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忆｜百岁齐邦媛：巨流河流到终点，带走一个时代

2024年3月28日凌晨，著名作家、学者，台湾大学外文系教授齐邦媛以一百岁的高龄作别人间。

齐邦媛，辽宁铁岭人。1947年到台湾，1988年从台湾大学外文系教授任内退休，受聘为台大荣誉教授。曾任美国圣玛丽学院、旧金山加州州立大学访问教授、德国柏林自由大学客座教授，对引介西方文学到台湾，推介台湾文学作品至西方世界，贡献卓越。

因为自传体小说《巨流河》一书，齐邦媛和她伴随近代中国命运起伏的人生为大陆读者所熟知与共情。在这本书中，齐邦媛由对故乡的追忆迤逦而下，一笔一画写到最后一章，殉国者的鲜血和流亡者的眼泪，汇入河流，溯源而上……

晚年齐邦媛

无父的世界

1924年元宵节，辽宁的气温已达零下三十摄氏度。铁岭齐家诞生了一个女婴。女婴先天不足，体弱多病，快满周岁时竟高烧不退，气若游丝。一个亲戚对坐在炕上抱着女婴不放的齐家少奶奶说：“这个丫头已经死了，你还抱着她干什么？”妇人不舍，一直哭。老太太叹了口气说：“好，叫一个长工骑马到镇上找个大夫，看能不能救回这丫头的命！”老太太的坚定和少奶奶的执着使得“死”孩子活了过来，并且一生充满生命力。

妇人对医生说：“这孩子是您救回来的，她爸爸在德国念书，还没给她取名字，您就给她取个名吧。”医生为女婴取名“邦媛”。齐邦媛长大后才知道，这两个字出自《诗经·君子偕老》中的一句：子之清扬，扬且之颜也。展如之人兮，邦之媛也。

齐邦媛的幼年是个无父的世界。她只在两岁时的风雪夜中见过父亲齐世英一面。

原来，齐世英留德归来后思想激进，不顾其父齐鹏大追随张作霖二十多年的情分，执意参加了郭松龄反张的“革命行动”。于是，张作霖的军队便要搜捕齐世英，要把他一家都抓了杀掉。

当时，齐邦媛的祖父正驻守河北保定，并不知情。齐家老太太只得带着媳妇和孙子孙女躲到邻村的亲戚家。张作霖倒也爽快，说：“父一辈，子一辈，齐鹏大对我没有二心。他儿子混蛋，留洋念书念糊涂了，该杀。但是不要杀他爸爸。”那时每天晚上，齐邦媛都哭喊着“我要回家”，祖母只得依她。就这样，齐家回到了铁岭。后来齐世英辗转逃亡，留得一命，而齐家老小也万幸躲过一劫。

在“无父的世界”里，母亲几乎成了齐邦媛唯一的依恋。无疑，她是不快乐的。直到有一天，齐邦媛的姥爷差人把他们母子三人送到南京，齐邦媛才告别了“无父的世界”。

“妈，我今天姓什么？”

到了南京不久，齐邦媛被送到家附近的一所小学上一年级。

在她的印象中，父亲齐世英是一位温和的君子。这与他接受的教育不无关系。年少时，齐世英住过父亲齐鹏大的军营，在北方的乡村，隐隐感到的是国民的闭塞与无知。在天津新学书院接受了最初的英式教育后，齐世英先后赴日本和德国留学，成长为一个一心救国救民的青年。回国后，便有了加入郭松龄对抗张作霖的行为。郭死后，齐世英反思失败原因，决心加入国民党，而不再投奔任何军阀。

1932年，日本人占领了黑龙江。齐世英知道，回东北工作是不可能了，只得守在南京。蒋介石对他说，将来会在上海成立东北协会，到时由他负责中央与东北地下抗日工作的联系。于是，齐世英争取到了先去华北工作的机会。

那时，齐老太太已经带着齐邦媛的两个姑姑从东北到了北平。齐世英便托人将妻子和儿女以照顾老母的名义，从南京送往北平。然后他自己也前往北平与东北的地下抗日工作人员进行联络。因为当时北平时常有日本奸细出没，齐世英便携妻女搬到了天津的法租界，将大儿子齐振一留在北平陪老太太。

