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所仅存在8年的大学，“最穷”也最传奇，培养出中国近代最多的大师级人才

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后，中华民族的教育事业遭到日军的严重破坏，为保护文化命脉，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南开大学三校合一，三千师生跋涉1700千米，历时68天，于1938年来到云南昆明，组成“西南联合大学”。冯友兰手书西南联合大学校歌，钱穆则鼓励联大学子“用上前线的激情来读书”。

联大8年，创造了中国近代教育史上的一座“珠穆朗玛峰”，培养了174位中国科学院院士、8位“两弹一星功勋奖章”元勋、2位诺贝尔奖获得者、100多位大师巨匠，可谓精英荟萃，人才辈出。他们中有中国政治学的奠基人钱端升、中国气象学的奠基人之一叶笃正、中国矿床学的奠基人冯景兰、美国科学院120年来的第一位中国籍院士华罗庚、中国研制农药的第一人杨石先、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杨振宁和李政道、世界上开三大哲学传统课程的第一人汤用彤；还有邓稼先、赵九章等“两弹一星”科学家；国家领导人宋平、彭珮云、王汉斌；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黄昆、刘东生等。

它不仅是一所大学，更是一束永不熄灭的火把、一个永不褪色的精神符号，在80年后的中国熠熠生辉。

【 壹 】

抗战时的西南联大，办学条件极为艰苦，“苦”到出动梁思成、林徽因这样的大师，也“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只能设计出铁皮、木板、土墙加茅草的校舍。校舍位于昆明西郊的坟场，一个茅草屋里面20张上下铺，住着40个学生。这里没有空调，没有风扇，只有臭虫、虱子、跳蚤咬得人难以入睡。一下雨，茅草屋就成了泽国。教室则是用铁皮做的房子。在雨季，豆大的雨点打在房顶上，会盖过教授上课的声音，出现了“停课赏雨”的奇景。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大家孜孜不倦，以苦为乐。物质世界的匮乏与精神世界的富足，成就了西南联大独有的精神气质。由于教材和设备的缺乏，梅贻琦校长千方百计托人从欧美购来大学教科书的样本，课堂里100多学生，全校1000多师生，只有几本教材，怎么够用？大家想到了抄书学习的好办法，就是用最便宜的糙纸，将课本内容口诵心唯，抄录下来。一个学期学完了，把抄好的笔记和讲义留给学弟学妹，自己再去借师哥师姐的。食堂清汤寡水，学生一边咬着萝卜，一边讨论诗词歌赋；教学设备不齐，老师便就地取材进行科学实验。艰苦奋斗使得西南联大的教学一直与国际一流大学接轨。

图书馆的座位供不应求，抢书、抢座位成了家常便饭。一次杨振宁在图书馆专心致志地看一本物理学教材，这时一个脸圆圆的、个子高高的男孩子在他身边来回逡巡，他怯怯地说，这本书你看完了，能不能不要还？也借我看看。这个男孩子就是邓稼先，他比杨振宁低两级，是杨振宁的师弟。多年后，邓稼先到普渡大学深造时的奖学金正是杨振宁帮他申请的。

由于自习室的缺乏，昆明市民们打开家门，接待这些无处读书的学子，为他们提供了自由、宽厚、廉价、淳朴的读书条件。茶馆成为流离失所的联大学子的第二课堂，在这里，只要点上一碟花生米，泡上两杯茶，就可以足足待上一天。杨振宁记忆犹新的一件事便是白天他同黄昆、张守廉物理系“三剑客”在茶馆里喝茶，辩论“哥本哈根学派”；晚上10点电灯熄灭后，把蜡烛点了，又拿出《量子力学的意义》，反复研读，反复讨论。“以苦为乐”使联大学子在艰苦的条件下，利用点滴时间取得了重要的成果。

清晨，耀眼的阳光照射到窗户上，大家立即想到今天会有空袭。上午的课程改成7点到10点。中午的时候，警报还没有拉响，大家就各自分散到附近的乡村中。昆明市区地下水位过高，不可能修筑防空掩体，大家只好带着课本设法往北边的山坡上跑，然后下午3点到6点继续回来上课。1938—1944年，日军飞机先后281次袭击云南，轰炸昆明142次。

