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观和微观之间：中国近代的行业发展与社会变迁

“三百六十行，行行出状元”，行业的分野在传统中国社会已经显现端倪，而近代社会随着时代变局和技术进展，行业分工更加细化，各行各业的发展历程、特点及影响更加纷繁复杂。近代中国的行业发展与传统社会有何不同？行业发展如何与风云变幻的时代共振？行业组织如何影响经济大局？行业史的研究为我们理解中国近代的社会变迁提供怎样的视角？

“中国近代行业发展与社会变迁”学术研讨会由一群有志于从事近代行业史研究的青年学者共同发起，2020年在同济大学举行首届会议，2022年由中山大学主办第二届会议，2023年由西南大学主办第三届会议，第四届会议于2024年10月19日至20日在复旦大学历史学系举行。本届会议由复旦大学历史学系主办，华中师范大学中国近代史研究所、《中国经济史研究》编辑部协办，七十余名海内外学者与会，围绕行业史与近代中国社会的各方面问题展开研讨，旨在推动中国近代行业史研究的深化。

会议现场

会议于10月19日上午开幕，由复旦大学历史学系副主任张仲民主持。复旦大学历史学系主任黄洋在致辞中回顾了本系在中国近代经济史领域的学术传统，并代表主办方向与会学者表示欢迎和感谢。华中师范大学中国近代史研究所所长马敏代表该所对研讨会的顺利召开表示祝贺，并对行业史研究的意义和方法做了阐述。他认为，各行各业相互依存，构成了完整的社会经济链条，因此要深入研究经济史，必须扩展至行业史研究；行业史研究是经济史宏观研究向具体研究过渡的关键方法和途径，能够在宏观和微观、定性和定量之间架起桥梁。他表示，在行业史研究中，研究者需要具备整体性视角和理论归纳能力，要从社会发展中识别行业发展的关键要素。他举例提到南洋劝业会和西湖博览会对区域经济的影响，强调会展业对区域经济整合和推动的作用，把握行业史和社会变迁的关系。他还表示，行业史研究为经济史带来了更多元的视角和新鲜的研究题材，对此次研讨会选题的丰富性表达了赞赏，认为它们为行业史研究提供了很多值得深入挖掘的题目。《中国经济史研究》副主编高超群的致辞则提到，本次会议是近年难得一见的国际性经济史学术会议，并期待与会学者在国际视野下的交流研讨进一步深化相关研究。

随后进行的三场大会主题报告，分别由复旦大学历史学系教授朱荫贵、东京大学经济学部教授城山智子和华中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魏文享主讲。

朱荫贵教授的报告《试论民国时期两个行业公会的特点及异同》以近代上海银行公会和上海房地产业同业公会为例，分析其特点和异同。他指出，银行业和房地产行业均为近代中国新诞生的行业，已经体现出与传统中国社会中的行会和同业公会不太一样的特点，具有市场经济初步发展时期的特色。

报告首先分析了上海银行公会的作用。朱荫贵指出，银行公会对内部进行了整顿和一系列制度建设，通过多种方式改变了银行业作为一个一个单独散在的银行个体状况，使之成为一个有机的有团结力的团体行业组织。对外，银行公会最重要的举措是推动成立了全国银行业联合组织，以共同商讨、筹划、应对和推动有关金融、政治、社会等全局性的问题的解决。各次会议各地银行公会均有议案提出讨论，对某些重大问题或涉及银行业发展的重要问题经讨论形成议案后向政府提出，如银行钞票运输免费免验执照，提议设立票据交换所，设立征信所，整理公债并筹善后方案，拟请各公会共同促进币制统一等等。银行公会发挥的第二种对外作用是针对社会上出现的某些重大或紧要问题，呼吁、提出、交涉以及采取某些行动，第三则是针对社会和金融市场上出现的突发事件，利用本身具有的组织能量及所采取的应对方式，解决、减少和延缓事件以及风潮的负面作用，如1921年各地银行公会处理中法银行停兑事件，同年上海银行公会平息上海“信交风潮”等等。

