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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杰：晋阳与北朝后期的东西战争

宋杰

2024-11-29 10:25

北朝后期，地处山西高原中部的晋阳（今山西省太原市）在政治、军事上的地位陡然提升，从尔朱荣盘踞此地势力壮大后南下入洛、控制朝政，到高欢在当地设置霸府（大丞相府）总揽国务，并将东魏军队的主力屯驻于并州及其附近。高氏取代元氏建立北齐王朝后，继续执行先人的国策，以邺城为都城、晋阳为别都，历任皇帝多居于晋阳，使其在事实上成为全国的军政中心。东魏、北齐与其对手西魏、北周交战的时候，屯集大军于晋阳及周边地区，这一地域对双方攻防战略的制定产生了重要影响。直到晋阳的齐师主力南下救援晋州并遭到击溃，晋阳最后被周武帝领兵攻陷，北齐政权也最终垮台。晋阳为什么在当时受到如此重视，学术界对此多有讨论，但是它对北朝后期的东西战争及其攻防战略产生了哪些作用，则尚未有详细深入的研究。有鉴于此，本文试对上述问题进行探讨。

晋阳古城遗址

高欢以晋阳为军政中心的战略布局

高欢，字贺六浑，自称渤海郡修县（治今河北景县东）人，出身六镇兵户之家，“累世北边，故习其俗，遂同鲜卑”。北魏末年六镇起义时，高欢率众先后加入了杜洛周、葛荣和军阀尔朱荣的队伍。高欢因智勇兼备、气度深沉而恢宏，很受尔朱荣器重。尔朱荣曾询问左右，自己若去世后谁能统率大军，左右都回答是尔朱兆，他却说：“此正可统三千骑以还，堪代我主众者唯贺六浑耳。”尔朱荣被魏孝庄帝暗杀后，尔朱兆领兵再入洛阳，将孝庄帝绑架至晋阳后，将其杀害。高欢此时任晋州刺史，有心反叛而实力单薄，恰逢葛荣部下余众二十余万人流入并州、肆州，“为契胡陵暴，皆不聊生，大小二十六反，诛夷者半，犹草窃不止”。高欢趁机诱骗尔朱兆将剩下的“六镇反残”编入自己部下，到山东去躲避灾荒，随后依靠这股力量与河北豪强的支持，在信都举兵反抗尔朱氏的统治。他接连打败尔朱兆，进据邺城、洛阳，拥立魏孝武帝元修，自任大丞相、太师。永熙元年（532年）七月，高欢率兵进攻并州，占据晋阳，尔朱兆逃到肆州秀容（治今山西省忻州市西北），次年正月尔朱兆被消灭，于是高欢控制了山西高原、河北平原和山东半岛，成为中国北方势力最强大的军阀，他将晋阳附近作为军事和政治重心，以震慑其他地区。永熙三年（534年）七月，高欢与魏孝武帝的矛盾激化，高欢从晋阳领兵南下进据洛阳，魏孝武帝逃往长安，投靠宇文泰。高欢追击不及后，于九月回到洛阳，另立孝静帝元善见，北魏王朝至此分裂为东魏和西魏。在东魏政权建立前后，高欢为了应对各种威胁，作出了以下战略部署。

（一）立晋阳为霸府，屯重兵于并、肆、汾州

早在永熙元年（532年），高欢进入并州驱逐尔朱兆时，就将霸府设置在晋阳，以统治所辖区域。他的主力军队则部署在晋阳周围的并、肆、汾三州境内，其地域范围相当于今山西省太原盆地和忻定盆地。北魏末年六镇起义后，当地军民纷纷内迁，边疆失守，朝廷被迫在并、肆、汾州侨置恒、燕、云、朔、显、蔚六州，以安置原来北边三州（恒、燕、云）及六镇的移民，称其为“六州鲜卑”。高欢当年就是依靠这股力量起兵，打败尔朱氏集团的，高欢领兵回到晋阳后，仍安排他们居住在原地。对此，王仲荦总结道：“北齐神武帝高欢实以此六州鲜卑兆基霸业，故北魏东魏先后于并、肆、汾侨置六州，以居此六州鲜卑军士。”由于并、肆、汾三州在军事、政治上非常重要，又设并肆汾大行台来统领。

分布在并、肆、汾三州及境内侨置州郡的鲜卑军士，即高欢麾下的主力部队，战时聚集在晋阳待命出征，因此被当时人们称作“晋阳之甲”。这支部队的人数前后有所变化，在永熙三年（534年）高欢入洛之前，晋阳可出动十二万人，这还不算留守的军队。高欢对孝武帝上表曰：“臣今潜勒兵马三万，拟从河东而渡；又遣恒州刺史库狄干、瀛州刺史郭琼、汾州刺史斛律金、前武卫将军彭乐拟兵四万，从其来违津渡；遣领军将军娄昭、相州刺史窦泰、前瀛州刺史尧雄、并州刺史高隆之拟兵五万，以讨荆州。”这就是他在晋阳附近的部队，不包括“山东兵七万、突骑五万”。高欢拥立孝静帝后，至天平元年（534年）十月，亲自指挥从洛阳迁都邺城，“事毕还晋阳。自是军国政务，皆归相府”。晋阳随即成为全国实际上的军政中心，邺城的东魏朝廷只是徒具形式而已。主管河南、河北诸州丁帐及发召征兵事务的外兵曹，还有掌管马匹饲养、征集事务的骑兵曹，都脱离尚书省而归属大丞相府，由高欢直接统辖，北齐建立后分别改称为外兵省和骑兵省。他还吞并了原来北魏在河南的近十万人马，势力更加强大。天平四年（537年）东魏发动沙苑之役，“神武（高欢）西讨，自蒲津济，众二十万”，经此一役，达到了其全盛时期。至北齐末年国力衰弱，后主从晋阳发兵南下援救晋州，仍能出动十余万人，由此可见当地兵力之强盛。

