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忘记的“狐狸”与“看不见的历史”

有人曾用“勘破狐狸窗”一词作为解读日本文化的暗喻。长久以来，狐狸这一形象和日本文化之间有着不解之缘。上海译文近日出版的日本哲学研究者内山节著《日本人为什么不再被狐狸骗了？》一书，从传统民俗、思想文化、历史哲学等彼此密切相关的话题切入，为我们打开了一扇了解日本近代化进程的奇特的“狐狸窗”。提问式的书名首先给人一些思考：狐狸为什么能够骗人？狐狸骗人的故事又为什么在1965年以后的日本消失了？这些问题初看也许会让许多读者觉得困扰——狐狸骗人这种匪夷所思的体验究竟是什么样的，1965年这个时间点又发生了什么样的奇妙变化？事实上，日本历史上“消失”了的故事可远远不止骗人的“狐狸”，还有各种作为历史潜流的“看不见的历史”。

虽然本书的问题缘起来自内山节自己的生活体验，但在这本书中有许多问题能够与网野善彦、吉见俊哉等学者的研究形成共鸣。更为重要的，是作者将狐狸的“消失”与日本的“近代化论”相结合，产生的历史哲学问题意识。在日本的近代化进程中，由“文明开化”开启的“理性”认识改变着日本传统的“自然”。“自然”在翻译上从汉文的“自然而然”转向指代自然科学领域的“自然界”，在这一过程中，人与“自然而然”的状态渐渐失去了联系。在日本文学史上，文学创作的核心要素之一便是日本的自然观，前近代日本文学创作者通过与自然的接触以及“生命体验”得以生产出各种具有“灵韵”的文化产品。伴随着“科学与理性”认识的不断深入，曾经日本文化中由具体的“感觉”与“体验”中延伸出的文化观、生命观、自然观等多元立体的幻想，事实上逐渐被近代化带来的合理认识取而代之。从这种意义上说，那消失的“狐狸”，也意味着一种人的具体感知上“灵韵”的消逝。

消失的“狐狸”：战后日本社会发生的变幻

“狐狸骗人”是曾经日本社会中流传着的怪谈，现实中人们感到无法解释的事情，往往用“被狐狸骗了”来解释。这些故事在今天的人们看来是荒唐的附会，但是在过去的日本村落共同体中，这些故事得到了村民们的认同，并没有人刻意去探索其真伪。内山在书中刻意提到了1965年这个时间点，作为“狐狸骗人”消失的时间分界。但事实上，这个时间点更多是内山自己的一种时间体验：在内山看来，1965年以后日本再也没有“狐狸骗人”的故事产出，因而这一年具有重要意义。从时间上看，1964年的东京奥运会的举办与战后日本第三大经济景气“奥林匹克景气”可谓战后日本经济高速增长期的里程碑。在1958年到1964年，日本经历了一次消费革命：家用电话开始普及，人们通过电话线拉进了彼此的距离。黑白电视与彩电也先后进入日本大众的家庭。事实上，“狐狸”故事的消失与电视的普及也有着密切的联系。

电视的传播性能够有力地将现代社会的科学、理性常识普及到具体的家庭，也容易让人们有种“所见即事实”的感觉，更依赖于来自电视的信息传播。明治日本虽然推行了“言文一致”，创造了统一的书面语，但是村落共同体的人们仍然能够通过口语的形式口口相传自己的认识。而口口相传最容易造成的就是主观上对事实的夸大和渲染，关于狐狸的各种传说也就广为传播，电视的出现可以说从信息源上让人们得以忘却“狐狸”。也正如学者吉见俊哉指出的那样，电视的普及极大影响了人们对现实的判断，是战后日本发展过程中的演绎-生成装置——“电视台是（1960年代以来）众多日本人所共同怀有的欲望及心理映像的最大培育器”。