朱荫贵表示，银行公会的这些活动和议案向社会表达了银行界对金融和国家社会重大问题的关心与参与，从专业角度对社会和政府亟需解决的问题提出解决方案和思路，供政府参考。这些活动和议案也极大地提高了银行界在社会生活中的地位和影响力。银行公会发起的各种活动，不仅促进了会员银行之间的业务合作，而且能够设法帮助银行度过各种金融风潮和危机，也吸引了更多的银行加入。举例而言，上海银行公会1918年成立时只有会员银行7家，到1925年已经增加到24家，其中包括上海所有的华资大银行。

上海房地产同业公会同样是新兴的行业公会，成立于1943年7月24日，成立时拥有会员117家，其中华商房地产股份有限公司为该组织的基干和领导力量。彼时的特殊时局与环境使它不可能像银行公会那样从整体行业的角度出发制定“做大做强”的规划，其重心主要放在如何操控和具体实施房地产业的交易上。到1945年1月为止，一年五个月左右的时间里，该组织的会员代表大会共开过四次，理监事联席会议举行了十一次，分别作出的重要决定中，包括在组织机构中设置证明、评价、服务、财务等四个专管委员会并配置各会的人员；设置出版、房租调整研究两个特种委员会以及人员配置；制定各专管委员会办事规则、事务所办事规则及核定；举办同业通信买卖及交易规则；作出发行房地图册及出版房地产季刊的决定；作出发行空白买卖契约、空白买卖预约据、空白租赁契约的决定；制定了评价的收费标准；通过根据会员委托代办公司商号登记手续的决定等。朱荫贵指出，上海房地产业同业公会的特点一是形成同业组织，稳定自身，二是在此基础上追求利润，求取行业中的相对公平和发展。

一个重行业发展，一个重实际利益，近代上海银行公会和抗战时期上海房地产业同业公会的组织及其活动为我们考察近代中国新生行业的同业公会提供了既有区别而又实在的案例。

城山智子教授的报告《近代中国房地产业的发展与城市化进程》主要以近代上海为例探讨房地产行业与城市化及城市经济之间的关系。她着重分析上海租界地区房地产行业的发展，并将其与南京、杭州、武汉等城市进行比较，指出上海租界地区的发展显示了产权保护与房地产及金融市场之间的紧密联系，不动产交易的安全性、盈利性和交易的便捷性推动金融机构积极参与投资，从而加速了上海的城市化进程。

二十世纪初期，中国的房地产公司主要从事哪些业务？城山智子从1930年代地产公司的广告做出解读，将当时房地产公司的业务分为房产登记（产权保护）、房产交易（估价、买卖、抵押）和房产运营三大类。在房产登记中，除了道契制度以外，她特别提到将土地登记在外国人名下的“洋商挂号”业务，这种由外国房地产公司和中国顾客共同发展出来的一种地方惯例使得外国租界的房地产所有权和交易合法化。

上海租界的土地具有法律上的安全性和价值上的安定性，对土地和房地产的信心使得上海从外部吸收了大量投资资金。同时，上海租界的土地价格增长迅速，又进一步吸引了投资。而所有权的保护构成了投资和抵押的制度基础，促进了房地产行业与金融机构的密切合作。

十九世纪中叶以来的人口增长带来了房租的上涨，进而推动了地价的飙升。城山智子提到，1915年至1920年间房租上涨了30%至100%，并且在1920年代持续增长。在这种情况下，从住房租赁中获得的利润极为丰厚。在利率合适的情况下，通过房地产抵押、借款建造建筑物并出租更是获利可观，不动产经营与不动产金融因此紧密相连。城山智子以沙逊家族、哈同、程谨轩、孙春生等人在地产行业的成功经营说明了这一点。

城山智子指出，安全、有利可图和易于交易使得外国租界中的地产吸引了中国和外国的投资者，更重要的是，对地产价值的信任在上海的金融组织中非常普遍，对租界土地制度的利用成为上海城市化和城市经济发展的一个显著特征。

魏文享教授的报告《产业、行业与职业——基于近代人口职业结构的连接》从“近代中国产业结构及行业体系的演化”“区域人口职业结构的统计与比较”“产业结构与职业结构的关联逻辑”“‘农商社会’转型——产业发展、职业分化、国民所得与内生增长”四个方面展开讨论职业结构与产业结构的逻辑关联，及其对整个中国经济的影响。

