盛宣怀诞辰180年｜盛宣怀与赵凤昌的交往

盛宣怀是中国近代史上的关键人物，被称为中国第一代实业家，时人形容他创办的大量实业如同“一只手捞十六颗夜明珠”。后有学者指出“他为农耕社会的中国作了开拓”，一生的创业成就可用“十一个第一”来概括，诸如创办中国第一家民用航运企业轮船招商局、中国第一家电讯企业天津电报局、中国第一家内河小火轮公司、中国第一家银行中国通商银行、中国第一家钢铁联合企业汉冶萍煤铁厂矿公司、中国第一条铁路干线卢汉铁路、中国第一所工科大学北洋大学堂、中国第一所师范学堂南洋公学师范班、中国第一所民办图书馆“上海图书馆”等，独揽近代中国有关国计民生的新兴事业，不仅造福社会，造福百姓，而且在用人理财方面权势熏天，炙手可热。

俗话说一个好汉三个帮，盛宣怀能够办那么多现代化事业，当然与他个人能力强，很会用人密切相关，但也离不开他善于利用各种人际关系。赵凤昌就是他所利用的关系之一。赵凤昌是幕僚出身，曾任张之洞亲信幕僚，深受历练，颇有办事能力，张謇盛赞他“有闭关却扫之风，脱略公卿，跌宕文史；以运甓惜阴为志，方轨前秀，垂范后昆”。

一、由电报线重新建立联系

赵凤昌与盛宣怀是常州同乡，前者出生于1856年，比生于1844年的后者整整小一轮，但从盛宣怀叔叔盛赓致信赵凤昌自称“世愚弟”来看，两家似乎是世交，盛宣怀与赵凤昌应该很早便互相认识。由于资料缺乏，很难搞清他们是什么时候认识的，怎么认识的，具体的交往情况如何，只能借助赵凤昌收藏的他们的往来书信稍作粗浅分析。根据这些书信，盛宣怀最先致函赵凤昌，时间是1885年1月10日，其时赵凤昌已入张之洞两广督幕，兼办电信事宜，而盛宣怀在信中所谈就是两广地方的电报局用人和电线架设问题，他希望赵凤昌禀告张之洞由他择人担任镇南关电局委员，如此“操纵较灵”，海南电线获批后也尽快通知他，以便年内赶办。信末则言已托人寄上雨花石。此后，两人的交往逐渐频繁和密切起来。在一封信中，盛宣怀说他弟弟盛宙怀“频年管理电料，南北奔驰，其劳苦实多”，但因为兄弟关系，他不便予以保举，已托人求张之洞在广东列入保案，请赵凤昌帮忙再在张之洞面前提及，以便保升一级，同时“附呈衣料四卷、沙腭四匣”聊表心意。后来的一封信，则是盛宣怀对“粤中电事”靠赵凤昌等“筹办尽善”表示感谢，铭佩久深，并说张之洞已允许提高电线修理费，“使数年之间有备无患”，也都仰赖他的“敷陈之力”。可见，在两广督幕，赵凤昌为盛宣怀发展中国的电线事业提供了不少帮助。   

盛赓致赵凤昌函局部

随张之洞赴武汉任湖广总督署幕僚后，赵凤昌继续为盛宣怀拓展电讯业务提供支持和帮助。1891年6月，盛宣怀架设的湖南电报线引起民愤，致使电线杆被烧去40余根。事后，为防止类似事件重演，赵凤昌给盛宣怀出主意，湖南后续的电线架设须派兵前往保护。盛宣怀即致电张之洞，说担心电线工程到达澧县地界，再发生类似事件，必得地方官亲自到工照料，并望请湖南巡抚派兵100名到工弹压保护，以免痞徒生事，得到张之洞允准。此外，盛宣怀还请赵凤昌为新设的江夏电报局租赁房子。

1893年，赵凤昌被罢职回籍，次年移居上海。而盛宣怀早已安家上海，因此赵凤昌主动前往拜访，但两次都未遇见。盛宣怀得知后，致函表示抱歉，并约他面谈，函曰：“两蒙惠顾，感泐万分。弟因病藉差回沪调治，咳痰畏风，日来服药尚未痊愈，致稽趋谒。然二十月结想之私无由自达，殊增咫尺天涯之憾。侧闻台端常川驻沪，如暂不赴他处，三两日内可否约订时刻，恭迓枉顾一谈，故跂望而不敢请耳。”如果说之前赵凤昌在张之洞幕府时，主要是盛宣怀依靠他办事，那么离幕后，基于他与张之洞的关系，尽管盛宣怀还要仰赖他，但他也需要盛宣怀的帮忙，一方面是因为盛宣怀的事业如日中天，经济权势很大，另一方面是因为他不在张之洞身边，手头资源有所减少，所以此时他们是互帮互助关系。具体表现为以下这些：

