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长远：中企出海时应灵活运用合资和“以技术换市场”的策略

·过去，企业主要依赖出口贸易，中国成为全球第一大出口国和超过120个国家的最大贸易伙伴。然而，在当前环境下，对外投资正逐渐取代出口，成为企业国际化的主要方式。中国的国际贸易伙伴也在变化。过去，中国更多依赖与美国等国家的经贸合作，且一度与美国互为最大贸易伙伴。

近日，复旦大学发展研究院“中美友好互信合作计划”学术研究平台举办专题研讨会，围绕“动力·调适·制约：中国数字平台海外发展的机遇与挑战”这一主题进行研讨。在研讨会上，复旦大学经济学院教授、上海市世界经济学会会长罗长远指出，当前，国内外环境的深刻变化为中国企业的出海之路带来了全新挑战。为应对这种局势，实现可持续发展，中国企业的出海策略和路径也应进行相应转变。

以下内容根据罗长远发言整理，略有删减：

从国内环境看，中国经济的微观基础正发生变化。民营企业逐渐取代外资企业成为中国经济发展和国际化的中坚力量。例如，根据欧盟2022年的统计，华为、阿里巴巴、腾讯位列全球研发支出50强，在大中华区位列前三，展现了中国民营企业的强大实力。同时，中国的产业生态也在发生转型。多年来，中国企业在传统赛道与国外同行竞争，但依然存在不少差距，开辟新赛道势在必行。比如，中国企业在新能源汽车领域的快速发展，正在打破传统汽车行业的格局，显示出新兴产业正成为中国全球竞争力依托的趋势。

在国际方面，中国企业的国际化路径正在发生变化。过去，企业主要依赖出口贸易，中国成为全球第一大出口国和超过120个国家的最大贸易伙伴。然而，在当前环境下，对外投资正逐渐取代出口，成为企业国际化的主要方式。

中国的国际贸易伙伴也在变化。过去，中国更多依赖与美国等国家的经贸合作，且一度与美国互为最大贸易伙伴。但疫情以来，东盟等周边市场的重要性显著提升，成为中国当前最大的贸易伙伴。总体而言，中国需要更加注重与邻国的经贸关系，避免不必要的摩擦。 

面对这些国内外环境变化，中国企业的出海策略和路径也应进行相应转变。

首先，中国企业在出海方面应充分发挥“后发优势”，提升市场适应能力。中国企业的海外布局主要集中在发展中国家，这与发达国家的路径有所不同。相比欧美等“北方国家”，中国企业更多地选择了亚非拉等“南方国家”市场。尽管一度存在对于这种选择的质疑，认为企业不应仅局限于发展中国家市场，但研究表明，中国企业在国内积累了丰富的应对市场不完全的经验，这些经验和能力在亚非拉等发展中国家更有“用武之地”。正是这种“后发优势”使得中国企业能够在类似的市场环境中更为从容地应对挑战。

其次，中国企业凭借供应链网络所带来的“所有权优势”实现抱团出海。最新研究显示，如果一家企业在国内拥有良好的供应链网络，一旦其中的供应链伙伴率先进入海外市场，其他关联企业也更有可能跟随出海。根据国际投资领域的“所有权优势”理论（Ownership Advantage），企业在国内的供应链网络构成了重要的竞争优势。中国作为产业门类齐全的国家，拥有紧密的供应链网络，为企业的对外投资提供了坚实支撑。当供应链伙伴拓展至海外市场时，企业可以利用这一优势，克服东道国市场的不完备性，实现抱团出海。

第三，中国企业在出海时应灵活运用合资和“以技术换市场”的策略。中国早期吸引外资时采取了“以市场换技术”的策略，即通过开放市场换取技术转移。以往中国对外资准入设有限制，而类似的准入限制可能会在中国企业对外投资过程中被东道国采用。因此，中国企业应从合资和技术转让的角度灵活应对。一方面通过合资形式进入东道国市场，以适应本土化需求，另一方面通过“以技术换市场”策略，在保持核心技术的前提下，实现部分技术转移，以换取市场准入与合作机会，从而有效推动企业的全球布局。

第四，中国企业在出海过程中需重点经营周边市场。随着中国经济的崛起，周边国家对中国的经济依赖度不断增加。尽管中国的数字平台企业，如Temu（拼多多全球化业务多多跨境）、Shein等已在全球多地布局，但亚洲市场仍需重点维护和深耕。最新研究表明，无论是美资还是欧资企业，从中国撤资后并未回流至美国或欧洲本土，而是选择迁往与中国供应链联系紧密的亚洲近邻。这一趋势显示，尽管存在美国政府的强力干预，美国企业依然倾向于布局在中国周边，以间接利用中国的供应链优势。这也成为企业在复杂的中美政府关系背景下找到的一种灵活解决方案。

最后，制度型开放仍需持续推进。中国企业在目的国面临的障碍，根本原因在于中国与东道国之间的制度差异，这并非优劣之分，而是制度本身的不同。因此，在制度型开放的背景下，中国应重点在制度层面加强双边和区域性安排。例如，通过争取加入《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CPTPP），并在谈判中纳入数据跨境传输等制度性安排，为数字平台企业出海提供制度性支持。同时，在新签署的各类双边自由贸易协定中，也应涵盖企业急需的制度性关切，以更好地响应中国的制度型开放和高水平开放需求。

（本文内容由复旦大学发展研究院“中美友好互信合作计划”学术平台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