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剑︱读竺问史（一）：苏步青出任浙江大学训导长

中国近现代科技史奠基人樊洪业先生主编的二十四卷《竺可桢全集》被誉为“近现代中国科技与社会历史研究的一个里程碑”，其中第6-21卷为日记，是一个值得学者们不断挖掘的宝库。樊洪业先生在“全集”编撰过程中曾以“访竺问史”为名发表《中国科学家的1956》等系列文章，笔者不揣孤陋，以“读竺问史”为名，梳理阅读竺可桢日记的点点滴滴，并以此纪念樊洪业先生的教诲。

《竺可桢全集》，竺可桢著，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2004年7月版

1948年9月6日，时任数学系主任、教授会主席的苏步青出任浙江大学训导长。他前不久以“卵型论与投影微分几何等研究，主持浙江大学数学系”荣膺首届中研院院士（数学科院士还有姜立夫、华罗庚、许宝騄、陈省身等四人），“素有红教授之称”，因此学生们表示欢迎，《浙大周刊》说：“苏先生是一个著名学者，我们欢迎他能本科学与民主精神来主持训导，决不让同学遭受任何迫害，我们期待苏先生能为同学谋最大幸福。”时有评论说：

就目前环境作一衡量，苏先生出任训导长，尚不失为一适当人物。惟在今日人事纷杂，派系林立，夹上一些政治问题的情况下，苏先生的命运究竟如何，任何人都不敢作过分乐观的推测。（方旦《浙大三易训导长》，《世纪评论》第14期）。

一

1938年1月，国民党CC系灵魂陈立夫接替法学家王世杰担任教育部长，开始推行其教育统制政策，在大学设立与教务处、总务处三足鼎立的训导处作为学校最高训育机构，成其进一步加强高校训育工作、控制学生政治思想的策略与工具，训导长必须是国民党党员，由学校呈请中央核准后“始得就任”。同时强制推行“导师制”以导师监督学生思想、国民党和三青团组织进驻学校，形成“导师制”“训导处”和“国民党党团”三位一体的学生管理模式。对于训导处的设立，陈立夫在回忆中曾作为功绩予以宣扬：

训导处的设置， 乃由于种种需要。第一，由于推行导师制，须有统筹的机构；二因战时学生贷金、救济、疾病照顾种种有关学生事务增多，需有主管机构；三因战时须集中意志争取胜利，青年行动须有积极指导方可免入歧途，妨碍抗战。（陈立夫《成败之鉴：陈立夫回忆录》，正中书局，1994年，258页）

他还专门撰写《训育纲要》呈请蒋介石核定颁布实施，要点为十六字方针“自信信道，自治治事，自育育人，自卫卫国”。

浙江大学曾对新的导师制予以“杯葛”，因为此前浙大实施的导师制强调导师以身作则的人格感化与熏陶，并不对学生的政治思想予以“监控”，竺可桢曾回应数学系教授钱宝琮导师训导目标时说“思想不能统制，但求做一好人而已”（《竺可桢全集》第6卷，625页）。对于教育部要求设立训导处竺可桢自然无法抵制。1939年5月10日校务会议议决“尽先成立训导处”（张淑铿主编《浙江大学史料》第二卷[下]，浙江大学出版社，2022年，80页）。经竺可桢多方考查与奔走，最终决定聘请时任教育部训育委员会委员、浙江永嘉人姜琦担任训导长。1939年11月，姜琦走马上任。

曾获哥伦比亚大学硕士的姜琦（1886-1951），三民主义研究专家，著述甚丰，曾以《德育原理》获得教育部学术奖励三等奖。他上任伊始就坚决执行三民主义训育政策，要求学生人手一册《训导纲要》，“时加研读”。这自然引起学生的反抗，也招致教师的抵制，1940年7月，姜琦被迫辞职。非国民党党员、文学院教授费巩8月12日继任。