齐世英在天津的住处，经常有来自老家的革命志士的家人和学生前去拜访。有一天，一位姓盖的伯母和齐邦媛的母亲在屋子里哭了起来。齐邦媛带着盖家的两个小男孩去院子里玩。他们说：“不知为什么我爸爸的头挂在城门楼上。”齐邦媛后来才知道，盖家小兄弟的父亲盖文华是在长春血战后，与其他八位志士一并被捕殉国的。日本人将砍下来的头颅挂在了城楼上。

租界也不是绝对安全的地方，所以齐家经常要改换姓氏。齐邦媛记得最常用的姓氏是“王”。那时她在天津老西开小学读三年级。父母担心她的安全问题，每天都雇了黄包车接送。放学了，齐邦媛每每坐上黄包车，就会有调皮的同学跟在后面喊：“王八圆！王八圆！”齐邦媛觉得委屈，回家便哭。

过了一阵子，齐家又改姓“徐”。“王邦媛”便要转学变成“徐邦媛”。之后，还做过“张邦媛”。以至于后来一阵子，她每天上学前都要问母亲：“妈，我今天姓什么？”

母亲的苦难

从天津回到南京的那段日子，是齐邦媛记忆中最安稳幸福的时光。父亲在傅后港街租了一间屋，屋子对面的空地上长满了高大的槐树。初夏时分，槐树上开着一串串黄白色的花。这香香的槐花代表着家的幸福感，后来成为齐邦媛一辈子的最爱。

齐邦媛在南京就读的鼓楼小学充满了新气象，连她这样的小学生都要帮忙贴标语，诸如“不许吐痰”“振作图强”等。后来齐邦媛突然得了肺炎，父亲将她带去北平的德国医院就诊，随后又送往离城二十里的西山疗养院治疗，一住就是一年。

肺炎属于重症，经常有病人死去。一旦有病人死去，医院就会在那间病房里撒石灰。一个孩子第一次认识死亡，竟如此苦痛。

齐邦媛病愈回到南京，不久举家搬迁到宁海路，她也随之转学到山西路小学。伴随着二妹静媛的诞生，齐邦媛竟也顺利地毕业了。

齐世英在南京的工作之一是照顾从东北过来的学生，而招待他们吃饭成了齐太太最大的任务。她不但请了一名山东厨师做面食，还不停地在后院里腌酸菜，然后用托人从北平买回来的铜火锅煮五花肉给大家吃。那些年，齐家的五花肉酸菜火锅不知慰藉了多少游子的思乡之心，甚至有人一边吃，一边流眼泪。后来，这些人中的不少人一辈子都没能再回到家乡。

南京欣欣向荣的新气象很快就消失了。日本人打过来了。

1937年8月，南京像火炉一样灼热。齐邦媛的母亲在医院诞下小妹星媛。这时，日机已经开始轰炸南京了。9月，南京半成空城。10月，宁海路只剩下齐邦媛他们一家了。10月中旬，齐家家眷随同中山中学的学生一起撤离南京。

撤离南京那天的情景，齐邦媛至今记得。当时，大哥和他的同学们用棉被裹着因分娩得了血崩之症的母亲，将她抬上了火车。然后，再将齐家三姊妹一一从车窗递进去。齐邦媛的裤腰上拴了一个小布包，里头是一点儿现金、两枚金戒指和与汉口的联络地址。而火车上中山中学的高中部男生都背着枪，那是齐世英向第六十七军军长吴克仁要来的一百支步枪。

到芜湖换船时，天已漆黑。船到汉口，母亲已经因为失血过多而昏迷。一起被抬到医院的还有得了急性肠炎的二妹静媛。静媛离世的时候，才十八个月。那天，十三岁的齐邦媛独自站在病房外哭喊：“妹妹死了，我妈也要死了！”也许是听到了女儿的哭喊，母亲竟奇迹般地逃过了鬼门关。

齐家在汉口稍作喘息，又奔往湖南湘乡住了半年，最后由湘黔公路经桂林，千里跋涉到了重庆。在重庆，他们得到了留在北平的祖母已经过世一年了的消息。历史记住的也许只是大将雄兵的功勋，殊不知背后还有着几代母亲别夫离子、离乡背井的苦难。