他指出，晚清时期，在贸易、技术及制度刺激下传统优势行业衰减而新行业萌发，尤其是船舶修造及航运业、矿业及冶炼、机器制造、纺织及丝织业、铁路电报业成长起来，成为近代中国重工业和军事工业起步的工业化起点。甲午至北洋时期，轻工业及生活必需品行业快速成长，城市化进程下商业兴盛，特别是手工业，从原来依附于农业，逐步转向依附于工业，与工业品展开了竞争与合作。国民政府时期，时局危、机并存，波动变化中战争经济形成，尤为需要注意市场分层下的进口替代、手工替代、分层互补，以及战争压力下的重工业和军事工业的发展，兼要考虑工业聚集、人口迁移及城市化带来的影响。

魏文享认为，近代中国产业结构中，专业化和社会分工在持续进行，农业、商业、工业依次而列，但工业发展仍然严重不足。工业之中，手工业占比较高，机器制造业较低。近代工业发展的核心问题，仍然是工业投资不足，发展过缓。

从人口来说，轻工业，尤其是生活必需品行业是主要工业及手工业行业，劳动力密集加工行业的从业人口也占主要。近代国民收入中农业收入占比高，现代工业占比较低。从业人口以农业为主，人口的工业化转移不足，未能形成收入普遍扩散效应，更未能形成市场意义上的中间收入阶层。高收入者以官公吏及自由职业者为主。

他指出，农村衰败及战争等因素，制约了投资及工业化的扩散，使投资、生产、收入、消费之间难以建立起良性循环，制约了经济的持续发展及转型升级。行业结构及职业结构，是处于“农商社会”向“农工社会”过渡阶段，也是近代中国的产业结构、起飞准备的初级阶段，农村未走出过密化陷阱，工业也未打破“布罗代尔钟罩”效应。从职业结构与产业结构的关系中，有助于我们认识近代中国经济发展的基本形态和变迁逻辑。

随后，大会分三组进行了四场分组讨论，每组设两位评议人，共进行了四十余篇论文的报告。与会学者分别围绕近代中国各行业技术革新、贸易政策、货币金融及地区行业发展等议题展开，深入探讨了技术竞争、企业转型、制度变迁、市场波动等多个方面，展现了丰富的历史细节与深刻的社会变革。其中，A组四场讨论聚焦于近代中国各行业的技术革新、经营转型与历史变迁。第一场探讨冰业、造纸、农业机器及缝纫机行业的技术竞争与创新；第二场分析民族资本面粉工业、包工制废除、中外企业关系等；第三场考察铁路车辆制造、航运业公司化、官商合办企业等；第四场则讨论保险市场竞争、武汉电业发展、战后民营工业重建等。B组四场讨论围绕近代中国贸易政策、行业制度、货币金融等议题展开。第一场讨论诚孚公司转型、对外贸易政策、酒类专卖制度等；第二场关注洋商诉求、橡胶股票风潮、外企议税策略等；第三场分析中英货币制度、上海拆息波动、晚清金融市场等；第四场则探讨新税制、技术引进、汽车行业发展与宝钢厂筹建等。C组三场讨论聚焦近代上海及华北地区的行业发展、企业精神与制度变迁。第一场考察传统行业群体、咖啡加工产业、上海国药业、上海华商烟叶业等；第二场探讨华侨实业促进会、范旭东企业家精神、火柴业经营困境等；第三场分析矿业权纠纷、汉口估衣业发展、山西的国货运动等。

与会者合影

会议闭幕式由皇甫秋实副教授主持，庆应义塾大学经济学部加岛润教授、莫纳什大学平田康治助理教授、香港大学香港人文社会研究所孟嘉升（Ghassan Moazzin）助理教授、福建师范大学社会历史学院林立强教授、华侨大学华人与区域国别研究院李培德教授、东京大学经济学部城山智子教授、上海大学历史系廖大伟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林盼副研究员等海内外学者就行业史、经济史、企业史等领域展开圆桌讨论，并共同展望行业史研究的未来趋势。会议强调跨国资料收集整理、海内外学术交流合作及历史学与社会科学的结合。会上还举行了“中国工商行业史丛书”出版签约仪式，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人文图书分社李琳社长与复旦大学历史学系朱荫贵教授先后致辞并完成签约。朱荫贵教授指出，该丛书旨在探讨中国传统的农业经济结构如何向近代工业经济结构转变的历史过程，以此增进对中国现代化进程和社会转型的理解，兼具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