（二）迁都邺城，置于晋阳霸府兵力控制之下

北魏自孝文帝南迁以来，洛阳作为其都城已有数十年，它的缺陷有三：一是其位于天下之中，在战乱之时四面临敌而不够安全；二是其地处豫西丘陵山地之间，平原狭小，物产有限，平日尚需要关东的漕运接济，若是遇到灾荒则难于度日；三是其距离北方的经济重心河北平原、山东半岛稍远，不易对这些地区进行统御；而邺城就在经济重心附近，周围物产丰饶，供给便利，驾驭应手。汉初张良曾对刘邦说洛阳“其中小，不过数百里，田地薄，四面受敌”。慕容垂也说：“洛阳四面受敌，北阻大河，至于控驭燕赵，非形胜之便，不如北取邺都，据之而制天下。”御史崔光等亦向北魏孝文帝建议：“邺城平原千里，漕运四通，有西门、史起旧迹，可以饶富，在德不在险，请都之。”高欢在领兵入洛之前，洛阳地区因频频受到战乱破坏而日益衰弱，因此他曾向孝武帝提议：“以为洛阳久经丧乱，王气衰尽，虽有山河之固，土地褊狭，不如邺，请迁都。”但是这一提议遭到拒绝，因而高欢就截断了河北对洛阳的漕运来威胁孝武帝，“于白沟虏船不听向洛，诸州和籴粟运入邺城”。东西魏分裂后，洛阳“西逼西魏，南近梁境”，面临的形势更为不利；而且该地距离高欢的霸府晋阳较远，又被黄河阻隔，与其建立联系和控制不便，不如将都城定在邺城，以晋阳加以控御更为近便，为此高欢下了迁都的决心。“神武以孝武既西，恐逼崤、陕，洛阳复在河外，接近梁境，如向晋阳，形势不能相接，乃议迁邺。”傀儡孝静帝不得不服从，“诏下三日，车驾便发，户四十万狼狈就道”。此后东魏直到北齐末年，始终延续了以邺城为都城、晋阳为别都的政治格局。

高欢在入洛之前，曾给孝武帝上表说他拥有“山东兵七万”，这是在太行山以东河北平原和山东半岛的全部兵力。孝武帝西奔长安前，曾“亲勒兵十余万屯河桥”。后来他逃往关中，“六坊之众从孝武帝西行者不及万人，余皆北徙”。胡三省注：“魏盖以宿卫之士分为六坊。”剩下的部队多随孝静帝北迁到邺城，可能还有一部分留在河南戍守或随高欢回到晋阳。守备邺都的兵力有多少，史籍未有明确记载，大约会有数万人，其数量与战斗力都远不如晋阳的主力部队，双方实力对比悬殊，因此齐主高湛对侍中高元海说：“以邺城兵马抗并州，几许无智！”

东魏元氏皇帝居住在邺城，他在名义上是高欢的国君，但在实际上仍属于高欢潜在的敌人，高欢需要密切关注邺城的政治动向，防止东魏皇帝及其皇族、贵戚与拥护元氏的大臣们发动政变，从而摆脱他的控制而自己掌权。从政治上来说，高欢居住在邺城也不太安全，必须吸取尔朱荣被孝庄帝在洛阳暗害的教训，而且他在朝内树敌较多，不如在自己的根据地晋阳更为可靠。而朝中万一发生动乱，从晋阳所在的太原盆地居高临下东行，大军能够迅速开赴邺都所在的河北平原。严耕望曾论述：“武平七年十二月丁巳夜，帝弃晋阳东走，庚申至邺……则自晋阳至邺才三日。”这也说明了两地交通之便利。为了对邺都实行严密的控制，高欢及其后北齐的统治者频繁往来于晋阳与邺城之间，据毛汉光统计，东魏北齐四十三年之间，“高氏执政者共穿梭三十七次，驻在晋阳的时间约二十九年，在邺都的时间约十四年，在晋阳的时间为在邺都的时间之倍”。

（三）分兵据守河阳，遇急则派晋阳主力南下支援

古代中国的北方曾以函谷关（今河南省灵宝市西）或崤山（今河南省三门峡市境内）为界，分为东西两大区域，称作关东、关西，或山东、山西，这也是东魏和西魏立国的基本统治地区，双方的经济重心是华北平原与关中平原，而沟通这两大区域最为便捷的道路就是豫西通道，自潼关东行，穿过崤函山区至洛阳盆地，再向东过偃师、巩县、虎牢、荥阳，即进入豫东平原。这条道路的枢纽是号称“天下之中”的洛阳，该地四通八达，总绾几条干道，西魏若是沿豫西通道进军关东，洛阳是其必经之地。东西魏分裂之际，宇文泰挟持孝武帝逃往关中，高欢追击到豫陕边境，并留下兵将驻守。“命行台尚书长史薛瑜守潼关，大都督库狄温守封陵（风陵渡）。于蒲津西岸筑城，守华州，以薛绍宗为刺史。高昂行豫州事。”东魏豫州治今河南省汝南县，与萧梁及西魏接壤，高昂（字敖曹）即行豫州事管理当地的军政事务。另外，高欢还在河南留下了窦泰和侯景两员大将，但未设一名主帅统领。天平二年（535年）四月，萧梁遣元庆和攻城父（治今安徽省亳州市东南），“丞相（高）欢遣高敖曹帅三万人趣项，窦泰帅三万人趣城父，侯景帅三万人趣彭城，以任祥为东南道行台仆射，节度诸军”。可见高昂、窦泰、侯景各自的部下至少有三万人，由此看来，东魏在黄河以南的驻军应有十万以上。上述战役之后，侯景留在东线，筹措并入侵萧梁的淮南，被梁将陈庆之击退。豫西的东魏守军剩下窦泰与高昂两部。虽然后来西魏收复了华州和潼关，但是国势仍然较弱，无力大举东征，洛阳暂时没有受到威胁。

函谷关

天平四年（537年）正月，窦泰在小关（今陕西省潼关县东）兵败自杀，东魏在豫西的军队受到重创。十月，高欢在沙苑（今陕西省大荔市西）大败，西魏趁机东进至洛阳，占据河南多地。高欢于是调侯景回到河南主持军务，元象元年（538年）二月，“东魏大行台侯景等治兵于虎牢，将复河南诸州”。高昂则担任侯景副手，“复为军司大都督。统七十六都督，与行台侯景治兵于武（虎）牢”。值得注意的是，东魏在河南的防守战略发生了重大改变，即放弃洛阳城，将重兵集结在洛阳东北的河阳。河阳古称孟津，是黄河中游的著名渡口，自西晋以来便架设浮桥，方便通行。严耕望云：“此桥规制宏壮，为当时第一大桥，连锁三城，为南北交通之枢纽。渡桥而南，临拊洛京，在咫尺之间。渡桥而北，直北上天井关，趋上党、太原；东北经临清关，达邺城、燕、赵；西北入轵关，至晋、绛，诚为中古时代南北交通之第一要津。”洛阳由于市内居民迁徙到邺城，成为一座庞大的空城，因而不易防守。高欢将河南军队屯集到河阳，可以防止敌军北渡；西魏兵马若想经过洛阳东进，则要顾虑其后援、粮草会被河阳守军截断，必须先攻占河阳，消除其侧翼的威胁，才敢放心东行。河阳在北魏孝文帝时曾在北岸渡口筑有城池，为了加强当地的防务，高欢在沙苑战败的次年，即元象元年增筑中潬城和南城。中潬城是在黄河中流沙洲上建造的城垒，见《元和郡县图志》卷5：“中潬城，东魏孝静帝元象元年筑之。”此城有内外两道城墙，见《三城记》：“中潬城表里二城，南北相望。”南城的作用是保卫南岸渡口与浮桥，是后来当地军队指挥机构河阳道行台的驻地。《太平寰宇记》卷52：“又有南城，与（河阳）县接，乃东魏元象二年所筑，高齐于其中置行台。”笔者按：此处“二年”有误，应为“元年”，因为元象元年（538年）八月东西魏河桥之战中已有河阳南城，《北齐书》卷14《高永乐传》、卷21《高昂传》均有记载，可见该城筑于此次战前，应是和中潬城同时建造的。高欢对河阳南北二城守将的任命可见《通典》卷177：“（河阳北城）孝文太和中筑之，齐神武以潘乐镇于此，又使高永乐守南城以备西魏，并今城也。”

