忆年｜宋金波：红灯笼照耀过的正月初二

 【编者按】

大江南北，长城内外，不同地域年俗迥异，“年”的背后展现给你的是一部中国老百姓的生活史诗。澎湃新闻·请讲栏目推出“忆年”专题，讲述那些年，那座城，那个村庄，那些与年有关的人和事。

澎湃新闻 龚唯 制图

1

进入腊月，红灯笼就要挂起来了。园子里那根十几米高的椽子木，孤孤单单立了一年，终于有了存在的意义。

灯笼的塑料外皮时日既久，有些泛白。但夜晚来临，电闸一合，红灯笼里面大号的白炽灯泡瞬时亮起来。每年的红色仍旧是崭新的。

灯笼要一直挂到正月十五，有时还会更晚。灯笼摘下来，年也就过完了。

近郊里像样的人家都会挂红灯笼。越临近除夕，红灯笼就越多。但是我姥爷家的红灯笼，似乎是周边最亮、最高的。

挂灯笼的时候我总是远远观看，担心那根木头忽然倒下砸到自己。小孩子对人身安全的考虑只能顾及到这显而易见的层面。但另外一面，比如到红灯笼高挂的时令，骤然肃杀到零下三十度的日子就多起来了，早晨推开门，嘎巴地冷。这种天气里，我记忆中不止三次用舌头舔了室外的金属物事，一次是自行车铃，两次是门锁。

舌头真会被牢牢冻上，就好像舔了一块强力胶。

你不知道为什么人在那时会有伸出舌头这种完全不顾后果的冲动，就像那种冷酷有致命的诱惑一般，或者低温让人的智力迅速下降。我知道另外一种类似的情形，是把白炽灯泡放到嘴里含着。

2

在我1987年上初二之前，我家已经搬过三次。都在一百米半径之内的圆形之内。

圆心是我姥和姥爷当时住的老屋。三次搬家，离圆心越来越远。我刚能记事的三四岁时，家还在圆心老宅西厢房里。东侧的大房间，两铺大炕，是姥姥姥爷以及他们当时还没成家的孩子住的地方。

我生在一个相当巨大的家族里，是这个家族的长外孙。在这个家族的第二代中，我妈是大姐，下面有四个弟弟和四个妹妹。最小的老舅，只比我大七岁。

从出生到上小学前，我都是姥姥带大，12岁之前的那些年里，我每一个“年”都是在圆心那个有着两铺大炕的房间过的。不仅是我，也包括这个大家族的几乎所有成员。

这个大家族最热闹的时候，不是除夕，而是大年初二。这一天，出嫁在外的女儿会带着丈夫孩子回父母家。但奇怪的是，在很多年里，我只看到姨妈们带着姨夫回来，舅舅舅妈却很少离开，即使回门，也会赶在晚饭前回来。

直到2004年，我从西藏经沈阳回老家。在沈阳坐上长途汽车，向北经抚顺，翻越作为吉林和辽宁两省省界的分水岭，那里也是历史上的柳条边所在。翻过柳条边向北再有数十公里，就是我的老家梅河口市。

车过清原满族自治县的山村，也是原来柳条边附近，已经是晚上七八点，夜幕接管了旅程。我看见大红灯笼缀满两岸山谷，如同魅境。

我忽然意识到，童年记忆的过年，是在大红灯笼照耀下的过年。

这样的大红灯笼，现在已经很少了。

宋金波与姥姥合影。

3

猪从圈里放出来。七八个汉子围追堵截。

这头猪很快就会变成杀猪菜，变成五花肉、猪爪、猪头肉、血肠、大肠……

但是它现在还欢蹦乱跳地，还显然能感受到恐惧。无论是否特立独行，它都必须拼死一搏。

它在雪地里“狼奔豕突”，围追的人们被带着杀戮意味的兴奋驱动。

没有奇迹。它最终被五花大绑，徒劳地尖叫，可是人类都喜笑颜开，没人给它一丝怜悯。一把尖刀从脖子上细腻地刺进去，殷红的、在关外寒冬里散射白气的猪血突突喷涌，落入早已经准备好盛猪血的大铝盆里。

每次我都会觉得惊诧：原来一头猪的身体里有那么多血。

虽然还小，可我有自己的工作。每年家中都养鹅。过年了，总要杀一两只。不知道我怎样每年都把事情揽到自己手里——那时还不过十岁。白鹅平时都听我招呼，很容易捉到手中。一只手按住鹅翅根部，一只脚踩稳鹅头，手起刀落。鹅头落在脏兮兮的雪地上滚几滚，眼睛仍旧闪着生命的光泽。少年刽子手拂去几片鹅毛，心被杀生染红了。

宋金波在东北留影。

4

一头猪几乎全部身体都会成为过年期间不可少的食物。首先是猪头和猪爪，都会被放在炉子上，在微蓝的炉火上烤成滑稽的焦黄色，整个厨房——也就是老屋东西两面卧室中间夹着的那一大间，都泛着蛋白质被炙烤后的臭味。

