人,大家又一同在年底避难到达武汉。由于住的不远,梅志与萧红经常见面,又以日常对话的形式,记录了两个人关于两位外国女作家作品的讨论。关于美国作家史沫特莱自传性质的《大地的女儿》,梅志记录两人有如下对话:
萧红:你看过这两本书了,喜欢吗?喜欢哪本?
梅志:喜欢《大地的女儿》,读了它使人感到应该追求理想,为理想而斗争……她坚强勇敢,从小就反抗旧社会的不平等,尤其是男女不平等。你看她后来就敢同一个亡国奴印度人结婚。
萧红:是这样,还有呢?
梅志:总之我读了很感动,她是一个勇敢的人,同情弱小民族的人,同情被压迫者,对吗?
—〈「爱」的悲剧—忆萧红〉
梅志觉得自己的见解疏浅,希望听听大作家萧红怎麽说,但是萧红后来发表的读后感并不令她满意,她觉得萧红是不善于写评论的。这个说法有一定道理,尤其是对照胡风那些洋洋洒洒的论述,萧红的评述的确太短、太不全面了。
萧红在〈《大地的女儿》与《动乱时代》〉一文中这样写道:
男权中心社会下的女子,她从她父亲那里就见到了,那就是她的母亲。我恍恍惚惚地记得,她父亲赶着马车来了,带回一张花绸子。这张绸子指明是给她母亲做衣裳的,母亲接过来,因为没有说一声感谢的话,她父亲就指问着:「你永远不会说一声好听的话吗?」男权社会中的女子就是这样的。
她哭了,眼泪就落在那张花绸子上。女子连一点点东西都不能白得,哪管就不是自己所要的也得牺牲好话或眼泪。男子们要这眼泪一点用处也没有,但他们是要的。而流泪是痛苦的,因为泪腺的刺激,眼珠发胀,眼睑发酸发辣,可是非牺牲不可。
对史沫特莱关于性别、关于阶级的表述的认同,萧红在此已经表达得很清楚了,不过她捕捉的点仍旧是一个日常的场景。人生悲苦、丑恶,但萧红觉得「《大地的女儿》的全书是晴朗的,艺术的,有的地方会使人发抖那麽真切」。完成了上面的评论,萧红笔锋一转,说要把看书那天的情景也记录下来。那天天气晴朗,为了要准备与史沫特莱的对谈,她借来《大地的女儿》重读,受到感动,忍不住称讚的时候,书却被两个男作家拿去,传来传去,还放在地上,对封面上的裸女设计开着玩笑。
在武汉的时候,友人为梅志和萧红拍了一张照片,中间是梅志和胡风的大儿子晓谷,这是一个非常珍贵的影像。梅志的文字之中,也包括了她自己性格中率直,甚至略微卤莽的一面。两人又在重庆见面时,梅志刚刚生了女儿不久,「好像他乡遇故人一般亲热」。
看来她也很高兴,就坐在我牀边上,并且还看了看一团血红的小婴孩。……我们俩都在为做一个女人而叹息,我的大孩子玩得满头大汗地进来了。他高兴地叫着萧姑姑。萧红说:「他长高了,可是瘦了。」我再一次的仔细的望望她说:「你倒比过去胖了,精神也好,穿上这衣服可真漂亮。」她高兴地笑了:「是我自己做的,这衣料、这金线、还有这铜扣子,都是我在地摊上买的,这麽一凑合不是成了一件上等的衣服了吗?」
—〈「爱」的悲剧—忆萧红〉
梅志记得有次刚刚得到萧军从兰州寄来的信,里面有他和新婚妻子的照片。这时萧红来了,梅志未加思索就让萧红看了照片,萧红黯然:她手里拿着照片一声不响,脸上也毫无表情,刚才的红潮早已退了,现出白里透青的颜色,像石雕似的呆坐着。
我发慌了,后悔了。想不到她对萧军还有这麽深的馀情!看得出她心里是痛苦、失望、伤心的。这张照片对她该是一个不小的打击,但又是必然要来的一个打击。
—〈「爱」的悲剧—忆萧红〉
这次之后,萧红再也没有来过胡风、梅志家里了。后来萧红在香港生病,胡风去看望她,老朋友才见了面,但是梅志没能随行。
杨刚:她死了,到处是这样的鸦雀无声
一九四○年一月,萧红和端木到达了她人生的最后一站,香港。在欢迎会、演讲、纪念鲁迅的活动之后,萧红陷入寂寞。她给白朗写信,说自己在香港「没有交往,因为没有推心置腹的朋友」,希望在冬天回到重庆,但终究没有回去。
