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基层 | 渡过时代的河——城乡变迁下的自我和解

渡过时代的河——城乡变迁下的自我和解

傅启玥 武子孟 张蕊馨

斜阳照墟落，穷巷牛羊归。野老念牧童，倚杖候荆扉。乡野之乐，采菊之惬，自多少文人墨客的笔下淌过，酿成华夏基因中深远的渴望。随之城市的轰鸣劈开乡村荒凉的篇章，又有多少游子抛下这份舔犊依恋、茕茕立于时代的风浪。如今历史沉沦滚滚而过，旧时的故事已尘埃落定，怀念也罢庆幸也罢，后代目光回首之下，这些曾不为人知的告别、挣扎与释怀随风而逝，成为属于个人的无从定义的丰碑与史诗。

一、引言

吴梓萌印象中的河南乡村老家，是诗化的象征。远离尘嚣、朴素自然，如同陶渊明笔下的桃花源，寄托着对恬静生活与田园牧歌的想象。七十平米左右的小院子，四面的砖墙围着一间狭小的平房。院门外是一条小小的水渠，水渠两边攒簇着郁郁葱葱的蔓菁。水渠那头是大片的田地，庄稼正是长势喜人的时候，铺展的嫩绿将远山紧紧压在天边，晨雾中，能依稀看见田垄上的几棵大树，还有树上营巢的鸟。美景之外，也有野趣。院中的香椿树已亭亭如盖，这几年，每次回老家，爷爷奶奶都会用专门的工具打香椿苗——一根长棍，一片弹簧连着的刀片，还有一根长绳控制着刀片的下压，倏倏几声，新鲜的香椿苗落入袋中。院子里还有爷爷的哥哥闲暇时“种着玩儿”的豌豆。曾经爷爷奶奶离开农村时，房子还未如此规整，香椿树也只是将及人高的幼苗，如今乡下空置的老房子成为闲趣所寄，只叫二老笑着感叹“前人栽树，后人乘凉”。

随着吴梓萌慢慢长大，才从老人絮语中窥见了乡村这一方天地所沉淀的厚重历史，这里映照着几十年前那对年轻夫妇走向城市的背影，是第一批“农转非”家庭新故事的开始。对于奶奶许冬菁来说，这既是一种幸运，也是一次漫长的告别。不知从哪个时间点开始，她与乡村深深羁绊的生命不可逆转地流向城市，流进车水马龙，流进公园的旋转木马，流进商场中的人情世故，流进一段暗含着焦虑与和解的生命历程。

二、贫瘠

而如今晚辈眼中桃花源一般的老家，在六七十年代却处于艰难饥馑的围困之中。三年自然灾害的肆虐带来了饥荒与瘟疫，草皮树叶都被扫荡一空，大片田地刨不出一颗幸存的麦粒。不断有人饿死、病死，尸体倒在原地没有人收。还有许多小孩常年吃不饱饭，胳膊和小腿状如牙签，有时甚至饿到将煤块放到嘴里咬，假装在品尝饼干。幸存的人们面黄肌瘦、瘦骨嶙峋，对饥饿的恐惧被牢牢刻在心里。直到饥荒过去，人们也不敢奢求美食珍馐，只满足于拥有“吃饱”的感觉。

后来，土地艰难而缓慢地恢复着对人类生存的供给，但大多数时候也只能维持着生存所必须的能量，红薯、火烧、饼，就构成了关于“吃饭”的大部分想象。

直到现在许冬菁回忆起吃饭，最先想到的仍然是红薯。她调侃道，红薯陪伴她的时间可能比吴梓萌还多。小学时，它是许冬菁带到学校的午饭，结婚后，它仍是饭桌上一天两次出场的主角。直到离开农村前，一家人都住在那间小小的土房子里，大通铺上睡着一家四口，红薯依然占据了很长时间的第一顺位口粮。

进入八十年代后，奖励性的食物开始出现，但依然弥足珍贵。吴夏珺在工作的煤矿上领到了几根冰棍，他护着冰棍在自行车上飞驰回家，几根冰凉甜蜜的小玩意儿，在村里却成了受人瞩目的宝贝。