东魏对河南洛阳地区的防御策略是：如果西魏大军沿豫西通道进攻，即由河阳驻军凭借坚固的城池进行阻击，同时派遣晋阳的军队主力前来救援。上述部署在实战中相当奏效，中潬城和南城建成后的元象元年（538年）八月，宇文泰率领西魏兵马东征，侯景在河阳桥南迎击，“北据河桥，南属邙山，与泰合战”，结果先败后胜，迫使敌兵撤退。“东魏太师（高）欢自晋阳将七千骑至孟津，未济，闻魏师已遁，遂济河，遣别将追魏师至崤。”从此以后，东魏在河阳固守、等待晋阳援军南下的战略始终不变，并在北齐时期得到了延续，多次挫败了西魏、北周大军的进攻，详情见后文。

晋阳及附近地区为什么能成为东魏北齐屯驻主力部队、设置霸府和朝廷进行统治的军事政治重心？其原因较为复杂，特分述如下。

首先，太原盆地具备利于防守的地理条件。高欢打败尔朱兆后，“以晋阳四塞，乃建大丞相府而定居焉”。所谓“四塞”是说晋阳周围群山环绕，其东有太行山为屏障，阻隔华北大平原；其西有吕梁山与黄河作为襟带，成为陕北高原与并州地区之间的天堑；其北有云中山、系舟山遮护，与忻定盆地相连；其南有太岳山脉隔绝内外。此外，并州在地势上居高负险，从河北及豫北平原进入山西需要艰难攀登，但从太原盆地开赴两地则是居高临下，因势利便，所以称得上是易守难攻的战略要地。顾炎武曾感叹说：“自河内观之，则山高万仞；自朝歌望之，则如黑云在半天。即太原、河东亦环趾而处于山之外也。乃其势东南绝险，一夫当关，万军难越，西北绝要，我去则易，彼来则难。夫非最胜之地哉。”

其次，太原盆地气候适宜，物产丰富。太原盆地的东南两面有山岭将海洋气流阻隔，属于暖温带季风型大陆性气候。由于地势较高，年平均气温要比同纬度相邻的河北平原低3~6摄氏度，与草原气温相近，适于畜牧业。北朝时期，草原马匹进入中原，往往要在晋阳所在的并州饲养一段时间，以逐渐适应中原的气候和水土。如北魏时，“每岁自河西徙牧于并州，以渐南转，欲其习水土而无死伤也”。因此当地也是东魏、北齐饲养军马的基地。齐后主曾赐宠臣穆提婆以晋阳之田，斛律光随即反对说：“此田，神武帝以来常种禾，饲马数千匹，以拟寇难，今赐提婆，无乃阙军务也？”另外，晋阳北邻的肆、恒州也有大规模的官办马场。“河清三年，突厥入境，代、忻二牧悉是细马，合数万匹，在五台山北柏谷中避贼。”骑兵是东魏、北齐军队中战斗力最强的兵种，将主力部队屯集在并、肆、汾州，有利于战马的饲养和就近补充。此外，鲜卑军士本是草原民族，平时愿意居住在温度、水土条件与草原相近的并、肆、汾州，不愿到夏季酷热的河北、山东与河南等地生活。

太原盆地周边的山岭还有煤、铁矿产资源，当地的金属冶炼技术相当发达，北齐政府在那里专门设置了管理冶铁生产的“晋阳冶”，有著名工匠綦母怀文，使用夹钢法锻造宿铁刀，“以柔铁为刀脊，浴以五牲之溺，淬以五牲之脂，斩甲过三十札”。丰富的煤、铁矿产资源与冶炼工艺便于兵器的制造，高欢曾说：“并州，军器所聚”，这也为当地大部队的集结提供了军士所需的武器装备。

再次，太原盆地道路四通八达。太原盆地还是联结西北、东北、中原和塞外的交通枢纽，蜿蜒的河流与峡谷陉道，使并州得以实现对外交通。当时，晋阳通往各地的干线有“并邺道”，即东南到襄垣，再东越太行山脉出滏口（今河北省磁县西北）到达邺城；或走“土门道”，东出井陉（今河北省井陉县西北）后再南下抵邺。又有“并洛道”，即南经上党（今山西省长治市），出天井关到河内（今河南省沁阳县），再从河阳渡黄河抵达洛阳。又有龙门、蒲津道，即沿汾水河谷南下，至正平（今山西省新绛县）折而西行抵龙门（今山西省河津市），再沿黄河东岸南下至蒲津（今山西省永济市）渡黄河后，沿渭水北岸西行到长安。或由正平南行，在礼元（今山西省闻喜县北）穿过峨眉台地，进入运城盆地后沿涑水到蒲津，与前一条道路汇合。还有平城道，即北经马邑（今山西省朔州市）到北魏古都平城（今山西省大同市），再北行或东北行出塞；或由马邑北上经杀虎口（今山西省右玉县北）出塞。

最后，晋阳具有重要的地缘优势。除了上述各种条件，当时全国政治、军事形势的特殊性使晋阳及所在并州的地理价值极为重要，这一地缘优势促使高欢下定决心，将其作为霸府别都，并将东魏的重兵屯集于此。详述如下。