齐邦媛（后排右一）与家人合影

“六一惨案”的悼文

1943年，齐邦媛考入武汉大学哲学系，一年后转入外文系。

1946年起，解放战争全面爆发，“反内战，反饥饿”的学生运动风起云涌。5月，京沪苏杭六千多名学生参与的游行示威被镇压；随后，武汉大学一千七百多名学生应声再起。军警慌了，欲前往武大抓捕领导学潮的中共地下党员师生。武大外文系的缪朗山与中文系的朱君允、哲学系的金克木、历史系的梁园东以及工学院的刘颖五人被认定为需要逮捕的“嫌犯教授”。之后，血腥的“六一惨案”发生了。

6月1日清晨6点，男生宿舍靠校门的那一幢，有男生起床洗脸，发现门口停了几辆军车，士兵正把缪朗山教授押上车。缪大声求救，一些学生冲出去阻拦。拉扯之间，枪声陡响，立刻有三人倒地身亡，伤者数人。

学生越聚越多，终于拉回缪教授，军车亦受命撤离。死者被抬到大礼堂，全是头部中弹。随后，全校师生在校长的带领下痛哭哀悼，齐邦媛也在其中。这时一名同学跳到台上，大声说：“学校会处理后事，但必须有学生代表参加！”于是，有人提了几个名字，写在黑板上。女生被提名的有三四个，齐邦媛看到自己的姓名被写在了黑板上。

散会后，所有人排队由死者身边走过致敬。齐邦媛记得其中一位伤口很大，血还没有凝固，双眼也未合上。学生代表们开会，有人提议由齐邦媛撰写悼文。

于是，从哲学系转到外文系的齐邦媛在几近废寝忘食的两天内，写下了这样的句子：苦难的中国何日才能超脱苦难的血腥、对立的仇恨，能允许求职的安全和思想的自由……

这篇短短的悼文显示了一种至诚的尊严，也预示了齐邦媛一生的态度。

事后，齐邦媛的导师吴宓教授，以外文系系主任的身份保全了缪朗山的安全并亲自护送他到机场乘飞机赴港。政府则将武汉警备司令彭善撤职，对执行捕人中的开枪者严办。

大学毕业的那天，同寝室的几个同学把酒小聚，齐邦媛一连干了六杯高粱酒，被架着走回宿舍。6月上旬，她由汉口搭船前往上海。

年轻时的齐邦媛在武汉大学

“还乡梦”破灭了

在上海住了一个星期后，父亲安排她去北平与刚从重庆回来的母亲和妹妹团聚。

回到北平一年后，“还乡梦”彻底破灭。长春老家的亲友们为了逃避战争带来的伤害，陆续投奔位于大羊宜宾胡同的齐家。齐邦媛记得，当时所有的房间都住满了人，每顿饭开两桌，有时还得开第二轮。那时父亲每月寄来的钱已经跟不上物价的高涨，齐邦媛的母亲只得每天上茄子炖土豆之类的大锅菜。再后来，她陪嫁的首饰和积攒下来的数千元银洋也都水一样流走了。一晚又一晚，齐邦媛听见母亲在床上叹气。

有一天，母亲很严肃地对齐邦媛说，你去南京或上海找事做吧。你去离你爸近的地方，也让我心里少一份牵挂。

于是，齐邦媛又回到上海。转眼入秋，工作却还没落实。一天，地质学家马廷英来沪为台湾大学寻觅理学教授，说到外文系也在招助教。马廷英对齐邦媛说：“外文系两个日本教授正等着遣送回国，你就去吧！”

父亲是不赞成的。台湾刚发生“二二八事件”，一个单身女子只身前往过于冒险。但齐邦媛认为，去台湾至少可以摆脱目前的困境。父亲终于同意她先去看看。

1947年9月下旬，齐邦媛随马廷英赴台。齐世英给女儿买的是往返票。然而，返回的那张票却没能用上，甚至于在历史的洪流中，后来齐世英自己也从巨流河被冲到了哑口海。

台湾文学的守护天使

没有椰影婆娑的海滩，没有吃不完的香蕉和凤梨。经过两个小时的飞行，当真正的台湾呈现于齐邦媛的眼前时，它竟然是灰色的。

去台大当了助教后，齐邦媛的生活逐渐安定了下来。此时向她袭来的是浓得化不开的孤独。这样的孤独是属于一个女性的，也是属于一个时代的，正如20世纪80年代罗大佑所写的《亚细亚的孤儿》一歌中唱的那样：“黄色的脸孔有红色的污泥，黑色的眼珠有白色的恐惧。”所幸的是，作为一个单身女性，齐邦媛遇见了后来的爱人罗裕昌。

