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要︱“西域与南海的对话——基于材料、视角与方法”学术工作坊

2024年10月12日至13日，“西域与南海的对话——基于材料、视角与方法”学术工作坊在中山大学顺利举办。本次工作坊由中山大学历史学系、历史人类学研究中心、中山大学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研究基地、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史研究所联合主办，校内外30位专家学者受邀参会。

会议伊始，中山大学历史学系杨培娜老师致开幕辞，说明会议主旨。西域和南海既是中国与世界交往的重要通道，也是文化交融与汇聚之所在。中山大学历史学系拥有厚实的中西交通史学术基础，陈寅恪、岑仲勉、蔡鸿生、姜伯勤、林悟殊等前辈学者深耕于此，均是兼善于西域与南海史地研究的代表人物。此后由于史料分布的错位、学科的分野和专业的细化，两者逐渐分道而行。进入21世纪，随着中国考古事业的发展，大量新史料应运而生，推动了相关成果的迭代和视角方法的更新，进而又为旧材料注入了新的问题意识。本次工作坊旨在从史料出发，结合视角和方法展开讨论，思考西域与南海研究的差异与共通之处，借此揭示进而呈现作为中西交通枢纽的中国古代西域与南海区域社会的历史图景。同时，也希望借助这样的学术活动，促进学术机构间的交流合作，拓宽研究视野，实现互通互助。

本次工作坊共21位学者发表主题报告，内容涉及“材料的发现与研究”、“文化传播与族群互动”、“政治整合与区域社会”三个方面。

一、材料的发现与研究

材料的发现、整理与研究是西域、南海史地研究的基石。与会学者分别从文书整理、图像解读和考古发掘等方面，介绍了近年来的新材料以及对材料整理的新思路和新方法。

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史研究所刘子凡老师发表了题为《北庭文书整理与唐代西域史研究》的报告。“北庭文书”是指敦煌、吐鲁番等地出土的来自北庭地区或涉及北庭军政的文书，据目前调查，这类文书数量已达到两百余件。报告以具体文书为例证，说明“北庭文书”对深入认识唐代的西域经营、丝路交通、文化传播等的重要意义；同时以特定地域为宗的整理思路和方法，也为今后敦煌吐鲁番文献的进一步研究与利用提供参考。

近年来，实地考察和考古发掘提供了许多珍贵的新见资料。作为“昆仑巡礼——昆仑和田段多学科科考”队成员之一，华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张弛老师在《2024年昆仑科考行记——麻扎塔格与古代于阗的交通》的报告中，分享了他从和田市出发，沿玉龙喀什河、和田河赴墨玉县麻扎塔格遗址进行田野考察所获的一手见闻和学术心得，对唐宋时期“神山路”交通情况提供了新的认识。

中国人民大学李思佳博士的《丝绸之路新北道的文化交流与民族融合——以唐朝墩古城遗址为例》，将我们的视线从塔里木盆地南沿带到了盆地的北边。唐朝墩古城遗址位于奇台县城东北部，现存面积约16万平方米，1962年被列为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013年公布为第七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为摸清唐朝墩遗址的整体面貌、形制规模、年代序列和文化内涵，自2018年起，经国家文物局批准，中国人民大学与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合作，对唐朝墩遗址进行了考古调查、勘探和发掘。经过7年的考古发掘，基本确认唐朝墩古城遗址是唐代庭州蒲类县县城，始建于唐贞观十四年（640），沿用于高昌回鹘、西辽和元代，至13世纪到14世纪废弃，与北庭故城遗址的兴废时间应当相近。李思佳博士依次介绍了古城中城墙门址、唐代院落遗址、浴场遗址、佛寺遗址、景教寺院遗址和其他考古新发现，并指出城址中重要宗教建筑和谐共存的现象，反映城市内多元思想文化和宗教信仰的交融，印证天山北麓地区唐至元代多民族融合、多宗教共存、多文化兼容的史实。

南海史地方面，广东省文物考古研究院肖达顺老师发表了《广东宋元时期水下考古主要发现与研究》，从广东省水下考古工作的新进展谈起，结合沉船考古、沿海城市考古、陶瓷考古及窑址分布与生产、海上交通与中外商贸交往等历史议题，勾勒出水下考古工作的多学科交叉、互动和合作的丰富面向。与此相关，中山大学历史学系陈烨轩老师的报告《中古海上丝绸之路的沉船、碑铭、文书材料》，结合自己关于古代海上丝绸之路的研究，从传统文献材料、出土文书写本、存世碑刻、水下考古资料和图像资料等方面，介绍开展古代海洋交通史研究的基本材料与核心议题，尤其详细阐发了自己计划进一步发掘的东南亚碑铭资料的学术意义。