其一，晋阳迫近西魏的领土。对于高欢来说，当时的主要外敌是关西的宇文泰和南朝的梁武帝萧衍。这两个敌人当中，宇文泰威胁最大。因为梁武帝昏聩，朝政紊乱，无力北伐。而宇文泰精明强干，握有重兵，又挟持魏帝和东魏诸将家属，是高欢的心腹之患。在追击孝武帝的进军行动中，东魏占据了汾北与河东，在黄河沿线与西魏直接对峙，无论是进攻还是防御，西魏都是高欢的首要目标。屯兵晋阳，外有河山之固，敌军难以入侵；距离西魏边境又不甚远，兴兵西征较为方便。宇文泰要想进兵中原，必须通过崤函山区的豫西通道，或是走河东的晋南豫北通道，高欢从晋阳南下抵御，既可以走陆路迅速驰援，也能利用汾水顺流运输粮草人马；可谓攻防俱便，这是他屯集重兵于晋阳的重要原因。

其二，此处距离北边柔然势力较近。柔然是生活在中国漠北地区的游牧民族，“其西则焉耆之地，东则朝鲜之地，北则渡沙漠，穷瀚海，南则临大碛”。后来势力一度衰弱，自北魏末年北方发生战乱后，柔然再度强大起来，酋长阿那瓌“勒众十万，从武川镇西向沃野，频战克捷”。即从大漠南下，占领了自今内蒙古武川县西至巴彦淖尔市乌拉特前旗一带，逼近晋北、陕北高原。阿那瓌于是自称可汗，对中原构成威胁。为了减轻北方边境的祸患，东西魏竞相与其通婚结好，西魏文帝和高欢都娶阿那瓌之女为妻。自战国秦汉以来，晋阳就是中原王朝抗御北方游牧民族南下的一座重镇。因此，高欢在晋阳驻扎军队主力，既可以对西魏构成威胁，又便于北向出兵与柔然交战，可谓是一举两得之策。

其三，东赴华北平原有高屋建瓴之势。在东魏的统治区域里，沃野千里的河北平原与山东半岛是经济重心，其粟帛财赋是国家的主要收入来源。为了对上述地区就近治理，高欢将东魏皇帝与朝廷迁徙到邺城，将其作为名义上的国都。由于军事上的需要，高欢屯重兵在晋阳有利于对西魏、柔然作战。如果河北、山东发生动乱，东魏军队的主力“晋阳之甲”可以穿越“太行八陉”中的井陉与滏口陉两条道路，从山西高原顺利下行，迅速开赴华北平原镇压叛变。

综合可见，晋阳正好处在高欢在中国北方的两个强敌—西魏、柔然以及潜在的政敌东魏皇帝的驻地邺城当中，也就是在关中、漠南与河北之间，把重兵和统治中枢机构部署在这里，可以居中策应，便于联络各方，无论哪个地区发生战争或严重动乱，都能利用晋阳四通八达的交通条件迅速赴援。当地的形势险固、物产丰饶，又利于自守，所以据此作为军事基地和政治中心，可以说是非常理想了。

东魏由晋阳南下的主攻路线与西魏之防御对策

东西魏分裂后，两国频繁交锋，东魏政权凭借地广物博，兵马众多，先后向西魏发动过四次大规模进攻，都是由高欢亲自担任统帅，没有委派其他将领来指挥，可见他对掌握兵权的重视。其具体情况分述如下。

第一次，天平三年（536年）蒲津之役。高欢在当年十二月下令三路进攻西魏，遣司徒高昂攻上洛（今陕西省洛南县东南），大都督窦泰攻潼关，自率主力从晋阳经龙门至蒲津。次年正月，高欢在蒲津造三道浮桥，准备渡黄河进入关中。西魏宇文泰屯兵广阳（今陕西省临潼县北），扬言退保陇西，还长安后秘密东进至小关，窦泰仓促应战后兵败自杀。高欢“以冰薄不得赴救”，被迫撤除浮桥，还兵晋阳。高昂攻克上洛，接到撤军命令后还师。

第二次，天平四年（537年）沙苑之役。当年闰九月，高欢自晋阳领二十万兵南下，经龙门至蒲津；令高昂领三万人围攻陕州（今河南省三门峡市陕州区）。高欢主力渡黄河后绕过华州（今陕西省大荔市东），进驻许原西。十月，宇文泰领军至沙苑设伏，大败东魏军队，高欢渡河逃走，“丧甲士八万人，弃铠仗十有八万”。

第三次，兴和四年（542年）初攻玉壁。当年九月，高欢在晋阳集结部队出征；十月，在临近龙门的玉壁城（今山西省稷山县西南）受到西魏名将王思政阻击，攻城不利。宇文泰派兵来援，又逢天气恶劣，“神武以大雪，士卒多死，乃班师”。

第四次，武定四年（546年）再攻玉壁。当年高欢调集全国兵马，“自邺会兵于晋阳”；至九月，再次南下进攻玉壁，并让侯景率河南军队攻邵郡（治今山西省垣曲县南），以分散河东的防御兵力。东魏此番进攻准备充分，志在必得，围攻玉壁的目的还在于吸引西魏主力前来救援，以便反客为主，发挥其兵力优势以战而胜之。但是这一计划被宇文泰识破，只以韦孝宽守玉壁孤城抗击敌兵，并不派遣人马前来援救。高欢“顿军五旬，城不拔，死者七万人”。于是智力俱困，因而发病，烧营而退，回到晋阳后病情加重而死。东魏劳师丧众，损失沉重，遭此巨创而元气大伤；直到后来北齐禅代，二十余年内再也无力对西魏、北周发动大规模进攻；只是在宜阳、汾北等地进行过有限的局部攻击。

东魏的上述进军兵马众多，其中沙苑之役出动了二十万人，初攻玉壁的兵力数额没有具体记载，但是其部队“入自汾、绛，连营四十里”，规模相当庞大，可能与上次出征沙苑的兵力相近。再攻玉壁之役，东魏战死七万人，据《周书》卷2《文帝纪下》记载：“齐神武攻围六旬不能下，其士卒死者什二三。”即死亡人数占到总数的20%~30%，照此估算其兵力在三十万人上下。东魏这四次进军的主攻路线具有鲜明的特点，即由晋阳出发，走龙门、蒲津道去攻打西魏的关中，其行军道路如出一辙。具体来说就是都在晋阳集结部队，然后沿汾水河谷南下，至正平西折而到龙门；前两次是从龙门沿黄河东岸南下，到蒲津渡河进入关中。后两次由于在玉璧受阻，未能到达龙门。高欢坚持走这条行军路线的原因：一是可以利用汾水的水运来输送兵员和粮草给养，比较节省人力、物力；二是这条路线通往关中较为方便，在地形上没有敌人把守的艰险路段。如果南赴洛阳，再行入关中，不仅绕路浪费时间，还要经过险峻的崤函山区，有陕州、函谷、潼关等著名要塞阻挡，因而困难重重。

