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转向：战后美国选举政治变迁研究

大转向：战后美国选举政治变迁研究

钟智锋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22年11月

本文节选自该书结语/一核心发展

笔者发现，二战以降，阶级因素影响力的显著下降，种族与宗教等认同因素的影响力的持续上升是美国选举政治变迁一个基本的趋势。这与工人阶级的下降和福音派的转向有很大的关系。与阶级因素相比，种族和宗教因素越来越成为社会分裂、议题分野和政党差异的主要来源。这促成了保守信徒与共和党的结盟，制造了红蓝州的对峙，并导致了美国政治的极化。经济的波动，贫富差距的加大使得阶级政治有所升温，但新政时代仍未复兴。未来的选举政治的走向将主要取决于阶级、种族和宗教因素的互动。

尽管2000年、2004年和2008年的大选在经济、战争形势、在任总统状况、候选人状况和突出议题方面均存在较大的不同，但是选民的投票模式和选举地理并没有发生显著的改变。种族/宗教投票模型比阶级投票模型能更好地解释这三次选举的投票模式和选举地理状况。

笔者发现，战后美国的社会，民主、共和两党的政策与形象，以及选举地理与投票模式方面均发生了显著的变化。首先，美国社会在阶层、种族和文化方面已变得日益多元化。战后工业社会向信息社会的转型一方面加大了贫富分化，改变了原有的阶层结构；另一方面则加大了两党在政府税收和福利政策方面的分歧。1964年《公民权利法案》的通过，1965年《选举权利法案》和《移民与国籍法》的颁布，使得少数族裔选民的比例迅速提高，而共和党的南方战略和奥巴马的当选，使得种族投票日益显著。世俗化趋势的推进，由美国公民自由联盟推动的女权运动和同性恋运动，由保守宗教(主要由福音派、保守天主教和摩门教等宗派组成)联合而成的新宗教右翼的形成，以及由这个联盟发起的对抗性运动，导致人们逐渐分化成自由与保守两大阵营，并使堕胎、同性恋等社会议题成为选举的关键议题。

其次，社会的变迁也推动了政党的调适，使两党在政策与形象方面均出现了显著变化。民主党逐渐变成一个增税、增支(主要是福利性支出)、在婚姻家庭方面推动自由化的政党，共和党则变成减税、减支(主要是福利性支出)、在婚姻家庭方面维护传统观念的政党。两党的主要区别更多不是替富人代言还是为穷人伸张，而是倡导自由的议程还是维护保守的价值。

再次，社会变迁与政党调适也推动了选举政治的变迁。这既体现在选民的投票模式上，也体现在美国的政治地理上。在投票模式上，民主党赢得了少数族裔、主流教派、世俗主义者、单身女性、年轻人、工人和专业人士、教育水平最低和最高的民众的支持，共和党则赢得了多数白人、福音派及其他保守教派、中产阶级和大企业主、中老年人、已婚人士、教育程度居中等水平的民众的支持，出现了一个人们更多依照身份认同和价值理念而非物质利益和社会地位投票的趋势，笔者把它概括为从阶级冲突到文化战争。在选举地理方面，一统河山的格局已被红蓝对峙的局面所替代，获胜的候选人往往只能赢得半数左右的州。除了获胜格局的变化，区域的政党忠诚也发生了转向。东北部逐步由共和党的大本营转为民主党的票仓，南部则由民主党的票仓转变成共和党的根据地。

最后，战后美国选举政治的变迁也产生了一系列的社会、政治影响。政治极化加剧了原有的社会分化，围绕着阶层、种族和宗教分界线而成的不同群体间的张力不断增大，暴力冲突事件的数量急速上升。在政治极化的影响下，昔日以一党长期主导和两党合作为特点的政治态势已被两党频繁更换和两党对抗的态势所取代。两党对抗使政府常常陷入僵局，两党频繁更替则使政策经常变动。美国内政与外交的不稳定性日益加增，中美关系的波动性与对抗性也随之加大。政治极化使得两党政治家均按照党派立场行动，这使得执政的政党难以凝聚足够的支持去解决单个政党所无法解决的问题。历史上，威尔逊因两党对抗而无法通过他的“十四点计划”,这极大限制了美国在一战后所扮演的角色。胡佛总统也因政治极化而没有赢得民主党的支持。这耽误了美国政府对20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的应对。直到罗斯福上台之后，两党合作才被重启。这为美国经济的复苏奠定了政治基础。2020年当新冠肺炎疫情席卷美国，威胁着亿万民众的生命财产时，因为两党在特朗普任内变得更加极化，而白宫和众议院分别为共和党与民主党所掌握，这阻碍美国快速通过两党都支持的疫情应对和救援方案，使得美国陷入危机之中。可以说，政治极化不仅会导致政治僵局，恶化美国国内的政治生态，加深美国社会的裂痕；还会削弱西方国家之间的联盟，加速美国的衰落，推动全球政治格局的转换。

让我们回到本书一开始指出的美国选举研究的几大争论，即主导因素变迁争论、政治极化争论和再结盟争论。对于美国是否存在一场文化战，阶级的影响力是否已经下降并被其他因素所取代?我们的答案是肯定的。战后，工人阶级比例的下降，工会组织的衰落，以及底层白人的部分转向均使得阶级影响下降。取代阶级冲突的是以种族和宗教为核心推动力的文化战争。美国是否存在政治极化?极化的程度在最近的选举中减少了还是增加了?我们的答案是美国存在政治极化，而且政治极化的程度正日益加大。政治极化不仅存在于政治精英之间，也存在民众之间。从民主、共和两党选民在广泛议题上截然不同的判断，从候选人在竞选时采取的极端立场，从红蓝州泾渭分明的对峙中，我们都可以清晰地看到政治极化的迹象。尽管克林顿作出有关修复美国社会的裂痕承诺，小布什倡导富有同情心的保守主义，以及奥巴马亦主张建立一个不分肤色与政见的统一的合众国，但是美国社会极化的程度没有因此而减少，反而日益加剧。这既有结构性的原因，也有候选人的原因。政治极化的程度随着负面竞选的展开，分裂性政策的强推(如医改、同性婚姻合法化和强行驱逐非法移民),以及好斗的特朗普上台而不断增大。