“千秋耻，终当雪，中兴业，须人杰。”这是西南联大的校歌。莘莘学子就是要做中华民族的“人杰”。1945年春天，23岁的杨振宁考取清华大学“庚款”奖学金，赴美国芝加哥大学留学。三年以后，他在这里迎来西南联大的同窗好友邓稼先。邓稼先在普渡大学留学时，品学兼优，仅用了1年零10个月就获得博士学位。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他毅然决然地放弃了国外优渥的物质条件，返回了祖国的怀抱。邓稼先、朱光亚带领团队隐姓埋名，在西北戈壁滩上研制出了我国第一颗原子弹、氢弹、中子弹。

1964年第一颗原子弹爆炸后，声振寰宇，全国上下一片欢腾，也震惊了西方世界。美国不相信中国短短不到两年的时间就取得了如此傲人的成绩，侦察卫星在罗布泊上空提取大气云层的采样，发现这颗原子弹的威力远远大于广岛的“小男孩”和长崎的“大胖子”。美国终于清醒地意识到新中国的崛起和强大，第一次在报道中使用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全称。

“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但也正是艰难困苦，才能玉汝于成！“刚毅坚卓”正是西南联大校训和精神旗舰的生动体现。

【 贰 】

西南联大融合了清华的严谨、北大的自由、南开的活泼。教授们物质上是寒酸的，精神上却是抖擞的，联大名士如云，共开设1600门课程。80多年前站在这些简陋校舍讲台上的教员有：数学方面的华罗庚、陈省身；物理方面的吴大猷、周培源、杨振宁、李政道；语言方面的钱锺书、沈从文、朱自清、闻一多、王力、罗庸；哲学方面的金岳霖、冯友兰、汤用彤、贺麟、钱穆；社会学方面的潘光旦、费孝通；历史学方面的陈寅恪、吴宓、吴晗；逻辑方面的沈有鼎；政治学方面的钱端升；建筑学方面的梁思成和林徽因。

人们都说“文人相轻”，联大却能“八音合奏”。这都得益于清华大学终身校长梅贻琦高超的领导艺术。梅贻琦毕业于美国伍斯特理工学院，是第一批庚款留美学生。他既是一名学者，又是一名出色的管理者。“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梅贻琦推行“大师论”和“通才教育”，认为教育要对得起国家、对得起民族、对得起青年，不是沽名钓誉、升官发财的工具。校长要像京剧里的“王帽”一样，为教授服务，为学生服务，为专业服务。开会的时候，他很少发言，经常说的一句话就是“吾从众”，人称“寡言君子”。

梅校长一身正气，两袖清风，主动放弃了身为校长的特权。家里的工人工资自己付，电话费自己出；不要学校无偿供应的两吨煤；把校长专车留给了学校，自己每天步行上班。就连教育部发给西南联大学子的补助金，梅贻琦也叮嘱自己的四个孩子不要去领，把这笔钱留给更困难的同学。他还让自己唯一的儿子梅祖彦和三个女儿都报名参军，上了前线。为了改善生活，夫人韩咏华每天做米糕到街头去售卖，腿都走肿了，梅贻琦却说，我梅贻琦没有做亡国奴，咱们不丢人。

在梅校长的主持下，联大气象一新，大家八仙过海，各显神通。常言道“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华罗庚是闻名世界的大数学家，可是他刚进校时，教学水准却一直遭人诟病，学生纷纷提出换老师。面对这样的窘境，华罗庚自卑过、郁闷过，梅校长却说，教学上的事情你不用担心，安心做好科研。在梅校长的关怀和鼓励下，只有初中学历的华罗庚开始自学英文、法文、德文、日文，在国内外期刊上发表了三篇高质量的数学论文。1936—1937年，华罗庚到英国剑桥大学访学深造，载誉归来，被聘为清华大学教授。1948年，他当选为中央研究院院士，1982年当选为美国国家科学院外籍院士，1985年当选为德国巴伐利亚科学院院士。

华罗庚作为现代数学之父，他的逆袭，跟自身天赋异禀、自强不息的努力分不开，但也和梅校长“知人善任，慧眼识珠”的领导艺术有关。正如金刚石和石墨都是碳元素组成，但一个坚韧，一个柔软，是因为分子的排列结构不同，而导致物理属性大相径庭，一所高校的建设，博士、教授光有数量不足以称奇，还要能够“人尽其才，才尽其用”，以科学的培养和分类评价机制，去激发每一位教师和员工的潜能和小宇宙，做到众志成城，这才是最令人心悦诚服的。

