遇见“最初的中国”，陶寺遗址博物馆今日开馆，专家解读辉煌文明背后的故事

11月12日上午，国内又一重要遗址博物馆——陶寺遗址博物馆在山西省临汾市襄汾县开馆，上游新闻记者从博物馆工作人员处获悉，12日下午3点开始，观众就可以进行线上预约参观。

陶寺遗址博物馆外景。据陶寺遗址博物馆公众号

位于黄河中游地区、距今4300-3900年的陶寺遗址，对于探索中华文明的起源和尧舜时代的社会历史有极其重要的意义，此次开馆首次展出的圭尺见证“最初中国”的诞生，位于农田里的观象台比英国的巨石阵还要早500年……而如此辉煌的陶寺文化为何突然消失？近日，上游新闻记者联系了已经回到北京的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陶寺考古队领队高江涛，解读陶寺遗址背后的疑问。

尧都平阳？中国最早的礼乐萌芽

陶寺遗址1979年发现的5座王级大墓，墓主入葬时间有早有晚，前后持续一百多年，且在每个墓葬里都发现了鼍鼓、土鼓、石磐，而且都是一对鼍鼓、一个土鼓、一个石磐。更让人意外的是，它们摆放的位置也是固定的，都在墓主左下侧。

高江涛称这个现象为“三固定”，即固定的乐器组合、固定的数量搭配、固定的位置摆放。

陶寺遗址博物馆内景。山西日报

在其中的4座大墓里，还分别发现了四件陶制彩绘龙盘。

龙盘摆放于墓主人右侧偏上部，位置是固定的，数量也是固定的，仅1件，它们的存在清晰地说明陶寺文化已经形成一种规制、一种礼制，昭示着处在龙山文化时代的陶寺已经有了礼乐制度的萌芽。

“更为关键的是，龙盘只出土于大墓里或者王级墓葬里。换句话说，这个形象在当时应是王权或国家的一种标志。陶寺的龙并不是中国最早的龙，但是陶寺的龙是多种动物形象的组合，从形象上来看似乎和夏代、商代的龙更为接近，是真正意义上‘龙’的雏形。”高江涛说：“根据上古文献传说记载，尧的母亲正是因为感应到一条赤龙而生了尧，这个故事肯定是神话，但背后反映的信仰和想象是真正存在的。”

后来又发现了铜铃。经成分测定，铜铃为红铜，较之青铜而言，它具有相当的原始性。其出现说明中原地区在龙山时代可能已掌握了复合范铸造工艺，为夏商周青铜礼器群的问世准备了技术条件。

陶寺大墓的主人，可聆听土鼓、鼍鼓和石磐的鼓乐齐鸣，可欣赏悠远的铜铃叮当作响，还可把玩精美绝伦的陶质龙盘。而根据史籍记载，再结合尧、舜、禹的谱系，学者推断，帝尧的时期大概在4300年前。《史记·五帝本纪》记载，帝尧以礼乐治邦，于是“九族既睦，便章百姓。百姓昭明，合和万国”。

记载和实物都对上了，那么墓葬的主人会是传说中的尧吗？

博物馆展出的彩绘蟠龙纹陶盘。山西日报

1984年，陶寺考古队员在例行拼对一件扁壶残片时，发现陶片有红色的印迹，正面鼓腹部朱书一字符，酷似甲骨文中的“文”字，这个学者已无异议。背面另有一字符，大家看法各异，有的认为是城邑的“邑”，有的认为是“命”，有的认为是“昜”（阳），时任陶寺遗址考古领队何努认为是“尧”字。如果是“尧”字，那么史籍中“尧都平阳”的传说和考古发掘神奇地吻合在一起。

高江涛介绍，这些年，通过陶寺遗址探究“早期国家”形成的问题，陶寺作为以尧或尧舜禹为代表的那个时代的都城，已经进入早期国家和文明社会，这个观点是学术界的共识。

古观象台和圭尺见证“最初的中国”？

2002年，在陶寺村附近的农田中，古观象台的夯土柱基遗迹被首次发现，而13块各自独立的夯土块底部相连，地面以上部分呈半圆形排列，这组“墙不像墙，路不像路”的奇特组合令考古队员深感困惑。