20世纪60年代末以来，美国是否经历了一场政治的再结盟?参照政治再结盟的几个指标——新议题出现，新选民被纳入政治体系里，政党的选民基础出现重组，地区忠诚发生转移，主导政党的改变，笔者认为答案是肯定的。第一，60年代末以来，美国大选出现了新的议题。堕胎、同性婚姻的合法化等社会文化议题开始成为影响竞选的重要议题。第二，西班牙裔选民的快速增长，可以看作是新选民被纳入政治体系里。这改变了昔日白人和非裔主导美国选民的局面。第三，两党的选民基础也发生了重组。底层白人和天主教徒开始转向共和党，高学历的专业人士则转向民主党。意识形态而非阶级地位越发成为选民分化的关键因素。第四，两党的地区忠诚也发生了转移。南方各州由民主党的稳固基础转变成共和党的基地。第五，有关主导政党改变这个指标，我们需要分阶段来看。笔者发现60年代以来的大选基本上可以划分为两个阶段：共和党主导白宫的时代(1968—1992年)和两党轮流坐庄的时代(1992年至今)。在第一个阶段里，尼克松靠着南方战略，里根凭借保守主义革命，确立了共和党在白宫长达20年之久的主导地位。在选举地理上，共和党的候选人(特别是连任的时候)常常能在大选里赢得大多数州，形成一统河山的格局。这得益于新政联盟的削弱，底层白人的转向，以及保守宗教团体的支持。新政联盟的动摇和保守主义联盟的兴起是共和党能够主导白宫的核心原因。尼克松借助种族议题，通过南方战略，大大动摇了罗斯福建立的新政联盟。里根通过构建宗教右翼和政治右翼的结盟，又进一步从宗教上削弱了新政联盟。稳固南方的丧失，底层白人和天主教徒因种族和宗教原因而发生的转向，推动了一次政治再结盟。这使得以进步主义为核心的民主党主导的新政时代，逐步让位给一个兴起中的保守主义时代，选举政治也逐步从阶级政治转向认同政治。但是由于缺乏全国性的危机，共和党虽多次赢得选举，却仍未能建立压倒性的多数。于是，虽然共和党能赢得白宫，国会却常常为民主党所主导，导致了政府的分裂、两党均势对峙的局面。在第二个阶段，因着经济的波动，民主党多次在经济衰退时凭着变革的口号击败执政的共和党。这个阶段除了延续昔日分裂政府、两党对峙的局面，还出现了以红蓝州对峙、白宫和国会频繁易主的新特征。在这个阶段里，新政联盟已被大大地削弱，里根的保守主义联盟也发生了动摇，美国进入了两党均势阶段。从1992年到2020年的8次大选里，共和党赢得了3次，民主党赢得了5次。但是，无论是民主党还是共和党赢得大选，获胜的党最多只能主导两届白宫，而且往往会在中期选举时失去国会。

我们可以看到20世纪60年代以来的政治再结盟，不同于美国历史上以关键选年为标志、以主导政府为特征的再结盟。这是一次一般性的再结盟，选民基础的重组不是在一个选年里便一蹴而就，而是经过一系列选举才完成的。选民的重组始于尼克松，在里根任内有重大转向(保守选民大范围转入共和党),在特朗普任内也有新的变化(底层白人的部分转向)。1992年至今，虽然民主党多次赢得白宫，并对战后政治再结盟所确立的共和党的执政地位提出了挑战，但这并不意味着美国已发生了新的政治再结盟，或者已进入了一个去结盟的阶段。选民没有发生显著的政治转向，地区也没有发生较大的忠诚转移。至于未来美国是否会出现一次新的再结盟，这取决于是否具有一个全国性的危机，是否存在地区性的转向，以及新分裂性议题的出现。新冠肺炎疫情是否会推动政治再结盟的形成，仍有待进一步的观察。美国选举政治的走向取决于民主、共和两党进一步的博弈，取决于新政联盟与保守主义联盟的力量对比。

以上便是本书的核心发现。在接下来的讨论部分，笔者将重点讨论一下本书所引出的一些学术问题。战后美国选举政治的变迁对学界提出了一系列理论和现实问题。例如，宗教的公共化将对美国的政教分离制度提出何种挑战?种族冲突的加剧将对美国这个移民国家带来何种冲击?随着阶层、种族和宗教的多元化，美国这个合众国能否在既有的制度框架下保持多元一体?在政治极化、两党对抗、红蓝对峙的条件下，美国以三权分立为核心特征的宪政民主制度能否有效运作?鉴于文化战在全球范围内均存在，那么有关美国选举政治变迁的基本结论对于我们理解这些有着不同文明基础和制度框架、处于不同发展阶段国家的政治变迁有何帮助?笔者将尝试简要回答这些问题，并把论述的重点放在了现代化、社会分裂和政治秩序这个政治学的核心议题上。具体而言，也就是在一个国家的现代化进程中(特别是由工业社会转向后工业社会的阶段),新旧社会分裂(以阶级利益为基础的分裂和以认同为基础的分裂)会如何变迁?民主国家中的政党制度会如何回应这种变迁?这又将对既有的政治制度带来何种冲击?美国选举政治变迁分析成为了一扇观看现代化与政治变迁辩证关系的窗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