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明上河图》：为城市画像

传统文化持续出圈的背景下，宋朝是存在感极强的一个时代。比如，近些年热播的《鹤唳华亭》《清平乐》《大宋宫词》《梦华录》等等，都是宋朝元素的古装剧。

关于“你最想穿越到哪个朝代”相关的调查中，宋朝总是能获得高票。假如真的有机会穿越，我们也不能凭空而去，首先你得知道当时的人是怎么生活的。这时候，恰好就有一幅古画，可以提供这样的参考，它就是大名鼎鼎的《清明上河图》。

放眼几千年的历史，宋朝之前的其他时期就没有如此优质的“穿越指南”。这种大手笔描绘社会生活细节的绘画为什么会诞生在宋朝呢？

接下来，让我们一起跟着《清明上河图》，穿越到北宋的都城。

传世名画，既“土”且“俗”

名列“中国十大传世名画”之一的《清明上河图》是一张绢本长卷，它的宽度为24.8厘米，不到《千里江山图》的1/2，长度为528.7 厘米，不到《千里江山图》的1/2。也就是说，《清明上河图》的面积，还不到《千里江山图》的1/4。

关于这幅画的作者，现在基本形成共识：张择端，字正道，是东武（今山东诸城）人，来自儒学之乡山东，从小饱读诗书，后游学于京师，并学习绘画，擅长“界画”，尤其喜欢描绘舟车、市井生活题材。这些信息主要来自金代张著在画末的题跋。

从布局上看，整个《清明上河图》大体分为三个段落，从右向左分别是郊野、河道、街市。将每一个局部放大，都可以看到各种细节，连店铺招牌上的字都可以看得清清楚楚。

有人专门去统计了画中人物的数量，但还没有形成统一的说法，有的说是500余人（白寿彝《中国通史》），有的说是815人（汤友常用“数米法”所得），有的说是1695人（齐藤谦《拙堂文话·卷八》）。除了人物，画中还有牲畜60多匹，木船20多只，房屋楼阁30多栋，推车乘轿20多件。

根据诸多专家学者的考证，张择端很可能当过宫廷画师，但这幅画的内容，跟我们熟悉的宫廷绘画显然不同，比如“十大传世名画”里的《步辇图》《捣练图》《簪花仕女图》《千里江山图》《百骏图》等等，都呈现出色彩艳丽、雍容高雅的风格，其主角为帝王、贵族、仕女、瑞兽、山川。

《清明上河图》里的主角，不是宫廷贵族，不是江山庙宇，不是皇家牧场，而是百姓市井生活场面，用现在的话说，它有烟火气，十分接地气。相比前边的那些名画，它简直“又土又俗”。

一张“俗画”，三个“首次”

那么，一幅“俗气”的绘画，为何能够与诸多“高雅”“贵气”的作品并列为“十大传世名画”呢？我们总结了一下，张择端和他的《清明上河图》做到了三个不平凡的“首次”。

第一，百姓首次进入画布中心。

大约 2000 多年前，中国画诞生的初期，人物画就已经形成。但是，那时候并非人人都有资格入画。我们此前探索过的汉代、晋代、南北朝、隋、唐、五代、宋（辽）等各个时期的古画里边的人物都是帝王、贵族、将军、文士、仙、佛、圣、道等等。

当然，在主角之外，很多传世画作里会有侍从、马倌、奴婢等形象，在敦煌壁画中也有很多平民的生产、生活场面。不过，这里的平民百姓之所以入画，是为了衬托主角而存在。敦煌壁画里的世俗生活，也是为宣扬佛家教义而服务。

我们再看《清明上河图》，在这张以都城为舞台背景的画卷里，帝王将相不见了，那成千上百个人物，多为士、农、工、商等平民百姓，其中夹杂的僧、道及官吏、士兵等也脱去了主角光环，与普通百姓交织在一起。

第二，城市首次有了“标准画像”。

说到描绘城市、城镇、村落等聚落内容，此前有没有呢？的确有。

在汉代的画像石、画像砖里就有，但多是象征性的轮廓勾勒；汉代马王堆汉墓里出土的《地形图》《驻军图》《城邑图》，都有城市内容，但它们的主要功能是用作军事地图，城市在图上也都是象征性的标注；敦煌壁画的世俗画面里，也有城市的画面，但也都是作为点缀元素，为神佛、宗教主题服务的；唐宋时期的部分山水画、界画里，也会呈现部分聚落，如宫殿、庙宇、民居等等，但这些内容多用来作为山水的“点景”，或是为人物提供背景。