一是盛宣怀接办汉阳铁厂碰到问题，都要告诉赵凤昌，要么讨教办法，要么请他找张之洞解决。汉阳铁厂本是张之洞创办的钢铁工业，因为经营不善，难以为继，通过恽祖翼请盛宣怀接办。盛宣怀决定由官办改为商办，但当他拟好铁厂商办章程准备接手时，其家人力阻此举，“义正词严”，盛宣怀也感觉没把握，决定“暂缓接办”，并请赵凤昌来一谈。结果在赵凤昌的劝说下，他最终并没有放弃。不过接办后，“洋匠德培要挟多端”，并且“尚有要事必须面谈”，他又跟赵凤昌约订晤谈时间，商量办法。1902年，因为轮船招商局和电报局被袁世凯夺取，汉阳铁厂失去原本两局的接济，“实非另借巨款不办”，可借外债袁世凯又不愿以两局作担保，并且还想进一步染指汉阳铁厂。盛宣怀非常紧张，急忙找赵凤昌、郑孝胥商量，还托后者带着袁世凯的电报去南京向署理两江总督的张之洞请示。然郑孝胥请示后，仍无回复，盛宣怀只好求赵凤昌“费神或亲往江宁一行，或函禀请示”。赵凤昌“危难之中见血性”，不仅指点盛宣怀写上张之洞说帖，还“惠允加函赴宁”，果然端赖其鼎言，排难解纷，为盛宣怀解了燃眉之急。

二是盛宣怀在组建汉冶萍公司时，因为招股引起新老商人的矛盾，赵凤昌居中进行调停，使招股得以顺利进行。盛宣怀接办汉阳铁厂后，通过创办萍乡煤矿，解决了铁厂的用煤问题，终于能够造出钢轨，但因含磷太多，易脆裂，不能用于修铁路。可为什么会这样，始终不得其解。后铁厂总办李维格出国考察，请外国专家化验，“再四考求，始知张之洞原定机炉系用酸法，不能去磷，而冶矿含磷太多，适与相反”。回国后，在盛宣怀的大力支持下，李维格购置新机，改造新炉，建立新厂，“凡商界之视线略，已私议此事之必有转机”。然而，铁厂旧亏太巨，商股很少，只能靠重息借款，非长久之计，而萍乡煤矿商股也不多，但因其已有盈余，投资者踊跃。因此盛宣怀决定将后者并入前者，成立汉冶萍公司，以“添招商股”，做大做强。1907年8月9日，他发布《汉阳制铁厂萍乡大冶煤矿总公司公启》，并奏请朝廷准予注册，实行商办宗旨，永为华商实业。与此同时，招股章程也出台，拟招2000万元，其中创始商股库平银250万两凑足银元500万元作为老股，新股1500万元由新老股商招足。盛宣怀原计划“徐徐招股，先还急债，再图扩充”，没想到招股方案公布后，商界反响强烈，上海、武汉商人都愿意认招新股，本来新股只有1500万元，结果新商想独占1500万元，而老商也想要1000万元。出于维护老商利益考虑，盛宣怀拟了一个章程，提出“老股独自注册、总理不公举、老股必得优先”三个条件，请李维格到上海向新商代表郑孝胥、宋炜臣征求意见，引起了他们的不满与反对。李维格以赵凤昌“心思好，即往觅谈，尽情告之，并出示章程”。赵凤昌首先肯定商办对汉冶萍公司有利，其次指出能招新商足见盛宣怀有信用。随后谈盛宣怀所拟章程问题，他认为目前公司总理宜劝新商暂推举盛宣怀，等到招股完成再行公举；老股可以优先，但应该按照实在股银250万两给予一次酬报：余利内有“报效官家二成”之说，千万不可，“盖即有此项报效，将来仍有需索也”；创始商及老、新股酬劳下注“子孙永远不得售卖与人”字样，不雅观，宜删去等。李维格将他在上海办事经过函告盛宣怀，并说如果认为赵凤昌所言可行，赵愿意担承调停。当时盛宣怀在北京办理汉冶萍公司注册问题，基本接受赵凤昌的意见，乃写信给他说：“汉冶萍奏准商办，费尽心力”，“新老商计较甚细，公肯调停，甚佩！督办改总理，股齐债清，再由新旧商公举，希转致苏翁。宣即回沪，统俟面商”。信中苏翁即郑孝胥，字苏戡，与赵凤昌是朋友。最后在赵凤昌的调停下，汉冶萍公司招股成功，顺利成立。