尽管食物的贫瘠与生活的艰辛构成了时代的背景音，但爱情的花朵依然纯洁的盛开着。60年代时，经过媒人介绍，奶奶许冬菁与爷爷吴夏珺初识，相亲时，吴夏珺带上了一件毛衣、一双胶底布鞋作为礼物。那时的乡村，一人有一件衣服就已经是富裕家庭的标准。如今看来微不足道甚至略显寒酸的礼物，在当年却是弥足珍贵的心意。没有任何以嫁妆、彩礼为名的赠予，两个年轻人就这样成了家。那年，许冬菁20岁，少女时代还未远去，便开始承担起家庭与工作的双重重担。

投奔城市之前，许冬菁做过卫生所的会计，也做过村里的小学教师——从结婚到农转非，许冬菁在讲台上站了十几年。一开始，简陋的教室里装着两个年级的学生，“先给一年级讲，讲了一年级做作业，给二年级讲”。到了七几年，学生多了起来，校舍搬迁，终于有了单独的班级。不变的是，许冬菁总是早早地来到学校，监督学生上早自习，不仅是为了班级在统考中不落后，还因为自己的爷爷正是当时“管学的人”，她要起到带头作用。晚上，许冬菁会回家做晚饭，再去学校看晚自习。工作之余，许冬菁还包揽了家中的家务，并且要时常参加学校的工作会议，还要去生产队晒粮。

虽然这段劳碌的生活使许冬菁的身体和心灵倍感负担，但提起它时，许冬菁的语调并不沉重。乡村的日子尽管贫瘠，却也有劳动所收获的价值感，教师生活构成了家庭生活之外的活动领域，学生的每一次进步都会带来很大的成就感，家长也对她尊敬有加。这段充实的时光后来屡屡出现在她对晚辈的回忆中。

除此之外，乡村生活还有山清水秀的自然景色。在那个槐、榆、杨、柳片片成荫的地方，天空清澈无比，“没什么污染”，明朗的时候，她喜欢眺望轮廓分明的北山。庄西头的河水涨了又落，盛水期，水中的鱼虾皆若空游，这时候，老师们会管得严一些，因为一不留神，那些大胆的孩子们就会纷纷跳进河里，洗个凉快的野澡。说起这些，许冬菁的声音里有嗔怪，又有怜爱。清晨和傍晚，孩子们自己上学、回家，土砾上一个个稚嫩的脚印就是安全感的明证。“这里不存在丢小孩的事情”，许冬菁笑着说，言语中透出几分骄傲。

三、辗转

还在乡村教书时，许冬菁就已经多次来到平顶山市，这些经历构成了她对城市生活的初窥。

起初，为了“增长一些见识”，吴夏珺刚刚成年就当了兵，复员后成为了平顶山市的一位煤矿工人，而后与许冬菁结婚。吴夏珺在回忆录中不无自嘲地提到老家人的一种说法：“当兵的是死了没埋，下窑的是埋了没死”，从农村出来的他，在步入城市的路上先后体验了这两个行业。

举家搬到城市之前，两人一直分居两地——在吴夏珺“出生入死”的另一面，许冬菁留在村中工作和生活，并时常去平顶山市看望丈夫。周末，如果学校不开工作会议，许冬菁会骑上自行车，从家骑到平顶山五矿，在五矿的新新街车站坐上公交车，到市里找吴夏珺，车费一共是2毛4。半个世纪过去了，许冬菁仍对这条路线记忆犹新。

城市里楼高，人多，给许冬菁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城市的整个儿的素质跟农村比要高一点儿，进步一点儿。不是像你（村里）这样，到处都发展的，到处都是高楼。”

城市生活在老家人的心目中有着一层光环。“那时候大家都向往城市，但都是没有目的地想，想着咱什么时候脱离农村，到城里、市里去工作呀，去干点什么？”可是那时，农转非政策还未颁布，进城打工的大潮也未兴起，大家的向往大多停留在幻想中。于是，作为经常去城里的人，许冬菁回村后会说起城里的见闻。课堂上，她给学生们讲和平公园里有旋转木马，全市唯一的一台，坐一次五毛钱。学生们睁大了眼睛，听得全神贯注。

然而，许冬菁对城市的感觉不只有憧憬，还有一些难以名状的陌生感。“城里空气没有农村好。穿上一个新白衬衣，去街上走一圈，回来了领子都不中了，都脏的”，许冬菁惋惜地说。七八十年代的煤矿小城平顶山，空气中有煤灰、机械的烟尘，还有植被剥落释放的浮土，白天也总有种昏昏暗暗的感觉。有一段时间吴夏珺在平顶山煤矿职工大学读书，她去那里要经过一条市西边的街，晚上走到那儿，四下无人，只有树掩映着到处的高楼，发出沙沙的声音，许冬菁感到“阴森森的害怕”。城里有很多人，可都是她不认识的人，住在高高的楼房里，过着和她不同的生活，那一刻没有人在她身边。

