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解长三角｜宁波江北：道路与梦想，40年如此走过

宁波的摄影师沈国峰喜欢记录城市，江北区是他长期拍摄的取景地，从六山五湖到三江奔流，从千年古县城慈城到百年老外滩，从街头巷尾到百姓生活，他都用镜头一一记录下来，留下了十分珍贵的城市记忆。

“变化实在太大了。”沈国峰对澎湃新闻（www.thepaper.cn）说，每当他翻阅照片时都不免惊叹。

1978年前，江北区是在宁波解放初以旧鄞县江北镇为基础建立的行政区划，属宁波市（县级）辖区，面积不足6平方公里，人口4万左右；1984年1月，宁波市大部分郊区与原江北区合并，组建如今的江北区，行政区域面积扩大至208平方公里。

40年时间，江北巨变。1984年，江北全区社会总产值仅为2.3亿元，2023年地区生产总值达到910.2亿元；建区时，江北财政主要以行政划拨为主，至1986年全区财政收入仅3264.47万元；2023年全区财政总收入达188.3亿元，全区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75881元。

江北从城市郊区，一跃成为以科技创新为发展动能的全国知名百强区，和理想的宜居宜业之城。

如此成绩既归功于改革者的超前眼光，亦得益于长期形成的良好发展环境。

江北40年历程，可作为中国城区经济体发展的研究样本。

改革开放初期，宁波作为东部沿海城市，以最快速度付诸行动，并在江北得以成功实践，实现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从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的转变。

40年来，无数基层党政干部、创业者和民众一起，带着对理想的追求、对事业的执着和对生活的向往，结合本地实际情况，给出了正确的路径选择，充分释放社会创造力，交出了让人民满意的答卷。

其间，江北究竟做了哪些有价值的探索，最终走出属于自己的发展道路呢？

江北建区40年之际，澎湃新闻记者寻访了江北建区和成长的亲历者、参与者和见证者，为我们系统回顾和总结了江北如何筑就理想之城。

宁波新外滩风貌成为江北区发展的见证。 沈国峰摄

“奔驰在希望的田野上”

浙江清华长三角研究院新经济发展研究中心主任卓勇良在深入调研江北后指出，江北其实也是宁波近代工业之源头。

在宁波乃至中国近代工业史上，江北举足轻重。

1887年，宁波的第一个现代工厂——通久源轧花厂就在江北拔地而起，它是“宁波帮”开山鼻祖严信厚集资5万两银子创立，这也是我国第一家机器轧花厂；1889年，他又在慈城创办了慈溪火柴厂，同样是浙江首创；1900年，徐荣贵在江北岸开设了顺记机器厂，它是宁波最早的机械企业，也是大名鼎鼎的宁波动力机厂的前身，宁波最早的火车站也就在如今的江北公园一带。最早的民航始于庄桥机场，更别提刻在宁波人记忆深处的轮船码头了。

从历史中走来的江北，建区伊始，百业待兴，城乡仍保留解放初期的样貌，狭小的马路，路两侧的矮楼，错落盘踞的电线……大街小巷，永久牌、凤凰牌自行车是最时兴的交通工具，浩浩荡荡，蔚为壮观。老外滩轮船码头，车水马龙，南来北往，一派热闹景象。

现在来福士广场曾是宁波动力机厂的厂房，该厂由中国农机总公司与宁波拖拉机厂在1986年合资建造，“奔野”是宁波拖拉机厂于1981年注册的品牌，意为“奔驰在希望的田野上”，该厂的办公大楼就叫“奔野大厦”。

彼时，“奔野”代表宁波制造业的硬核力量，但江北经济基础和工业实力却刚刚起步。

上世纪70年代，江北以宁波的“米袋子”和“菜篮子”起家，80年代开始转型，通过发展民营企业和实体经济走出了自己的发展之路。

宁波市江北区人民政府原顾问颜金芳退休前，曾在江北多个党政机关任职，他从乡镇干部做起，此后在区政府多个部门担任要职，对当地经济发展情况十分了解。

1984年，他在江北下辖的庄桥镇（庄桥街道）任党委书记。建区后，新江北的行政区划扩至208平方公里，下辖11个乡镇，4个街道，但城乡差异明显，地处偏远的庄桥镇和慈城镇，社会和经济面貌仍相对落后。

