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十二家房客③｜排骨老公公和他的儿子们

在1960年代至1980年代，排骨老公公绝对是这个大杂院里住得最阔绰的人了。他住在外婆家对门的一间漆黑房间里，房间足有十五平米。

但这个房间有个缺陷，仅一门一窗，且都在过道里，房间里又闷又暗，需终日开灯。1960年代房屋大修时，将一扇对开窗改成四扇连开的大窗，但窗子还在过道里，无法改变房间的采光和通风。

排骨老公公姓季，平时就他一个人住。他是川沙人，老婆和八个子女都在川沙老家。上海人形容人很精瘦，便讲这人是排骨精。但是，排骨老公公很胖很壮，五十岁左右，寸头团脸，身材不高，两臂粗壮有力，他的嗓音尖厉响亮。在家的时候，他和蔼慈祥，犹如弥勒。

一个腊月的早上，外公带我去八仙桥菜场看他，在熙熙攘攘的菜场里，他胸前戴着黑色人造革围兜，手臂上套一副黑色人造革袖套，头上戴一顶帽舌软塌塌的黑灰色人民帽。他面容疲惫，胡子拉碴，动作麻利。我感到他像是变了一个人。

乘凉的夏夜

夏天的夜晚，大杂院里的人都会到老大沽路上去乘凉。

1960年代，电扇还是奢侈品。当时，在周围一些企业的生产车间，夏天为了通风降温，在房顶吊装了许多大木片，每片木头片都大于一平方，薄如硬纸箱片，用绳子串联起来，在绳子一头进行牵拉。在绳子一拉一放中，屋顶的大木片来回扇动起来，产生了风。最早，绳子是用人工拉的，后来用马达带动一条皮带，皮带带动一个偏心轮，牵拉这些木风叶。

普通家庭到了晚上，洗了澡，吃了饭，一人一把小竹椅或小板凳，一把蒲扇，陆续来到老大沽路上，三五个邻居围成一圈，喝着凉开水，聊着家常。甚至天黑前，就有人把竹椅板凳摆放好，围个圈，占好地。然后打来井水，泼到马路上，给自己晚上要乘凉的地面先降降温。

那时候，老大沽路算是一条小路。除了给马立斯菜场送菜的车和来菜场拉垃圾的车，老大沽路一天也过不了几辆车。所以，大热天的晚上，马路上坐满了乘风凉的人。

乘凉开始的上半场，我在马路上跑东跑西。外婆就在一旁叫，不要跑，刚刚汏好浴，身上滴滴滑，跑了汗水黏嗒嗒了。到了下半场，我就睡着了。而在我眯眼瞌睡时，一般都是排骨老公公抱着我，等我睡着了，也由他抱着我上楼回家。

川沙的小火车

大概在我五岁的那个夏天，排骨老公公还带我去他川沙老家一趟，住了三四天。

那次去川沙，记忆最深刻的是排骨老公公带我乘了小火车。只记得，车厢里很像有轨电车，车窗是上下开关的，座位也是在两边车窗的下面，只是车厢稍大一点。乘坐的人不多，我在两边的车窗和座位之间，跑来跑去，爬上爬下。小火车的速度比有轨电车快很多，噪声和晃动也厉害。所以，一路上，排骨老公公就跟在我后面，用手臂保护着我，跟我讲述车窗外的景色。

后来我查到，上海曾经有过两条小火车运营铁路都在浦东地区，一条是“上南铁路”，另一条是“上川铁路”。我那时乘坐过的应该是上川铁路。

1921年，由黄炎培等多位川沙名士发起组建了“上川交通股份有限公司”。次年，“上川公司”发起民间招股，上海第一条民间商办铁路破土动工。1926年7月，“上川铁路”基本全线贯通。以后，不断延线扩建，至1936年3月，上川铁路全线扩建贯通了上海、川沙、南汇三县，全长35.35公里，设站15个。1954年，“上川公司”实行公私合营。1975年，上川铁路全线拆除。