四、落脚

80年代末，全国各地逐步开始实行新的“农转非”政策，机关事业单位职工、党政机关公务员等一批人在当地指标允许的情况下可以转为非农业户口。

政策的背后，是改革开放改变了我国原有的经济制度，也增加了人口流动的程度和需求。1984年，国务院批转公安部《关于农民进入城镇落户问题的通知》，文件规定，有经营能力、有固定住所或在乡镇企业单位长期务工的，公安机关应准予落常住户口，统计为非农业人口。这篇文件翻开了我国户籍制度新的一页，让一部分农业人口找到了迁往城市的路径。“农转非”政策的开口，让数以千万计的农村人口来到城市安家落户。仅1988年一年，河南省农转非人口就达到了26万，仅次于山东省的29万，位居全国第二。

吴夏珺当时是平顶山一名优秀的煤矿技术人员，又在平顶山煤矿职工大学（前身）就读过，符合农转非的要求，连同许冬菁和一双儿女，成为了庄上第一批获准转入城市户口的居民。对于一直憧憬城市的许冬菁而言，这无疑于天上突然掉馅饼。“有时下课了，没有学生问问题，就一个人坐在那里想，这城市到底住起来是啥感觉”，许冬菁想起那段时光，总觉得自己的心情很矛盾：“开心肯定是开心的，但是啥事想得多了，总容易觉得很空落落的，不太好形容，感觉这事好像不是很真实，就像自己在做梦。”

但她的心情并没能矛盾很久，很快被遗忘在热热闹闹的生活中。庄里人很为他们一家感到开心，常常跑到家中看她，说说话、送送行，一同幻想城市的美好生活。尤其是许冬菁的学生们，总是特别兴奋，叽叽喳喳地商议出很多新奇的点子给敬重的老师送行，缠着她讲城市可能会有的见闻。“但说不定也只是想找借口不学习”，提起学生们，许冬菁总带着慈祥的微笑，调侃的意味却从眼睛中透露出来。同为学生的我们不禁心领神会的对视一笑。

1987年，夫妇二人和孩子们离开老房子，坐上了前往平顶山市的解放卡车。车是吴夏珺的单位派来的，前面坐着一家人，后面拉着生活必需的家具。许冬菁的记忆中对离开的这一天已经有一些模糊了，但送行人热切的笑容和真诚的祝福，连带着学生们一声声许老师的呼唤依然清晰如昨。

到了城里，对于许冬菁来说，房子大了，闲暇也多了。原来的一间房子变成了四间——单位分配了一个二矿东边的小院，里面有两间机瓦房，处里又给盖了两间平房，家里终于有了独立的厨房，女儿和儿子也都有了自己的房间。许冬菁找到了一份在商场中做统计的工作，不用再去生产队干活，没有周末的工作会议，也不用再在庄上和市里之间往返。生活似乎在向轻松美好的方向变化。

五、割离

可是，尽管来到了曾经向往的生活中，但许冬菁很快发现她并不适应城市的生活，遇到了许多困难。

环境的变化是第一件令人郁闷的事：“农村大天大地，人也熟悉，你也能看见田野，心情也好”，许冬菁怀念地说。去过平原的人会知道，看到一片平旷的庄稼地，会有一种愉悦和坦然从心中油然而生，而城市里没有这种感觉，反而像钢铁森林一样将每个人困于狭小的空间下，徒能望着四四方方的天空想象辽阔。

人的变化是另一个因素。从前，她和小孩子打交道，交流简单而直接，孩子的天真感染着她，单纯的敬仰也激励着她，偶尔与家长打交道，对方也怀着尊敬，不大计较细枝末节；而且在原来的单位，没有那么多级别，没有那么多称呼。如今，每天面对着成年人，“人家都是干部，带着什么称呼的，说话得小心”。

已经习惯了十几年的交流方式不再适用，还面临着新的规则、工作方式和职业文化，已经37岁的许冬菁总是感到无所适从，处于深深的疲惫与压力之下，也得不到劳动反馈的价值感。但她也只能在商场中艰难而无趣地重新学着工作，寻找着自己的位置。

