讲座｜张耕华、虞云国：史学大师吕思勉为何曾受学界冷落

历史学家严耕望曾有著名的“史学四大家”之说：“论方面广阔，述作宏富，且能深入为文者，我常推重吕思勉诚之先生、陈垣援庵先生、陈寅恪先生与钱穆宾四先生为前辈史学四大家。”此论一出，即被广为传扬，可谓深入人心。然而在一般读者乃至学林中人看来，吕思勉的声名却远不及陈垣、陈寅恪、钱穆三家显赫。为何会出现这样的情况？今天该如何评价吕思勉的史学成就？从吕思勉的著作中我们能学到什么？

1月26日下午，“常读常新：吕思勉先生的史学世界”讲座在上海福州路艺苑真赏社举行，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张耕华、上海师范大学人文学院教授虞云国借张耕华新编的《吕思勉讲中国史》出版之机，与读者分享了他们眼中的吕思勉先生。以下讲座内容整理，经两位老师审校并授权发布。

张耕华首先介绍了吕思勉先生的生平简历。吕思勉，字诚之，1884年出身于江苏常州的一个书香门第，毕生从事历史研究和教育工作。他早年执教于常州溪山小学堂、常州府中学堂，学生中有后来成为文史大家的钱穆等人。

吕思勉一生中著作宏富，有两部中国通史、四部断代史、五部专门史，还有在史学界享有盛誉的大量史学札记。

“吕先生写的札记比较系统，这和前辈学者不一样。”张耕华说，“清代学者写的札记一般都是针对某一部史书，例如《史记》、《汉书》等等，但吕先生是有系统地按照专题去写札记的，同时也是为他的通史和论文写作打基础，吕先生后来的史学著作基本上都是以他的读史札记为基础撰写而成的。”

1926年后，吕思勉长期任教于光华大学（华东师范大学前身之一），解放后任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在所有课程中，吕思勉讲得最多的就是中国通史课，几乎每年都上。因此吕先生大部分的史学著作都是在课堂讲义的基础上修改而成。比如现在出版的《白话本国史》，原来全名叫做《自修适用白话本国史》，实际就是给当时的青年学生准备的自修读物。吕先生撰写的中国史教材讲义涵盖了从小学到大学的各个时间段。

“写民史，为民写史”

张耕华认为，吕著中国通史的第一个特点是“写民史，为民写史”。

吕先生写的是“新通史”，采用章节体裁，融会贯通地来写中国历史，不是写“君史”，而是写“民史”。吕先生非常关心民间疾苦，比如他有一篇论文《四史中的谷价》，写作动机就是鉴于当时“上海米价超过四十元，大家唤着生活难”。

一般史书写汉武帝的太平盛世时，都会引用《史记·平准书》“京师之钱累巨万，贯朽而不可校；太仓之粟陈陈相因，充溢露积于外，至腐败不可食”等记载，但吕先生还会紧接着指出下文：“网疏而民富，役财骄溢，或至兼并”，又结合董仲舒的言论，得出自己的看法：“所谓富者，不过总计全国的富量，有所增加，而并不是均摊在众人头上。所以这时候的富人，固然远较天下初平时为富，穷人则还是一样；而贫富相形之间，其悬殊或者反较大乱初平时为甚。”

吕著也充分肯定了普通民众在历史中发挥的贡献和作用，比如谈到清康熙盛世的原因，吕思勉认为，除了清初政治较为清明外，还有另一个原因就是：“中国的国民，自助的力量，本来是很大的。只要国内承平，没甚事去扰累他，那就虽承丧乱之余，不过三四十年，总可复臻于富庶。”汉唐如此，明清也是如此，“清朝康熙年间，又算是这时候了。”

尽管吕思勉一生都在学校里教书育人，但他绝不是一个两耳不闻窗外事的冬烘先生，张耕华特别引述了吕先生的下面两段话，来说明吕先生“为民写史”的现实关怀。

“大凡一个读书的人，对于现实社会，总是觉得不满足的，尤其是社会科学家，他必先对于现状，觉得不满，然后要求改革，然后要想法子；要想法子，然后要研究学问。若其对于现状，本不知其为好为坏，因而没有改革的思想；又或明知其不好，而不只想在现状之下，求个苟安，或者捞摸些好处，因而没有改革的志愿，那还讲学问做什么？所以对于现状不满，乃是治学问尤其是社会科学家真正的动机。”