江苏吴县人费巩（1905-1945），复旦大学政治系毕业，曾留学牛津大学研习政治经济学，1933年任教浙大。“他的训育方式，不在堂皇的文告上，不在规章上，而从生活上去关切同学、启发同学”，“对国事不满，可以批评，对校政不满，可以提出要求改革”，“他给浙大带来了新的气象、新的学风，他崇尚自由，倡导个性解放”，因此成为“贤明而深获同学感佩的训导长”（方旦《浙大三易训导长》）。陈立夫设立训导长的目标是规训学生，费巩反其道而行之，自然引起校内党团的不满，也造成当局的“不爽”。1940年12月7日，教育部次长顾毓琇对竺可桢表示“希望有一正式之训导长”，并希望由张其昀继任（《竺可桢日记》第7卷第496页）。当局看来，非党员的费巩仅仅是“临时工”。无奈之余，竺可桢只得按照教育部的意愿，请张其昀继任。

浙江鄞县人张其昀（1900-1985），中国人文地理开创者之一，竺可桢南京高师高足。在竺可桢的极力举荐下，当选中研院首届评议会气象学科聘任评议员，曾引起非议。张其昀是国民党浙大区党部负责人，在诸葛麒等协助下，吸收郭斌龢、顾穀宜、李相勖、李浩培、苏步青、王琎、胡刚复、朱正元、江希明、蔡邦华、杨耀德、黄尊生等入党（杨思信《战时浙江大学的训育与风波——以竺可桢日记为考察中心》，《甘肃社会科学》2016年第5期）。更因陈布雷的居中斡旋，得蒋介石资助创办《思想与时代》，一时影响甚大。他因此以“体力不胜”“不愿为行政”推却。竺可桢最终以训导委员会（由张其昀、李熙谋、诸葛麒等组成）形式减轻训导长责任，张其昀于1941年1月30日勉强接任。张其昀与李熙谋等是浙大国民党党团负责人，训导处与党团关系自然极为融洽。

张其昀因编辑《思想与时代》太忙，并不安于其位，竺可桢不得不寻找替人，在学校之外谋求曾在浙大负责训导工作的广西教育厅长雷沛鸿（1888-1967）、中央大学教授许恪士（1895-1967）等，校内接洽李熙谋与郭斌龢（《竺可桢全集》第8卷，164、166-167、175页）。无论如何，张其昀一直坚持到1943年2月访美离校，郭斌龢继任。竺可桢介绍新任训导长郭斌龢时说：“训导一职，任劳任怨，重以当此时空，欲为同学多谋幸福，殊非易易”，郭斌龢“在校历有年所”，“不辞劳怨，出任斯职，殊深感激”（《竺可桢全集》第2卷，566页）。

语言学家郭斌龢（1900-1987），字洽周，江苏江阴人，哈佛大学硕士，并赴牛津大学研究院进修。1937年执教浙大，曾任国文系、外文系主任，他主张实施“劝导的、同情的、以身作则的”式训导，“先之以劝告，劝告不成最后惩戒”（《第三次纪念周郭洽周先生讲训导方针》，《国立浙江大学校刊》[复刊]第117期[1943]）。当然，他与张其昀一样，作为国民党浙大负责人之一，要求进一步加强党团联系、密切训导与党团关系，并呈请教育部命令“各大学教师均应研究三民主义”等（张淑铿主编《浙江大学史料》第二卷（下），487页）。国民党团组织入侵大学的同时，中共秘密组织也开始复活，由此带来学生活动的日益党派化。即便如此，郭斌龢作为训导长一直维持到1946年1月（当年离开浙大任教中央大学），成为浙大历史上担任训导长时间最长者。

二

抗战胜利后，大学内外环境变动，训导长责任发生了新的变化。教育部废除训导会议，成立训导委员会，校长聘教授三至九人组成，校长、训导长、教务长为当然委员（《竺可桢全集》第10卷，169页）。对于浙大的训导方针，竺可桢认为“目前各党派既列于同等地位，大学中不应再有党部，即青年团亦只能作为一种服务团体，如青年会然。学生对于政党信仰完全自由，但不应作政治活动。训导方针应以道德服人为标准”（《竺可桢全集》第10卷，12页）。

