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1035年：皇亲国戚为什么很难管？

楔子

你好，这里是《文明之旅》。欢迎你，穿越到公元1035年，大宋景祐二年，大辽重熙四年。

今年的冬至前后，大宋和大辽的两位皇帝，宋仁宗和辽兴宗，几乎是同时，举行了一场盛大的祭祀活动。

大辽这边，是在农历十一月初五举行了“柴册礼”。这是辽朝的一个传统。主要的形式，就是用柴草搭起一个祭坛，举行完仪式，把这个大柴堆烧掉，让那冲天的火焰到天上和老天爷汇报。这个仪式是辽朝皇帝即位后必须要走的流程。只有两个人例外，那就是圣宗、兴宗爷俩，因为他们即位的时候，都有皇太后摄政。所以现在算是亲政之后补办这个给老天爷汇报的手续。

大宋这边的仪式，叫“南郊祭祀”，是在十天后，农历十一月十五，也就是冬至日这一天，仁宗皇帝进行了他亲政以来的第一次南郊祭祀。宋朝的南郊祭祀，跟辽朝的柴册礼不一样，不是一次性的，而是每隔三年都要举行一次。选在冬至这一天搞祭祀也是有讲究的。你想，冬至是一年中白天最短、夜晚最长的一天。冬至一过，白天就越来越长了，这就象征着阴阳转换、万物复苏嘛。

大宋的“南郊祭祀”在功能上也更多一些。皇帝的眼睛不仅要往上看，向老天爷报告；也要往下看，给天下臣民一些好处，比如，大赦天下，赏赐群臣什么的。

景祐二年的这次南郊祭祀，有一拨人拿到的好处特别多。他们中间有85个人被新任命为三品的武官，51个人被任命为四品的武官。因为人数实在是太多，皇帝在接见的时候，小一点的宫殿要站成几排，不然站不开。这拨人是宋朝的宗室子弟、皇族成员，老赵家的凤子龙孙。

这次给宗室的恩典，重点还不仅在于封官，而且是大大加快了他们升官的速度。按照这次立下的新规矩，现在升迁四次，比之前升十次得的官都大。一个宗室，只要升八次官，就能升到名义上的最高级别——节度使。什么概念？一个月俸禄400贯，一个月比宰相还要多拿100贯。所以你看，朝廷有的是乌纱帽，但是每顶乌纱帽后面还有实实在在的银子啊。宋仁宗对老赵家的亲戚这么一开恩，朝廷这部分的开支就增加了十倍。

就在这一年，宋仁宗还干了一件事，为老赵家的亲戚盖房子。因为人多，不够住了。

宋朝开国是在960年，那时候宗室成员也就几十个人，到现在过去了75年，三、四代人了啊，宗室成员已经达到几百人的规模。然后住房就成了问题。

那在哪儿盖新房呢？那个极尽奢华，然后又被一把火烧掉的玉清昭应宫吗？正好，现在烧成一片白地了，可以盖房子了。把散居在开封各处的宗室成员，归拢到一起，住在这个地方。仁宗皇帝还专门赐了个名字，叫“睦亲宅”。和睦的“睦”，亲近的“亲”。

景祐二年，如果看表面，老赵家的皇室一家人，就这么又升大官又住新房，红红火火、亲亲热热地，聚在一起过上了幸福生活。

但是，皇家的事儿，往往又没有这么简单。所有这些礼物的背后，其实又都暗中标定了价格。这一年，我们就聊一聊皇帝和他的宗族的那些隐秘的心事。

宗室的难题

皇帝和宗室子弟之间关系，真是一言难尽。

表面上看，皇帝和宗室之间的关系必须得好。这既符合利益，也符合道德。

从利益上来讲，要巩固皇权，万一遇到事儿了，一家人多少是个帮手，毕竟一笔写不出两个“赵”字嘛。在王朝开创时期尤其如此。打仗亲兄弟、上阵父子兵。比如唐高祖李渊起家的时候，所有能用得上的儿子，李建成、李世民、李元吉，当然都要用。虽然后来搞出了“玄武门之变”，但是创业之初，任何一份力量都要用上去，哪儿还顾得上那么多？王朝末路的时候呢？靠宗室的力量，也能多撑一段时间。明朝末年就很典型，1644年崇祯自杀之后，靠南明的各种王爷又帮明朝多撑了20年。