“从主城区往来乡镇只有一条砂石路，道路狭窄。‘晴天一身灰，雨天一身泥’是人们经过这条砂石路最真实的写照。”颜金芳回忆称，他在给江北工业区选址时，曾到某乡镇考察，发现当地道路依然是解放前铺的石板路，交通十分不便。

原宁波动力机厂厂房所在地，如今已成为来福士广场。宁波江北区委宣传部供图

上述窘境也激发了江北人民改变现状的决心。

上世纪90年代初，江北区委、区政府主要领导决定筹资改建江北境内唯一省道——江北大道，全长19.36公里，是连接宁波和余姚的干线公路，又称甬余线。因负债1.8亿元，当地政府为此只能出让12年收费权，即便是江北的车辆行驶在这条路上都要支付“过路费”。

这条路的改建曾一度引发争议，有人认为政府举债修路，得不偿失，也有人认为它助力了江北经济发展。

1996年12月30日，江北大道全线通车，途经庄桥、洪塘街道以及慈城镇，打通了经济大动脉，实际效果对全域大发展起到了正向作用。在江北此后发展历程中，江北大道不断被拓宽优化，道路周边环境优美，并把城市、乡村和产业园区串联起来，给江北经济社会的加速发展增添了强劲的动能。

彼时，正处改革开放工业化的早期和中期，沿海城市大多通过“三来一补”，引进现代工业，在社队企业的基础上大力发展乡镇企业，江北亦如此，社队和乡镇企业崛起，部分农民告别农田，走进工厂，但农村家庭承包制下的乡镇企业，仍未能摆脱传统国企的治理模式，“大锅饭”倾向，经营者没有自主权，员工没有积极性和企业没有活力，企业经营举步维艰。

“宁波的乡镇企业也一样，上班每月二三十元工资，难以调动大家的工作积极性。”颜金芳称。他记得，江北也曾多次组织基层党政干部赴江苏学习苏南模式，引入“一包三改”和“厂长经理责任制”制度，通过改革，企业建立起产权明晰、主体明确、权责分明、政企分开、具有自我约束力的产权制度。

1992年下半年起，宁波率先在全国进行乡镇企业产权制度改革，实现政府与企业的分离。它既提高企业管理层和员工的积极性，也充分激发乡镇企业活力，走出了一批优秀的企业。

金田集团是全球领先的铜及铜合金材料制造商，这家成长于江北的企业，前身是名不见经传的乡办小厂，经过改制成为股份公司，逐步建立起产权清晰、管理科学的现代企业制度，最终成为该领域的全球知名企业。

1995年老外滩客货运码头。徐勇摄

江北区人大常委会原副主任马福年回忆说，过去40年，江北最正确的抉择是建立了良好的工业基础和实体经济。

他是土生土长的江北人，1982年到政府工作，参加时还是人民公社，在此后工作中，他在工业、农业、社会事业、人大和工会等多个部门任职。

“建区40年我全部经历了。”马福年称，在江北的发展历程中，工业一直是江北经济成长的基石。

90年代末，江北最大优势是在当时的宁波城区拥有物理空间和发展腹地，适合发展都市型工业（与传统工业相联系的环保的、低耗的和高质的新型工业），但与工业集聚发展的配套设施相对落后。为此，加快园区基础设施建设是当时园区开发的重中之重。

马福年称，2001年起，江北大力推进工业区建设，近10平方公里面积的工业园区，被视为当地实体经济的转折点和“里程碑”。

宁波动力机厂就是一个典型案例。颜金芳说，“工业区内很多机械项目都和它存在关联。”

由于江北在对待实业的认真态度，以及全区上下以锲而不舍、攻坚克难的精神全力招商引资，才让江北用不到5年时间，吸引了265家企业入驻，它们成为江北初期的发展底气，让江北走出了自己的企业成长之路。