1946年1月14日，黄尊生接替郭斌龢出任训导长，时间以学校迁回杭州为限。广东番禺人黄尊生（1894-1990），中国世界语运动先驱，1938年任浙大法文教授，1946年5月回粤。8月9日，竺可桢得知黄尊生 “已决计留粤”，说他“年来颇多臂助，其人甚热心办事，不多得之人才也”（《竺可桢全集》第10卷，179页）。竺可桢只得再次寻觅新的训导长。10月26日，以顾穀宜“比较能得学生信任”请顾出山。顾虽推辞，但言再考虑。10月29日，顾就任训导长（《竺可桢全集》第10卷，236-238页）。竺可桢在同日训导会议上指出，浙大训导工作面临多种困难：第一，“学生来源不同，分发新生如青年军及临大学生皆自成风气，师范与大学、总校与分校界限一时不能消灭”；第二，“民主风气盛行及政治上之不安定，予训导上极大困难”；第三，“师生情感淡薄，学生对师长不能尊敬”。面对上述困难，学校训导原则：发扬求是精神，增加课外活动，提倡学术空气，增多师生接触机会，重理智启发、减少干涉，不分党派、不分地域、倡导思想自由（《竺可桢全集》第24卷，426页）。

江苏无锡人顾穀宜（1904-1966），1925年毕业于南洋大学电机科，先后加入国民党与中共，曾留学莫斯科中山大学。后脱离政治转入教育界，1935年任教浙江大学，教授西洋史。他与竺可桢“私交甚睦”，因实践过国共政治运作，“头脑甚清楚”，“颇有一番智谋”，“八面玲珑，善于应付”。但他面对的不是正常社会，特别是内战爆发，在校园掀起更为强盛的波澜，“学生看不惯现实，憎恶战争，于是罢课抗议、游行请愿迭起。政府说学生是‘为匪张目’，要‘肃清学校匪谍’，乃禁止游行，封锁学校，再进而黑名单、抓人、特刑庭等等”；“学生要求训导长保障学生安全，政府下令训导长禁止学生一切活动”，“二者一拖一磨，搞得训导长东奔西走，乱作一团”（方旦《浙大三易训导长》）。浙大是战后学生运动中心之一，终于演成“反饥饿运动”中于子三被戕的惨剧。深处漩涡中心的顾穀宜虽竭力缝合，以致“心神劳瘁，苦不堪言”，但并不被学生们理解，被民主墙攻击。顾只得一再向竺可桢提出辞呈，一直拖到1948年3月，竺可桢以顾任训导长“一年半不能再留，且身体确不能支持”准予辞职，请时任法学院院长李浩培“勉为其难”，李浩培“允任至八月底”（《竺可桢全集》第11卷，75页）。

生于上海的李浩培（1906-1997），东吴大学法学士，考取第四届英庚款赴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研修，曾任武汉大学法律系主任，1946年来浙大筹建法学院，以“研究国际私法，主持法律学系多年”正式候选首届中研院院士。年轻的李浩培 “论私德、论风度以及研究精神”，“确为一个不可多得的学者”，“对任何人都很谦和，对工作毫不敷衍”，但在浙大没有什么根基，不期然卷入学生攻击老师风潮中（内幕为文学院教师间矛盾）被老教授们当面侮辱，愤而辞职，经竺可桢安慰后继续视事。不想随后发生学生壁报辱骂青年军事件，因学生不满意校方处置措施，自治会决议训导长辞职，并不惜以罢课、绝食相威胁，进而激起竺可桢离校辞职（6月12日离校，直到6月26日在多方劝说与学生退让后才返校）。虽然校方“对于学生自治会请李浩培引咎辞职一点非常愤慨”，并要求学生向李浩培道歉，但李浩培辞意已决，任职不足半年（《竺可桢日记》第11卷，131-133、148、162-163页）。

有论者说，大学的训导长难做，在拥有七个学院的浙大，“曰训曰导，真是谈何容易；何况除了校内的‘训导’之外，更掺上一些校外的政治问题，校内校外乱作一团，错综复杂，其穷于应付，不易讨好，自可不问而知了”（方旦《浙大三易训导长》）。浙大自姜琦1939年11月就任训导长以来，到1948年7月李浩培辞职，共有姜琦、费巩、张其昀、郭斌龢、黄尊生、顾穀宜、李浩培等七人担任此职，除顾穀宜任期近三年、张其昀两年、顾穀宜超过一年外，其他人都不足一年；除张其昀、黄尊生、郭斌龢外，其他人都是因各种原因被迫辞职，可以说浙大训导长职位实在是“烫手山芋”。另外，值得注意的是，上述七位训导长除李浩培来自法学院外，其他六人都来自文学院，而且七人都非自然科学出身。