除了利益上的考量，还有道德上的原因。儒家伦理体系的基础是四个字：“爱有差等”。简单说就是，一个人应该对最亲近的人，比如父母、兄弟最好，然后再一圈圈地向外扩散，感情一点点地降级。你身为皇帝，对本是同根生的宗室都不好，那还怎么做天下人的道德表率呢？

所以，宋朝皇帝在这一点上特别注意。比如仁宗的爸爸——宋真宗，就经常召见宗室子弟，一起喝喝酒，做做诗，射射箭，再给点赏赐，必须让外人看到：我们老赵一家人温情脉脉，其乐融融。

但是，所有人也心知肚明，这里面有一根高压线。就因为我也姓赵你也姓赵，这个血缘关系既是当今圣上的合法性来源，也可能点着这里面任何一个人野心的小火苗。你虽然没犯罪，但是你身上带着犯罪工具呢，不防着你，行吗？

这可不是瞎担心啊。一旦天下失序，这样的风险是随时会有的。你想，西汉末年，刘秀起兵反对王莽，最终建立了东汉，他之所以有号召力，不就是因为他姓刘吗？但是刘秀这个皇亲，最多也就能攀到汉景帝，那可是他的六世祖啊，也就是爷爷的爷爷的爷爷啊，离当时的正牌皇室其实非常非常远。刘秀还算近的，到了东汉末年的刘备，这可是又过了100多年。刘备能够打起复兴汉室的大旗，不也是因为他姓刘吗？而刘备的血缘也是只能追溯到西汉的汉景帝，那就更远得没边儿了，连到底多少代都说不清楚了。但就这么一个“刘”字，就这么大号召力。

宋朝也有这样的事。再过不到一百年，北宋灭亡的时候，就有这么一出。有一个人，叫赵子崧，是宋太祖赵匡胤的六世孙，当时宋朝皇帝都是太宗这一支的，所以他算是皇室中的远支。开封失守，赵子崧起兵勤王，后来，一听高宗赵构已经继位了，有了南宋，也没有争什么，就也投靠了赵构。看起来人畜无害吧？但是，赵构把他起兵的檄文拿来一看，其中有这么两句，“艺祖造邦，千龄而符景运”，艺祖就是指赵匡胤，他老人家开创了宋朝，怎么也得延续个上千年。接下来一句：“皇天佑宋，六叶而生眇躬。”老天爷会保佑我们的，你看，赵匡胤的六世孙，我，不就出生了吗？这“眇躬”两个字不是随便用的，通常都是帝王的自称。

赵构一看，这还得了？这野心暴露得也彻底了。你这不是起兵勤王，你这是自己想当那个王。于是找了个借口，把赵子崧贬到了广东南雄，让他死在了那个地方。

你看，帝王宗室，既可以是急需用人时的助力，也难免是国家危难时的乱源；既是皇帝用来表现人品的布告栏，也是和他暗中较劲的对手盘啊。如果你是宋朝的皇帝，看着眼前这么一大堆姓赵的，心情就很复杂：你们现在一个个看起来都乖得很，但是一有风吹草动，你们都是可以上场竞争皇位的种子选手啊。不怕贼偷，就怕贼惦记。不怕你真的作案，就怕你随身带着作案的工具。

那怎么办呢？

办法无非就是：一面是高官厚禄，一面是限制使用；一面是亲密无间，一面是严防死守。但是，这么说容易，毕竟只是抽象的原则，实际操作中是有很多难处的。

比如，宗室子弟的待遇高还是低？给低了，外人说闲话怎么办？给高了，财政压力太大怎么办？

多大范围算宗室？如果他们一通猛生，子子孙孙都姓赵，宗室群体过大怎么办？你说根据远近？出了五服都不管？OK，那不管的人，毕竟还姓赵，让他们自由谋生吗？如果做的事不体面，丢皇帝的脸吗？