其余的部分会被肢解，贮藏于不同处所，比如埋在室外土坑里，或是置于西侧厢房隔出来的一个小储藏室。没有任何取暖措施，这个房间里日常温度都达到了冰箱冷冻室的水准。

年初二菜谱当然是姥姥来定。主要是围绕着猪肉做文章。在炮制主菜之前，就已经有各种蛋肠，凉菜，卤菜，鸡，鱼，大致完成，盘子排在长长的桌子上。

主菜，只能是酸菜白肉血肠炖粉条。

所有的菜都是在大锅里做的，哪怕是猪头肉炒辣椒这种炒菜。酸菜白肉更是必须在大锅里炖。这个锅有多大呢？

我估计一个成人在里面洗澡是没问题的。

做菜的主要是妇女。而我对厨房则有特别的痴迷。这个世界有人喜欢玩水，有人喜欢玩火。我是喜欢烧火的那种。我总是揽下烧火的活。当然，有个额外的好处，比如当酸菜白肉刚烀好，不管是哪个大人在负责锅边秩序，都会捎出一块放我嘴里。

这不算偷吃，是一种犒赏和福利。

喜欢玩火也会有意外。我记得至少有两次，手里拿着没响的“二踢脚”或者很大个的鞭炮，凑到火上，结果是手上被炸出紫黑的血泡。每年都听说有小孩子因为玩鞭炮，把眼睛炸伤甚至就此失明。

下午女人下厨房的时候，男人们主要是各种寒暄。年龄大些的都上炕。年轻的靠着炕沿做。姥爷盘腿坐在最中间，泡一大壶茉莉花茶。他只喝极浓的茉莉花茶。

天摸黑，菜开始上桌。那时人还不是很多，大大小小两张桌子足够。炕桌分放南北两个大炕，刚好。喝酒的大人一桌，主要是男人，女人和孩子另一桌。

饺子前两三天就已包好，通常是主菜上后作为主食收尾。吃过饺子，不喝酒的一桌也就快撤掉了。

酒不多。记忆里，大概1983年前后，一大家人初五前就只喝一箱（24瓶）啤酒而已。白酒也不会超过两瓶。这个家庭的东北人酒量不算大，对“喝大酒”的做法有些深恶痛绝。我姥爷喜欢白酒，冬天，早起就可以喝两盅，但三小杯为止，绝不贪杯。就算是这种年节上，也非常节制，大约最多不会超过三四两白酒。

敬酒很简单，提杯就干。酒过三巡，过年的气氛到了高潮，男人的嗓门提高，屋子里开始变得喧嚣。姥爷一般不会在桌子上滞留，酒喝三两，饭吃一碗，就撤在炕梢喝茶。灶里一直有火，有时候炕头——靠着灶坑的位置，会热得烙人，别说坐着，站着都得不断走动。

大概是小学四五年级，忽然对屋外放的一整箱啤酒有了兴趣。偷偷拿出一瓶，打开后一口气鼓冬冬干掉，眼睛还盯着里屋，防备有人出来。

必须干掉，是因为喝完啤酒后把瓶盖再扣回去，看起来就像这是一个空瓶，而不是显然被偷喝了一半的啤酒。

喝完后，我就很快跑到某个角落去睡觉了。就我所知，最终并没有暴露——但我也没有再尝试过。

酒足饭饱后的节目通常是打牌。早期是扑克，“三打一”，“升级”，“刨幺”之类。后来，则更多是麻将。没能上桌的人在看热闹，或者唠嗑。花生葵花籽等炒货管够。也不知道他们哪里能唠那么多的嗑。姥爷一般不会参加这些娱乐，偶尔会在旁边和其他人看看热闹。

娱乐活动不会太晚，姥姥会在晚上十点最迟十一点招呼散场。但这一天回来的儿女通常不会回家，年长的几个子女家又近，随便挤一挤，哪个炕头都是热的。

印象最深的是，那几年，不管怎么样，绝不会有喝酒喝多了耍酒疯的，也没有因为牌桌上一点出入闹得不愉快。

5

记忆中，年初二的天气似乎总是晴的。八月十五云遮月，正月十五雪打灯。正月十五也确实下雪的时候多。

但年初二偶尔也会下大雪，那种白毛风卷起的大雪。我喜欢在这样的天气偷偷溜到外面去，裹着不知谁的厚厚的军大衣，躲在某个墙角，蜷成一团，只露出眼睛，看着空中的红灯笼在刚硬北风里舞蹈。室内极暖极热闹，室外极寒极冷清，而这处用大衣建起来的小角落，又暖，又冷清。

从人数上来说，那几年当然不是最多。一家又一家分出去，有了越来越多的表弟表妹，连最小的老姨和老舅也都成家。这个大家族后来有过更盛大的聚会，但那不是一种自然而然的聚集，而多了许多形式感和礼节性。

在80年代结束之前，姥爷还算强壮，还是这个大家庭毫无争议的“核心”。他当了几十年的生产队长，暴躁而权威。随着他和姥姥逐渐老去，逐渐失去“核心”地位，每年的正月初二，要聚齐人越来越难，晚宴像是“家族”间的聚会，而非原来那种“大家庭”式的聚会。

终于有一天，这个家族的每一个人都已搬离老宅。再没有哪一家在过年的时候，有那么大、那么高的红灯笼。

（作者系资深媒体人，专栏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