在战后日本教养主义的普遍化、大众文化的发展和教育入学率的提升下，人们往往容易建立一种高度同质化的认识，或者说现代社会的“常识”。一切都已经是被科学解释合理化的可知之物，曾经神秘莫测的怪谈为什么产生的问题则被理性的单一解释忽视。那些关于“狐狸骗人”的故事，在人们心里会下意识认为这只不过是并不存在的玩笑，而不会像曾经没有接受过这种一元化认识、具有丰富生命感知的人们那样通过传统共同体的交流信以为真。比起通过村落共同体口口相传流传的故事而认同其真实性的情况，个体的世界观认识更容易接受教育和传媒带来的“常识”，从认知世界的源头上就具有“理性”而缺乏感知力。那些不合理的认知逐渐“不可见”，失去了其存在的根本精神基础：人不再与“狐狸”建立直接的传统的交流，不再从自然界里读取信息。村民逐渐外出务工，怪谈存在的空间越来越小，脱离了村落共同体这个空间，村民和近代化的世俗世界的联系越来越深，山林之间那“自然”的原乡逐渐陌生了。加上战后对山林的进一步开发，留给狐狸的自然存在空间也已经不多了。

在这种历史背景下，怪谈渐渐不再出现于山林乡野，而是以“都市传说”的面貌出现，但许多“都市传说”的内核素材恰恰来源于都市工作、生活的人们与原乡之间那段渐行渐远的联系。不少“都市传说”题材的创作中，便有在城市务工的角色想到曾经在故乡山林曾经发生过的怪谈而特意回来寻迹的桥段，这也是一种精神意识上对“原乡”的再发现。逐渐“退场”了的乡野怪谈尽管失去了人与自然“非理性交流”的感知基础，但仍然有了“理性”下新的归宿。各种基于怪谈而创作的文化产品通过电视向观众们放送，观众们在意识到其本质的同时不再惧怕这些曾经神秘莫测的怪谈，而是心安理得地在电视前将其作为生活中的文化消遣观看。各种各样的山林传说和怪谈元素，也为各种亚文化产品的创作提供了极大的素材库。

大树下的树根：那些“看不见的历史”

日本社会史家网野善彦曾在其一系列著作中梳理出了中世日本社会史上“文明化”的变革期：中世具有未开的“野性”的日本，逐渐通过社会原理与观念意识上的变化，向着“文明化”转换。例如，在中世前期的日本社会，从事屠宰与清洁等职业的社会群体因为与“污秽”这一特殊问题有关，成为一群由于拥有清除“污秽”的能力而与众不同的、带有神圣色彩的专职业者。但室町时代开始，人与自然的关系发生了巨大变化，社会“文明化”的同时人们对于“污秽”的恐惧感也逐渐消退，“污秽”变成了不洁的、肮脏的和需要避讳的东西，更接近现代人对于污秽的感觉，艺能民们的社会地位日趋下降，最终在江户时代成为了被歧视的社会群体“部落民”。

从本书作者内山节所举的例子来看，江户时代的庶民对于“灵”的理解事实上比起中世日本更通俗化了，原先山林中神秘的“灵”进入了日常生活，开始与人类打交道。到了明治时代，则逐渐转变为无视“灵”，反映的是人们生命体验的变化。在战后经济高速增长期的背景下，经济景气让日本国民们看到了未来的希望，经济成为了支配战后日本的“神”，自然的价值也由经济的价值来衡量。不幸的是，这种观念也导致了战后日本经济高速增长期出现了各种环境公害问题。

在今年的日本历史向动画《擅长逃跑的少主》剧情中，信浓的神官诹访赖重在与少主北条时行的对白桥段便借台词设计复述了网野善彦上述的史学观点，并对北条时行感叹：“您所在的游戏场，将来也会融化。在这时代的变革期，请不要留下任何遗憾，尽情玩耍吧！” 这可以说是网野善彦历史学与动画文化产品的又一次梦幻联动。从中我们能够意识到，许多前近代历史语境中的常识已经是“消失”和“看不见”的，更无法被现代人的生活常识所理解。随着对自然的进一步认识与开发，以及更“理性”的时代到来，一部分曾经的“野性”必然消失，取而代之的则是“文明”。从中世到近世再的近代的日本社会，人们基于“生命体验”的感知从走向日常化、通俗化再到转型为理性化、扁平化，从而不再会“被狐狸骗”。