三是赵凤昌奉张之洞之命，处理瑞记洋行纱机事，但他对此不太熟悉，请曾创建华盛纺织总厂的盛宣怀帮忙。瑞记洋行纱机本是张之洞从瑞记洋行订购的纺纱机器，准备用于创办湖北南纺纱厂，因他调署两江总督，南厂未能建成。而在他署理江督期间，恰值《马关条约》签订，规定苏州开放为通商口岸，允许外国在中国投资设厂等。为与洋商竞争，维护利权，张之洞奉旨在苏州设立商务局，拟将这套纱机拨归苏州商务局，请苏州籍状元陆润庠设立纺纱厂。陆润庠先是答应了，但又后悔了，称自己才短识浅，“加以无人帮忙，一个人办不成事，请“另选能人，或改归官办，成此盛举”。当时张之洞已奉命回任湖广总督，但纱机无人接手，他离开江南后，放心不下，乃致电赵凤昌想办法解决。赵凤昌遂找盛宣怀商量。盛告诉他自己奉李鸿章之命重建华盛纺织总厂，原购七万锭子，“两年以来，筹款鸠工，仅成五万锭，尚有二万锭力难举行”。华商对纱事犹如惊弓之鸟，不敢投资，“公在沪当必有所闻”。然而，张之洞“所交办之事必应切实代筹”，所以盛宣怀代赵凤昌电禀张之洞：

今日盛道招集沪商筹议，均以新约准洋商制造，纱厂日多，纱利日薄，不愿领办。盛再三劝导，许以由官另存公款廿万，官本四十万，息可挪后，沪商亦不肯允。拟属沈道能虎与瑞记试商，或由瑞记洋人自行设厂，已付吴熙麟四十万作为存款，机器合同销毁，此亦推（按：疑为“退”字）出一法；或将纱机四万锭及官本四十万分作八分（份），由沪道、宁道以官力勒令沪、甬、苏、鄂八厂，各领一八分（份），其大引擎锅炉饬令制造局承买，此亦消纳一法，但总不及拨归苏州商务局于事理最合。苏局虽系息借商款，究系官力办到，如同官款。且所订瑞生机器，该行主云，陆实尚未画押。以官本四十万合苏款六十万，适成一公厂，可否电吴清帅再切商陆祭酒，最为得体省事。

据此可见，盛宣怀虽然向张之洞提出了处理瑞记洋行纱机的建议和办法，但认为最得体省事的还是请陆润庠接手，等于将皮球又踢回给张之洞，并未能解决问题，最终这套已经有些锈烂的纱机为张謇所购买，用于创办大生纱厂，没有造成严重的浪费。

四是赵凤昌请盛宣怀帮忙为其熟人谋差或保举。在盛宣怀接办汉阳铁厂之后，赵凤昌即写信给他，推荐人选：“恭悉宪节驻厂整顿更始，需材必多，兹有湖北候补巡检张云翔诚实耐劳，朱文骏办事妥实，为昌所深知，敢为保荐，附呈名条二纸，听候传见，以供驱策，无任祷企。”盛宣怀复函说：“朱文骏因趋避开缺，照电章，弟不便复用，张云翔请即来晤。”可见盛宣怀既讲人情，又有底线，没有因为赵凤昌是好友而一味顺从，不好意思拒绝。此外，赵凤昌还多次为候选同知经涤向盛宣怀谋求差使，为知县朱文学请盛宣怀改保知府。  

盛宣怀与赵凤昌

二、从私事到国事

正因为相互帮忙，相互支持，赵凤昌和盛宣怀往来频繁，彼此有更深的了解和认识，关系非常密切。盛宣怀有事都找他商量，如有一次盛宣怀写信说：“刻有事亟盼与公一谈，明日午后三四钟可否敬祈拨冗惠临畅谈一切，何幸如之。”又有一次则言“可否敬请台从惠顾一谈，甚盼”，还有一次是“现有要事面商，拟于廿二日上午十钟前后趋赴台端作片刻谈。专此奉订，敬请颐安”。甚至盛宣怀身患重病，也是赵凤昌照顾，盛宣怀曾致函表示感谢：“此次剧病极蒙照料，患难之交于斯可见”。来而不往非礼也。盛宣怀待赵凤昌也不错，一次他去杭州游玩，回来“带上土物八种”赠送赵凤昌。而赵凤昌生病时，盛宣怀极表关心，一次致信说“嗣闻公亦小有不适，系念同深”；另有一次不仅予以安慰，还送卫生书供其参阅，“敬悉尊体愈后，精力稍不如前，深为垂念。公素讲求卫生，亦能摆脱俗务，年力亦非弟所比，颐养当可复元。近得门下士所著卫生书，颇有灵验，附呈”。关系如此亲密，交情如此深厚，盛宣怀和赵凤昌当然是患难与共，无话不谈。这体现在他们所注重和关切的也从日常的个人私事逐渐扩展到国家大事。八国联军侵华时他们策划东南互保，日俄战争时他们未雨绸缪，向朝廷密陈大计，这些因为相关比较多，不赘述，下面主要谈藏事和精琪事。