2011年，宁波江北高新技术产业园区成立；2016年，浙江前洋经济开发区成立。从此，江北工业经济发展驶入“快车道”。

经过全区上下的共同努力，江北工业实现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统计数据显示，2023年，江北全区实现六大主导产业产值988.2亿元，规上工业增加值211.8亿元，同比增长12.3%，增幅排名居宁波首位，高新技术产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8.3%，排名也居宁波首位。

浙江前洋经济开发区。宁波江北区委宣传部供图

“单项冠军”为何扎堆江北？

2001年，中国加入WTO后，地处沿海的宁波“借船出海”，各地摩拳擦掌。

2000年至2005年期间，宁波招商引资的竞争异常激烈。

“只要企业负责人一到酒店，各地政府都会派人守在酒店争抢。”江北一位党政干部对澎湃新闻表示。

颜金芳记得，他也曾为争取铁道部一家企业落户江北，前后花了几年谈判。相似故事不胜枚举，现在入驻江北的许多企业，几乎都是经过多轮谈判，最终“拼感情拼出来的”。

不仅要热情招揽外来投资者，也要留住本地企业。比如江北城市改造时，部分知名企业涉及迁移，宁波其他区县纷纷“抛出绣球”，时任区领导花了很大力气，最终才把它们留在了江北，为当地经济发挥了巨大作用。

江北地理条件优越，交通四通八达，能与海内外顺畅交往，这让当地企业能很快把业务扩张至每个可能的市场，最终形成扎实的经济基底、产业集群和创新能力。同时，也产生了许多具有全国乃至全球影响力的“隐形冠军”和“单项冠军”。

长阳科技就是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单项冠军”，它是当地招商引资的典型案例。

2010年，长阳科技创始人金亚东带领研发团队到此考察，他深刻感受到当地良好的营商和创业环境，最终决定把江北作为创业起点。

他的这个判断和决定极为正确。长阳科技的立项时间，实则比日本同类项目（日本三菱苏州项目）晚了半年，开工投产时间却足足提早了一年。

这成为中国光学膜产业的关键之举，此后长阳科技一直都保持快速增长的态势。

10多年间，江北的光膜产业也经历了从无到有，从弱到强的裂变，一举成为名副其实的“光膜之都”。

在建厂初期，它四周还只是一片农田，省级特色小镇“膜幻动力小镇”只是一张设计图，但公司管理层对江北充满信心，他们给自己立下的产业使命是——“打破垄断，实现国产替代。”

彼时，我国国内光学膜领域尚处技术空白期，国外光学膜厂商对此技术实施严格封锁，造成我国光学膜只能依赖进口。

长阳科技所生产的光学反射膜市场占有率稳居全球第一。宁波江北区委宣传部供图

2012年，长阳科技完成光学反射膜产品的研发并实现量产，并建立了一条自主设计的光学薄膜生产线，填补了国内空白，一举打破了美国、日本和韩国的技术垄断。

江北审时度势，2017年发出建设“中国膜都”宣言，并以江北高新区“膜幻动力小镇”为基础，打造中国最大、科技含量最高和国际领先的光电膜生产基地。

同一年，长阳科技所生产的光学反射膜市场占有率稳居全球第一，顺利实现反射膜的进口替代。2019年11月6日，该公司登陆A股市场。至今，全球每10台液晶显示器中，至少5台使用该企业产品。

为何长阳科技会在与时间赛跑当中夺得先机呢？

金亚东在接受媒体记者采访时称，长阳科技能有如此的发展速度，得益于江北区对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另眼看待”，无论从政策、人才引进等都给予极大的扶持力度。

如此故事在“膜幻动力小镇”不胜枚举。宁波惠之星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成立于2012年，12年间，它成为国内领先的高端光学硬化膜及相关表面处理膜供应商，以及全球极少数能量产液晶偏光片表面处理膜、减反射膜、可折叠硬化膜等高科技企业；宁波激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则是一家在扩散膜领域的佼佼者，打破了国外对该领域长期垄断，开启了液晶显示背光模组国产化时代。