让他们参加科举出来做官吗？当多大的官？什么类型的官？门槛应该比普通人高还是低？晋升速度是慢还是快？

让他们集中住在京城还是分散各地？住在京城，如果他们仗着皇家的势力祸乱朝政怎么办？住在地方，如果他们串通地方势力造反怎么办？集中居住？那如果被内外部的敌人一把包了饺子连锅端怎么办？后来靖康之乱，开封城破的时候，可不就是这样吗？老赵家的近枝皇亲，除了康王后来的宋高宗赵构，几乎是一个没跑了啊。等等等等。你看，这都是政策执行中要考虑到的问题，非常复杂。

这一大串问题清单，可不只是宋朝遇到的问题，而是从先秦时代一直积累到现在的问题。这就是中国历史的一个特点：有些老问题，每个朝代都要答题。做错了，下一个朝代会吸取教训，重来；做对了，也没啥好高兴的，因为会出现衍生的新问题，接着答题。

怎么处理宗室，就是这样的老问题。我们简单捋一捋——

最早重视宗室力量的是周朝。周天子在家里不动窝，把宗室子弟分封出去，一旦有事，宗室子弟带着各地的力量来帮忙，大家都是血浓于水的兄弟，这样守望相助起来，天下不就稳了吗？

确实，这一稳就稳了好几百年，但是一个始料未及的情况出现了：时间一长，宗室之间的血缘关系就远了，情感联系也淡了，互相掐架也没有负罪感了。几百年过去，残酷的争霸战就开始了，周朝于是崩解。

紧接着的是秦朝，一看倒在血泊中的周朝，那得吸取教训啊，不能分封宗室啊，搞郡县制，中央直接管。再回头看一眼身边的这些宗室，养在身边也是个麻烦，要不都杀了吧？历史记载的秦始皇的弟弟就三个，秦始皇也就杀了三个。到了秦二世的时候，更干脆，几十个兄弟姐妹几乎都杀掉了。最后有一个兄弟公子高，说不麻烦你找借口了，我给我爹秦始皇殉葬行不行？秦二世高兴，说，那太行了，死吧，还赏赐给了公子高十万钱。

刚开始我读《史记》中的这些记载，觉得秦二世就是一个虐待狂。后来才知道，在奥斯曼土耳其帝国有一段时间，兄弟当中有一人上位之后，有权力把其他兄弟全部杀掉。这居然是一条法律。你看，皇权处理宗室问题，是可以走到如此极端的。

好，秦朝之后是汉朝。汉朝面对的周朝和秦朝正反两个方面的经验，知道那两条路都太极端，都不能走。经过汉代初年的一些波折，最后汉武帝搞出了一套有效的宗室管理制度。虽然对宗室也分封诸侯，但是管控得极其严密。简单说就是三条，推恩令、左官律和附益法。所谓“推恩令”，就是把诸侯的封地越分越小；所谓“左官律”，就是诸侯国的官，必须由中央来派；所谓“附益法”，就是不允许诸侯王跟地方官交往。这是一整套制度，把老刘家的宗室整得服服的。你就想，除了崛起于草莽的刘秀和刘备这些宗室远支，近支的宗室子弟哪有几个有影响力的？一个都没有。

你看，汉朝对付宗室的这一套已经很成功了，那是不是后人只需要抄作业就行了？也不是，历史会演化出新的变化，如果墨守成规，会带来惨痛教训的。

比如，曹魏就沿用了汉朝严管宗室的制度。其中，魏文帝曹丕是怎么折腾他弟弟曹植的？所谓七步成诗，“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这已经成为著名的典故了。曹丕最后虽然没有杀掉曹植，但是曹植十年被改封了三个地方，因为分封的地方过于贫瘠，他甚至连吃饭、穿衣都保障不了。但是曹丕没想到，把宗室管死了，反倒便宜了那些大门阀士族，以至于司马懿他们家篡位的时候，曹魏宗室一点也没起到反抗的作用。