排骨老公公的家在川沙农村深处，下了车，在田埂上要走很长的路才到他家。他家门前有个很大的晒场，晒场的边缘有颗巨大的枣树，枣树再往外去，是一个大大的水塘。

排骨老公公在夏天带我去，是考虑到他家孩子们都放暑假，可以带我一起玩。与我年龄最接近的男孩是阿七头，他爬树、下河，样样在行。当时印象深刻的是川沙的口音，与市区有很大差异。

第二天，排骨老公公就回上海上班去了。他打算让我在他家住一两个星期，下趟他回家的时候，再把我带回外婆家。很奇怪，上海郊县人都称市区为上海，就好像这里不是上海。这种习惯一直沿袭至今。

那时，农村家庭的活动范围就是屋前屋后，屋里屋外。排骨老公公家没有自来水，蚊子特别多，到了晚上，我就一个人坐在蚊帐里，特别无聊。第三天，我就闹着要回家。后来，我是怎么回的外婆家，已经不记得了。

回上海的大毛郎

不多久，排骨老公公的大儿子大毛郎，从安徽淮北煤矿回上海来办事，就在他父亲这里住了一段时间。大毛郎学校毕业后，从川沙去淮北插队落户，因为他会多种乐器，被当地一家煤矿看中，调到矿里的文工团工作。

大毛郎这次回上海，是煤矿里有个工人因公受伤，来上海就医，大毛郎作为陪护一起来。大毛郎说，他能来上海做陪护，一是因为他是上海人，二是他给领导送了有分量的礼物。

那位因公受伤的工人伤势严重，双下肢都截肢了。在上海治疗、康复、配义肢，前后住了有两三年。期间，大毛郎曾回过一趟淮北，是他听到矿上有人传话过来，说领导正在考虑换个陪护。大毛郎急急忙忙连夜赶去淮北，及时给领导送上了沉甸甸的一番心意。俗话说，药到病除。大毛郎表达的心意立刻让领导笑逐颜开，打消了换人的念头。

刚来上海的大半年，大毛郎比较忙，日日夜夜都在医院里操持。后来，伤者在肌体上与心理上都比较稳定了，而且，伤者有一个家属在身边陪伴，大毛郎就不需要天天陪护了。

自那以后，外婆家的楼道里就变得热闹起来，我差不多每天都要往排骨老公公家里跑。因为大毛郎的笛声和琴声深深吸引了我。

大毛郎在家的时候，喜欢操练他带来的乐器，有时拉一会二胡，有时吹一下笛子。他为人随和，我去碰他的乐器，他从没有不高兴过，有时还会鼓励我试一试。

一段时间以后，大毛郎就让我随意玩他的乐器了，有一次，他还鼓励我与他合练一段，我吹笛子，他拉二胡。过了几天，大毛郎忽然问我，想不想跟他学乐器。我说，想的。大毛郎说，我考虑一下，教你什么乐器好。

大毛郎当时三十来岁，与他父亲一般的中等身材，脸与身体都显瘦长，肤色黝黑，短发有一点卷曲，温和中略带忧郁。为了节约用电，他在操练乐器时，是不开灯的。于是那漆黑的屋子里，像是个黑洞，只有音乐声在飘荡。

过了一星期，大毛郎认真地来找我的父母。他说，愿意教我学习一样乐器，因为我只是看着他拉二胡吹笛子，居然学会了一两段。他还让我拿笛子二胡吹拉了一段，给父亲看。

他又说，准备教我小提琴，他已经去“淮国旧”看了好几次，那里现在有一把小提琴，连琴盒一起的价格是十八块钱，虽然贵了一点，但琴好，很值得。

对于大毛郎的来访和提议，父亲猝不及防，犹豫了一下，没有当场应允。只是说，现在的形势，学这种西洋乐器，有什么用呢？又说，要回去跟家里商量一下，谢谢大毛郎。

大毛郎跟到门口说，学了乐器，可以像我一样，以后在上海的文工团工作也是蛮好的。学西洋乐器，以后会有前途的。

当时大约是1967年，一些旧时代的有钱人，正如外婆隔壁的二房东一样，靠变卖家里值钱的东西以图温饱。“淮国旧”后门对面，有一排建在人行道上的联排棚屋，开了十多家旧货店，以收购、寄售旧家具和旧自行车为主。