在日俄战争爆发之时，英国发动了侵略西藏的战争，1904年4月28日前后，盛宣怀致信赵凤昌，说“前日与菊生谈藏事，公有甚良法处之”？菊生就是张元济。30日，赵凤昌回信提醒他：“筹藏之策，须从国势现情上着想，如自揣不能，实祈必应至再斟酌，窃以大臣建言，异乎词曹之可以意想上陈也。”在赵凤昌看来，西藏事务非常复杂，必须慎重，拿出切实可行的办法，不能像词臣那样闻风而动，奏事空洞，不着边际。对此，盛宣怀似表示接受，没有继续谈论藏事。这一年，清政府请美国金融学家精琪来华讨论币制改革问题。他提出的英文改革方案，中文译名为《美国会议银价大臣条议中国新圜法觉书》，主要内容为中国实行金本位制，聘请外国人主持币制改革等。该方案出笼后，盛宣怀即奉命讨论此事。3月19日，他致信张元济，并附上《圜法条议》一本，请张和赵凤昌“代筹办法，并请酌办数条，俾有指迷之效”。第二天，张元济回信说：“顷奉手谕，并美使《圜法条陈》一册，仰见虚衷采纳，志切救时，曷胜钦佩。圜法为专门学术，浅陋如济，奚足以承明问。惟事关大局，苟有所见，自不敢不贡诸左右，以备采择。条陈于去岁已读一过，且觅得一分，惟译笔极滞，有未能莹澈之处，容再详细研究。承赐一分，当代致赵竹翁，尊旨亦必转达。”当日，张元济也致函赵凤昌：“顷接毗陵侍郎来书，有属转致语，兹将原函呈览。精琪条陈，弟处原有一册，兹亦送去，乞留阅。此事理蕴至深，且素未研究，何敢妄参末议，惟有乞公应诏而已。” 毗陵侍郎即盛宣怀，他是常州人，时任工部左侍郎。赵凤昌在研究精琪的《圜法条陈》后，认为侵犯了中国主权，表示反对，但“事由我起，与彼自倡议前来相逼者不同，若泛泛拒绝，岂非自相矛盾”？因此，他主张集思广益，发动上海众商各抒所见，据实直陈，这样如果大家一致反对，对上对外都能有所交代。后来，他又与盛宣怀反复商量，觉得既要赶走精琪，又要避免他有意见，“不如以全力搅散此局，自行派员讨论，志在必办”。于是，盛宣怀在向外务部汇报与精琪讨论币制改革情况时，一方面予以肯定，“精琪来沪已会议数次，逐条讨论，似尚透彻”，另一方面则指出问题：“惟思改定国币，要使同行一律，无所阻碍，创办甚非易易，尤未便令外人干预，以尊主权而免攘利。”最终，精琪的币制改革方案在中国朝野的一致反对下，未能付诸实施，他本人也黯然回国。

三、革命之后的歧路

日俄战争之后，盛宣怀与赵凤昌在政治立场和看法上出现分歧，前者主张维持现状，后者则要求立宪。道不同不相为谋，自此开始，他们很少在一起讨论国事，发出共同声音。武昌起义爆发后，赵凤昌顺应时势，转向革命，而盛宣怀担心遭到镇压，逃往日本，结果家产遭到没收，其所经营的汉冶萍公司也被没收作为公产。为保护自己在该公司的投资，盛宣怀与南京临时政府就公司的中日合办问题展开博弈，因遭到国内舆论的普遍反对，不得不终止。中日合办取消后，鉴于汉冶萍公司成为各方争抢的对象，停产停工，损失严重，叶景葵提出收归国有的建议，盛宣怀认为收归国有可以保护股东利益，是继中日合办之后又一个可以保护其私产的好办法，深表赞同，因此急切地向亲信了解唐绍仪对此有无议论，赵凤昌是否认为应该收归国有？因为他们二人都与南京临时政府关系密切。但由于当时袁世凯接任临时大总统，南京临时政府正忙于向袁世凯移交政权，根本无暇顾及汉冶萍公司未来的去向，而“此时停办一日，公司须赔借款利息五千两”，盛宣怀身在国外，十分着急，又无能为力，所以授意汉冶萍公司举行股东大会，重新组织办事机关，选举董事9人，尽快筹划公司此后的应对办法。1912年4月13日，汉冶萍公司召开股东大会，经投票，9个新当选董事中，作为南京临时政府股东代表的赵凤昌得票最多，盛宣怀次之。19日，汉冶萍公司新董事会召开，赵凤昌被推举为会长，张謇为总经理，李维格、叶景葵为经理人。获知此结果后，盛宣怀很关心赵凤昌对汉冶萍公司的态度，于6月8日主动致信赵凤昌，联络感情：