好了，现在轮到晋朝的司马家来处理历史经验了。他们看着老曹家的下场，太惨了，难免就会想：“非我族类，其心必异”啊，还是自家人可靠啊。所以，晋武帝司马炎在称帝的第二天，就一口气封了27个宗室子弟为王。这些晋朝宗室，不仅分封，而且给实权；不仅给财权，也给军权；不仅在地方，也在中央当大官。现在，看谁还敢欺负我们司马家？

那你说，晋朝就不知道周朝的教训？不知道把宗室分封成诸侯，时间一长，兄弟们还是会打架？肯定知道啊。但是，毕竟周朝前后撑了800年呢，毕竟肉烂在锅里啊。两害相权取其轻，反正不能学汉朝和曹魏，防宗室子弟像防贼似的。

下面的事你知道了，哪用等几百年？晋朝建立20几年后，就爆发了骨肉相残的“八王之乱”。仅仅十几年时间，就把西晋王室几乎屠杀殆尽，直杀得人头滚滚，直杀到江山变色。

我们回头看看这一段：这个千年老问题，皇帝对宗室，到底是该用还是该防？从周朝到秦朝，从汉朝到晋朝，这个问题的答案像钟摆一样，在两个极端之间摆了两回。那后人是怎么借鉴这么沉重的教训的呢？

唐宋的解法

到了唐朝，宗室问题就变得更加复杂了。

不仅有前代的经验，还有近在眼前的血的教训啊：因为唐朝一开局，就发生了玄武门之变。先是唐太宗李世民和兄弟们自相残杀。然后就刹不住车了，李世民的儿子也自相残杀，接下来，是武则天对李唐宗室成员的残杀，再接下来，是李隆基对皇族的残杀，杀韦皇后、杀安乐公主、杀太平公主。

到唐玄宗李隆基登基为止，唐朝前面这一段，差不多一百年吧，要知道，那可是唐朝前期啊，一个朝代最好的时候啊，每一次政权交接，都要闹出血案。你想想，要是不能打破这个魔咒，李唐王室每天父子兄弟相见，都是什么气氛？这日子怎么往下过！？

那唐玄宗是怎么解决这个问题的呢？核心就是两句话：明面上拉高地位，实际上压缩空间。

话说，唐玄宗本来是家里的老三，要不怎么后来宫里管他叫“三郎”呢，既不是长子，也不是嫡子，但是因为在几次政变中功劳最大，所以还是当了皇帝。但与此同时也就欠了家里大哥一个天大的人情。大哥李成器在把太子位置让给他的时候，那话说得漂亮：“时平则先嫡长，国难则归有功”——要是平时，我这个嫡长子也就当皇帝了，现在是国家危难之际，皇帝的位子，该有功的人坐。

现在球就到了李隆基的脚下：你兄弟这么够意思，皇帝都让你当了，看你怎么对待你的兄弟？

李隆基做得可以的。对他的兄弟，尤其是让位给他的大哥李成器，嘘寒问暖，关照备至。大哥过生日，那就必须去他家，甚至住下就不走。每天都要给大哥赏赐东西，好酒好肉，络绎不绝。大哥当然也很识相，知道这不仅是兄弟间的事儿，也是做给天下臣民看的。所以，得了什么赏赐，也都写成目录，交给史官，一写就是好几百张纸，让天下后世看看我们兄弟俩这友爱的样子。

不仅行为要到位，外在形式也要到位。李隆基曾经做了一款超大号的被子，和一只超长的枕头，说我们兄弟将来要睡在一起。搞传播学的人都知道，你要想让一种观念流行，必须让这种观念视觉化，让普通人可以感知。在这个方面，李隆基无师自通，真是个天才。