那么，高欢为什么一再走龙门南下蒲津，而不肯走今同蒲铁路沿线，即经过礼元、闻喜进入运城盆地，再沿涑水到蒲津呢？笔者分析其原因有二。第一，走涑水一线只有蒲津一座渡口可以利用，而走龙门南下沿路有龙门、夏阳、蒲津等多座渡口可以西渡，这条路线的通达性更为优越。第二，涑水沿路的豪强民众对东魏存有浓重的敌意，而从正平沿汾水到龙门的情况要好得多。据毛汉光研究，“涑水上游中游的裴氏及涑水中下游的柳氏亦倾向宇文氏，涑水下游蒲坂地方豪强敬珍、敬祥等强烈归向宇文氏。故自大统三年高欢沙苑之败后，上述河东地区已与西魏、北周政权牢牢结合，而使得宇文氏能巩固地拥有此区”。而在汾水下游至与黄河交汇处，自正平至龙门一带的豪强薛修义则倾向于高欢，“修义从弟嘉族为正平太守，修义从父光炽曾为东雍州（即正平）刺史，嘉族与光炽亦亲东魏，当此之时在汾北浍水一带，高欢获得重要之助力。这股势力且延伸至龙门及龙门之黄河对岸杨氏壁等处……”高欢也向运城盆地发动过试探性的进攻，结果遇到了强烈的抵抗。“东魏攻正平郡，陷之，遂欲经略盐池，（辛）庆之守御有备，乃引军退。”经此，高欢放弃了进军该地的想法，选择了沿途多有拥护者的龙门、蒲津道。

西魏方面经过抵御高欢前两次进攻的胜利，对东魏的主攻路线已然了若指掌。宇文泰占据了河东郡（今山西省运城地区）后，接受了王思政的建议，“以玉壁地在险要，请筑城。即自营度，移镇之”。这一举措表明西魏方面已经提前预判到高欢仍会率领大军从晋阳南下，走龙门、蒲津道进攻关中，因而把抵抗敌军的前线阵地向北推进到玉壁，此举扩大了自己的防御纵深，试图御敌于国门之外，收到了很好的效果。玉壁位于从正平到龙门的中途，这座要塞在汾水南岸的峨嵋岭断裂台地上，四面是悬崖峭壁，难以攀登，只有一道狭窄的山梁与原上相连，因而易守难攻。玉壁城驻有8000人，威胁着汾水北岸的东魏行军大道，高欢的部队如果径直开过，则后援辎重会受到玉壁守军的拦截，所以必须攻克这座要塞，才可以放心自龙门南下蒲津。但是玉壁守将王思政、韦孝宽防御得法，使高欢的部队的土山、地道、冲车、火攻等战术遭到挫败，无法通过。西魏由于采用了正确的防御策略，依靠有利的地势，只用了少量部队扼守要道，就使强敌无计可施并遭受惨重伤亡而被迫撤退。

西魏、北周主攻河洛却忽视晋阳援军的挫败

沙苑之战以后，西魏攻占了河东、崤函两处要地，在形势上占据了有利的地位，从而逐渐掌握了战场上的主动权。第一，它的关中根据地摆脱了频受威胁的状态，再也没有受到敌人的直接进攻。高氏此后的两次西征均被守方依托汾水与峨嵋台地的天堑阻挡住了。第二，从此后两国交锋的情况来看，宇文氏主动进攻的次数明显要多于对手。如果统计出动重兵进攻的次数，沙苑之战后高氏仅有围攻玉壁的两次大规模军事行动，而宇文氏则有5~6次军事行动。若是从地域角度来分析建德五年（576年）灭齐之役以前西魏、北周的进攻战略，可以看出以河阳、洛阳为主攻方向是其基本特点，详述如下。

从宇文氏攻击东魏、北齐的进军路线来看，在建德五年（576年）发动灭齐之役之前，大举东征的途径都是崤函山区的豫西通道，主攻目标是号称“天下之中”的洛阳，企图占领河洛地区，尤其是交通枢纽—河阳三城，这样就能控制位于东亚大陆核心地带的十字路口和水陆冲要，可以北入上党，攻击晋阳；东出河北平原，直逼太行山东的经济、政治中心邺城；东南顺汴渠而下，到达江淮流域；南面可进兵南阳盆地，经过襄樊而抵江汉平原。西魏北周在这一方向发动的大规模进攻战役共有5次，而东魏北齐方面坚持以固守河阳待援，晋阳主力迅速南下赴救的战略，成功地将其一一挫败。其相关经过略述如下。

第一次，元象元年（538年）河桥之战。当年八月，宇文泰率领大军救援被围的洛阳金墉城守兵，与东魏军队战于河阳桥南。西魏先败后胜，杀死东魏大将高昂，但是后来又失利撤退。“（宇文）泰由是烧营而归，留仪同三司长孙子彦守金墉。”这一战役中，高欢亦率精兵自晋阳渡河来救，并攻克了西魏的要塞金墉城。“长孙子彦弃城走，焚城中室屋俱尽，（高）欢毁金墉而还。”西魏遂丧失了在河洛地区的据点，退守新安、宜阳，守住崤函南北二道。

第二次，武定元年（543年）首次邙山之战。当年二月，东魏北豫州刺史高慎叛降西魏，被困。三月，宇文泰领大军来救，高欢亦迅速自晋阳领大军十万渡河来援，双方在洛阳北郊邙山举行会战，东魏获胜，“擒西魏督将已下四百余人，俘斩六万计”。明日复战，宇文泰又失利而退。“豫、洛二州平。神武使刘丰追奔，拓地至弘农而还。”

第三次，天保元年（550年）弘农北济之役。当年九月，宇文泰乘魏齐禅代、政局不稳之际，率大兵东出潼关，至弘农（治今河南省三门峡市陕州区）北渡黄河到建州（治今山西省晋城市东北），准备在黄河北岸攻击河阳，并阻击由晋阳南下的北齐援军。齐主高洋闻讯后迅速从邺城赶回晋阳，部署兵马准备迎击。当时遇到恶劣天气，“会久雨，自秋及冬，（西）魏军畜产多死，乃自蒲阪还。于是河南自洛阳，河北自平阳已东，皆入于齐”。

第四次，河清三年（564年）第二次邙山之战。当年十月，北周执政宇文护领兵东征，“护军至潼关，遣柱国尉迟迥帅精兵十万为前锋，趣洛阳，大将军权景宣帅山南之兵趣悬瓠，少师杨檦出轵关”。北齐派遣名将兰陵王高长恭、大将军斛律光率兵自晋阳来援，到达河阳后畏惧周师强盛，未敢进击。齐主见形势危急，又派太宰、并州刺史段韶率精骑前往督战，双方又在邙山交锋。“周人大溃。其中军所当者，亦一时瓦解，投坠溪谷而死者甚众。洛城之围，亦即奔遁。”宇文护被迫撤兵，退回关中。

