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六尺巷看中国基层社会的德法合治

今年10月17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安徽省桐城市六尺巷考察时指出，人民内部矛盾要用调解的办法解决。六尺巷体现了先人化解矛盾的历史智慧，要作为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教育场所，发挥好中华民族讲求礼让、以和为贵传统美德的作用，营造安居乐业的和谐社会环境。

六尺巷位于安徽省桐城市的西南一隅，因清代大学士张英与邻里吴家互相退让三尺地基而成，建成于清朝康熙年间，巷道两端立石牌坊，牌坊上刻着“礼让”二字。根据清代姚永朴《旧闻随笔》记载：康熙年间，大学士张英家“居宅旁有隙地，与吴氏邻，吴氏越用之。家人驰书于都，公批诗于后寄归。”诗云：“一纸书来只为墙，让他三尺又何妨。长城万里今犹在，不见当年秦始皇。”家人得书，遂退让三尺，吴家感服，亦让三尺，六尺巷遂以为名。

如今的六尺巷，既是历史文化遗存，也是新文化载体，其所包含的谦和礼让精神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方面，它的“宽”不只是宽在有形的“六尺”上，更是“宽”在无形的心灵境界与和谐礼让精神上。六尺巷文化意蕴生发的根源，虽然在张家与吴家的个人道德层面，但它凸显的是对待矛盾应有的态度和立场，以及解决矛盾的方式，是一个时代处理邻里纠纷关系的范本、家风家教的范本，其蕴含的基层治理的社会文化根基值得深入挖掘。

党的十九大报告首次提出“三治合一”的乡村治理思想——“健全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指出，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健全党组织领导的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城乡基层治理体系，完善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制度。六尺巷的典故是乡村“自治”的典型，但在这个自治中又凸显着德法合治的智慧。

德法合治源远流长。德法合治是中华法系的典型特征，中华法系是世界五大法系之一，被称之为伦理法，不仅深刻影响着东南亚，还对全世界都有影响。如蔡墩铭先生曾指出：“古代中国刑法典不仅施行于中国本土，因其被邻国的韩日等国所抄袭而成为韩日等国最早的刑法典，形成所谓中华法系的独自法律系统”。2015年8月，笔者作为中国刑法学研究会代表团的成员去韩国参加中韩刑事法论坛，会议期间，分别参观了韩国的最高法院与最高检察院，在法院的陈列室里看到了大明律、大清律，看到了一份份用中文写就的韩国判决书。可见中华法律文化在韩国、新加坡的法律当中都有体现。中国学者张彭春作为人权委员会副主席全程参与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最重要的国际人权文件之一《世界人权宣言》的制定。该宣言超越了抽象的“自然权利”人权理论，建立了“全球道德共识”人权理论。这一世界新人权理论的确立与中国学者张彭春的贡献密不可分，他把“仁”融入世界人权理论，是汉语法律文明的世界性贡献。再如，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大楼有两处孔子的塑像：一处是在大法庭的南墙上、一处是在东门的门楣上。东门的门楣上三圣像从左到右依次是孔子、摩西、梭伦，分别象征着伦理法、宗教法、政治法。这些都充分证明，传统中国德法合治的智慧对国际社会有较大的影响。

六尺巷的故事作为自治的典型，凸显了德法合治的智慧。张吴两家当时都有各自的地契，地契就是官方的法律文书，具有法律约束力，按照法律思维，应以地契判断，所以这是法律问题。然而，法律不是万能的，中国古代还有“惜讼”的传统，张吴两家比邻而居，如果打官司，无论胜败输赢都会伤和气，所以张家没有诉诸法律，而是驰书京城，问自家人朝廷要员大学士张英如何处理与吴家的纠纷。“让墙诗”凸显的礼让、和为贵精神便是中国人最熟知的伦理道德。因此，六尺巷的典故是在古代皇权不下县的基层社会治理中自治、德治、法治相结合的典型。

六尺巷承载着中国古人的历史智慧。安徽桐城深挖“六尺巷”优秀传统文化精神，创新出“新时代六尺巷工作法”，并广泛应用于基层治理。“新时代六尺巷工作法”，主要内容是“党建领事、礼让和事、群众说事、多元解事、网格管事、群力防事”，突出源头治理、多元共治、和谐共享，探索基层治理新路径。安徽省桐城市人民法院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以习近平法治思想为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把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挺在前面，深入挖掘六尺巷典故与遗址中蕴含的“谦和礼让、知进退、和为贵”的伦理精神内核，并将六尺巷文化融入司法实践中，创设“六尺巷调解法”。该调解法的主要内容是通过“听、辩、劝、借、让、和”六步法，化解基层矛盾，通过实践检验，已取得了良好的法律效果和社会效应，形成了“自治为基、德法兼容”为主要特征的治理模式。

2023年全国两会上，“六尺巷调解法”被写入最高人民法院工作报告。2023年11月，该工作法获评新时代“枫桥经验”先进典型，作为全国31个“枫桥式”工作法之一入展枫桥经验陈列馆。

笔者认为，六尺巷的典故与遗存具有深厚的文化根基，经过创新性转换与创造性发展，在今天的社会治理中依然发挥着礼让、和为贵的示范效应。你仁我义，浸润心灵；友邻睦邻，和谐相亲。虽然在今天利益多元化、矛盾多样化的社会环境下，法治固根本、稳预期、利长远的作用更加凸显，但在村居的熟人社会，道德治理有时更加管用。德法合治既是对于中华法治文明的传承，也是对于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国化的体现，更是今天基层社会治理的有效路径。

来源：人民法院报·2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