接下来的几十年，齐邦媛生子、工作、讲学，将后半生的重心稳稳扎在了文学之上。

20世纪70年代，在编译馆供职的齐邦媛主持了新编台湾中学国文教科书的工作。之前，在全岛戒严的大环境下，台湾的语文教科书以意识形态为主导，不是歌颂孙中山的大作，就是赞美蒋介石的文章，其他入选的文章也着眼于政治需要。是齐邦媛依靠一批开明教授的支持，改变了这个格局，让“语文”回归“语文”，从而使中国的文化传统在台湾得到了很好的保护和延续。在以文学为标准为教科书“去政治化”的时候，齐邦媛宣称要“为民族文化的前途，为陶冶年轻一代的性灵，必须用超越的政治的态度”而编书。

同时，凭借学院派扎实的翻译功力，齐邦媛还将台湾文学用优美的英文译介到国外，使台湾文学在世界文学丛林中得以占据一席之地。台湾知名作家白先勇因此将齐邦媛赞为“台湾文学的守护天使”。林海音的《城南旧事》海外版就是由齐邦媛和殷张兰熙一同翻译的。同时，作为德国柏林自由大学的客座教授，齐邦媛还将“台湾文学”带到了西方的讲堂上。《中华现代文学大系：台湾1970—1989》《中英对照读台湾小说 Taiwan literature in Chinese and English》《二十世纪后半叶的中文文学》等也是由她主编的学术要著。

然而，每每午夜梦回，巨流河的呜咽还是会在她枕畔回响。“六十年来在台湾，我读书、教书、写评论文章为他人作品鼓掌喝彩（齐邦媛曾于1990年出过一本评论集叫《千年之泪》），却无一字一句写我心中念念不忘的当年事——那是一个我引以为荣，真正存在过的，最有骨气的中国！”

从巨流河到哑口海

1987年11月，大陆向台胞开放省亲之旅。随着铺天盖地的“探亲文学”鹊起，齐邦媛思念起海峡的另一边却又因此惴惴不安。她这样写道：“漂流者日思夜想的是故国山川和年轻的亲友，即使父母也应尚在中年，隔了四十年，回去时所见多是美梦的骨骸。还乡者已老，仍是断肠，所以我更迟迟不敢回去，不仅我无亲可探，也因怕幻灭毁了珍藏的记忆，更是近乡情怯。”

1993年5月，齐邦媛在武汉大学校友通讯《珞珈》上读到校友鲁巧珍肺癌已至末期的消息，“如遭电击”，立刻决定去上海见她最后一面。

从鲁巧珍治疗的医院出来后，齐邦媛从上海飞往北京，然后再坐火车去辽宁铁岭。车过兴城、葫芦岛市、锦州、沟帮子、新民……一路上虽然身体疲劳至极，她却半刻都不愿闭上眼睛休息。

2001年“九一八”事变七十周年的时候，齐邦媛与兄妹几个从太平洋的两端回到沈阳，参加东北中山中学“齐世英纪念图书馆”的揭幕典礼。

自会场出来，齐邦媛去瞻拜了“九一八”纪念馆，然后独自坐火车去大连。她到大连去是要由故乡的海岸，看流往台湾的大海。连续两天，她一个人在海边公园的石级上坐着。她知道，渤海流入黄海，再流进东海，融入浩瀚的太平洋，最后便到达台湾南端鹅銮鼻灯塔下的哑口海——海湾湛蓝，静美。

当“一切归于永恒的平静”，齐邦媛开始酝酿自传体小说《巨流河》。一开始的文稿源自台湾翻译名家单德兴等人对她所做的访谈。当时，由于老伴罗裕昌生病住进了加护病房，齐邦媛一度思想涣散，无法思考。之后的一年，她夹着访谈记录稿奔走于医院和家之间，晨昏独坐时，将口语慢慢改成书面语言。其间，她精疲力竭，几度罢笔，甚至信心全失。但《巨流河》却分分秒秒悬在她的心上，“不容我安歇”。