第五次，武平六年（575年）北周武帝东征河阳。当年七月，北周出动大军十八万伐齐，亦以洛阳地区为主攻目标，沿黄河两岸水陆数道并进。“申公李穆帅众三万守河阳道”，胡三省注：“自河阴北渡河为河阳。周主将攻河阳、洛阳，守之以断其相往来。”“壬午，周主帅众六万，直指河阴。”八月，周军到达河洛地区，周武帝率军攻克河阴大城（即河阳南城，今河南孟津东），齐王宇文宪攻占洛口东、西二城，纵火烧断河阳浮桥。但是北齐洛州刺史独孤永业坚守金墉城，周军围攻河阳中潬城二十余日亦未得手。北齐右丞相高阿那肱亦自晋阳统兵来救，周武帝又突患重病，只好放弃已得诸城，烧掉舟船，退军回境。

以上五次战役的结果，反映了东魏、北齐方面战略部署相当正确，高欢当年制定的屯重兵于晋阳以应变，以河阳固守待援的兵力布局非常成功。东魏、北齐在河南地区遇到强敌侵犯时，对洛阳空城不大重视，把当地驻军的主力设置在其东北的黄河浮桥与河阳三城，坚守水陆交通枢纽，等待晋阳的救兵前来解围。北齐又设河阳道行台，其长官往往兼任洛州刺史，担任洛阳地区的军事与政务之总指挥，手下有兵马数万，足以坚持到晋阳援军抵达。由于沿途道路交通设施完善，东魏、北齐的骑兵只需要几天时间就能赶来。例如永熙三年（534年），高欢自晋阳入洛，宇文泰称：“高欢数日行八九百里，晓兵者所忌。”二次邙山之战，段韶率领精骑，“发自晋阳，五日便济河，与大将共量进止”。步兵则需要二十余日。西魏、北周这五次东征的主攻方向都是河阳、洛阳地区，其目的是尽快攻入敌人的腹地华北平原，因而选择了最为近便的路线。但是此项战略决定具有明显的缺陷，一是对河阳防务的强固估计不足，以至于每次都无法迅速攻克，造成了战事的拖延；二是对晋阳敌军主力的支援作用有所忽视，而每当河阳告急时，东魏、北齐的“晋阳之甲”都能及时赶赴前线，改变战局的力量对比态势，致使宇文氏的大军被迫撤退。东魏、北齐对西魏、北周在这一阶段的进军路线，早有充分准备，救援又相当及时，所以使宇文氏政权损兵折将，徒劳无功，未能达到预期的作战目的。

北周东征转向晋阳与最终胜利

纵观西魏、北周的东征战略，虽然取得了若干成功，但是在主攻方向和进军路线的选择上一意孤行，固执地沿着豫西通道强攻河洛地区，而敌人已提前做好准备，依靠河阳一带的坚城死守待援，晋阳的军队主力又能凭借便利的交通条件迅速赶到解围，这就使宇文氏屡屡遭到失败。在接连受挫的教训下，北周统治者逐步总结经验，认识到北齐的晋阳重兵集团是其维持统治的根本，必须率先设法消灭它们，并攻占敌人的这一军政重心，才能打垮对峙多年的对手。周武帝因而改变过去的灭齐战略，试图用新的作战计划来取得胜利。

（一）北连突厥，夹攻晋阳

6世纪以降强大起来的漠北地区游牧民族—突厥对中原形成了威胁，它灭亡柔然之后，“尽有塞表之地，控弦数十万，志陵中夏”。当时在北方对峙的北周、北齐都想联结突厥以为外援，因而对其竞相拉拢。“（北周）朝廷既与和亲，岁给缯絮锦彩十万段。突厥在京师者，又待以优礼，衣锦食肉者，常以千数。齐人惧其寇掠，亦倾府藏以给之。”周武帝即位后，具有消灭北齐、统一中原的宏图大略，但是考虑到河洛地区敌人的防御部署非常坚固，此前几次兵出崤函均无功而返，因而他改变了战略，企图联合突厥，依靠它强大的骑兵力量，从北方进攻高齐政权的要地晋阳，自己只用少数兵力从河东北上，对晋阳形成夹攻之势。为了达到这一目的，北周频频派遣大臣出使突厥，请求和亲，经过与北齐的一番外交斗争，在保定三年（563年），突厥终于同意嫁女，并答应出动大军，配合周师攻齐。当年九月戊子，“诏柱国杨忠率骑一万与突厥伐齐”。十二月辛卯，“遣太保、郑国公达奚武率骑三万出平阳以应杨忠”。杨忠在攻破陉岭隘口之后，突厥木汗、地头、步离三可汗率领十万骑兵与其相会，双方合兵进入长城，南下并州。北齐朝廷闻讯后应对如下：武成帝自邺城赶奔并州，亲率齐军主力抵抗突厥，并遣名将斛律光率领步兵三万屯驻平阳，抵御达奚武的北进部队。次年（564年）正月，双方在晋阳郊外会战，由于突厥临阵退却，周军惨败。达奚武因为畏惧而顿兵于平阳，后闻杨忠等战败，随即撤退，未能够取得预期战果。

通过这次战役，北周方面认识到以下两点。一是突厥回避与北齐主力交锋。突厥可汗起初受到周使的蒙蔽，误认为北齐内乱，兵马衰弱不堪一击，企图乘虚而入，捞取好处。但发现对方战斗力较强之后，立即采取了避战的做法，以免消耗自己的实力。晋阳城外的会战，“齐人乃悉其精锐，鼓噪而出。突厥震骇，引上西山不肯战”。突厥避战致使杨忠被击败。当年九月，突厥又与北周相约攻齐，再次选择了对方防御较弱的幽州出击，“众十余万，入长城，大掠而还”。其目的仅限于抢劫人畜财物，并不想损伤兵马。这和北周企图依赖突厥去消灭齐军主力的战略意图相去甚远。二是突厥骑兵的战斗力不强。在这次联合作战中，北周将领发现突厥军队的武器装备很差，缺乏严密的组织和纪律性，并非像原来设想得那样强大。如杨忠归国后对武帝说：“突厥甲兵恶，爵赏轻，首领多而无法令，何谓难制驭。正由比者使人妄道其强盛，欲令国家厚其使者，身往重取其报。朝廷受其虚言，将士望风畏葸。但虏态诈健，而实易与耳。今以臣观之，前后使人皆可斩也。”