同时，许冬菁还要照顾家人的饮食起居。丈夫在山上建井，早上六点就出门，晚上五六点钟才到家。女儿上了高中、儿子上初中，都是重要的学习阶段，许冬菁要让孩子们吃好午饭，就得每天中午一路上坡回家，买吃的、做好饭，再回去上班。下班后，走到家时天色已晚。有时候她站在黑夜中抬起头，心中萦绕着茫然与压抑，好像只要家中还有热饭，自己突然消失在黑暗中，也不会有人在意她的行踪；更多的时候她的心中没有什么想法，只是像上了发条的机器一样在工作于家庭中来回转，日复一日的无尽重复，造成了身体的疲累与心灵的虚无。

种种压力使得许冬菁最终选择了辞职。那时她还不到40岁，如果一直从事着理想的工作，应该能够干出一番成绩。在重重压力之下，她总想逃回那一间乡村小学，躲进曾经充实快乐的日子。“那时候是最后一次教师整顿，民办教师能转正，转正了就是公办教师，人家都在捎信儿呢。我的指标还搁家里——那阵才三四十岁，为啥不回家嘞？”许冬菁沉默了一秒，又兀自回答道，孩子们都上高中了，她走了，没有人能给他们做饭。“我不干了，一直都搁家，那叫啥？全职……？”许冬菁笑问，“全职家庭妇女。”我们答道。

辞职后许冬菁在家做家务，买买菜，做做饭，也没有参加集体活动，就是“干家务那一套”。一个人在家，她回想着之前和学生打交道的点点滴滴，反刍着记忆中的喜悦。她开始觉得心里着急。着急，可是没有出口，“直想在屋子里喊叫喊叫”。吃过午饭，大家都睡午觉了，许冬菁睡不着，坐到炎热而寂寞的大路边上，心里有个念头：“不想搁这儿，想回家”。

许冬菁总是做梦，梦见回老家，回到学生们中间。“梦见哪个学生表现不好、调皮捣蛋，批评ta了，整天还幻想这些。”许冬菁不好意思地笑了。

六、联结

在孙子吴梓萌的印象中，许冬菁是一位健谈、善于社交的老人，她无论到哪里，总能迅速地与同龄人打成一片、相谈甚欢。

然而，刚来到城市的几年里，许冬菁一直没什么能说话的人，与他人的联结可望而不可及。在商场，她的工作就是坐在办公室里，算算零售和批发各自业绩多少，在会议上念一下计算结果。单调乏味又小心翼翼的日子中，很难与人拉近距离。当全职家庭妇女后，邻居都是年轻人，白天他们上班，四下空寂，许冬菁也不知道哪里有集体活动能参加。晚上丈夫回来，二人之间的交流囿于每天的家务，有时吴夏珺应酬回来，喝了酒，也说不清楚话。况且，许冬菁一想到他明天还可能下井，就担心他会有思想负担，工作分心，不安全，不敢和他说自己不舒服。第二天，丈夫和孩子们早早走了，又留下许冬菁一个人在家里。

那时，家人的探望是许冬菁不可多得的慰藉。她的妈妈和婆婆，分别坐着小火车来家里看她，有时在这边住上两天，陪着许冬菁，和她说一说老家的新闻。说到婆婆，许冬菁打开了话匣子。婆婆每次来，总是“疼这个疼那个”，从兜里掏出钱塞进许冬菁的手里，也塞给孩子们。家里的彩电、孩子的自行车和手表，都是婆婆出大部分钱。从前在农村时，婆婆就对许冬菁很好，“像亲生闺女一样”，许冬菁记得，“小妮儿们人家谁有的东西，我说没有，她都说，‘你是不是没有钱了，我给你添，你是要买啥衣裳，你就买’”。这种疼爱也投射到许冬菁的孩子身上。大女儿出生时，重男轻女还是难以摆脱的语境，可婆婆竟成了最欢喜的人。她天不亮时起来，做饭之前要先看看孙女，睡觉也搂着孙女睡。尽管她是吴夏珺的继母，和他之间并没有血缘关系，婆婆却成了最常接济小家庭的人之一，也和许冬菁之间建立了亲密的关系。