“凡学者，总是比较有良心的，因为研究学问的动机，就是出于良心好。天下有许多事情，昧着良心措置，就容易过去；摸着良心措置，就难于过去的。学者往往不肯昧着良心措置事情。”

“大视野，通识感”

张耕华认为，吕著中国通史的第二个特点是“大视野，通识感，不拘泥于局部细节”。

与今日的教学思路不同，吕先生在他那个时代主张中小学的历史教育不要教得很细，只要让学生知道历史大致的轮廓即可。如果学生记住了很多小的历史事件，而没有掌握历史发展的脉络，则等于白学。因此，吕先生在自己的著述中很多都是采取“鸟瞰远眺”的叙述方式。

比如，写到秦朝的强大和统一，吕思勉只说“七国之中，又以秦为最强。因为（一）由地势险固，易守难攻。（二）且秦国民风，最为朴实勇敢。（三）而秦孝公又用商鞅，定变法之令，强迫全国的人民都尽力于农，秦遂成为最富的国家”，基本没有提及商鞅变法的具体过程。

又如，吕先生讲汉朝征服匈奴，说当时很多人都持反对意见，因为西域都是小国家，汉朝花很大代价攻打匈奴，却得不到什么帮助，但吕先生强调“史事复杂，利害很难就一时一地之事论断”，站在今天回看历史，就会知道西域的重要性在于，一方面它是中西文化交流的通道，另一方面汉通西域后，控制天山南北，避免了游牧民族的入侵。这便是拉长时段后，用大视野获得的卓越“史识”。

此次中华书局新出版的《吕思勉讲中国史》，底本取自1937年7月由商务印书馆出版的《更新初级中学教科书 本国史》，是吕先生依照当时教育部修正课程标准编写而成的初中历史教科书，只有十五六万字，篇幅较小，是张耕华在诸多种吕著通史中挑选出来，觉得适合给大众读者看的一种。

但教科书都有局限，一是要按照教学大纲编写，另外就是要照顾一般学生的理解，作者不能有过多个人观点的发挥。为弥补这种缺陷，张耕华又把他觉得有价值的评议段落从吕思勉的其他著作中摘引出来，作为附注编录于正文具体章节之下，帮助读者加深对相关史实的理解。

大师为何曾受冷落

虞云国充分肯定了张耕华教授在吕思勉学术的传播上所做的突出贡献，“他从八十年代留校以后，就开始整理吕思勉的著作，先是出单行本，然后从精品集到文集，再到26本的全集，中间还写出了吕思勉的传记《人类的祥瑞》，还编了两大本《吕思勉先生年谱长编》。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张耕华是中国‘吕学’第一人。”

“吕先生的学术成就原来是被种种原因遮蔽掉了，经过张耕华教授这些年的努力，吕先生在国内史学界基本上已经恢复到应该有的地位了。”虞云国说。

严耕望的“史学四大家”提出之后，有不少人以为民国时期只有这四位史学大师，对此，虞云国也做了澄清。严耕望所谓的“史学四大家”，入选条件是“及睹其风采，或读其书时，其人尚健在”，并不意味着除了吕思勉、陈垣、陈寅恪、钱穆之外，民国就没有其他史学大师。

严耕望定义的“四大家”，主要有三个学术标准：一是史学涉猎面，二是著作数量，三是史学见识度。

在史学涉猎面上，吕思勉的著作涵盖了史学方法论、中国通史、断代史、专门史、教科书、通俗读物等多领域，此外对文学和传统医学也有研究，还创作过新小说《中国女侦探》，不可谓不广。

在著作数量上，吕思勉同样罕有其匹。目前吕思勉全集有16开本的26卷，数量肯定是超过陈垣和陈寅恪。台湾出版的钱穆全集是54卷，但是32开本，考虑到钱穆的寿命比吕思勉长了22年，因此他们师生二人的著述数量应该不相上下。

在史学见识度上，严耕望说吕思勉“应属撰史，不是考史”，所谓“考史”就是对个别历史事件进行考证索隐，而“撰史”就是提出自己独立、通贯的思想体系，即严耕望表彰的“建立新史规模”。