小小一张膜，让江北在全球行业建立了自己的话语权。

最新数据统计显示，宁波系全国首个单项冠军企业数量过百的城市，而江北则拥有国家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达12家、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36家，集中在新材料、高端装备、汽车零部件和纺织业等制造业大类，多为优势传统产业和新兴产业。江北规上工业企业数量不足400家，平均31家规上工业企业里就有1家国家级制造业单项冠军，平均10家规上企业里就有1家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足见江北工业经济的高质量。

如何构建“亲”“清”的政商环境

为何如此多的优秀企业扎根江北并茁壮成长呢？答案很简单——“优质、高效、透明的营商环境”。

“当时江北区的产业基础薄弱，只能用清廉和高效的政府服务来提高营商环境。”马福年说。康赛妮集团是江北区引入的首家投资超过100万美元的外资企业，他全程负责对接该项目。

“这在当年算是很重大的投资。”马福年说，他记得协议签订时间为2001年6月8日，全区很多领导都关注此事。

这是成功的合作样本。如今康赛妮集团已成为行业知名的制造业产业集团，年综合产值超过40亿元人民币。

如何和企业保持合适的尺度，也是构建良好营商环境的重要一环。“必须保持亲清的政商关系。”一位长期在江北经济部门工作的老干部对澎湃新闻称，早年招商引资时，江北的基础条件和短板明显，但服务意识已成为党政干部的职业本能。

“我是从最基层的干部做起的，那时候每天和老百姓、企业老板打交道，主动上门帮他们解决问题。时间一久，他们就会慢慢信任你，他们自己也会主动上门寻求帮助，这样一来一回，工作就更好开展了。”上述老干部称，有次，他到宁波市委党校学习，市委组织部部长到班级考察，让每位同学谈自己的心得体会，限定一分钟，他的发言总结起来只有一句话：“树要多高，根必须多深”。

长期以来，江北的政企之间始终都保持着良性互动关系，它进而已成为江北的独特优势，当地党政部门不断营造好的营商环境，企业也不断把自己的事情做好，彼此助力，互相成就。

“到江北投资的企业都能感受到温暖的阳光。”上述老干部称，他之所以如此自信，底气来自当地长期形成的法治环境。

法治是营商和公平竞争环境的根基，只有良好的法治环境才能构建有序的营商秩序和运行规则。

5月20日，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在京发布“2024年法治蓝皮书《中国法治发展报告》”。其中，《中国政府透明度指数报告（2023）》显示，江北以78.01分的总成绩位列2023年度全国县（市、区）级政府透明度指数第二，这也是江北连续第7年位列全国前三。

年初，江北在2023年度浙江省县（市、区）营商环境企业满意度调查中，成为政务环境排名前10位的县（市、区）。此前江北已连续多年以满分成绩，在宁波主城都市区营商环境考核名列第一；《浙江省万家民营企业评营商环境报告》显示，江北营商环境总体评价也名列前茅。

“营商环境之所以排名靠前，本质上还是服务理念领先。”江北区营商环境建设办公室主任罗国荣称，如何向服务对象实现精准化公开，构建良好的营商环境，江北已有了一套提供优质行政服务的模式。

罗国荣称，“阳光”如今已成为江北政府公共服务的特色，尽量在民众关注的领域予以行政公开，从决策、执行、管理、服务到结果全流程公开。

近年来，江北致力于把政务与服务进行深度结合。现在，江北区已把企业从开办到注销的全生命周期，公开3000余项涉企事项；按项目立项、施工许可、竣工验收等5个阶段，公开了55项工程建设项目审批事项，成功实现办事主体“事易找”和“事好办”。

“我感觉好的政务服务正在不断创新升级，永无止境。”罗国荣说。

姚江大闸已成为江北的一道风景线。丁峰摄

解决城乡差异，实现“各优其优”

回顾建区40年，江北发挥了党的全面领导政府统筹推进的优势，调动各方面积极性，转移大量的农村劳动力，实现农村工业化和城乡一体化转变。不止于此，江北在化解城乡差异、教育公平和补齐民生短板方面，也贡献了富有价值的经验。