如果说华罗庚是“科研型”的，那么闻一多便是“教学型”的。闻一多在西南联大开了十来门课，包括《诗经》、《楚辞》、唐诗、古代神话等。其中，最“叫座”的课是古代神话。不单中文系、文学院的学生来听讲，理学院、工学院的同学也来旁听。工学院在拓东路，文学院在大西门，听一堂课得穿过整整一座昆明城。他的课令人如飨醴酪，如沐春风。联大学子中被称为“中国最后一个士大夫”的汪曾祺在《人间草木》里记述道：“听闻先生讲课让人感到一种美，思想的美、逻辑的美、才华的美。听这样的课，穿一座城，也值得。”

联大采用“教授轮教制”，公共课是国文、英文、中国史、外国史。每一门公共课都有相关领域的大师和巨擘集体上课。如国文教授里不仅有闻一多，还有朱自清、沈从文、罗庸、王力，这么多名师，每个人都开两个礼拜的课。学生可以从不同的角度含菁咀华，感受到中国文学的博大精深。正所谓讲好中国故事，爱上中国的文学和语言。外国文学课程也是群英荟萃、济济一堂，如钱锺书的“荷马史诗”、吴宓的“柏拉图”、莫泮芹的“圣经”、吴可读的“但丁”、陈福田的“十日谈”、燕卜荪的“堂吉诃德”、陈铨的“浮士德”、闻家驷的“忏悔录”，以及叶公超的“战争与和平”。

为了适应战时需要，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多个院系开设了航空、无线电、通信、军事工程等与军事有关的课程，并编译军事教材、参考书等，以供教学、训练部队，以及普及军事知识之用。土木系和机械系增加的军事类的课程有庄前鼎的“兵器学”、施嘉炀的“堡垒工程”和“要塞建筑”、王明云的“军用桥梁”和“军用结构”、李谟识的“军事运输”等。周先庚原来是研究“教育心理学”的，后来开设“军事心理学”，研究战场上如何提高士兵的士气。曾昭抡的“国防化学”针对日军采用化学武器和生物武器的无差别攻击，提出防御策略。

艰难不足以成为西南联大降低教育品质的理由。联大学生必须修满136个学分，其中约五分之三为选修。所有学生必修中国通史、西洋通史、大一国文和大一英文；大考小考不断，基础课月考一次，工学院、理学院月考两次。西南联大的基础课要求非常严，数学、物理每年考试下来都有三分之一的人不及格。毕业于西南联大机械系的中科院院士潘际銮当初是云南省会考的状元，他以第一名的成绩进入联大，可是半学期下来，物理期中考试居然不及格，物理老师霍秉权铁面无私，绝不徇情。这件事情让潘际銮认识到学习方法的重要性，不能“只见树木，不见森林”，仅靠课堂是不够的，要把课堂作为兴趣领域的起点，纵横捭阖，钻研透整个知识体系，才能得高分。作为工科生，他所有的实验报告全是用英文写的，预习报告通过了，才能做正式报告。有一次做正式报告的时候，实验结果老出不来，潘际銮抄了一份数据交上去了。但是助教很清楚这是抄的，不行，退回来重做！精益求精、一丝不苟的治学态度，淬炼了学子的专业态度和专业技能，潘际銮在联大不断成长和进步，为后来秦山核电站的设计、建设和发展奠定了扎实的理论基础。

联大办学八年，近8000名学生通过了入学考试，而毕业的本、专科生和研究生却仅有3882人，毕业率不足一半。严格执行“学分制”“通识教育”，保证大学的办学质量，“严谨求实”“一丝不苟”是对专业、对人才、对社会、对国家、对民族负责的态度，今天仍有振聋发聩、发人深省的借鉴意义。

【 叁 】

抗战期间，国家民族处于危急存亡之秋，强烈的爱国主义思想，是联大师生取得重大成就的精神动力。西南联大是当时“倒孔运动”和“一二·一运动”的发祥地，在爱国民主运动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被誉为民主堡垒。有不少校友参加革命斗争，成为各级领导干部，有的已进入国家领导人的行列，并有近30位校友在抗日战争和革命斗争中牺牲，成为烈士，在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史上留下了光辉的一页。