因此，吕思勉作为民国史学大师所取得的成就绝对不在其余三家之下。但为何一段时期以来，他的声誉却远远赶不上其余三家呢？

在虞云国看来，主要有三个原因：一是20世纪以来的现代史学比较推崇窄而专的专家之学，所以吕思勉在新史学的评价体系里就不容易受到重视；二是新史学以是否使用新材料（如甲骨文、敦煌遗书等）作为衡量标尺，但吕思勉一直身在上海的非一流大学，没办法看到那些新材料，只能使用一般人都能看到的二十四史，所以又显得吃亏；三是吕思勉为人非常低调，一生中从来不张扬、炒作自己。

后世评价与读吕心得

“拆拼正史资料，建立新史规模，通贯各时代，周瞻各领域”，这是严耕望对吕思勉史学的准确概括，虞云国深以为然。

除此之外，1957年吕思勉逝世后，有两位与其同辈或仅低一辈的史学大家都对其给予过中肯的评价。例如，著名的“古史辨”派代表顾颉刚在日记中写道：“全国中精熟全史者唯此一人。”著名历史地理学家谭其骧指出：“近世承学之士，或腹笥虽富而著书不多；或著书虽多而仅纂辑成编。能如先生之于书几无所不读，虽以史学名家而兼通经、子、集三部，述作累数百万言，淹博而多所创获者，吾未闻有第二人。”

虞云国认为，吕先生的读史札记和四部断代史（《先秦史》、《秦汉史》、《两晋南北朝史》、《隋唐五代史》）代表了他的史学最高成就，其中蕴含了很多问题意识和独到见解，是一座值得好好挖掘的富矿。虞云国记得十多年前，一位有志于学习魏晋南北朝史的青年向其求教如何入门，虞云国就建议他先去读吕思勉的《两晋南北朝史》，然后再对照这本书去看《资治通鉴》，然后再去看这段时期内涉及到的正史。

吕先生写史的语言并不华丽，然而在平实的语言背后，虞云国往往会被他史识的通贯性和穿透力所折服。虞云国自己是研究宋史的，遇到问题时，他就会去查不同史学大师通史著作中的相关论述，对比下来，往往吕思勉的论述最贴合虞云国的想法。

以“王安石变法”为例。吕思勉指出，“王安石的变法，旧史痛加诋毁，近来的史家，又有曲为辩护的，其实都未免有偏。王安石所行的政事，都是不错的。但行政有一要义，即所行之事，必须要达到目的，因此所引起的弊窦，必须减至极少。若弊窦在所不免，而目的仍不能达，就不免徒滋纷扰了。安石所行的政事，不能说他全无功效，然因此而引起的弊端极大，则亦不容为讳。”这和虞云国自己的思考不谋而合。

虞云国认为，对于今天的年轻读者而言，如果想要学习历史，那么从吕思勉写的中国通史开始读起，应该是一条正途。“因为吕思勉用的都是正史材料，初入门的人也容易掌握，只要我们能够钻进去，很快就能提高我们的历史见识。我们越是对吕先生的文字再三咀嚼回味，就会觉得他的话越有道理。”

“同样身为史学大师，如果把吕思勉和陈寅恪做个比较的话，陈寅恪是天才，往往出奇制胜，一般人不容易学习，学不好还会走火入魔、事倍功半。所以我觉得初学者还是应该从比较平实、正宗的吕思勉史学入手。”虞云国说。

最后虞云国着重谈了吕思勉史学的现实关怀和学术中立，并强调这也是今日读史者应该具备的基本立场。他认同吕先生提出的知识分子应该对现实社会有所批评、有所不满，这样才能使做出的学问能够推动整个社会精神素质的提升。“但历史又不能被拿来与现实做简单的比附，吕先生对此是很警惕的。”

《吕著中国通史》下卷的完成时间是1941年9月18日，当时上海已沦为“孤岛”。作为一个历史学家，吕思勉在结尾处写道：“我们现在，所处的境界，诚极沉闷，却不可无一百二十分的信心。岂有数万万的大族，数千年的大国、古国而没有前途之理？”

这种恪守学术中立的态度，对于现在的学者和读者来说，也是极为重要的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