后来，丈夫退休，常常在家陪伴许冬菁。那时是2000年，许冬菁检查出了脑血管病，由于年轻时长期饮食单一，胃病也反反复复，加之心里的不适一直未能彻底纾解，身心的压力交织。好在有丈夫的照顾，许冬菁可以从家务中解放出来，得到更多的休养。然而，退休后的他会时常被返聘到私人煤窑上做顾问，最远的时候在广州；儿女们也都各自成家，儿子在北京安家落户，女儿虽然在平顶山，但住得并不近，也有自己的工作。有些时候，许冬菁会一个人在家。这时，许冬菁的嫂子常常会提着农村特产来到家里，给她一些帮助和陪伴。她和邻居们也慢慢熟悉起来，和其中的五六个人都成了好朋友，她们出门买菜时会帮她带一些，知道了许冬菁的状况，也会时常来串门，陪她过夜。孩子不在身边时，这些人的关照给了她一些心安。

有一次，有邻居告诉许冬菁，像她这样有痛苦的人，可以去参加基督教会。许冬菁不知道他们说的“耶稣”是干什么的，但教会中“姊妹弟兄”的称呼打动了她，她就去参加了几次活动。慢慢地，那个十字架上的人成为许冬菁的心灵寄托。她对宗教有自己的一番理解：“耶稣给你精神支柱，叫你可以去掉私心杂念。烦恼、不可以跟外人说的话，可以对耶稣说，就是对着你那思想里边的耶稣说。你没有力量（的时候），给他一说，马上都可有劲儿。”谈到自己的信仰，许冬菁变得健谈了许多。或许可以说，这一寄托，正是城市的一份迟到的礼物。

七、和解

尽管有星星点点的陪伴，但在年复一年的家庭主妇生活中，许冬菁心中的异样还是没有消除。这种异样表现为心慌和烦躁，她不敢看电视上着火、绑架的内容。经常想要大喊或者大哭一场，但又不知道这种情绪从何而来。有时处于人群之中，却没来由的感到孤独与不被理解。孩子或者丈夫偶然评价今天的饭菜不太好吃，就会让她非常的难过与自责。

2008年，有一次，电视上播放“逮人”的画面，情节到紧张之处，许冬菁慌乱得突然站了起来。儿子问她怎么了，她说心里难受，哪儿都怪难受。尽管许冬菁认为自己症状比较轻，但满怀担心的儿子还是劝服了她，并在协和医院给她挂了号。最终医院诊断出来，许冬菁患有焦虑障碍。医生给她开了两盒舍曲林回去吃。没有任何辅助手段，只是吃了大半个疗程的药，许冬菁就觉得心情豁然开朗，电视上“逮人”也可以看了，觉得多亏当初去北京看病，才解决了一直以来的隐痛。

诊断出来后，女儿和儿子也常常安慰她，问她感觉如何，要不要去外面转转。虽然这些安慰稍显笨拙——对她来说，焦虑时最想在黑暗的地方静静地呆一会儿

——然而，许冬菁还是能感觉到，他们在尽其所能表达着关心。

去医院的那天，她知道了自己心里不舒服是病，反而松了一口气。许冬菁一直以为是自己心胸太狭窄了，在漫长的时间中试图自己消化那些“思想”。一旦摆脱了思想的负担，仿佛境况已然好了许多。后来，许冬菁的焦虑症还犯过一次，但她已经知道如何应对。她说得病之后，自己已经经历了人生中一次大的挑战，经过这些，从前的软弱已经变成坚强，她决定遇到困难不再垂头丧气，用自己的力量想办法解决。

回望过去，许冬菁并不怪当初“农转非”的决定。平顶山市越来越好，她也已经适应了这样的日子，觉得现在也挺好。当初儿子也面临着安家地点的抉择，相比听从父母的安排留在老家，他还是抓住机会在北京扎了根。许冬菁打趣说，如果儿子当初没有去北京，她的病肯定看不出来，因此人还是应该往远走。

她也不怪吴夏珺。丈夫的工作非常耗心血，书记队长一肩挑，领导群众两头顾，经年累月的压力也在丈夫的身心上堆出了伤痕。在她眼中，这么多年来，丈夫为家庭付出的比她更多，只不过大多数时候不是在家庭的场域里，而她分担了家中的部分。虽然不愿做全职妈妈，但许冬菁心中“男主外女主内”的传统和丈夫工作的特点共同造就了当时的选择。

如果如今见到一个和当年她一样进退两难的年轻人，许冬菁会劝ta不要放弃工作，“勤快一点儿，问题是要解决的，（孩子）慢慢不都长大了吗？”可是这句话却不一定能解救年轻时的许冬菁。他们住在吴夏珺单位分的房子里，一心向往的城市里没有理想的工作，商场统计的工资喂不饱一家人，焦虑的种子也早在老家就已种下……许冬菁缺的从来不是一点儿“勤快”。一个人带着一家人迁移，总有割离和伤痛；有人专心撑着房顶，就有人要咬牙稳定地基。再幸福的家庭，也要一同承担生活的重压。