竹君仁兄大人阁下：别来无恙，惟道德日高，声望聿著，颂甚慰甚！汉冶萍事业虽宏，基础虽固，然非赖神画，何能雄长亚东？曩年文襄过沪，以冶矿相贻，及后来仍还鄙人接办，皆公在座，亦必深知此中缔造艰难也。一琴君备述尊意，询及归期，甚承拳注，默感于衷。贱恙入夏痰咳未减，须磨医院专治肺疾，因是迟迟。遥瞻故国，能无怃然。手此布臆，敬请大安。愚弟宣怀顿启。  

1912年6月8日，盛宣怀致赵凤昌函

信中除了祝贺赵凤昌声望日隆之外，盛宣怀还回顾汉冶萍公司筹办的历程，称赵凤昌不仅亲身见证，而且仰赖他的“神画”，公司才“雄长亚东”，恭维之意溢于言表。盛宣怀这么做，当然是为讨好赵凤昌，毕竟赵已是公司董事会会长，想保住这个自己曾经艰难缔造的企业，又不得不依靠他了。但赵凤昌似乎未回信，30日，盛宣怀从东京致电赵凤昌，仅六字“乞助我，余函详”。那他求助的是什么呢，是请赵凤昌代为买书，以便日后建图书馆之用。然信的开头是这样的：“前布寸缄，计登籤掌，近惟台候日佳为颂。弟因左足红肿两月不愈，想因山居为岚气所侵，昨乃就医青山博士，稍有效验。回忆当年公与鄙人患难相维系，疾病相扶持，情如昨也”。可见盛宣怀8日去信，未见赵凤昌回复，故又以昔日他们“患难相维系，疾病相扶持”套近乎，希望得势的赵凤昌能念旧情，照顾已经失势的他。随后才是说正事，拟在上海建一所图书馆，先托人带去两万日元，“代为留意收买”“南中旧家藏书”。等收到赵凤昌的回信后，“再当设法续筹”，“总共拟以四万元为度”。该信给人的感觉是盛宣怀以买书为借口，逼赵凤昌回信，充满了心机。

不久，盛宣怀又给赵凤昌写了两封信，其中一封说：“汉口兵燹最重，闻燮厂亦被伤毁。昨闻日本火柴厂利益甚厚，研究所以然，略有心得，如尊处株主有恢复扩充之意，似宜派一熟手前来调查，倘有附股及一切修复章程，可否便中寄示一份。”“燮厂”就是燮昌火柴厂，1915年，屠寄写给赵凤昌的一封信中言及“武昌之役，君生计被累，损失之巨不言可知，今稍稍能取偿者仅燮昌之磷寸耳”。据此可知赵凤昌是燮昌火柴厂的股东，武昌起义时，火柴厂受损严重，盛宣怀得知此消息，第一时间致函赵凤昌，称日本火柴厂获利丰厚，如果燮昌想恢复并扩大生产，应该派人来考察学习，他也愿意提供自己的研究心得，并给予帮助。另一封信，盛宣怀谈及他参观日本一家啤酒厂的感受，指出啤酒以麦为原料，利息优厚，“将来世界必增广销路”，此外还有三大好处：“皮酒不伤人，一利也；价轻而民易购饮，二利也；人情方日趋于西人之饮食，西餐必不宜于黄酒，则皮酒将成一大漏卮，三利也”，建议赵凤昌劝导上海绅商办厂酿造，以实业救国。这看似吁请赵凤昌做创业导师，其实也是指点赵凤昌的新投资方向，希望他能尽快挽回因兵燹所造成的损失。凡此种种，说明盛宣怀主动表示诚意，力图帮到赵凤昌，并藉此打动他，博取他对自己的关心和支持。但赵凤昌是否回应，如何回应暂不得而知，有待挖掘资料，进一步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