而《清明上河图》，它的整个画面是专门聚焦城市本身，画中的城市既是人物的舞台，也是画面的主要表现对象——而且在这里，城市也不再停留在建筑或背景层面，画中的人、动物等等，本身也是城市的一部分。

看到这张画，大部分现代人都觉得内容很生动、鲜活，但是这样的效果，你用相机却拍不到：用广角镜头，拍得广，无法看清楚细节；用长焦镜头，拍得细，但没法呈现周围环境。

神奇的是，这张画却兼顾了宏大场面和局部细节。这正是《清明上河图》最厉害的地方，它把城市的宏观画像与各种活动的微观雕琢进行了完美融合。

其中的奥妙就在于——张择端以不断移动视点的办法，也就是“散点透视法”来捕捉所需的景象。画面虽然是鸟瞰，但不像“焦点透视”那样“近大远小”，无论是远处广阔的原野、河流，还是近处高耸的房屋，还是细部的斗拱、铆钉、商品、招牌，都能在画上展现得很清楚，而且能和谐地组成统一的整体。

不过，在这里要特别提醒：《清明上河图》的写实描绘，跟今天的摄影记录有明显的区别。画虽然给人强烈的“现场感”和“逼真感”，但它并不是对现场的“复制”。

学者们把《清明上河图》视为写实主义绘画的巅峰，但实际上画面中描绘的主要地标店面、城楼、寺庙等，很难在史料中找到对应的原地，而且图中的河流、城楼、街道的位置关系也与实际情况不符。我们将图中的鸟瞰视角转化为平面图，也跟宋朝开封的街道地图对不上。

这是怎么回事呢？

这就是这幅画的另一个奇妙之处，张择端在构思、创作这幅绘画的时候，采取了“虚实结合”的手法——图中的河 流、 城 楼、 虹 桥、庙宇、府衙等是城市的代表性地标，也是一座城市的“标配”元素。

但是，这些地方往往并不在一条街、一条河的沿岸。为了让这些城市名片悉数出现，作者对它们做了艺术化处理，把本不该同框的若干地标放置在河流、街道两侧。

比如，画中的店铺虽然大多都不是具体某家店，但是却是整个汴梁城店铺的缩影，其他景象也是同样的道理。这种“虚实结合”的做法，虽然没有“照搬”城市实景，却仍以“宏观真实”的方式，让我们看到了整个东京开封汴梁城的精华。

这样的处理，去掉了众多干扰信息，抓住了城市的典型特征，就像现在我们今天街头常见的城市形象宣传海报，它们跟《清明上河图》一样，都是经过了艺术处理的城市写真。

《清明上河图》问世后，被众多画家所仰慕。据统计，现存名为《清明上河图》的绘画有 30 多本，除宋本原作藏于故宫博物院外，其他多为宋、元、明、清时期的摹本。

除了这些名为《清明上河图》的作品，还有一些描绘城市的长卷，如画明代南京的《南都繁绘图》，画明代苏州的《姑苏繁华图》，画清代北京的《京师生春诗意图》等等，也是深受《清明上河图》影响的城市风俗画。

第三，风俗画首次出现标志性作品。

这种形式的绘画，在当时是前无古人的，它开创了一种绘画的新范式。中国画有山水、人物、花鸟三大画科，但任何一种都很难概括《清明上河图》，其城郊画面，有山水画的意境；局部的树木、植被描绘，有花鸟的笔法；其中的数百位人物，更是整个长卷的灵魂，这让它又有了人物画的精髓。

当然，后世有学者从另一个角度给它进行了归类——风俗画。风俗指的是某时代普遍的社会生活习俗。风俗画就是以这类习俗生活为题材的绘画，它采取客观的视角，真实地描绘社会习俗的场景。风俗内容的绘画，并非首次出现在宋朝，但达到顶峰并成为一类题材，是在宋朝完成的。