《巨流河》封面

2005年的初春，八十一岁的齐邦媛在桃园山峦间觅得一间“人生最后的书房”。在这间书房，她以最古朴的方式，历时四年，一字一句，完成了这封“从内心深处写给世界的一封恳切的长信”。其间，不但单德兴作为同行兼好友，成为齐邦媛写作的“陪跑者”，往日的学生李惠绵和台湾女作家简媜亦主动承担了“督军”和录入的活儿。

齐邦媛在《巨流河》的“序言”中曾这样写道：“将我的手稿输入电脑，容忍我不停地增补、删减的黄碧仪，事实上是我的第一位读者。她曾问我：‘您父亲是个读书人，为什么会跑去搞革命？’大哉斯言！这样的问题由二十多岁的年轻人提出，别具意义，仿佛那些远去却未安息的亡灵也都等着这一问！”

事实上，齐邦媛在整本书中，也对这个问题进行了不停地追问。早在1990年齐世英逝世三周年的时候，齐邦媛就着手整理有关父亲的史料，并由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出版社出版发行了《齐世英先生访问纪要》一书。撰写《巨流河》，她再一次严肃地审视了父亲齐世英这一代人的命运。

齐邦媛不认为父亲和郭松龄是“革命的失败者”，而是称他们为忠实于理念的“悲剧英雄”。她在书中写下了这样的文字：“他们知道死亡、危险都在眼前，但是他们也都清楚自己的理念为何，以他们的条件，要在日本人、在张作霖、在共产党下面做官太容易了，但是他们选择了自己的理念。郭松龄和他燕京大学毕业的妻子，死后被张作霖在广场上暴尸三日，但是没有影响我父亲改革的决心。”

郭松龄兵败后，齐家开始了一生的漂泊。然而，在写作《巨流河》一书时，齐邦媛的内心却在文学中得到了安息。创痛被文字抚平，忧愁被标点淡化，她的精神因此得到了极大程度的丰富和抚慰。

全书完成后，齐邦媛叹道：“至此心愿已了，留下祝愿一切归于永恒的平静。但是旬日之内这平静即被冲破。四年间，来自世界各角落的文字直扣我心，读了又读，每篇都不忍释手。只有用一本书，在此集中最具代表性的了解与交流，而找回旧谊重叙生死契阔，也在此书内作个永久的相逢纪念吧。我充满感谢与你们在书里书外有缘相逢！”

《巨流河》一书自2009年出版至今，仅在台湾就已经售出十万册。2010年底，《巨流河》简体字版由北京三联书店取得授权，虽在少许删节的问题上有些折冲与磨合，终顺利出版。齐邦媛这个名字也由此为大陆读者熟知。

对大陆读者而言，齐邦媛的《巨流河》带来了巨大的冲击和不同以往的历史记忆。书里记录的既是一个人、一个家庭的、感性的、充满情感共鸣的往事，同时也蕴含了对一个国家命运理性的解读。海峡那边的人，齐声为齐邦媛和其父齐世英的家国情仇唏嘘不已。

在台湾，《巨流河》的影响也是极其深远的。齐邦媛勾起了一代人比乡愁更为炙热的情怀，回顾了令他们念念不忘、心潮澎湃的往事。2014年2月19日，齐邦媛的晚辈、学生以一本《洄澜：相逢巨流河》作为献给老师的九十周岁生日寿礼。该书最后收入了齐邦媛与简媜的对话，在对话中，齐邦媛简短地总结了自己的一生：“我这一生，很够，很累，很满意……我一生都在奉献，给家庭、学生，但愿服务期限满的时候，从这个人生到另一个人生，当我过了那个界限时，我的船没有发出沉重的声音。”

（原文《齐邦媛：血与泪的<巨流河>》刊发于《名人传记》2014年第10期 作者/赵芝铭）

责编丨张静祎 责校丨张静祎

排版丨王苑 审核丨梅化南

原标题：《追忆｜百岁齐邦媛：巨流河流到终点，带走一个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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