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评丨成也大战略，败也大战略 ——评《脆弱的崛起：大战略与德意志帝国的命运》

一、导言

史学界围绕德意志帝国（Deutsches Kaiserreich，后文简称“德国”）兴衰的研究汗牛充栋，清华大学国家战略研究院研究员、原国防大学教授徐弃郁大校的著作《脆弱的崛起：大战略与德意志帝国的命运》分析了从德国统一到一战爆发期间大战略如何决定帝国命运。

本书时间跨度大，涉及事件多，涵盖领域广，但总体围绕“大战略”（Grand Strategy）展开。李德·哈特（Liddell Hart）认为大战略是国家为实现其目标而最有效地发挥国家全部力量（包括外交力量和军事力量）的艺术。[①]本书的核心逻辑与之相仿：外交战略和军事战略组成大战略，而大战略的成败是决定德国兴衰的最主要因素。该逻辑在本书中体现于以下三个维度：

第一，大战略组成部分的相对地位。外交战略和军事战略相对于彼此的重要性在不同历史时期呈现此消彼长的态势：帝国初创时期，以老毛奇战争思想为代表的军事战略占据主导；帝国前半期，以俾斯麦同盟体系为代表的外交战略占据主导；帝国后半期，以威廉二世新路线和世界政策为代表的外交战略占据主导；一战前夕，以提尔皮茨海军思想和“施利芬计划”为代表的军事战略占据主导。

第二，大战略组成部分的内在联系。外交战略和军事战略并非互不隶属的官僚部门之间彼此割裂的政策，本质上其实是帝国内政府和军队关系（后文简称“政军关系”）在不同领域的展现。政军关系协调，则大战略稳固；政军关系割裂，则大战略崩溃。

第三，大战略组成部分的行文布局。本书以外交战略为主线，军事战略为副线，两条线索相交于政军关系。

二、大战略之德俄关系：俾斯麦同盟体系支轴新说

俾斯麦同盟体系是国际关系史上最为庞大和复杂的外交体系之一，传统观点将德奥同盟视为其基石，但难以厘清各条约之间的内在联系。作者极富创见地将德俄关系作为俾斯麦同盟体系的支轴，将各条约相间错置于支轴两端，使德俄关系在“敌”与“友”两个极端之间不断小幅调整，且主动权始终在德国，因此俾斯麦同盟体系是一个动态平衡的体系。传统历史叙述“…条约形成，标志着…确立”，将之视为一种政治结果，作者指出：条约是“因”而非“果”，是调整体系的杠杆而非记录历史的工具，是政治进程的开始而非政治进程的结束。

这一见解的精妙之处贯穿全书。在俾斯麦同盟体系的前期，德奥同盟和三国同盟带有反俄色彩，三皇同盟拉拢俄国，看似前后矛盾，实则相反相成，使三国战略互动以一种稳定、均衡的方式进行，俄奥双方皆依赖德国与对方维持一种不亲不疏、亦敌亦友的暧昧状态，[②]德国得以恃此而执三边关系之牛耳。作者认为1883年至1885年间是俾斯麦同盟体系的巅峰：面对保加利亚危机对三皇同盟的冲击，俾斯麦双管齐下，一方面通过《再保险条约》稳住俄国，一方面以两次《地中海协定》促成看似与德国无关的反俄同盟，二者在黑海海峡和保加利亚问题上作出了截然相反的承诺，以对冲战略抵消了国际变局对德俄关系的冲击，重新支撑起了德国的大战略。而威廉二世拒绝续签《再保险条约》，放弃了德俄关系的支轴地位，放弃了动态平衡的体系设计，触发了德国外交和安全环境不断恶化的正反馈机制，从侧面证明了作者的创见对俾斯麦同盟体系的强大解释力。