所以，比起结构性的反思，面对这个故事时，我们却似乎只能发出一声叹息。好在许冬菁有的是开朗豁达的心情，她已经做到了波澜不惊，与过去、与自我和解。

八、尾声

如今许冬菁的生活充实而悠闲。“早上吃了早饭，跟邻居们去锻炼身体；再买菜，转个两个多钟头。下午在楼下聊聊天儿。有时候星期天呢，上教会里去聚聚会。”

说这些时，许冬菁在平顶山的家中。他们后来又搬了一次家，不再住平房，挪到了多层楼房中的三室一厅。家里随处可见的是一家老小的照片。进门是一面巨大的镜子，镜子边上密密层层地贴着孙辈儿时的模样，对面是老两口和两个小家庭的合影。卧室门边上有一面世界地图，侧面、上方、对面又是许许多多的合影。午后的阳光亮堂堂地打进来，生活与亲情的气息渐渐氤氲，在许冬菁脸上化成一抹温暖的微笑。

楼下，樱树和冬青树绿意成荫，春天有压枝的繁花，夏天有樟树黑色的小果子落在步道上，一不留神就在路人脚下展开一片香甜，引来蜂蝶成群。月季明着绽放，无花果暗渡陈仓，秋天一到，不经意间已是硕果累累。城市中绿化率提高了，“哪儿都是花花绿绿的”，平顶山市已经风貌一新，经过污染治理，城中的空气也清新多了。

在这样的生活中，许冬菁不再怀念乡村。她觉得自己已经适应了城市，又或者是随着年龄的增长，人自然而然地变得豁达、淡然。在漫长的岁月中，这些已经难以厘清了。我们问她，若再次回到乡村，最想做什么，她说自己最想弄一小片地，种点儿菜，看着蔬菜的生长，心情非常好。

在许冬菁的神情中，我们仍然能够捕捉到从前那个年轻人的影子，她奋发努力、严于律己，也深爱着家人。她对大自然的敬畏与爱意流淌在血脉之中，对更美好生活的热切渴望在她的心灵深处熠熠生辉。然而，生活并非总是风平浪静，在重复家务劳动与烦闷的新环境下，她也会感到难以排解的忧愁和不安，学会接受他人的关怀与陪伴。

她的故事，是一部关于变迁的叙事诗。在这部诗中，她带着对过去的眷恋与心灵的创伤，毅然踏上人生新的征程。在这漫长的旅途中，迷茫与挣扎时常伴随着她，但她始终在努力寻找着新的生活支点，试图用新的人生资源来疗愈那些过去的伤痕和现在的困惑。

她的故事，也是一部关于女性奋斗与坚韧的史诗。在这部史诗中，她面对家庭分工中的无奈与挣扎，展现出女性那份独有的坚忍不拔。这是一种力量，是女性在生活中的共鸣，也是她们之间独有的柔软与理解。

而她的故事，更与土地息息相关，这是一首对大地的赞歌。无论她走到哪里，那种深深的羁绊始终如影随形，那是中国人血脉中流淌的乡土情结，是对故土的无限眷恋与思念。也许在未来的某一天，那古老的砖房将无人问津，甚至消失在岁月的长河中。但院中的香椿树依旧会屹立着，水边的蔓草也会枯荣交替，记住那个曾经温柔抚摸过它们的人。

在那片丰饶的土地上，依旧留存着耕作的痕迹，那是她与大地亲密接触的证明。曾经，她的汗水滴落在这片土地上，那汗水中的盐分，经过雨水的冲刷和时间的沉淀，已悄然渗入大地的深处，成为了她与这片土地永不磨灭的联结。

而这关于变迁与和解、告别与拥抱的中国故事，也在一个个令人钦佩的女性身上，在稳步发展的时代格局中，不断上演，彰显着如日般磅礴而持久的人民力量。

（注：文章中人名均为化名，文章作为课程作业提交已征得被采访人同意）

本文系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2024年《光影中的百年中国》课程作业，获得“新青年非虚构写作集市”优秀作品。

原标题：《在基层 | 傅启玥 武子孟 张蕊馨：渡过时代的河——城乡变迁下的自我和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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