与《清明上河图》同一时期以及稍晚的绘画如《婴戏图》《货郎图》《骷髅幻戏图》等也是此类。不过，其他风俗画在尺度和丰富性上，都很难跟《清明上河图》相比。其他风俗画，更像是从《清明上河图》中截取的局部片段。

综上，对于聚焦平民、市井生活的风俗画来说，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既是开拓者，也是集大成者。

市民商业，绘画土壤

以平民和市井为主角的风俗画，仿佛是在距今大约1000年的时候横空出世。那这是什么原因呢？

我们常说：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绘画历史的发展，生动地印证了这句话。宋朝画家的笔墨从宫廷走出，为城市和百姓画像，这背后是宋朝社会生产力的高度发展。

我们都知道，古代中国主要的经济政策是“重农抑商”，从秦代到唐代，商业始终无法成为经济支柱，而且商人地位很低。到了宋代，政策为之一变。

首先体现在营商环境的改变。

唐朝的城市里，所有居民日常生活在封闭的社区“坊”之中，做生意只能在特定的空间——“市”之中开展，开市时间严格规定，没有夜市。其他区域，规定活动之外，不得从事任何商业活动。

这种情况下，商业贸易非常有限，城市居民的活动，也严格受限。唐诗中展现的大唐开放气象，也只局限于皇室、贵族和豪族们的“朋友圈”。

到了宋朝，取消了“坊”“市”的界限。长安的街道格局十分严整，街道宽阔、平直，108 个“坊”与东西两个“市”方方正正，这些“方块”不能自由来往。开封城中，除了部分主干道外，大部分街道又长又细，甚至有很多斜穿的巷子，居住区和商业区常常连成一片。

这种制度的调整，最受益的就是商业：空间上可以自由走动，时间上不分昼夜，人们可以随时随地摆摊。经过一段时间的发展，民间的商业和贸易变得十分兴盛。除了不限制商业，宋朝还尤其重视文化文艺事业，总体上实行“重文轻武”的方针。作为文化事业组成部分的绘画事业，在北宋时期高度繁荣，而且走向了职业化、市场化、商品化。

宋代商业经济发达的土壤，培育出一大群具有消费能力的商人、市民阶层，他们既是绘画市场的消费主力，也成了绘画作品的表现对象。具体到内容方面，比起山水、花鸟，表现社会生活场面的绘画，更能得到这些人群的青睐。

在绘画题材方面，我们常以山水、花鸟、人物划分，宋朝又让风俗画迎来巅峰期。由于风俗画又以人物为主，有时也被划入人物画。实际上，这些分类在宋朝的绘画市场上，并没有明显的界线，甚至会互相交融。比如刘松年的《罗汉图》，里边有文人画和世俗画的味道。而且它们中的相当一部分是“甲方”定制的作品，甚至有一部分“客户”来自远方的岛国日本。

再比如张择端，他本身有很高的文化修养，又曾入仕北宋宫廷，但他并没有高高在上，呕心沥血创作的《清明上河图》选择了走“平民路线”。这里的平民，主要是商业繁荣孕育的城市居民，属于“士农工商”中的“工”和“商”。

欧洲的绘画领域，在将近 600 年后才出现了这样的现象，比如反映了市民阶级诉求的“荷兰小画派”，其中的代表人物是维米尔，他的作品《戴珍珠耳环的少女》，就是其中的重要代表作。

宋朝风俗画和荷兰小画派所处的社会环境十分相似：17世纪的荷兰，因贸易而繁荣。10—13世纪的宋朝也是商贸大国。在大约1000年前，宋朝的城市、商业发展，在世界范围内遥遥领先。当时的东京开封，人口规模一度超过100万，同时期的欧洲，巴黎人口约为24万，伦敦只有4.5万人。

好景不长。公元1101年，《清明上河图》问世，26年后的公元1127年，金人南下攻破汴梁城，包括《清明上河图》《瑞鹤图》在内的众多珍宝，协同北宋皇帝一起被掠到北地。

张择端的原本《清明上河图》命途曲折，近代更是一度流落民间。幸运的是，它被有心人奋力保护下来，没有流落海外，入藏至故宫博物院。

（撰稿：马子雷 李正乔）

——节选自《这就是中国画：500幅宝藏名画读懂5000年中华文明》

地道艺术 / 著

马子雷 / 主编

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 / 有书至美

2024年10月 / 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