18世纪中叶以来，全球性的资本、信息、技术汇聚广州，多种因素共同促使广州本地工艺的外向型倾向日益明显。广州的画家表现出强劲的主动性和创造力，因应社会变革和市场需求，创作出大量以外销为导向的文化产品，其中以外销画为大宗。中山大学历史学系江滢河老师发表了《作为图像史料的清代广州外销画》，通过具体案例，展现了外销画作为图像史料的分析方法和研究现状，系统分析了与外销画相关的生产者、购买者、使用者、收藏者和研究者等不同群体，提示了作为一种独特的资料，外销画之于中外交流史、经济史、社会史和文化史等研究领域的重要价值。与海洋资源相关的资料也是海洋史研究的重要基础，中山大学历史学系杨培娜老师的报告《日本明治时期对华水产调查报告的类型及其特点》，详细介绍了明治时期日本数量庞大、内容丰富的对华水产调查报告，梳理了不同历史时期调查报告的特点演变，也进一步揭示了不同历史时期特定门类知识结构的变化、信息收集和传播与现实需要、时代背景之间的复杂联系，就这类材料的历史学价值和研究方法进行了示范。

二、文化传播与族群互动

暨南大学文学院历史学系张小贵老师发表了《敦煌白画P.4518（24）女神形象再研究》，首先回顾了姜伯勤、张广达、葛勒耐（F. Grenet）、沈睿文等学者关于这一图像的研究，通过对中古时代丝路诸文明区域中的女神神祇及其图像进行详细比对与分析，对既有的看法提出了质疑，并认为从多元信仰杂糅并存而非具体、单一的神祇崇拜的角度，或许更有助于理解这一图像资料的内涵和敦煌地区宗教信仰情境。陕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李昀老师的报告《梁元帝〈职贡图〉邦国排序复原研究》，在前贤研究的基础上，通过仔细分析画卷形态、文献记载与历史背景等因素，对梁《职贡图》的制作、邦国构成和排序问题进行了重新讨论，并延伸论及梁朝与周边世界的政治互动和文化交往。

南开大学历史学院沈琛老师的报告《“大蕃为主”：吐蕃对外关系史研究的新材料与新视野》，系统而全面地介绍西域出土涉及中古吐蕃历史的语种多元、形态各样的文书、木简、碑刻以及考古发现等材料，并举例说明利用这些材料的方法与视角。他强调吐蕃在中古时代也是沟通中西交通的重要区域，而对各类材料进行全盘彻底的梳理整合，是进一步深化吐蕃史及多元族群文化交流史研究的前提。中山大学历史学系李丹婕老师的报告《唐代安西四镇基层社会的汉语读写实践》，从入藏国图的和田出土文书《孝经》入手，探讨唐朝军镇体制下安西四镇地区基层社会中的汉语习得与使用问题，尝试勾勒不同母语背景的民众在多语种接触和互动中的各类创造性实践，及其产生的政治影响和文化更新。暨南大学文学院中外关系研究所王庆昱老师发表了《由隋入唐的粟特后裔何妥家族史事考》，通过数方新出墓志的勾连发覆，对何妥家族的族源、来华路线、郡望形成及华夏化等问题进行了重新考辨，有助于理解粟特人来华及其政治活动和文化流变等问题。

澳门大学历史系严旎萍老师发表了《16 世纪末南海地理知识的跨文化交流：以〈谟区查抄本〉为中心的考察》，通过剖析《谟区查抄本》的资料特点和编纂过程，呈现了《谟区查抄本》中地理知识的层级结构，尤其是其中可见与不可见的信息构成，以及《谟区查抄本》与之后17世纪《塞尔登地图》制作的联系，进而揭示了16世纪末西班牙、中国和葡萄牙在南海和东南亚地区舆图制作、地理书籍、地理常识等方面的知识共享和文化融合。

广东省社会科学院海洋史研究中心周鑫老师的报告《吕抚〈三才一贯图〉之〈大清万年一统天下全图〉与明清之际江南士人的天下知识》，在回顾既有海洋知识的古代舆图类资源基础上，对吕抚康熙六十一年（1722）绘刻的《三才一贯图》及其中的《大清万年一统天下全图》进行了具体而微的考辨。他指出，虽然18—19世纪盛行的《大清万年一统天下全图》系列舆图多可以追溯到黄宗羲在康熙十二年（1673）绘制的地图，但吕抚所制地图的信息和知识含量更为多元且丰富，进而他追索了吕抚此图的知识源流，特别梳理了明中后期以降“舆地图”“一统图”等系列舆图知识汇流的线索，从中亦可以探测到明清之际南方士人天下知识的基本结构和变动趋势。

三、政治整合与区域社会

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史研究所王博老师在其报告《文武垂范：唐代武庙建设背后的政治权衡》中，从凉州武庙现存状态及其历史说开去，结合墓志、实物与文献等各类材料，对唐代武庙制度发展史中若干节点进行仔细考辨和详细梳理，探究其背后的政治意图与观念争议，以此为切入点反思唐朝国家政治文化的建设与实践。