三、大战略之政军关系：从协调到割裂

部分德国史著作主要聚焦俾斯麦同盟体系、英德海军竞赛、殖民政策和“施利芬计划”等议题，而作者把握住了“政军关系”这一大战略的核心脉络，将上述议题有机整合于统一的理论框架。根据德意志帝国的制度设计，陆军部、总参谋部和军官团三大军事机关互不隶属，各自绕开以宰相为首的文官政府而直接听命于德皇，[③]一方面延续了普鲁士时代“士兵国王”的传统，一方面埋下了德国决策体制中政军相互割裂乃至对立的风险。值得注意的是，作者并未满足于将帝国大战略失败简单归因于政军体制的内生性问题，而是通过对比老毛奇和施利芬两任总参谋长，以小见大透视了德国政军关系的蜕变过程。

“德国统一三杰”之二——宰相俾斯麦（1862年上台，1890年谢幕）和总参谋长老毛奇（1858年受命，1888年卸任）被视为德国政界和军界的灵魂人物。在决定德意志统一的三场王朝战争中，无论是俾斯麦纵横捭阖、折冲樽俎的高超手腕，还是老毛奇的运筹帷幄、料敌机先的耀眼战绩，皆堪称经典，而且彼此配合得当，浑然一体。他预言了德国两线作战的未来，建议德国采取“西守东攻”即修筑阿尔萨斯-洛林要塞抵御法国并准备从东普鲁士突出部进攻俄国的战略，[④]这样既不枉费俾斯麦签订《法兰克福条约》时力主割地的心血，也能配合俾斯麦以德俄关系为支轴的同盟体系。他还把有限的胜利作为目标，强调以战场优势为外交谈判增加筹码。19世纪八十年代初期，俾斯麦外交战略和老毛奇军事战略基本确立，互为补充，二者都贯彻了保守主义的思想，都体现了“适度”、“平衡”和“协调”的原则。正如作者所言，二人亲密共事的三十年间，文官政府基本掌握武装力量，外交系统和军队系统保持协调，大战略有效运行。 “施利芬计划”的出台则象征着政军关系的破裂。在行军路线上，施利芬不顾英国参战的风险令大军取道比利时，但德国本身就是比利时中立的保证国；在战线选择上，施利芬从未和奥匈总参谋长沟通，无视《德奥同盟条约》中“缔约国一方遭到俄国的进攻，他方应以全部兵力援助，并不得单独媾和”的条款；在战争哲学上，军人施利芬自绝于政治且引以为傲，基于距离、兵力和火力等军事参数进行单向的、静态的运算制定战争计划，将前辈克劳塞维茨“战争是政治的继续”和“警惕政治因素带来的战争迷雾”[⑤]等忠告抛诸脑后。讽刺的是，普鲁士总参谋部先驱卡尔·冯·格罗尔曼（Karl von Grolman）百年前就曾道：“花几年时间蹲在参谋办公室里制定一个详尽的作战计划不过是军事领域的文学创作。”[⑥]一战前夕，德军在大战略上已完全脱轨，政军关系彻底决裂，以致七月危机中宰相霍尔维格试图让奥匈保持克制时，总参谋长小毛奇却催促盟友总动员，奥匈不禁反问“德国到底谁说了算？”。[⑦]如书所言，大战略至此宣告终结，德国滑向了自我毁灭的深渊。

四、大战略之拾遗补缺：海战思维与帝国命运

在“海权偏执”一章中，本书从地缘环境上分析德国同时发展一流陆海军的困难，联系到本书未涵盖的一战海上进程，启发读者思考：尽管面临重重阻力，德国依然推出了雄心勃勃的造舰计划，但激烈的德英海军竞赛为何最终只换来一次日德兰海战的僵局，德国海权之路为何以公海舰队自沉的悲剧结束？

