切莫认为杜甫是苦吟诗人，苦吟是出不了伟大诗人的

成都杜甫草堂一景

《戏赠杜甫》据传为李白所作，诗云：“饭颗山头逢杜甫，头戴笠子日卓午。借问别来太瘦生，总为从前作诗苦。”如果我们读了这首诗，再结合杜甫的“为人性僻耽佳句，语不惊人死不休”、“晚节渐于诗律细”、“新诗改罢自长吟”等诗句，认为杜甫作诗慢，是苦吟诗人，那就属于想当然了。遗憾的是，把杜甫看作苦吟诗人的人还不少。

私意以为，所谓苦吟诗人，除了创作态度严肃认真、一丝不苟外，还有以下特征：（1）为作诗而作诗。典型的苦吟诗人贾岛，自称“一日不作诗，心源如废井”（《戏赠友人》），就属于为作诗而作诗。（2）才气不足。所谓“二句三年得，一吟双泪流”（贾岛句），“吟安一个字,捻断数茎须”（卢延让《苦吟》），其实都是才气不足的表现。（3）生活阅历不足，诗的内容比较狭窄。孟郊和贾岛的诗，之所以被苏轼评为“郊寒岛瘦”，就与他们的生活阅历不足有一定关系。（4）时有佳句，但罕有佳篇。用上述四个特征来对照杜甫的创作，全是方枘圆凿。因此，杜甫不是苦吟诗人。苦吟可以出著名诗人，但出不了大诗人，更不要说出伟大诗人了。

《戏赠杜甫》是不是李白的诗，姑且不论，但若将“借问别来太瘦生，总为从前作诗苦”理解为李白戏谑杜甫作诗慢，不潇洒，显然不合情理。李白喜欢写古体诗，律诗写得很少。他的律诗中，篇幅短小的五七言绝句又占了很大一部分。所谓“李白一斗诗百篇”，指的应该是古体诗以及五七言绝句。杜甫的诗歌，律诗占大头儿，在体裁的分布上与李白正好相反。杜甫存世的一千四百五十八首诗中，有一千零五十四首为律诗，剔除五七言绝句后，律诗仍多达九百一十六首（其中还有不少排律），将近占存诗总量的三分之二。古体诗写起来不受束缚，难度要比律诗小得多，自然也省力得多。因此，李白的“敏捷诗千首”，与杜甫的“晚节渐于诗律细”，实在不具有可比性。那么，单拿李杜都擅长的古体诗来比赛，在篇幅相当的情况下，谁更敏捷呢？最大的可能是：快慢难分。这就好比两位旗鼓相当的棋手下棋，要么互有胜负，要么下成平局。

尽管律诗的规矩比较多，但是对于精通此道的杜甫来说，出手也是相当快的。譬如，我们读杜甫的《闻官军收河南河北》，可以明显地感觉到，这首诗是信笔书写，文不加点，一气呵成的：

剑外忽传收蓟北，初闻涕泪满衣裳。

却看妻子愁何在，漫卷诗书喜欲狂。

白日放歌须纵酒，青春作伴好还乡。

即从巴峡穿巫峡，便下襄阳向洛阳。

此诗写得十分流畅，把诗人欣喜若狂的心情表现得淋漓尽致。你初读这首诗，很可能意识不到它原来是一首讲究平仄和对仗的律诗。

杜甫自称“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下笔如有神”多少暗含一点儿“快”的意思，但主要还是着眼于“好”。杜甫对自己作诗的快慢似乎没有明确的说法，不过，杜诗中可以看出来其作诗快慢的蛛丝马迹还是有的。如《江上值水如海势聊短述》这首诗：

