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十二家房客⑧｜老大沽路上的老红军

记得是1963年一个温暖的冬日，阳光刚照到黝黑的石库门与粉白墙面时，我迷糊着眼睛，被外公牵着，高一脚低一脚，走在去老虎灶喝早茶的路上。

当走过“大有康米号”门口，阳光没有了遮挡，直接照在我的脸上。为了避开直射的阳光，我把头扭向左边，稍稍睁开一点眼睛。就在睁眼的瞬间，我看到马路边有一个老人，端坐在老大沽路的“信源当”石库门的前面。

每天，太阳刚刚升起的这个时间，老大沽路马立斯菜场也到了一天中最闹猛的时候。遵循“一日之计在于晨”的人们，从这里开始了一天的忙碌。阳光在老大沽路上的建筑和经过马立斯菜场的每个人身上，都罩上了一层金黄色。在这金黄色的光影之中，一边是熙熙攘攘的人流，另一边是纹丝不动稳坐的老人。

我张大眼睛打量着那个老人。他端坐着，沐浴在阳光里，安详地注视着川流不息的人潮，似乎非常享受这片闹猛。这有什么好看的？我感到，这个喜欢看人来人往的老人是个谜。

“信源当”的石库门前，有两阶宽大的汉白玉台阶。老人把小竹椅放在第二阶台阶上。他坐在这把半新不旧的竹椅上，架着腿，抱着膝，眯着眼，始终望着马立斯菜场那个方向，凝视着买菜和上班的人流。

老人穿了一身洗得十分干净，但又被洗涤过无数次，已严重褪色的中山装。这身中山装是合身精裁的，显然是量身定制的。但是，这套中山装与这条马路上许多人穿的衣服一样，已经让人看不清原本的颜色究竟是湖蓝还是藏青。

在阳光强烈的时候，老人的头上会戴一顶同样褪了色的八角帽，用帽檐遮挡住直射阳光。老人坐在小竹椅上，几乎不动，只有眼睛随着人流而变换注视的方向。老人的脸上，有时会泛出一片淡淡的微笑，淡得让人感觉不到。他的微笑不仅淡，而且还快，快得让人捕捉不到。坐的时间久了，他会把架着的两条腿，互换一下，然后再架好，保持原来的坐姿。

他这种心系市俗，而又置身事外的神情，更加吸引我的注意。起先，我好奇的是，只是看他坐在那儿，却从没见他从石库门里进出过。让我进一步产生好奇的是，他身后那个黑漆的石库门里，究竟是什么样子呢。

曾经的马立斯菜场周边有众多典当铺。那时有“当铺多于米铺”之说，是解放前比较奇特的社会经济现象。

而后，随着时代更迭，这些典当铺都改为经营其他品类的店铺或民居。马立斯菜场对面的老大沽路146号“信源当”，原先就是一家当铺。不知在哪一年，“信源当”也改为了民居。

“信源当”墙高窗少，石库门厚实，明显与周围的石库门建筑不一样。我在外婆家时，天天都要从“信源当”门前走过。那个年代，老大沽路任何一扇大门里都住了很多人家。这些大门由于白天居民进出频繁，所以都是敞开的。唯独“信源当”的大门天天紧闭着，不免增添了一份神秘感。

于是，我下了决心，要去接近这位坐在石库门前的老人。

那天，老人坐的时候，我缓缓来到他的身边。当我接近他的时候，我发现，站着的我居然还没有坐在小椅子上的老人高。我近距离观察他，老人六十来岁，双目炯炯，显得清癯精干，肤色不深不浅，短发稍显花白，前额略已谢顶。

看到我向他走来，他也慈祥地看看我，也许是怕妨碍我玩耍，他把小竹椅往墙边挪了挪，又挪了挪，没有说话。没过两分钟，在我转身的时候，他便站起身，提上竹椅，推开石库门，进屋去了。我还没来得及反应，老人就消失在石库门里了。