如一手把萧红作品系统介绍到西方的汉学家葛浩文所说,她在香港的寂寞与在东京的寂寞不同,刚到东京时她如坐针毡,但是在香港,乡愁却有效地转变成了文字:短篇杰作有《北中国》和《小城三月》,长篇作品则有《马伯乐》和《呼兰河传》。
从地理上说,到达香港时,萧红到达了离家最远的地方;从时间上说,到一九四○年萧红已经离开故土六年时间。她预感自己的生命不会太长,但可能也没想到会如此之短。我觉得正是这种漫长时间和遥远空间的撕扯,让萧红必须通过写作来抚慰乡愁。
当《呼兰河传》写出来的时候,这个跨越了小说、人类学、民俗学的文本,竟然大胆地採用类似电影剧本式的写法,时空平行,画面生动,不刻意照顾逻辑和转场,把一个地方的人和生活,通过一个个日常场景,铺陈在纸面上。《马伯乐》也同样令人惊讶,其中的讽刺与幽默,向读者展示的是一个没见过的萧红。
如果说到萧红和老朋友在香港的交往,就必须说到史沫特莱。一九三六年三月她在鲁迅先生家见过面的史沫特莱,一九三八年在武汉两人就《大地的女儿》进行过交谈。一九四一年三月,史沫特莱到香港乐道看望萧红,惊讶于她的贫困,在后来的两个月里,努力照顾过她,但是史沫特莱很快就走了。她把萧红的《马房之夜》带去美国发表,交给《亚洲》杂志发表,但萧红没能收到编辑海伦斯诺寄出的二百港币的稿酬。在访问中,洛枫感叹,萧红在香港一直被当成一个传奇:
「她一生人都希望有一个家、有一个根,因为当时动盪很厉害,她不可能安居乐业。她对于故乡、原乡,可以说是一种永远的缺或者失,她回不去童年、回不去东北,离开了这个时间和空间之后,她在整个中国内地,接着去到日本,再来到香港,全部都不是她的根,她是定不下来的。最后这个殖民地她要安定,但其实也不是安定,连骨灰也一分为二,我觉得很贯彻她一辈子的人是被撕裂了,或者是被飘盪的情况,骨灰也是扬散了。」
东北作家骆宾基陪伴萧红度过了人生最后四十天,其间香港沦陷。最后来看望她的友人中,有当时《大公报》的编辑杨刚,她可能是最后见到萧红的女性友人。研究者常楠注意到杨刚给胡风的两封有关萧红的信,让她感受到「尘世之冷,才女之殇」。她们原本的关系并不密切,我们无从知道当时病中的萧红是什麽样的面貌,但是两次看望萧红显然令杨刚不能释然。
萧红一九四二年一月在香港病逝,朋友们过了一段时间才听说。一九四二年五月,在桂林的骆宾基在〈萧红逝世四月感〉一文中写道:「萧红逝世四周月了,而朋友们都是哑然无声。」
五月一日,延安文艺界举行了萧红追悼会,丁玲致开幕词,萧军介绍萧红生平,白朗和其他作家也参加了会议,不过国统区的友人们没有看到纪念文章。六月一日,萧红三十一岁生日那天,杨刚写信给胡风,表达了类似骆宾基的不安:
「你是很知道萧红的。她死了,到处是这样的鸦雀无声,简直好像死掉一隻老鼠一样——就是老鼠—在鼠群中,也还不会有这样寂寞。我想,这样寂寞,你一定看得很难受吧。」
写信之后第二天,杨刚仍不放心,乾脆去拜会了胡风。六月三日,再次写信给胡风说:
「昨日你谈萧红,觉得很难过,想了很久。……其中一点,就是你提出来的说没有什麽人用善意待她。我以为这点十分要紧。不知是否可以让它在全文中稍作一点分量。这种以捧杀人完全缺少爱惜和关切的现象太可怕了。」
《漂泊者萧红》一书的作者林贤治指出,萧红和萧军分手后,东北作家几乎群体背叛了萧红。的确是经过了一段不短的时间,众人才能够慢慢回忆萧红,叙述在萧红漂泊人生中和她的短暂相遇,以及和她相处时的日常,萧红的故事竟也透过这些日常的片段,得以流传至今。原载《星期日明报》2019年1月6日,经作者修改、授权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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