《尚书·尧典》中记载了尧帝“历象日月星辰，敬授人时”，考古工作者推测其可能是一处观象台遗址，古人根据地球和太阳的位置互动来确定农时节气。但也有不少考古学家对此持怀疑态度：观象台遗迹中的观测缝是怎么来的？四千多年前古人的观测点在哪里？

2003年，刚进入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读博士的高江涛，来到陶寺遗址实习，发掘出了古观象台的观测点，“当时，我在地面上发现了一个近似圆的弧形线，立刻叫来了领队和老师，我们继续发掘，最终发现这个地方有四圈圆，从外围的大圆逐渐往里收缩，而最里边25厘米直径圆的圆心恰恰与我们今天测算出的观测点不谋而合，就这样发现了四千多年前的观测点，大家都特别兴奋。”

首次公开展出的圭尺。山西日报

高江涛介绍，经过反复摸索实验以及天文学家的助阵，推测观象台可以观测到包括春分、秋分、夏至、冬至在内的二十个节气，是传统二十四节气的主要源头，而且建成的时间比英国的巨石阵还要早500年。

事实上，早在上世纪80年代第一次发掘陶寺遗址时，考古队员曾在一座早期中型贵族墓中出土过一根红彩木杆，2002年又在中期王级大墓中发现了一根底漆为黑色的长木质器物，上面间隔着绘有彩段。

陶寺观象台遗迹被确定后，这两根木杆的用途重新引起了考古队员的重视。此后的多学科合作成果表明，它们分别为圭尺和立表，用来测定日影长度，从而定方向、测时间、分节气，制定出历法。12日开馆的陶寺遗址博物馆，就首次展出了圭尺。

高江涛介绍，圭尺是有关“地中”的最早实物标志，表明陶寺文化已经存在“地中”的观念，构建了“地中之都，中土之国”的概念，而“地中”所在的国家就是原始意义上的“地中之国”，也就是“最初的中国”。

高江涛认为，文明起源研究在一定程度上探索的核心问题就是“早期国家”的形成与发展过程，对早期中国的诞生或言最初中国形成问题的研究是“早期国家”探索的重要内容，众多证据表明，四千多年前人们意识中的“地中”是在陶寺所在晋南一带，至迟在西周时期，人们意识中的“地中”或言“天下之中”才逐渐由晋南转移至洛阳盆地。

最早的宫城和午门？影响后世四千多年

陶寺遗址面积达四百多万平方米，其中包含一座二百八十万平方米的大城。“筑城以卫君，造郭以守民”“内之为城，外之为郭”，为了搞清楚陶寺遗址是否存在宫城，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创新工程”和“中华文明探源工程”项目支持下，从2013年3月31日开始，中国社科院考古所与山西省考古所联合持续对陶寺遗址疑似宫城城墙进行了发掘。

当时，高江涛和同事偶然下到一处冲沟里，发现断崖断面似乎有夯土痕迹，他们顺着断崖一口气挖掘了五十多米，发现断面竟然全是夯土。“高度疑似内城城墙。”高江涛回忆。

高江涛说：“到2017年基本廓清了宫城城墙堆积、结构、年代、发展演变等问题。陶寺宫城位于陶寺遗址东北部，呈长方形，东西长约470米，南北宽约270米，面积近13万平方米。方向大体北偏西45度，即315度，与陶寺大城方向基本一致，宫城的发现，证实陶寺在陶寺文化早期就有可能是一座都城。”

“一座都邑城址的规划布局、理念，在一定程度上能集中体现出其社会对此前文化的传承发展。”高江涛表示，陶寺城址的布局明显经过规划，城址内可以分为宫城及宫殿区、仓储区、墓地、观象台祭祀区、手工业作坊区、普通居民区等。二里头遗址同样存在核心区与普通区域，有宫城宫殿区、祭祀区、墓地、手工业作坊区等功能区分。

博物馆内景。陶寺遗址博物馆官网

高江涛认为，宫城作为都城布局的核心区，有一个发展变化的过程：由双槐树、屈家岭、良渚等遗址中的大型建筑或房址集中的“类宫殿区”，至陶寺遗址在“宫殿区”外围逐渐筑起城垣，成为真正的“宫城”，进一步传承到二里头的宫城，再至偃师商城的宫城。