李隆基还在自己的老宅，现在也是皇宫了，兴庆宫里造了一座楼，叫“花萼相辉楼”。你看这个楼名就有讲究了。花萼，就花托嘛，花朵最外面托住它的那一圈。《诗经》里面有一句，“棠棣之华，萼不韡韡（wěi）。凡今之人，莫如兄弟。”这就是用花萼和花朵之间的关系，来比喻兄弟之间的情义。“花萼相辉楼”，就是说：来来来，看看这高楼，就好比你看见了我兄弟之间这互相辉映的感情啊。据说李隆基经常登上花萼相辉楼，听见几个兄弟在家里作乐起舞，要么赶紧把兄弟招上楼来，咱们要玩一起玩，要么就赶去兄弟家里，还是要玩一起玩。一时传为佳话。

哎，说到这里，不知道你意识到什么没有？这些兄弟们的宅子就在花萼相辉楼的楼下啊？对啊。既是便于兄弟互相关照，也便于兄弟互相监视啊。在刚才讲的这一大串温情故事里，其实也是有这么一层很残酷的底色的：皇帝对兄弟们这么好，荣华富贵都有了，但是荣华富贵，你们就在我眼皮子底下享用，至于职权和自由，那就不要想了。

李隆基对于宗室，作为个人，那是一副慈眉善目的样子；但是作为政策制定者，那是深谋远虑，步步为营，把螺丝一圈圈地拧紧。

简单举几个例子：开元13年之后，他让自己的子孙，集中居住在所谓的“十王宅”、“百孙院”，由宦官集中看押；至于太子嘛，也别出去住在东宫了，就住在我身边吧。 唐朝初年的时候，近支的宗室，还能放到外地去当官，唐玄宗开始，这事也收回来了，当王，你就在我跟前当王，免得你起什么糊涂心思。更重要的一点是，严禁朝臣和宗室来往，一旦发现，绝不宽恕。

不过，李隆基这个人高明就高明在，他处理问题的分寸把握得极好。比如说，他有个弟弟，叫李范，岐王。杜甫那首著名的诗《江南逢李龟年》，“岐王宅里寻常见，崔九堂前几度闻。正是江南好风景，落花时节又逢君”，就是这个“岐王”。你一听就知道，这个岐王爱玩啊，不然怎么歌唱家李龟年老在他那里呢？唐玄宗的政策是，你可以玩，但是大臣不可以和你玩。只要大臣和岐王有私交，皇帝一律贬斥，但是他对这个弟弟岐王本人怎么样呢？该怎么好还是怎么好啊。皇帝还说呢，“这个兄弟情谊啊，是天性，我也不例外啊。那些大臣讨好我弟弟，是大臣的问题，我一丁点也不介意。”

你别觉得这是什么虚情假意啊。我读这一段的史料，感觉唐玄宗为中国古代的宗室管理制度，注入了一个全新的原则：对待宗室，不能再像以前的朝代，想用就用，想杀就杀。可以严管，可以不给实权，但是必须体面，必须让天下臣民看到天家父子兄弟之间的一片祥和之气。

我们今天看宋朝的宗室制度，其实就是从唐玄宗那里一脉相承下来的。这也是中国古代制度演化的一个特点：对于一个难题，刚开始是往两个极端去尝试，等找到一条中道，订立了制度框架，那接下来就完善这个框架的细节。宋朝皇帝就是接着在唐玄宗的框架里不断优化。

前面我们说到，就在1035这一年，宋仁宗在玉清昭应宫的旧址上建设“睦亲宅”，是不是看到了唐玄宗“花萼相辉楼”和“十王宅”、“百孙院”的影子？既有笼络，也有监管，两层意思都在里面。后来这在北宋就成了定制了。宗室近支都要聚居大宅，而且要由皇帝赐宅名。什么“睦亲宅”、“广亲宅”、“亲贤宅”、“棣华宅”、“蕃衍宅”等等。

这是把唐玄宗的做法制度化。也有更加强化的部分。

比如，唐代的皇子，一般都要封亲王，亲王死了，选一个儿子继续当亲王，其余的儿子要降等，当郡王什么的。到了宋代呢，大规矩没变，但是皇子很少上来就封王的，往往是从很低级的爵位开始，最终的结果就是，宋代封王的数量明显要少。皇子即使封了王，一般也不往下传，及身而止。皇子的后代，要从很低级的官做起。家庭如今像职场，荣华富贵靠奋斗。