三

自1948年7月5日，竺可桢就开始物色新的训导长人选。最初他属意于工学院电机工程专家杨耀德（1898-1986），但杨只想任训育委员会委员。再问数学教授钱宝琮（1892-1974），钱也不愿意。教育学教授李相勖（1902-1971）倒愿意，但他曾与费巩交恶，因而不受学生欢迎。再商顾穀宜，“因同事中无一人愿就者”，顾推荐物理教授朱正元（1900-1985），朱不愿意。朱推荐化学教授王琎（1888-1966，字季梁），竺可桢认为不行，“季梁先生年已逾耳顺，渠不能再任此种常常受气之事”。多次请经济学教授严仁赓（1910-2007），但严都不松口（《竺可桢日记》第11卷，151、162-163、177、196页）。为继任训导长，竺可桢可谓“劳心劳力”，因此报道称：

李辞训导长后，各方纷纷推测继任人选，有谓顾穀宜将东山再起，有谓经济学家严仁赓可能被选，甚至有人指称本省刚下台的民政厅厅长阮毅成有意插进浙大来。波涛荡漾，酝酿了整个暑期，仍杳无消息。（方旦《浙大三易训导长》）

直到9月2日，竺可桢日记载：“约苏步青为训导长，渠已应允，故下星期即可发表。”

自1931年获日本东北帝国大学博士学位回国任教浙大以来，擅长微分几何的苏步青与专长函数的陈建功一起培养了方德植、卢庆骏、徐瑞云、熊全治、张素诚、白正国、程民德、吴祖基、秦元勋、叶彦谦、越民义、曹锡华、谷超豪、杨忠道、周元燊、张鸣镛等一大批人才，形成了著名的“陈苏学派”，使浙大数学系声名鹊起。苏步青与陈建功也成为首届中研院院士正式候选人（数学科一共仅有八人），最终苏步青当选。对于训导事务，苏步青曾任训导委员会委员，对于李浩培任内学生辱骂老师一事，以为学生如此嚣张，学校要有态度（《竺可桢全集》第11卷，113页）。对于学生罢课，5月21日在教师会议上提出，若5月24日上课时“无人到班上，即本学期不再上课”，建议得到不少老师的赞同（《竺可桢全集》第11卷，117页）。据竺可桢说，对于训导工作，苏步青采取与顾穀宜相同的策略，“以德服人，若用以力服人办法，则同事中即有不赞成者”（《竺可桢全集》第11卷，284页）。

苏步青就任以后，学校内没有什么大事发生，政府命令逮捕“职业学生”是他必须处置的事务。8月22日，特种刑庭便衣逮捕吴大信等三人，学校出面，当天其他两人保释，吴“因有与共产党通讯之嫌疑”被系。学生们聚会提出要求，诸如继续营救、抗议特种刑庭非法逮捕、拒绝特种刑庭入校、保障学生安全等（《竺可桢全集》第11卷，189页）。9月8日，召开训导委员会，讨论吴大信被公诉后处置问题，决定吴大信停学。另涉案两人刘万甸已被开除，李浩生未到校，通知家属。9月18日，苏步青与竺可桢、李浩培等旁听吴大信审判，吴因阴谋罪获刑十年。翌日与竺可桢一起召集自治会代表，警告学生不得罢课，否则可能引起军警入校捕人。第二天大部分学生罢课，学校警告自治会代表，“谓如此行动将酿成军警再来校中拘捕人之举动，渠等负其责任”（《竺可桢全集》第11卷，202、210-212页）。

9月29日，教育系二年级女生李雅卿在校外被捕。10月2日，苏步青与竺可桢等前往特种刑庭会见李雅卿，李雅卿“态度从容，自承共产党，于今年二月由（农经二）朱元明在时事座谈会中谈到思想问题，因而入党。但朱认其不努力阅读用功，故屡呵责之云云”。朱元明因去年闹罢课被停学一年。10月23日，李雅卿获刑二年半，苏步青前往旁听审判。11月11日，苏步青报告竺可桢，法院传票法律系厉熙晖、张新民。越两日，苏步青赴特种刑庭，被告知无重大罪名，学校可以保释（《竺可桢全集》第11卷第221、238、254-255页）。