内山节的问题意识，主要来源于他在群马山村中的具体生命体验。内山常年在群马深山里的上野村与东京之间往返，在城市写作教学，在乡村跑田野，时间分配上是“半年都市、半年乡村”。因而，自然与人的关系与地域共同体的重建成为内山的研究课题。在东京进行着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双向的近代化进程时，群马的山村直到昭和二十年代（1945—1954）还保留着当青壮年负债累累时，其家人可以“上山”求生存的机制，可以无视森林的所有权利用山林资源，直到青壮年在城市赚够钱回来为止。内山指出，这种“上山”机制是村落共同体针对生活困难的人实施的救济制度，也是一种“修行”。事实上，这也是网野指出的斩断与世俗社会联系的“无缘”原理的延续，这些人同样要面对严苛的山林自然环境，即便有村落共同体提供的最基本保障。即便在近代日本，这种中世原理仍然残留在群马山村村民的精神之中。内山发现，山村的“上山”制度建立在三个要素之上：丰富的山林资源、村民无所不能的求生能力，以及能提供最低生活保障的村落共同体。这便是内山所言的主流历史书写以外的“看不见的历史”，也是王汎森等学者强调的“历史潜流”与“纤维丛”。近代史学的特征是线性史观，强调的是对历史的“超越”，但局限性也在于容易将历史“普遍化”，忽视了其复数性很叠加性。例如以1868年的明治维新为标志展开的近代日本史中，被普遍化的“近代国民国家”日本进程之外仍有这些“看不见的历史”，并且持续到了战后日本经济高速增长期才告一段落。法国历史学家马克·布洛赫以来的史学理论革新，便是从关注制度史转向了关注人类和社会具体的历史。在日本近现代史中，这些“看不见的历史”恰恰“主线”互为表里：虽然明治维新意味着日本近代化的方向被确定，但这些村落共同体的“不变”，反过来推动着近代日本进一步“变”（转型）的压力。

翻译中的启蒙：近代日本的“自然”认识

在近代日本的“文明开化”中，“自然”的内涵也发生了改变。“自然”原本在日语中读作“じねん”，直到明治时代后半，为了表达英语的nature而出现了“しぜん”，这也是对外来词汇的翻译。丸山真男与加藤周一的对谈集《翻译与日本近代》中提到，汉文造词能力是最早吸收异文化语境概念的“翻译”，“自然”（じねん）便是在汉文语境中表示“自发性”的概念，类似“自然而然”、“顺其自然”的表达方式。因此内山节指出，前近代的人们“回归自然”并非“回归大自然”，而是希望回到具有“自发性”的环境以“无我”、“无意识”的状态“自然而然”地生活，而现代日本社会常识中的“自然”（しぜん）则是基于理性和规律认识的“自然界”的。

内山提到的群马山林里的这些村落共同体精神意识的遗存，在中世的日本曾经是普遍认同的行事逻辑，“自力救济”的原理自上而下地通行着。在近世日本的幕藩制国家中，“自力救济”的原理消退，“公方”的支配领域和规范范围开始扩大，人们的身份被明确化。但在近世幕藩国家支配范围外，中世日本的原理仍在群马山林中的村落共同体这样的角落里进行着。明治时代的日本虽然在塑造“国民”上通过“言文一致”的方式重塑着近代日本国民的身份认同，但口口相传的认同仍影响着村落共同体的人们认识具有“自发而生”的“自然”的思考。当战后日本的科技进一步发展、具有强传播力的电视普及之后，人们不需要直接接触现实世界就可以认识到自己曾经难以想象的环境。

“自然”（しぜん）的一切在战后日本渐渐能够被人们普遍地认知，这是通过电视这个形塑战后日本社会的重要传播装置实现的。曾经的怪谈在电视频道的合理解释面前变得平平无奇甚至是可笑的，人们对曾经具体可感知的“自然”的认识产生了线性解释和扁平化的特征。虽然人们的认识确实走向了合理化，但是缺失了具体的“生命体验”，对于“自然”的感觉已经大大钝化，也就钝化了最重要的思考能力，这也是作者所担忧的问题。作者提到的关于“看不见的历史”的历史哲学课题，意在阐释历史的复数性、多元性：在村民们所处的历史中，有被智性赋形的历史，有被身体传承的历史，也有以生命传递的历史。在日本的传统社会中，个人就是在这三种历史中诞生的个体，是与三种历史密切相关的“我”。而只剩下了单独存在的“智性”，而缺失了“生命体验”与“身体感知”，所见所闻所感也就容易变得僵硬了。日本人“不会被狐狸骗”后智性认识的不断深化，存在着内山节基于历史哲学视角对“近代化论”作出的修正与反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