还有，就是亲王的班底问题。在唐代，一个亲王的属官，能达到上千人，如果是太子的东宫，那更是好几千人。要不怎么李世民只靠自己秦王府的班底就能发起一场政变呢？到了宋代，这些官职的名目虽然还在，但是经常没人。即使是太子，身边也就是很潦草的几个人。南宋的时候，大儒朱熹就说嘛：咱们大宋太子的官属，也太马虎、太简单了。过去，怎么也得找点贤德的人陪着太子，现在好了，就找几个底层的机灵点的武官，还有几个教书匠。这也差太远了。

还有，宋朝在大臣结交宗室这事上，非常敏感。敏感到什么程度？不是你们有什么实质性的交往，就惩罚，而是捕风捉影的小事，就可以拿来陷害人。

这一年，景祐二年，就发生了这么一件事。有一个大臣想陷害宰相吕夷简，就告发吕夷简和一位亲王有私交。什么证据呢？说吕夷简为这个亲王门下的一个和尚开后门，让他当上了一个不大不小的候补的僧官。这种僧官，其实没有什么权力。就这么个破事，到了宋仁宗这儿，也是大张旗鼓地派人去查。结果，乌龙了：陷害吕夷简的这位大臣忘了，这个和尚当僧官的文件是他自己签发的，那两天吕夷简正好请假不在。

就连欧阳修这种什么事都上纲上线的人，也觉得无所谓，小事一桩嘛。但是你看，要不是后来出了乌龙，就这么一件小事，就可能触动皇帝的底线，宰相吕夷简也吃不了兜着走。

所以后来，姓赵的宗亲和朝廷的大臣，虽然都同住在开封城里，但完全不打交道，就是两个世界的人。宋仁宗嘉祐年间，皇帝向宰相韩琦问宗室的情况，韩琦的直截了当地回答：“宗室不接外人，臣等不知啊”。

从结果来看，宋代对宗亲的管理，成效是不错的。今天我们说的是1035年。两年前，1033年，北宋的大理学家程颐出生了。多年之后，他对北宋的治理成绩有一段总结性的话。他说：我们这个大宋朝啊，有五件事是超越古今的。第一桩，百年无内乱。第二件，连续一百年四个皇帝都很棒。这说的就是太祖太宗真宗仁宗这四位。第三件，我们太祖当皇帝那天，没有战乱没有屠杀，连街上的商店都没关门。所谓“受命之日，市不易肆”，开局很仁慈。第四件，连续一百年都没有诛杀大臣。第五件，对待夷狄非常诚恳。你听听，这第一件，百年无内乱，尤其没有皇室宗亲内部的大乱斗，确实很罕见，这份成绩很了不起啊。

世间安得双全法

这期节目，我们讲了宋朝的宗室管理制度。你会发现，同样一个挑战，在中国历史上，这个朝代试试这个方法，那个朝代试试那个方法，一步步地优化，只要时间够长，总能找到一个不错的解决方案。

这就是中国历史的独特之处：又长又连续。自从秦朝建立皇帝制度之后，所谓“百代皆行秦政法”，古代社会的基本制度框架就定型了。上有专制的皇帝、下有编户齐民的底层、外有官僚政治体系、内有儒家意识形态。看上去这些东西，两千年来一以贯之。那你说，历史是不是就像有些人说的，原地兜圈子，三百年一循环呢？其实，这更像是一个能控制变量的实验室，社会基本模型是基本不变，但各种制度的创新研发却始终没有停止。

这也带来了中国人的一种非常独特的思维方式。我们面对当下的一个情境，是不会局限在当下的。我们总是会想，这个情境在历史上有没有出现过？如果出现过，别人会不会也知道？他会怎么想？他们会怎么想，也间接地决定了我会怎么做。

举个例子，当年宋太宗立真宗为太子，民间反应很热烈，大家见到太子，都说，哟哟哟，不错，是个能做皇帝的样子，真社稷之主也。太宗一听这个就不干了，把寇准叫来问，你评评理，天下人都觉得太子好，那天下还有我的位置吗？寇准赶紧一通劝：那还不是因为您挑选得好吗？才有这么好的太子啊。哎，话说到这儿，太宗脸色才好看了一点。