2018年，在陶寺遗址宫城的城墙上，考古人员发现了残存下来的“阙楼”式建筑。两处阙楼基础从宫城的南城墙上延伸出去，这种礼仪之门模式，和隋唐时期洛阳城应天门阙楼的样式相像。后来的紫禁城午门，也沿袭着这种四千多年前的阙楼模式。

高江涛说，对于陶寺城址的发掘工作，有四大意义。一是陶寺宫城基址保存较为完整，自成体系，规模宏大，形制规整，并具有突出的防御性质，是目前考古发现的中国最早的宫城；二是陶寺城址历时较长，始建于陶寺文化早期，陶寺文化中期继续使用，并因陶寺大城的修建使其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宫城；三是陶寺宫城的发现，使陶寺遗址“城郭之制”完备，陶寺很可能是中国古代都城制度重要内涵的源头或最初形态；四是陶寺城墙建筑形制对同期其他地区考古学文化可能有着深远影响。

辉煌的陶寺文化为何灰飞烟灭？

何努曾担任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陶寺遗址第三任考古队长，他表示，根据考古发现，陶寺遗址在晚期（距今4000至3900年）很可能被外族征服，遭到残酷的政治报复，本地政权颠覆，整体沦为殖民地，失去都城功能。这时外郭城城墙消失了，在3平方公里的范围内住满了人，人口非常密集并且杂乱无章，在很多的灰坑里面有很多被肢解人的遗存。这说明陶寺晚期阶段，陶寺长期处于社会动荡和混乱的状态。虽然在晚期偏晚某个时段，陶寺政权有过昙花一现式的复辟，但最终被彻底翦灭。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二里头工作队队长许宏在其著作《最早的中国》中曾描绘过陶寺考古现场一个恐怖的场景：“一条倾倒石器、骨器废料的大沟里，三十多个人头骨杂乱重叠，以青年男性为多。头骨多被砍切，有的只留面部而形似面具，有的头骨下还连着好几段颈椎骨。散乱的人骨有40到50个个体，与兽骨混杂在一起。”

陶寺城址平面图。临汾市博物馆官网

根据发掘报告，在陶寺遗址晚期还发生了大规模的“毁墓”行为，早期墓地的6座大墓均遭到摧毁，但二级墓葬中只有1座被捣毁，陶寺文化中期墓地中只有最大的王陵和其中4座中型墓被捣毁。

高江涛认为，陶寺遗址明显的毁墓对象均是当时身份地位崇高者，且以王者为最主要对象。毁墓者有意而为，目标明确就是掘坟曝尸，“据目前材料，我们还不敢轻言陶寺遗址毁墓者是陶寺晚期的早期王族后裔，只能推测为陶寺晚期人，而这类人恐怕不是单个陶寺晚期普通人，可能是与最高统治阶层有深刻仇恨的群体或势力。”

高江涛表示，还有另外一种可能，陶寺文化中晚期明显存在着“外来人”现象，至于这些外来人数量能否足够毁灭陶寺政权的群体势力不得而知，但不排除陶寺文化晚期外来人入侵“一视同仁”地捣毁所有早期、中期大墓的可能性。

对于社会上流传石峁文化灭亡陶寺文化的说法，高江涛认为，两者所处年代有交集，至少三百多年，但所处地域并不近，无论联盟和敌对关系在考古上很难实证，可以适当合理推测。

高江涛介绍，陶寺遗址考古这几年一直在做宫城宫殿等城址建筑的考古发掘，还有对部落布局、都邑布局、结构的研究，未来还会在另外三个方面有所突破。一个是遗址环境和水利系统，另一个是会重新考虑遗址的人群和族属，到底陶寺早期、中期、晚期是不是同一波人群在这里生活？到底陶寺晚期有没有石峁人？这些都是学术和社会关注的热点。第三是会在手工业作坊方面进行进一步研究。

上游新闻记者从当地宣传部门了解到，目前正在加快推进陶寺国家考古遗址公园、陶寺文化艺术创意园等规划建设，通过对文物和遗址的系统保护和合理利用，让承载着中华文化、中国精神的价值符号和文化产品真正活起来。

（来源：上游新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