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原西南联大社会学系学生彭珮云回忆道：“当时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爱国。无论老师、同学，无论是从大后方来的，甚至是从沦陷区跑出来的，无论是家庭比较富裕的、很穷困的，大家都是一心就想，抗战要胜利，国家要富强、要民主！”

现代战争的特点不仅仅是军事战，还有信息战、文化战、舆论战。“欲灭其国，先毁其史”，日本帝国主义在沦陷区推行奴化教育，缩减普通教育年限，将日语作为“国语”在大、中、小学进行广泛教授，并有一些反动历史学家和文人鼓吹“日满亲善，一德一心”，企图用糖衣炮弹对中国历史和文化进行偷梁换柱。

面对日伪鱼目混珠、指鹿为马的反动宣传，钱穆拍案而起，奋笔疾书写下了《国史大纲》，与日本帝国主义的奴化教育展开针锋相对的文化斗争。千秋中华，断裂河山，开篇扉页上，钱穆写下：“献给前线抗战为国牺牲之百万将士！”《国史大纲》辗转传至北平，有人整本抄录，抄着抄着就泣不成声。时评人写道：“这本教材使懦夫有立志，病夫有生气，读之无不热血沸腾。”作为历史学教材，《国史大纲》在大后方广泛发行和刊印，在民族危亡时期，是唤醒国魂、抗敌救国的佳作，表达了炎黄子孙对祖国的忠贞与热爱，为中华儿女打了一剂强心针。

1941年，日本挑起太平洋战争，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菲律宾、泰国、新加坡、爪哇纷纷陷落。中国的海上通道从宁波到香港全部被封锁，战争局势变得焦灼起来，云南从大后方变成了抗日前线。“一寸山河一寸血，十万青年十万军。”联大8年，曾掀起过三次从军热潮。第一次是在抗战初期，一些同学投笔从戎；第二次是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前后，为协助中国空军美国志愿援华航空队，部分外文系同学参加征调，担任英文翻译；第三次是为了配合中国远征军第二次入缅作战，不少学生投军。西南联大从军学生前后一共达到1100多人。

1942—1945年，梅校长进行战争动员，要求大三、大四外语系男生全部参军，为保证学业的顺利完成，参军学子折合24个—32个学分。“应征及志愿充任译员者，共四百余人，最近加入青年远征军及空军者亦二百余人，成绩都甚良好。”梅贻琦在《抗战期中之清华五续》一文中记录道。

许渊冲是第二批入选飞虎队机要秘书室做翻译的。他每天要将空军情报翻译成英文，分配14航空队的81架P40战斗机。“有一次我翻译的情报说，日本军舰一艘到达海防，登陆士兵有多少人；日本飞机有多少架，进驻河内机场。那地图上标了，日本陆军多少，海军多少，空军多少，飞机多少架。第二天中午，飞虎队的飞机在滇池歼灭日军。”有了准确的英文翻译和情报，盟军合理地掌握了制空权，日军的轰炸从1940年的29天48次降为1942年的10次。

“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联大学子除了担任翻译外，还投笔从戎，参加了中国远征军和空军。昆明巫家坝空军航校门口贴着同黄埔军校一样的对联：“升官发财请走别路，贪生怕死莫入此门。”“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使命感，让他们义无反顾地翱翔蓝天、血洒碧空。他们中有1943级地质系的戴荣钜，于1944年6月在长沙与敌机作战时殉国；1944级机械系的王文，同年8月在保卫衡阳战役中与敌机作战时殉国；1944级航空系的吴坚，1945年初在陕西与日寇飞机作战时殉国；林徽因的弟弟林恒，1941年以身殉国，在成都上空阵亡，年仅23岁。此外还有崔明川、李嘉禾、马豫、李经纶、黄雄畏、许鸿义、马启勋、祝宗权、李修能、朱晦吾、沈宗进、华人杰、邓汤美（邓庆泉）、萧福霈、陈仁炱、陈启蕃、冯少才、罗道生、谭申禄等。南京紫金山中山陵航空烈士公墓镌刻着他们的名字。

联大的屋顶是低矮的，但培育出了众多大师，也培养了冲向蓝天翱翔的飞行员。我们不应忘记他们在抗日战争中的功绩，赤胆忠魂，功昭日月，永励后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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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教育简史》
杜娟 邱小健 主编 杨建军 王海棠 谭诤 副主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