姚江社区卫生服务中心退休医生胡利华回忆称，上世纪80年代，湾头一眼望去全是农田。“为了给老百姓治疗因长期劳作产生的腰腿病，我要经常背着药箱去田里面，印象中周围都是低矮的农房，交通也很不方便。”

江北历届党政主要领导都一直致力于基础建设，以此化解和缩小城乡差异。

从2008年提出的打造“四个江北”，到当前正推行城乡一体化，皆是为此。

“十二五”期间，江北在甬江和姚江北岸建设甬江新城、姚江新城和慈城卫星城，覆盖面积达70平方公里，并推进“五路四桥”等重大基础设施建设，投资达数百亿元。

这一轮建设中，江北十大城市功能区块快速崛起，一举成为宁波都市核心区块重要腹地，一批城市高端综合体相继拔地而起，重构和刷新了江北的城市形象。

江北以旧城改造和新村建设作为发力点，陆续规划出多个滨江居住区，逐渐形成沿姚江、甬江、日湖的环状城市黄金居住带，让当地市民迁出低矮、潮湿的老宅，住进配套齐全的新房，一举改变他们的经济和生活现状，也为此后城市发展腾挪了空间。

“现在湾头的居民洗脚上田，住上了电梯房，周边环境也变美了，大家生活富裕了，开始享受生活，经常到国内外去旅游。”原甬江镇（现甬江街道）工办主任黄来甫称，他所在的湾头地处姚江南岸，曾是宁波蔬菜“基地”，经开发建设，目前正成为江北的高品质的住宅商业中心。

至今，江北仍在全力改造老旧小区，提升城乡环境，完善基础建设，加速推进城乡一体化进程，常住人口城镇化率达到85.6%，更利用当地城乡兼备、山水相依的天然优势，加快乡村景区化和全域旅游发展，让偏远乡村也呈现出全新面貌。

当前，江北正在努力实现共同富裕，城乡间的差异也在进一步缩短，无论是居民收入、消费、就业，还是医疗和教育，而教育让市民最有感。

近年来，江北把义务教育高质量发展作为推动共同富裕和中国式现代化示范引领的重点，推行至今已实现从“基本均衡”向“优质均衡”迈进、从“学有所教”向“学有优教”跃升。

“我们的乡村学校已成为美丽的风景。”江北区人大常委会党组成员、副主任（曾任江北区教育局局长）夏伟飞说，长期以来，江北坚持将促进基础教育城乡一体化、优质均衡发展作为教育事业的战略重点。

她认为，基础教育既是国家实现“共同富裕”的重要指标，也是江北城乡一体化的客观需要。

2017年，江北启动国家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区创建；2019年顺利通过教育部实地评估，成为全国首批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区。

这既是对江北义务教育工作的肯定，亦是新的考验。为实现上述目标，江北定下明确目标——“努力办好家门口的每一所学校。”

首先，江北把教育配置的重心投向乡村，向农村、城乡接合区域投入大量资金建设现代化学校，有效改善了学校的硬件设施；其次，优质师资向乡村流动，教师评定副高职称，须有三年乡村教学经历，以制度化方式解决优质师资的城乡均衡难题；再次，通过区里的头部学校和乡村学校结对，运用数字赋能乡村、同步课堂的方式，让城乡学生“同上一堂课”。

“我们通过抬高底部，缩小城乡差距，实现教育优质均衡。”夏伟飞称。

她所指的“底部抬高”，即改变乡村学校形象，把曾经相对落后的乡村学校，经过对硬条件和软环境的全面提升，打造为当地的一道美丽风景线。

“只要校园漂亮了，精气神上来了，师资齐备了，教学质量也自然上去了，优质教师才能安心留在乡村。”夏伟飞称，此举就是保障乡村孩子能在家门口上好学校，不择校。

江北的家长观念也正在发生改变，此前他们都希望把子女送往城区读书，现在很大部分都选择留在本地入学。

如此改变已经说明江北在教育优质均衡发展方面所取得的成果，让江北的教育在宁波打响了自己的品牌。

为进一步实现教育的均衡化发展，江北已把改革触角从义务教育延伸至学前教育。

“学前教育比义务教育更关键。”夏伟飞说，近年来，当地持续通过“增优减差”，结构性优化了城乡一体办园环境，并发挥优质公办幼儿园的引领作用，全方位提升全区学前教育的办学水平。