北齐方面经过这次防御战斗，也得出了同样的认识，即突厥入侵造成的危险远不如北周严重，后者的威胁则是致命的。保定四年（564年）八月，周师东进洛阳，突厥袭扰幽州。齐主高湛召见大将段韶商议曰：“今欲遣王赴洛阳之围，但突厥在此，复须镇御，王谓如何？”段韶回答：“北虏侵边，事等疥癣，今西羌窥逼，便是膏肓之病，请奉诏南行。”君臣达成了一致的意见，于是全力支援洛阳，挫败了周军的进攻。

鉴于以上原因，周武帝放弃了借助和依赖突厥兵力灭亡北齐的打算，只得依靠自己的力量来统一北方了。

（二）南结陈朝，进兵侵齐

周武帝即位后，为了统一北方，还积极联系南方的陈朝，共同打击北齐政权这个宿敌。他释放了被俘的陈文帝之弟安成王陈顼，以求与陈朝改善关系，双方还划定了国界。他两次派遣杜臬出使陈朝，缓和紧张局势，商定共同出兵，分别由西、南两面伐齐。《隋书》载鲍宏“与杜子晖受聘于陈，谋伐齐也。陈遂出兵江北以侵齐”。

建德二年（573年）三月壬午，陈宣帝下令，“分命众军，以（吴）明彻都督征讨诸军事，（裴）忌监军事，统众十万伐齐”。陈师连战连捷，十月攻占淮南重镇寿阳（今安徽省寿县）；十一月，陈师又克淮阴、朐山，济阴、南徐州，“齐北徐州民多起兵以应陈，逼其州城”。陈师对北齐南境造成严重威胁，引起其君臣的恐慌，于是北齐调遣了部分兵力南下增援，并在黎阳（治今河南省浚县东）筑城戍守。佞臣穆提婆还劝齐后主不用发愁，说：“假使国家尽失黄河以南，犹可作一龟兹国。更可怜人生如寄，唯当行乐，何用愁为！”胡三省注：“齐之君臣以乐慆忧……惧陈兵之来，真欲画河自保。”陈朝在淮南的扩张与胜利削弱了北齐的军事力量，造成了有利于北周东征的战略态势，这是周武帝外交斗争的一大成功。

（三）出师河东、北攻晋阳方略的提出

北周建德四年（575年），周武帝根据当时的政治、军事形势，认为东征消灭北齐的时机已到，但是他过于相信自己兵力的强大，低估了敌方抵抗力量，导致他再次沿袭旧的作战方略，主力部队继续穿越崤函山区，走豫西通道至河洛地带，攻击河阳三城。这一作战方略在廷议时遭到了许多大臣的反对，这些大臣还提出以河东为主攻方向，全力消灭晋阳的北齐重兵。主要有以下三条意见。

首先，以往宇文氏东征，曾经多次选择攻击河路，致使敌人有充分准备，已经在河阳等地聚集了数万精兵，进攻恐怕难以得手。如鲍宏称：“先帝往日屡出洛阳，彼既有备，每有不捷。”宇文㢸也说：“河阳冲要，精兵所聚，尽力攻围，恐难得志。”

其次，河洛平原是四战之地，敌人前来增援比较容易，而周军即使占领了这一地区也很难防御。如赵煚所言：“河南、洛阳，四面受敌，纵得之，不可以守。”

最后，河东地区面对敌人的守备较弱，北齐方面没有准备迎击周军主力的攻击，当地的地形又便于运动兵力。“出于汾曲，戍小山平，攻之易拔。用武之地，莫过于此。”应该从此处发动主攻，“进兵汾、潞，直掩晋阳，出其不虞，似为上策”。也就是说，先消灭并州的敌军主力，再东出太行，直捣邺城所在的河北平原。

但周武帝刚愎自用，拒不采纳上述建议，结果再一次受到挫折，强攻河阳不下，北齐援兵从晋阳赶到后，北周方面面对不利形势，只得被迫撤兵，并烧掉了所有船只，放弃了原先占领的三十余座城池，损失重大。

（四）北周攻陷晋州，击溃敌晋阳援军

建德六年（577年）十月，周武帝病愈后，准备再次伐齐。他总结了上次的失败教训，决定接受臣下的建议，将主力部队调往河东，北出汾曲，攻击北齐的边界重镇晋州（治平阳，今山西省临汾市）。该城是晋阳南边的门户，齐军必然前来援救。周师攻占晋州后，可以在那里以逸待劳，消灭远道而来的敌军主力，然后乘胜北进，直捣北齐的政治、军事重心晋阳。周武帝在制订此项计划时，考虑到敌方以往的既定战略方针，也注意到高氏政权并未给予晋阳南边的军事重镇—晋州以足够的重视，那里的防守兵力不足，只有甲士八千人，远逊于河阳驻军的三万人。主将尉相贵昏聩无谋，担当不起防御的重任，这些因素都会促成北周此番东征的成功。他认为这次出兵有相当把握，因此对群臣说：“若复同往年，出军河外，直为抚背，未扼其喉。然晋州本高欢所起之地，镇摄要重，今往攻之，彼必来援，吾严军以待，击之必克。然后乘破竹之势，鼓行而东，足以穷其窟穴，混同文轨。”

周武帝亲自统兵出征，大军到达晋州前线时，周武帝留下数万精锐，“遣内史王谊监六军，攻晋州城”，又分派诸将领兵各据要地。其中北路遣齐王宇文宪率精骑二万守雀鼠谷（今山西省介休县西南），陈王宇文纯率步骑二万守千里径（今山西省临汾市北），郑国公达奚武率步骑一万守统军川（今山西省石楼县南），柱国宇文盛率步骑一万守汾水关（今山西省灵石县西南），准备抵御晋阳之敌的增援，堵住齐兵南下的各条要道。东路派大将军韩明率步骑五千守齐子岭（今山西省垣曲县东），乌氏公尹升率步骑五千守鼓钟镇（今山西省垣曲县北），防御怀州（治今河南省沁阳县）、建州之敌的援救，堵住其西进的道路。后路遣凉城公辛韶率步骑五千守蒲津关，保障自己后方交通运输的安全。此外，又派赵王宇文招率步骑一万自华谷（今山西省闻喜县东）进攻北齐的汾州（治蒲子城，今山西省隰县）诸城，使其无法增援晋州。

北周军队在十月己酉出征，癸亥至晋州，随即开始围攻。在周军的强大攻势下，平阳守军人心动摇，几位北齐将领见城池难保，密谋投降，先后与周营联系。“庚午，齐行台左丞侯子钦出降。壬申，齐晋州刺史崔景嵩守城北面，夜密遣使送款。”周武帝立即命令上开府王轨领兵前去接应。“未明，登城鼓噪，齐众溃，遂克晋州，擒其城主特进、开府、海昌王尉相贵，俘甲士八千人。”至此，周武帝准备的第一阶段作战方案得以顺利完成。