我赶紧跟过去，把头贴在石库门的门缝上，向里探望。石库门里是一个空荡荡的天井，天井的尽头是紧闭的客堂间的落地窗门，其他的什么也没看到。

以后，我仍然会每天路过这个石库门，依然会在不经意间看到那位老人，一把小竹椅，一动不动，端坐在那个地方，注视着人来人往的老大沽路。而我对他的好奇，也随着年龄的增长而被时间冲淡。

后来一个偶然的机会，让我踏入了那个神秘的石库门。

那是1969年的9月初，正是上海秋老虎肆虐的时候，到了晚上，老大沽路上仍然有不少乘风凉的人。我刚刚开学，也没什么家庭作业，晚饭后就来到老大沽路乘凉。

这天晚上，走出大门的时候，觉得老大沽路上人特别少。大家好像都三三两两、陆陆续续，向那位老人住的石库门里走。神秘的石库门竟然打开了，老大沽路上的邻居为什么都进去了？

我快步跑过去，向石库门里探望。所有人都脸向里站着，已经站到了石库门外的汉白玉台阶上。大家都静静的，没人说话，气氛有点严肃。从里面隐约传来无线电播报新闻的声音，但是听不清在说什么。除了大人们的背影，我什么也没看到。

突然，人群中有人低声说，这电视，就像电影。

电视是什么东西？我用双手拨开大人们的腿，拼命往里面挤。挤到人堆前面一看，天井的地上已经黑压压坐满了人，天井的两边也都站得满满的。全神贯注看电视的人，一直站到了石库门外。

我抬眼看去，在客堂间那排落地窗门前，摆了一张小方桌，桌子上叠放了一只老式的直背靠椅，上面摆放了一台巨大（至少16寸）的黑白电视机。电视机顶上，两根长长的天线，叉开了伸向夜空。电视机正在播放重要新闻，是越南主席胡志明去世，周恩来总理赴河内吊唁。

电视新闻一直循环播放着，我也一直占据着好位置，反复观看着，直到人们陆续离开，突然那个常常坐在门口的老人，出现在电视机旁。

老人伸手旋了一下电视机开关，电视屏幕“呲”的一声，就变得乌黑。他拔掉电线插头，收起天线，转过身，站着目送纷纷离去的人群。

此时，我再次凝望他，他的脸上依然是风轻云淡的神情，犹如秋夜的皓月。在一瞬间，我似乎读到了他的心，他的心里充满了的欣慰，就如同这秋夜的繁星。

我也随着渐渐散去的人群，来到老大沽路上。此时的老大沽路，被洁白的月光涂上了一层蓝莹莹的银色，当我轻快地走在上面的时候，感觉自己一下子长大了。

耳边听到有人在小声议论那个老人，我便尾随着去听。

他们说，刚刚那个关电视机的老人，是位参加过二万五千里长征的老红军。他不识字，因为身体多有伤病，没有担任领导工作。但是，他的行政级别和待遇可不比当时的一些市领导低。在“信源当”三层楼的石库门里，就住着他的一家。刚才，是他打开家门，让邻里街坊进入他家，一起观看电视节目，了解重大新闻事件。

据说，在1960年代末，上海的电视机拥有量还只以百计，当时家中有电视机的绝大部分是在上海的高级干部，数量也不过几十台。真正的私人电视机极少，也只在那些改造后的大资本家家里。

秋风轻拂着饱经沧桑的老大沽路，明月照耀着“信源当”坚实的门墙。一个懵懂少年，信步在秋风月光下，咀嚼着多年来对一位普通老人的痴迷观察，又似懂非懂地揣摩，端坐街边与打开石库门的老人在想些什么，回家的脚步越来越轻快。

小学四年级以后，我住到建业里父母家中，并转学到岳阳路小学。但是，每次来外婆家，路过“信源当”门前，都会看一眼那个石库门前的汉白玉石阶上，那位老红军还在不在。

有一天，一辆黑色的上海牌轿车停在“信源当”门前，一个三十来岁的年轻人从石库门里走出来，匆匆坐进小车里。他穿一身褪了色的中山装，脸庞消瘦，身材高大，步伐有力。我似乎在他身上，看到了些许那位老红军年轻时候的模样。

只是，我再也没有见过那位老红军，端坐在那里，眯着眼睛，注视着老大沽路上的日起日落，人来人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