普迪学校新校区。江北一直努力将乡镇学校打造为当地美丽风景线。朱力达摄

如何发力下一个40年

今年这个时间节点之于江北具有特殊意义：既是新中国成立75周年，实施“十四五”规划的关键之年；亦是宁波成为全国首批沿海开放城市40周年，江北建区的40周年。

总结过去40年，江北每一次创新和变革都能给资源配置带来新的途径，放大资源的产出，而每次探索和实践也都能给江北带来新的动力，乃至达到几何级的增长。

“时光无言，标记奋进者坚实的步履。江北大地上发生的每一处变化，无不回响着逐梦者前行的铿锵足音。”江北区委书记张国锋在江北建区40周年特辑《潮涌江北》一书的序言中感叹称。

在总结过去40年成功经验之际，江北准备如何在新时代续写新的篇章呢？

今年初，江北在全区干部大会确立了年度目标——在高质量发展中推动GDP总量冲刺千亿。如何能实现上述目标呢？张国锋给出的答案是：“以科技创新为动力，积极抢占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新赛道，为迎接下一个40年发力。”

如何在未来的城市竞争中赢得先机呢？经济与产业仍首当其冲。当前，江北正在加快构建“133”和“323”产业集群体系，其核心目标是集群化、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和国际化。

近年来，江北一直在努力推动实体经济与数字经济深度结合，追赶数字化、智能化、绿色化浪潮，一批批新技术、新项目、新厂房和新产品纷纷涌现了出来，它们也是江北未来的希望和力量。

据统计数据显示，江北规上工业企业数字化改造覆盖率超过77%，位列宁波第1，全省第8，足见其数字化的成效。

宁波江北慈城镇南联村。当地正在把江北打造成理想的宜居之城。宁波江北区委宣传部供图

另外，江北还在加快科技创新和产业升级，集聚战略性新兴产业，以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集群为主体的都市经济体系正在形成，港航服务、直播电商、新材料、装备智造、动力产业、软件、工业物联网、新能源……

上述新兴产业的产值动辄百亿，它们也是江北未来科技创新的核心动力。

如何为创新主体提供物理承载空间，这也成为摆在江北眼前的一道考题。

近年来，江北通过大力实施“二次开发”和“工业上楼”举措，大力推动全产业上楼，为更多创新主体提供空间和场景，此举能帮助企业在有限空间里释放更多产能。

当地新规划中的工业平台——江北新兴产业园，正在全力打造新一代信息技术、高端装备制造、高端医疗器械产业，为江北工业经济新一轮快速发展奠定空间基础。江北高新技术产业园是省级“万亩千亿”新产业平台，重点打造高端金属材料、光电显示材料、高端制造装备、工业物联网四个百亿级产业集群，已成为生活、生产、生态相融合的宁波现代化标杆园区。同样是省级平台的浙江前洋开发区将继续聚焦软件信息、数字港航、直播电商等新经济领域，通过引进和培育龙头企业，推动产业链上下游企业协同发展，形成具有竞争力的产业集群。

城市的核心是人，任何城市管理工作都事关市民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把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落实在城市治理方方面面。

江北正在谋划建设“城市风貌美、产业发展旺、人文精神足、市民素质高”的精致城区，通过分层分类、梯度接续实施一批重点项目和重大改革，构建富有江北特色的公共服务体系，以“幼有善育、学有优教、劳有所得、病有良医、老有颐养、住有宜居、弱有众扶、文有润心、体有智健”为目标，打造一个理想的宜居之城。

“站在新的历史起点，江北将以更加坚定的决心、更加昂扬的斗志、更加务实的作风，奋力推进经济高质量发展，全面深化改革，进一步做大做优‘共富蛋糕’，大力提升数智化、新能源化、国际化水平，为打造共同富裕和中国式现代化示范城区而努力奋斗。”张国锋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