周师围攻晋州时，北齐后主高纬正和嫔妃、群臣在天池游猎。“晋州告急者，自旦至午，驿马三至。”但是昏聩的后主耽于玩乐，不以为意。右丞相高阿那肱说：“大家正为乐，边鄙小小交兵，乃是常事，何急奏闻！”直至接到平阳失陷的消息后，后主准备返回晋阳，但宠妃冯氏兴致正高，提出再打一场游猎，后主竟然同意了。十月癸亥，后主回到晋阳，次日便下令集合兵马于城南晋祠。庚午，高纬亲统十余万大军离开晋阳南征。十月癸酉，齐师列阵上鸡栖原，北周的阻击部队在宇文宪的率领下缓缓撤兵，不与盛气而来的齐师交锋。

十一月己卯，北齐后主亲率大军来到平阳城外，周武帝认为齐军士气正盛，便将主力后撤以避其锋芒，他任命梁士彦为晋州刺史，留下精兵一万镇守。齐军开始围攻平阳后，周武帝又命令齐王宇文宪领兵六万回援，屯于涑川以观其变。梁士彦率众拼死抵抗，齐军攻城月余未能得逞，死伤惨重，已经师老兵疲，士气低落。十二月戊申，周武帝亲率援兵到达平阳，“诸军总集，凡八万人”。随即在城南的会战中与齐军对阵交锋，齐军参战约有六七万人。战事激烈进行之际，齐师左翼稍有退却，贪生怕死的高纬即与冯淑妃及近臣数十人弃军逃走，此举引起北齐将士军心涣散，惨败而逃。“齐师大溃，死者万余人，军资器械，数百里间，委弃山积。安德王（高）延宗独全军而还。”北周取得了平阳会战的大捷，周武帝此前策划的战略部署最终得以实现。

（五）周军攻克晋阳、邺城，北齐灭亡

由于会战失利，北齐军队的人员、装备损失惨重，元气大伤，很难再进行有效的抵抗。北齐后主带领部下北还晋阳。同时，他又派遣右丞相高阿那肱率兵万余人，驻守在险要镇戍高壁（今山西省灵石县东南）和附近的洛女砦，企图阻止周师北上。周武帝在获胜后统兵北上追击，十二月甲寅，周军主力开赴永安（今山西省霍州市），与先期到达的前锋宇文宪所部会合，“周主引军向高壁，（高）阿那肱望风退走。齐王宪攻洛女砦，拔之”。然后宇文宪在介休与周武帝大军会师，开赴并州。为了分化瓦解敌方阵营，周武帝下诏宣布：“伪将相王公已下，衣冠士民之族，如有深识事宜，建功立效，官荣爵赏，各有加隆。”这一措施收到了极好的效果，沿途的北齐将领等官员相继投降。

十二月丁巳，周师先锋至晋阳城下，北齐后主不敢迎战，遂再次大赦，“改元隆化。以安德王（高）延宗为相国、并州刺史，总山西兵”。而自己在夜里逃往邺城。庚申，“周军围晋阳，望之如黑云四合”。高延宗搜罗残余人马，“拥兵四万出城抗拒”，在城东防御的齐军将领“阿于子、段畅以千骑投周”，致使晋阳东门失守。周武帝率领先头部队攻入晋阳东门，但是后续人马未能及时进城支援，高延宗退兵入城反攻，倚仗兵力上的优势，几乎全歼了城内的周军。“（周武）帝从数骑，崎岖危险，仅得出门。”他整顿兵马，重新对晋阳发动了进攻，“还攻东门，克之，又入南门。（高）延宗战，力屈，走至城北，于人家见禽（擒）”。至此，北齐的精锐部队被消灭殆尽，重镇晋阳只防御了两天即告陷落。造成这一局面主要有两个原因。一是当地的齐军主力被迫前往晋州增援，又在会战中被击溃，剩下能够抵抗的人马不多，高延宗手下的四万军队只有原来晋阳驻军的三分之一，又士气低落，屡有叛变，所以抵挡不住乘胜来攻城的北周大军。二是高延宗的防御策略有误，他的兵力明显弱于周军，却没有采取守城的战术，而是领兵出城与强敌进行野战，这就导致齐师的迅速溃败。如果他用数万军队固守晋阳坚城，北周军队恐怕难以在短期内将其攻克。

周武帝占领晋阳后安定民心、奖励部下，积极准备向北齐的最后巢穴—都城邺城进军。十二月癸酉，“周师趣邺，命齐王（宇文）宪先驱，以上柱国陈王（宇文）纯为并州总管”，留守当地。周军一路势如破竹，迅速穿过太行山脉，进入河北平原。后主高纬见大势已去，急忙宣布禅位于太子，自己称太上皇，让幼主和后宫亲属弃城逃往济州（治今山东省茌平县西南）。周军逼近邺城，“烧城西门，太上皇将百余骑东走。乙亥，度（渡）河入济州”。北周占领邺城后派兵追击，高纬与皇后、幼主又逃往青州，“为周将尉迟纲所获，送邺”。北齐王朝至此灭亡。

结语

顾祖禹曰：“夫太原为河东都会，有事关、河以北者，此其用武之资也。”晋阳附近山川环绕，物产丰富，水土宜人，又交通便利，加上位于关中、塞北与河南、河北之间，因而具有优越的地理条件，被东魏、北齐统治者看中，作为霸府、别都和军事基地，并且在与西魏、北周的作战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从双方的交兵情况来看，在选择主攻方向与进军路线方面出奇制胜是非常必要的。高欢由于将主力部队屯集在晋阳一带，向关中进攻必然走近便的龙门、蒲津道。西魏将帅对此熟悉后采取了极富针对性的防御策略，即在其必经的玉壁修筑坚城，派驻精兵，先后以区区数千人阻击了敌人逾二十万的大军，御敌于国门之外，可以说是非常成功的。反观东魏、北齐，坚守河阳三城，等待晋阳大军前来援救的防守战略屡屡奏效，曾经五次挫败了敌方的重兵进攻。但是北齐君臣将帅墨守成规，对晋阳南边的门户晋州未曾给予足够的重视，守军数量少，将领又缺乏胆智，结果被周武帝抓住了破绽。周武帝听取臣下“从河北直指太原，倾其巢穴，可一举而定”的建议，改变了主力作战的进攻方向与路线，迅速攻克晋州，然后反客为主，以守城消耗来援的齐军晋阳主力，随即在会战中击败这一劲敌，顺利攻克晋阳、邺城，终于完成了统一北方的伟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