我当年第一次看到这则史料的时候觉得，这个太宗真是小心眼，你自己的亲儿子，你亲手封的太子，有必要这么争风吃醋吗？后来渐渐就明白了，太宗发火的那一刻，脑子里装的是啥？绝不仅仅是当下的这父子二人，而是自古至今所有父子相残的故事啊。他会想到唐太宗的玄武门之变，儿子声望高了，有自己的班底了，会不会逼老子退位？他会想到唐肃宗李亨，一旦天下有变，儿子声望高了，会不会自立门户，自己只好去当太上皇？他甚至会想到后梁太祖朱温，在寝宫里，被急于继位的儿子派人活活刺死。

别忘了，宋太宗是天天看书的人，“开卷有益”这句成语就是他发明的，他能不知道这些事吗？既然知道这些事，你让他对一个有声望的太子怎么放心？所以你看，中国人处理事情，往往是有无数的先例和前辈站在当场的。所有时光都在此刻，此刻即是所有时光。

所以，中国古代历史，是一部由各种各样的“教训”主导的历史。殷商灭亡了，于是就有一个词，叫“殷鉴”，咱得吸取殷商的教训啊。秦朝灭亡了，于是就有了一个词，叫“过秦”，汉朝人天天检讨秦朝的过失。“秦人不暇自哀，而后人哀之；后人哀之而不鉴之，亦使后人而复哀后人也。”隋朝灭亡了，整个唐朝前期，君臣对话，动不动就拿隋朝说事儿。古代历史就像是一个大型软件，基本框架不变，但是程序员每天趴在上面修BUG。

那你说这么吸取教训，惩前毖后，有没有用呢？有用，也没用。

说它有用，是因为制度的演进确实越来越严密，很多前朝解决不了的问题，后来解决得越来越好。比如我们今天讲的宗室管理制度，宋朝已经解决得不错了，后面的清朝其实解决得更好。站在前人的肩膀上，总是会看得更远一些。

说它没用，是因为历史总在往前演化。用一个办法堵了上一个漏洞，往往正是这个办法导致了下一个漏洞。比如宋朝，几乎是完美地解决了地方作乱、军人乱政的问题，但也顺便限制住了自己的武力值，结果宋朝两次亡于外患。更要命的情况是：堵上一个漏洞，下一个漏洞从一个想也没想过的地方冒出来了。比如，我们说清朝把宗室的问题解决得非常好，但是，接下来连皇帝都没有了，哪还有宗室？

美国政治学家福山提出过一个概念：“历史终结论”。中国人是不会信这个的。因为中国人几千年来见惯了这种事：看起来问题全部解决了，没想到新问题又从新地方冒出来。历史怎么会终结？历史车轮永远滚滚向前。

那你说，既然制度改进也没什么用，我们今天聊宗室管理制度的演进，还能有什么启发呢？

有啊。对我，有一个很重要的启发：凡事都不要被表面的矛盾迷惑，不要觉得只能在两难中二选一，假以时日，总能找到一个能兼顾两端的解决方案。

就拿我们今天的这个话题来说，皇帝对待宗室，一般我们都会这样问：到底是用起来好？还是管起来好呢？这么一问，马上就是两大组利弊分析，都有好处，也都有问题。决策者只好在两个极端之间做艰难的选择。

但是你发现，没必要这样想问题。

从唐玄宗开始，就问了一个很好的问题：我能不能够在善待宗室，一家人和睦相处的基础上，又能避免宗室带来的问题？今天节目听完了，你会发现这个问题是有解的。从唐朝到宋朝，真的就完成了这项制度建设。

后来的清朝人继续追问，我能不能既把宗室用起来，让他们发挥很大的作用，又不会威胁皇权？你看，又是一个看起来很矛盾的任务，但是清朝真的又把这个问题给解决了。直到晚清，还是冒出来恭亲王奕䜣这样的皇族能臣。