为人性僻耽佳句，语不惊人死不休。

老去诗篇浑漫与，春来花鸟莫深愁。

新添水槛供垂钓，故著浮槎替入舟。

焉得思如陶谢手，令渠述作与同游。

首联“为人性僻耽佳句，语不惊人死不休”最为脍炙人口，单看首联，的确符合苦吟派诗人的特点。其实，颔联“老去诗篇浑漫与，春来花鸟莫深愁”，才是这首诗的重点所在，大意为：我现在老了，作诗完全是信笔为之，不觉费力；春天来了，鸟语花香，我写起诗来，根本不用为文思迟滞而发愁。信笔为之，并不是马马虎虎，粗制滥造，而是达到出神入化境界后的随心所欲，苦吟诗人致力于字句雕琢的做派，岂可同日而语？把这首诗的首联作为佳句单独摘出来，当然是可以的，但是假如借此说明杜甫是苦吟诗人，就属于断章取义了。

需要说明的是，我们不能因为“老去诗篇浑漫与”这句诗，误以为杜甫“老去”之前是苦吟诗人。杜甫从来都不是苦吟诗人，只不过是“老去”以后，作起诗来更随意、更轻松、更敏捷罢了。

杜甫说“老去诗篇浑漫与”，我们读杜诗的印象也是如此。杜甫经常为一些具体的事务而忙碌，闲暇的时候，他或游玩，或访友，或会客，或信步，或昼寝，好像并没有因为作诗占用大量的时间。杜甫的五言排律非常多，动辄数十韵。这种长篇巨制，靠的是难以遏制的创作激情，创作的速度应该是相当快的。不然，这种诗也不会频繁出现。

虽然杜甫没有关于自己作诗如何敏捷的直接表述，但是他却说过自己写文章如何敏捷的话。他在《进雕赋表》中写道：“……臣之述作，虽不足以鼓吹六经，先鸣数子，至于沉郁顿挫，随时敏捷，而扬雄、枚皋之流，庶可企及也。”“随时”，指顺应时势，切合时宜。“敏捷”，指才思敏捷。“庶”，差不多。扬雄、枚皋，都是西汉时著名的辞赋大家。据《西京杂记》记载：“枚皋文章敏疾，长卿制作淹迟，皆尽一时之誉。……扬子云曰：‘军旅之际，戎马之间，飞书驰檄，用枚皋。廊庙之下，朝廷之中，高文典册，用相如。’”可见枚皋是以文思敏捷著称的。杜甫既然说枚皋可以企及，那就等于说自己写文章写得快。《进雕赋表》中的这段话，虽然说的不是诗歌，但是我们完全可以结合这段话，对杜甫作诗是否敏捷进行评估。杜甫最擅长的就是作诗，他的诗名，要远远大于他的文名。既然写文章他是快手，那么，他在诗歌创作上才思之敏捷，还用怀疑吗？

唐天宝十一载（752年）的一个秋日，杜甫与友人高适、岑参、薛据、储光羲同登长安城东南的慈恩寺塔（即大雁塔）。按照古代骚人墨客的习惯，登高望远，是要作诗的，何况这一次还是五位诗坛高手共同登上长安城的名塔，大家正好可以借此机会，抒发感想，切磋诗艺。杜甫的名篇《同诸公登慈恩寺塔》，就是在这种场合下创作的。此诗原注云：“时高适、薛据先有此作。”表面上看，在五位诗人里边，杜甫是第三个完成的，作诗的速度不快也不慢，居中。然而，单纯按完成时间的先后衡量作诗的快慢，是不准确的，因为五位诗人的诗，长短不太一样。杜甫的诗一百二十字（不含标点，下同），高适的诗九十字，岑参和储光羲的诗均为一百一十字。薛据的诗失传，字数不详。高适虽然先完成，但是并不等于他比杜甫作诗快，因为他的诗比杜甫的诗少了三十个字。至于岑参和储光羲，杜甫肯定领先于他们，杜甫比他们完成得早，诗的字数也比他们多。（五位诗人不见得人人都带着文具，可能书写时要分个先后，这一因素姑且不予考虑。）当然，几位诗人一起作诗，谁快一点儿谁慢一点儿，并不重要，诗写得好不好，才是关键。据《新唐书·宋之问传》记载：“武后游洛南龙门，诏从臣赋诗。左史东方虬诗先成，后赐锦袍。之问俄顷献，后览之嗟赏，更夺袍以赐。”“夺锦袍”的典故，即由此而来。这个典故说明，即席赋诗，只看效率，不看质量（本来质量也不差，没想到还有更好的），这是不公平的。公平的做法是，既看重作品的质量，又适当地兼顾效率。那么，在这次大雁塔雅集流传下来的四首诗中，哪一首最好呢？恰恰是杜甫的诗写得最好。