德意志民族原属大陆民族，历史上的生产生活方式缺乏海洋烙印，普鲁士军国主义的核心也是容克土地贵族阶级，其战争思维发源于深居北德内陆的勃兰登堡，强调在陆战中优势方需主动发起进攻、消灭对手有生力量、占领敌军阵地和敌国领土，德意志帝国的海战思维本质上依旧是陆战思维之延续，[⑧]因此蒂尔皮茨一厢情愿地将公海舰队（Hochseeflotte）集中于北海严防英国皇家海军（Royal Navy）的进攻。而英国的海战思维可以追溯到格劳修斯“海洋并非陆地，不可占而有之”的思想，经过马汉“经济利益至上论”[⑨]的发展，到了一战时已将用兵重点放在控制大西洋远洋航线和贸易据点上，对于北海这种在全球经济利益链中无足轻重的“死海”缺乏兴趣。由此可见，德英陆海战思维的对立创造了世界海战史上的奇观——实力如此之强且距离如此之近的世界两大海军“静坐对峙”长达四年之久（除日德兰海战）。然而，平局假象下的事实对德国尤为不利，英国的封锁窒息了德国的海外贸易，拖垮了德国的国民经济，而被德意志民族寄予厚望的公海舰队先是沦为岸防部队，后以斯卡帕湾集体自沉的悲剧谢幕。

五、结语

《脆弱的崛起：大战略与德意志帝国的命运》再现了德意志第二帝国近半个世纪的大战略演变历程及其对德国命运的深刻影响。为了完成这项研究，作者不仅广泛收集了俾斯麦给德国驻外大使的信件、外交文件上的批示，比洛、荷尔斯泰因等要人撰写的外交备忘录和个人回忆录，欧洲各国外交部的公文和电报，欧洲皇室间（维多利亚女王致威廉二世，威廉二世致尼古拉二世等）的长期通信等第一手史料，还重点参考了A.J.P.泰勒（A.J.P.Taylor）的《争夺欧洲霸权的斗争（1848-1918）》和保罗·肯尼迪（Paul Kennedy）的《英德对抗的兴起，1860-1914》等国际关系史权威著作。此外，作者精通德语，并得到了联邦德国国防军中校在德方文献翻译上的帮助，因此能够避开英文转译而接触大量德语资料，增强了文献的准确性和研究的说服力。

目前国际环境中存在一种将当下中美关系比作一战前夕德英关系的论调，而耐人寻味的是，这本研究“德国何以走向自我毁灭”的著作恰好由中国学者徐弃郁写就，并由“修昔底德陷阱”提出者——美国学者格雷厄姆·埃利森（Graham Allison）作序。徐弃郁大校在本书中运用大战略解释了德国的命运沉浮，为中国读者提供了从本国大战略视角思考民族复兴和大国崛起的途径，对中国学界突破西方“零和博弈”、“中美必有一战”等理论桎梏来解释中国道路具有非凡意义，这是学术争鸣，也是话语交锋。

（作者：廖靖博 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硕士研究生 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与北京大学区域与国别研究院立场无关，文责自负。引用、转载请标注作者信息及文章出处。）

[①] 黄日涵、姚玉斐：《国际关系实用手册》，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248页。

[②] 王开明：《评德意志第二帝国的对外战略——从俾斯麦到威廉二世》，《国际政治研究》2002年第3期，第136-143页。

[③] Münkler, Herfried. “Spiel Mit Dem Feuer: Die „Politik Der Revolutionären Infektion“ Im Ersten Weltkrieg.” Osteuropa, vol. 64, no. 2/4, Berliner Wissenschafts-Verlag, 2014, pp. 109–25.

[④] Foley, Robert T. “The Real Schlieffen Plan.” War in History, vol. 13, no. 1, Sage Publications, Ltd., 2006, pp. 91–115.

[⑤] 〔德〕卡尔·冯·克劳塞维茨：《战争论》第一卷，陈川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78年版，第86页。

[⑥] Jehuda L. Wallach, The Dogma of the Battle of Annihilation, p. 54.

[⑦] Echevarria, Antulio J. “An Infamous Legacy: Schlieffen’s Military Theories Revisited.” Army History, no. 53, U.S. Army Center of Military History, 2001, pp. 1–8.

[⑧] 〔德〕沃尔夫冈·魏格纳：《世界大战中的海军战略》，罗群芳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9年版，第8-11页。

[⑨] 吴征宇：《海权的影响及其限度——阿尔弗雷德·塞耶·马汉的海权思想》，《国际政治研究》2008年第2期，第97-10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