再举一个例子，到底是立太子好呢？还是不立太子好呢？立太子，容易让朝臣过早地站队攀附，威胁现在的皇帝；不立太子，又容易动摇国本，导致政权交接出风险。你看，矛盾吧？还是清朝人，康熙皇帝被逼无奈，搞出来一个“秘密建储”的制度。太子立了，可以避免继位危机，名字放在“正大光明匾”后面的盒子里了嘛。但是又没人知道太子是谁，这就又避免了太子对皇帝的威胁。多好！你看，鱼和熊掌兼得的解决方案，是存在的。

在现在的职场上，有些人觉得，既要这个，也要那个，好像就是老板和甲方的无理要求。

我不想替老板和甲方辩解，但是我讲一个体会：“既要也要”，是逼自己找到创新之路的一个非常好的思维方法。这一招，是北京十一学校的老校长李希贵教给我的。

他说，人间到处是两难，只要是两难，你放心，两头就都不是出路。因为不管怎么选，都一定有明显且沉重的代价嘛。那出路在哪里？出路只在正中间，也就是“既要也要”。

举个例子：一个中学要不要统一穿校服？统一了，众口难调，不见得每一个学生都喜欢这个款式。不统一，影响学生建立对学校和集体的归属感，也容易引发年轻人在服装上的攀比。你看，这是不是两难？

北京十一学校的方法是“既要也要”：既要统一，也要让每个学生有的选。看起来不可能的事儿，其实就一层窗户纸：十一学校有很多款校服，都是标准校服，学生每天上学，想穿哪款穿哪款。

他们过程中的操作也很有意思：首先，校方委托设计公司设计款式。同时，学生也可以推荐款式。然后，学生组成一个委员会来评审，有否决权，可以淘汰他们不喜欢的。再然后，由教师和家长的委员会来评审，他们也只有否决权，可以淘汰大人不喜欢的。最后留下的款式，就是各方面都能接受的。你看，“既要也要”是不是就实现了？

再举一个例子，学校里要不要开表彰会？不开，优秀的教师学生得不到鼓励；开了，对没有被表彰的人就是一种打击。李希贵校长讲过一句话：我们需要防止的是，在组织系统中表现优异的人往往是以其他一些人一败涂地为代价的 ；我们一定要注意在启动了一些学生油门的时候，不知不觉地同时踩到了另一些学生的刹车。你看，是不是两难？

其实，只要认真想，总能想出来办法。北京十一学校体系的各种大大小小的表彰会，比如你技术、艺术、体育比赛获了奖，那么就在这个技术“车间”、在艺术场景中、在体育赛事的赛场为你、团队，及相关人颁奖；如果是大奖，比如学生的“年度学生奖”、教师的“功勋奖”，那也不搞全校的、全年级的表彰会，不让这些人在羡慕嫉妒恨的目光下接过奖杯，而是邀请这些获奖者的家人、亲人，他最愿意邀请的人，聚在一起，共同见证年度学生或者功勋教师的高光时刻。你看，两全其美的办法，只要想，总会有。

据说有一个和尚爱上了一个姑娘，作诗说：“世间安得双全法，不负如来不负卿？”恩，好好想想，总会有办法的。

想出办法的那一天，就是你知道世界上居然有的国家，佛教徒是可以结婚的。比如日本的日莲宗、净土真宗和曹洞宗，韩国的太古宗。这个时候，你的世界是不是因此为之一宽？

好，这就是《文明之旅》在1035年这一站聊的内容，我们1036年再见！

参考文献：

（汉）司马迁撰，（南朝宋）裴骃集解：《史记》，中华书局，1982年。

（晋）陈寿撰，（南朝宋）裴松之注：《三国志》，中华书局，1982年。

（后晋）刘昫等撰：《旧唐书》，中华书局，197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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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程颢、（宋）程颐著，王孝鱼点校：《二程集》，中华书局，200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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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李焘撰：《续资治通鉴长编》，中华书局，2004年。

（宋）李心传撰，徐规点校：《建炎以来朝野杂记》，中华书局，200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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