杜甫的倚马之才，还体现在他天宝十载（751年）待制集贤院时应对的那场钦命考试上。杜甫献三大礼赋以后，引起了玄宗的注意，玄宗遂命宰相考他的文章。这是一场比较特殊的考试，考生只有杜甫一个，考官及其在现场观看的同僚却不少，他们竟然像围墙似的把杜甫围了起来，目光跟随杜甫的笔迹移动着，把杜甫落到纸上的每一句话都看在眼里。或许，这些官员开始并没有围观，随着杜甫的奋笔疾书，大家才渐渐形成了围观之势。面对众官员围观的阵势，如果杜甫的心理素质稍微差一点儿，就有可能心慌意乱，执笔的手也跟着发抖，甚至脑子里一片空白。大概杜甫经常出入于即席命笔的场合，观者如堵的情况早就习以为常了，所以他没有怯场，更没有晕场。说不定，围观者越多，越能激发杜甫的创作灵感，这就好比唱戏的名角，捧场的观众越多，他唱得越有劲儿。这本是一场关系到杜甫人生命运的考试，可是给人的感觉，却像是一场才艺表演。杜甫晚年在《莫相疑行》一诗中提到此事还颇为自豪：

男儿生无所成头皓白，牙齿欲落真可惜。

忆献三赋蓬莱宫，自怪一日声烜赫。

集贤学士如堵墙，观我落笔中书堂。

往时文采动人主，此日饥寒趋路旁。

晚将末契托年少，当面输心背面笑。

寄谢悠悠世上儿，不争好恶莫相疑。

我们还可以结合杜甫在诗歌创作上的某些特点，看出杜甫作诗敏捷。例如，杜甫先后两次游长安城南的何氏园林，第一次写了《陪郑广文游何将军山林十首》，第二次写了《重过何氏五首》，都是联章体五言律诗。我们不知道杜甫写这种组诗究竟用了多长时间，但是游一个私人园林，居然写了这么多诗，并且诗的质量很高，至少说明杜甫观察敏锐，文思如涌，笔力不凡。否则，写上三五首也就意尽搁笔了。再如，杜甫经常以诗代简，如《简吴郎司法》《又呈吴郎》两首诗，其实都是写给晚辈亲戚吴郎的书信。以散文的形式写书信，当然要比以诗代简省事，杜甫为什么舍易就难，自找麻烦呢？比较合理的解释是，一则杜甫诗兴高，喜欢写诗；二则杜甫写起诗来，像写书信一样顺手。又如，在杜甫的《漫成二首》《绝句漫兴九首》《戏为六绝句》《遣闷戏呈路十九曹长》《戏作俳谐体遣闷二首》《巫山县汾州唐使君十八弟宴别，兼诸公携酒乐相送，率题小诗，留于屋壁》《缆船苦风，戏题四韵，奉简郑十三判官》《暮秋枉裴道州手札，率尔遣兴，寄近呈苏涣侍御》《风雨看舟前落花，戏为新句》等诗的题目中，“漫”“戏”“率”“率尔”这些字眼儿，都含有率意而作的意思。透过这些字眼儿，我们可以看出杜甫在作诗上举重若轻，驾轻就熟。而苦吟诗人所缺少的，正是这种胸有成竹和应付自如。