苏步青担任训导长以来，秉承竺可桢“政党不要入学校”的一贯主张，在尽力保护同学的同时，也对学生们的激烈行动予以制止，如取缔“壁报”上危害学校安全的言论等。当时学校面临的最大问题并不是学生的政治运动，而是柴米油盐温饱问题。10月29日，有人赴萧山买米，有人赴兰溪购油，苏步青赴富阳采买柴火。30日下午，苏步青回来，“渠在富阳一带有平阳同乡者甚多，且有友人为民政科长，故道路极熟”，柴火黑市已涨价到七分一斤，苏步青接洽三分五一斤一百二十担，二分五一斤四十担（《竺可桢全集》第11卷，243-244页）。12月14日，召开训育委员会，决定发起节电运动，要求学生厉行节约（《竺可桢全集》第11卷，281页）。

面临变局，有不少教授离校，学校工作大多处于混乱状态。当初苏步青承诺训导长到学期结束，校长竺可桢不得不再次预先筹划。最初属意于批评浙大不严惩职业学生的陈训慈（陈布雷弟弟）。1949年1月23日，竺可桢“劝江希明就训导长，并允以半年为期，因步青只允维持至二月一日也”。1936年毕业于浙大生物系的江希明（1913-1990）不愿意，即使苏步青来一同“苦劝一小时余”仅答应考虑考虑。2月4日，竺可桢到苏步青家里讨论训导长，“步青决辞去，而学生则极力挽留，因之拟请继任之江希明更难于接手”。苏步青与江商量，江拒绝。苏步青推荐年初来校任教的教育学教授赵述庭（1890-1958）。竺可桢认为“赵对于浙大内部不甚熟悉，请其担任亦有困难”。直到2月12日还没有找到接替者（《竺可桢全集》第11卷，357、366、372页）。此后学校日渐混乱，训导长一职似乎也没有那么重要了。4月24日，学校成立“应变执行会”，严仁赓为主席团主席、苏步青为副主席（《竺可桢全集》第11卷，426页）。4月30日，竺可桢离开杭州赴上海，学校交付给“应变会”。

四

自1948年9月6日就任训导长，到1949年2月坚决辞职（是否成功不得而知），苏步青担任训导长也不到半年。可就是这短短训导长任期给他带来了极为严重的后遗症。仅仅“文革”期间，至少有两批人到竺可桢处外调苏步青担任训导长的相关材料。

1967年11月4日，来人提出三个问题，其中之一为“苏步青当过浙大训导长，应是国民党员（这是上海教育卫生部长杨西光提的）”。 竺可桢回答说苏步青不是国民党党员，自然不是事实（《竺可桢全集》第18卷，639页）。1968年6月3日，苏步青专案组来调查苏步青，在谈话基础上于5日提出了十四个问题。为回答相关问题，竺可桢阅读1948年日记，说因为新任浙江教育厅长李季谷为苏步青谋得一个省参议名义可以支干薪（1948年7月12日，苏步青因在学校不能支双薪而航空学校又不能兼课，有离开浙大任职中央研究院的想法。可见，苏步青家庭人口众多对他的压力），8月22日所逮捕学生两人即被释放，因此“校中觉有苏步青也许可以消息较为灵通”。这可能是竺可桢请苏步青出任训导长的理由之一。6月14日，复旦苏步青专案组又提出苏步青关于训导长时期工作，搞得一贯温文尔雅的竺可桢都不耐烦了：“单为复旦苏步青已谈三个上午，还费了我许多钟点查清事实。”可见，这次苏步青专案组实在浪费了竺可桢不少时间（《竺可桢全集》第19卷，133、140页）。

对于在竺可桢领导下做训导长，顾穀宜后来曾说：

我也知道我担任训导长不利于自己，但是我不能只想着自己，要想着校长处境和想着浙大学生的安危。在那学生情绪高涨时期，我也知道自己起不了什么作用，但是能为竺校长做点工作为他分忧，这是我应该做的。我知道有些同学会不了解，我相信以后他们会了解的。历史上许多事，都是后来才使人们了解的。我们研究历史的人怎能光看眼前。一个人只要于心无愧就可以了。[转引自王细荣、严嘉慧《钱令希与顾谷宜：从同邑、同事到校友》，《上海理工大学报》第418-419期（2024年3月10日、3月25日）第4版]

苏步青担任训导长时想法及他后来如何看待这一经历，有待进一步的资料查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