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历史研究院古代史研究所赵洋老师的报告《从长安到高昌——敦煌吐鲁番文书所见信息传播与唐代地方社会》，强调从信息沟通和区域社会史的视角下，重新审视与挖掘敦煌吐鲁番文书的历史学信息和价值。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史研究所吴姚函老师的报告《唐代岭南“黄洞蛮”活动探微》，结合官方文书、墓志行状、诗文等各类材料，考辨黄洞蛮的所指及其各类活动的具体史实，在此基础上分析中央、地方官府对黄洞蛮的平叛机制和治理手段，为重新认识唐岭南洞蛮在国家治理中的作用及对滨海地区的影响提供了新的视角。

沿海地区有其自成一体的生活经验和知识构成，厦门大学历史与文化遗产学院周扬老师的报告《福建滨海地区古代航标塔的空间分析》，从考古类型学出发，结合GIS 空间分析与水文分析等跨学科方法，对福建沿海地区的航标塔进行分型、分式和空间分布的历史分析。基于扎实的调查研究，他指出福建沿海航标塔的兴建在不同时期有其时代契机与定位，因应着宋元至明清时期海洋开发的时代转向，即宋元时期以官方推动的海外贸易为重心，转向明清时期以滨海区域社会治理和经济腹地的开发为重心。

台湾阳明交通大学人文社会学系卢正恒老师的报告《炉主轮祀与石沪捕捞：白沙墩山边聚落的内、外滨海社会整合》，将我们的视线从福建沿海转向台湾滨海地域——清代的白沙墩地区。这一区域大概位于打哪叭溪（今日西湖溪）以南、以西的临海空间，西临大海、东靠山丘，从北到南散布着湾瓦、崎顶、山边、过港、白沙墩等聚落。通过田野调查、渔业资料、族谱、阄书等材料，卢老师论述了一种仰赖宗教仪式和生计模式组织整合在一起、多元交织的滨海社会样态。

华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陈贤波老师的报告《从“武功”到“文治”——清代平定华南海盗 （1790—1810）再研究》，首先对清代海盗史研究的学术史进行再检讨，并指出除了大量的官方文书档案外，关于海盗研究的各类“文献”还有口述、图像、景观、仪式等性质多样的材料。而这些都是记录、纪念和记忆多重因素交织竞争下的产物，只有超越“事件史”的研究取径，我们才能将把相关认知推向纵深。

广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侯彦伯老师的报告《晚清粤海关体系及其征税机制的调整，1843—1911》，结合粤海常、洋关的资料，指出一方面从财政审计的制度来看，晚清广东沿海常、洋关税的征收体系均是归属粤海关监督统辖，而另一方面，广东当局为了遏制香港、澳门连接珠江三角洲及粤西海岸的内河、沿海走私贸易，将广州大关总口、廉州正税口的部分税项委托给在港澳周边、廉州外港等地增设的新香六厂及北海常关代替征收。这表示理解晚清广东关税征收机制，不仅需要考虑洋关的外来因素，还必须把握常关的内在脉络。

四、讨论与考察

除专题发表外，本次工作坊特别邀请王承文、林英、姚崇新、万毅、李爱丽、刘琴丽、周湘、易素梅、王媛媛、罗亮等多位学者参与讨论。虽然研究专业各有所长，但与会学者在彼此话题中发现了共同兴趣。无论是就特定材料的处理角度和方法，还是具体问题的展开与推进，大家都进行了充分的讨论，最终使得本次工作坊在两个方面达成了共识。

其一，跨学科合作的必要。围绕本次工作坊主题的关键词之一——“材料”，与会学者大量谈及文书、档案、口述、地图、图像、器物、建筑、考古遗存与遗址等不同媒材的资料，同时在文字类资料中也多次提及多语种并存的特性，共同造就了西域与南海研究中多元文化共存杂处的特性，因此，跨学科、跨领域的方法借鉴与创新，是今后研究视角转变和研究方法更新不可避免的前提。

其二，长时段对话的必要。虽然西域和南海两个研究领域看起来有时段错位、有时空差异，但两者的材料都具有多元多样的特色，两者的议题兼具世界史和区域史交织的意义，因此，其研究方法和研究旨趣都具有极强的启发性和相通性，持续的对话将有助于研究视野的扩宽和思维层次的丰富。

考察途中

研讨会之后，本次工作坊特别安排了南汉二陵博物馆、南汉康陵和长洲岛深井村外国人墓园及长洲、新洲码头轮渡等田野考察，希望通过目前已不常用的水上巴士交通，体会原本作为水城的广州所具有的交通特色和地理环境，进而理解水路和海洋之于珠江三角洲的重要历史意义。

总之，西域与南海作为中国与外界交流的重要区域，见证了多元文化的交汇与融合，也为不同族群的互动提供了场域。因此，知识文化的习得与传播，外来族群与本土居民的相互渗透与影响，以及他们共同促成的多样态、极具创造性的生存方式和生活环境，成为边地研究的重要内容。本次“西域与南海的对话”展现了中古史、明清史与世界史等研究领域贯通与对话的意义，也呈现出令人期待的合作前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