我们探讨杜甫作诗快慢的问题，在缺乏材料的情况下，还可以把他评价别人诗文的一些诗句拿来参考，因为他评价别人的话，都不妨看作是他的“夫子自道”：

思飘云物外，律中鬼神惊。毫发无遗恨，波澜独老成。（《敬赠郑谏议十韵》）

精微穿溟涬，飞动摧霹雳。（《夜听许十一诵诗爱而有作》）

词源倒流三峡水，笔阵独扫千人军。（《醉歌行》）

意惬关飞动，篇终接混茫。（《寄彭州高三十五使君适、虢州岑二十七长史参三十

韵》）

敏捷诗千首，飘零酒一杯。（《不见》）

庾信文章老更成，凌云健笔意纵横。（《戏为六绝句》其一）

这些例句，都是称赞别人的诗文的，其中难免有溢美的成分。但是当我们把它看成杜甫的夫子自道，就完全符合实际了。反观那些苦吟诗人，是不可能达到这种高妙的创作境界的。

当然，我们说杜甫作诗敏捷，并不等于说他在诗歌创作上总是倚马可待。“新诗改罢自长吟”，文思的迟速且不论，对初稿的修改，通常情况下是必不可少的。形式短小的绝句，要做到文不加点，问题还不大，但是稍长一些的诗歌，真正一字不用改的恐怕少之又少。当然，同样是改诗，文思敏捷的诗人与苦吟诗人往往是有区别的。

其实，“敏捷诗千首”的李白，在修改自己的诗歌方面，也是下了很大功夫的。与杜甫不同的是，李白往往是初稿写成，就急忙出手了。事后又感到不满意，于是再作修改。李白诗歌流传的文本较多，不同文本之间差异也比较大，甚至不乏一诗两稿的情况，这些现象主要是诗人反复修改造成的。关于李白诗歌文本之歧异，这里略举几例，以见其修改痕迹之一斑。（1）题目歧异。《将进酒》，有歧异的版本中，或作《惜樽空》，或作《惜空樽酒》；《梦游天姥吟留别》，有歧异的版本中，或作《梦游天姥吟留别诸公》，或作《梦游天姥山别东鲁诸公》。（2）正文歧异。《蜀道难》中的“连峰去天不盈尺”，另有“连峰入烟几千尺”、“连峰入云几千尺”等版本。《将进酒》中的“天生我材必有用”，另有“天生吾徒有俊才”、“天生我身必有材”等版本。（3）一诗两稿。如《过彭蠡湖》，有两种文本，差异比较大。李白改诗的事例告诉我们，对初稿进行修改，是文学创作过程中不可缺少的一个环节，反复修改与作诗的快慢，并没有必然的关系。

作为一个诗人，天赋固然重要，但是仅靠天赋是不够的，刻苦和勤奋也必不可少。“老去诗篇浑漫与”，说明杜甫天赋异禀，作诗敏捷；而“晚节渐于诗律细”，则说明杜甫在创作上刻苦勤奋。杜甫论及文学和艺术创作的时候，多次说过“苦用心”之类的话，例如：

已知仙客意相亲，更觉良工心独苦。（《题李尊师松树障子歌》）

清诗近道要，识子用心苦。（《贻阮隐居》）

诏谓将军拂绢素，意匠惨澹经营中。（《丹青引》）

借问苦心爱者谁？后有韦讽前支遁。（《韦讽录事宅观曹将军画马图歌》）

法自儒家有，心从弱岁疲。（《偶题》）

孰知二谢将能事，颇学阴何苦用心。（《解闷十二首》其七）

可见，无论是作诗还是绘画，都是“成如容易却艰辛”（王安石句）。不过话说回来，我们不能因为杜甫有刻苦勤奋的表现，就想当然地给他贴上“苦吟诗人”的标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