后来，我还挺认真地去了几趟“淮国旧”，寻找大毛郎说的那把小提琴。转了一圈又一圈，淮海路正门左侧的大橱窗里，看到了两把小提琴，一把稍大，一把稍小。琴盒盖子上，放着印有“国营淮海路旧货商店”红字的标价卡，上面用蓝色的墨水写了标价，大琴十五块，小琴十六块。而大毛郎说的那把十八块的小提琴，我一直都没有找到。

我与音乐的缘分便止步于此，大毛郎的琴声也从此不再。

回煤矿的大毛郎

入秋的一天，大毛郎扛了一辆崭新的凤凰十八型自行车，从大楼梯上来，一路笑着。外婆问，把自行车搬上来做啥？大毛郎笑着说，刚买的，放在下面不放心。这是给单位领导买的，过几天要托运过去，自己先骑两天。

大毛郎把自行车搬进房间，使我又产生好奇。他的房门开着，我在门外就能看到，大毛郎坐在小床上，手里捏了一团雪白的回丝，擦着摆在面前的自行车。从窗外透进来的弱光里，我看到他脸色凝滞若有所思。

有一段时间，大毛郎有些沉默，早出晚归的。外婆说，那个工伤矿工的治疗要结束了，矿里要他们回去。但是，他们都不愿回去，那个截肢的矿工还以自杀相威胁，要求留在上海办事处。

有一天，外婆一直唉声叹气，嘴里不断叨叨着，作孽啊，真作孽。外婆说，大毛郎为了留在上海，把自己的手指轧断，做了一次工伤事故。

冬天的一个黄昏，我放学回家，在后门外的弄堂里，看到大毛郎一个人坐在一只低矮的小凳上，擦自行车。我默默地站到他身边，看见他的左手无名指，用纱布包裹着。我轻轻叫了一声大郎哥，他才停下手。

我说，你的手好了吗？他取下套在无名指上的纱布，伸手给我看了下，说，算好了，就是不小心碰到伤口，还很疼。大毛郎套上纱布套，寒暄道，你放学啦。

我充满了担忧，问他还可以拉琴吹笛子吗？大毛郎苦苦笑了一下，他反复看着自己的左手，说，肯定没有以前那么好了。他低下头，沉默了须臾，又说，不管怎么样，都没有比留在上海重要。

我又问，是怎么弄的？他叹口气，缓缓地说，每天给工伤的同事擦残疾车的时候，都在想有什么办法可以留在上海。那个手摇的残疾车有很长的链条，那天，咬咬牙，就把手指摇进去了……

年后的一天傍晚，大毛郎提了一只侧面印着国际饭店景色和“上海”两个字的灰色人造革手提旅行袋，匆匆回淮北煤矿了。他走过外婆家门口，对外婆说，我回煤矿去了。外婆双手拉着他的手臂，哽咽着说，自己当心点啊。他点点头，伸左手在我头上摸了摸，转身走下楼梯去了。

外婆家的房门对着楼梯，我习惯站在门口，看着邻居上楼下楼。那天以后，我就一直盼着，看到大毛郎会从这楼梯上来。

1980年代起，原来学生毕业后的“包分配”政策开始向毕业学生“自寻出路”政策转型，但子女可以“顶替”当年退休的父母，进入父母原单位工作。后来，阿七头顶替了排骨老公公的工作，从川沙农村来到八仙桥菜场，子承父业，在菜场肉摊工作。

老大沽路那间幽暗闷气的房间也更迭了主人，排骨老公公回到了川沙老家，他最小的儿子阿七头，成为这间房间的新主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