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十二家房客①｜外婆家的大杂院

以前，讲到外婆家时，会脱口而出“七十二家房客”。滑稽戏《七十二家房客》，上海人妇孺皆知。长大了才知道，七十二是地煞星数，在民间是表示数量多的说法。

“七十二家房客”不仅贴切地描述了上海市井生活，还概括了当时上海的居住困境，乃至生存困境。

1940年代中期到1980年代末期，我外公外婆一家，一直生活在上海一个有“七十二家房客”的大杂院里。有意思的是，创作并主演滑稽戏《七十二家房客》的杨华生先生，也与我外公外婆住在同一条路上。

自1960年代初出生起，至1970年代初上小学四年级，我生活在这里，每天面对来自天南海北的邻居，经历着起伏跌宕的故事。

那段生活的一些人，一些事，时时还会在我的记忆中翻腾。以下将记述那些真实的故事，让渐渐湮灭的过去，得以稍作流传。

外婆家

上学前，我住在外婆家，位于老大沽路。大沽路以前分为两段，中间被隔断，两端互不相通。武胜路到重庆北路这段，称为老大沽路；成都北路到石门一路这段，称为新大沽路。后武胜路到黄陂北路段，建了电信大楼，此段大沽路也即消失。而后，重庆北路至成都北路段大沽路贯通，从此大沽路不再分新老。

老大沽路是一条用大石子混凝土大块面铺成的老式马路，是条典型的上海租界老马路。过去这种路面上可以跑马车。外婆家斜对面，是大有康米号和马立斯菜场，正对面是煤球店和卖锅碗瓢盆的杂货店。

我小时候比较喜欢去杂货店，站在柜台外，踮着脚，探头看店里老师傅在破碗上打钉补碗，或者在碗底刻字。最早的时候，刻字是用一支竹筷粗细、一寸多长的小钢凿，一把拇指大小的迷你榔头。老师傅在鼻尖架上断脚的、用橡皮膏粘起来的老花镜，伏下头去，凑近了放在柜台上的碗，一手持凿，一手使小榔头，笃笃笃飞快地凿刻。顷刻，就把买碗人的名字刻在碗底。随后用手指在柜台一边的砚台里沾点墨汁，在刻好的字上一抹，于是白瓷黑字呈现在眼前。我感觉这是个既神奇又漂亮的技术活。

后来，老师傅退休了，电动刻字机取代了手工刻字，瓶装墨汁取代了砚台研墨。或许电动刻字机凿刻的频率太快，小师傅的手有点捉不住，感觉他没怎么练过毛笔字，刻出来的字有点漂，没有老师傅的那么沉着漂亮了。再后来，不再有买碗人会在碗底刻字了，这门手艺也就失传了。

烫衣裳作坊

进出外婆家的“大门”，是老大沽路边的一间烫衣裳作坊。

烫衣裳作坊在进门的东墙上，架了一块烫衣裳桌板，在桌板里面一头的地上，放了一只煤球炉，炉子上一直烧着两三只大号的铁熨斗。他家的这只炉子利用率特别高，烧饭烧菜烧熨斗，每天没有停息的时候。老板娘在桌板上做生活的时候，是一只熨斗握在手里烫衣裳，另一只熨斗放在炉子上焐，两只熨斗轮番使用。过年过节生意忙的时候，就必须用三只熨斗轮换了。

老板娘每天就在这个前胸贴后背的地方接生意，做生活。如果，在这个繁忙的当口，有邻居要从这个“大门口”进出的话，老板娘必须停下手里的活，把上半身倾伏在桌板上，邻居才能从她背后走过去。久而久之，老邻居们嫌不方便，也怕老板娘骂你不识相，都改从弄堂后门走了。虽然绕了一点，但走得自在舒坦多了。

烫衣裳作坊一家，就住在作坊上面搭建的阁楼里，用一只活动的木楼梯上下阁楼。那时，我感到特别稀奇的是，原来从活动木楼梯上去，向上翻起的那块木板才是他们家的门。那扇翻门就像船上的底舱门。他家的阁楼也像船舱，狭长低矮，昏暗压抑。

我小时候上去过几次，成人站在阁楼里，基本是顶天立地的，在阁楼上的活动，只能屈膝爬行或盘腿而坐。在阁楼前端，靠马路一面是一排窗，那格局极像船头的驾驶舱。他们一家都是席地而坐、铺地而卧，桌床地是为一体，阁楼里必须始终保持窗明地净，这样的生活环境就像船民一样。

晚上，烫衣裳作坊关门后，会留一扇门给邻里进出。这扇不大的木门，是他们作坊的店门，也是住在这里几十户人家的“大门”。烫衣裳作坊一家睡觉前，会把这扇小门插上。那时，回家晚的邻居就只能走后门了。

大杂院

步入烫衣裳作坊这扇小门，穿过过道，眼前豁然开朗，里面别有乾坤。这里的房屋构造，既不是中式大宅院，也不是西式大楼房，楼层和走道错综复杂，住户来自五湖四海，是个容纳了几十户人家的超级大杂院。

如果说这是个院子，里面确实有很大的天井，天井里面有很大的客堂，是江南深宅大院的气象。如果说这是个楼，围绕着天井与客堂，四周的房屋层层叠叠，实足有三四层，亦具古建旧楼的排场。

这个建筑可能是经过两次以上的建造，把前后几座不同年代的房子连成了一体。以后，又经过多次改建，把房间分隔并且进行加层，结构如蚁穴般杂乱无章，目的就是为了住进更多人家。

从老大沽路旁那扇已经看不出原来颜色的小木门进去，穿过烫衣裳作坊那条被煤球炉熏黑的狭窄走道，穿过一个小天井，跨过一个石库门的石门框，再穿过一个大天井，就到一个大客堂。

大客堂里拥挤而无序地堆满了各家的东西，有活动楼梯、方桌、自行车、煤球炉等等杂物，只留出一条比盘陀路还凶险的小径，给住在里面和楼上的人穿行。

大客堂走到底，是一个像样的宽敞木楼梯，有着西式车木的扶手和木杆。扶手顶端粗木杆上的大圆球，已经被摸得油光发亮。顺着木楼梯走到二楼，便有一股热气迎面而来。在烧菜做饭时间，锅碗瓢盆撞击声混着女人们的说话声，饭菜香味夹杂着煤气异味，场面杂乱而温馨。

在楼道西头，一条狭窄黝黑的走道里，靠墙放了二只近乎发黑的活动木楼梯。木楼梯平时都靠在墙上，用一根细麻绳固定住。走道顶上是三层阁，住着两户人家，上下进出要解开细麻绳的绳扣，放下自家门前的木楼梯。

三层阁被分割为南北两个半间，外婆家住在北面，大约七八平方。这个三层阁如同碉楼的顶层，视野开阔，可以瞭望周边。小时候，我喜欢从北窗或西窗俯瞰对面人家，乃至整片弄堂。

到了夏天，外婆总是把三层阁的地板擦得发亮。我喜欢仰卧在地板上，从敞开的老虎窗放眼望天，看云飞云散，有时在静观闪烁星空的宁静中，不知不觉就睡着了。

每年10月1日，人民广场都会举行庆祝活动，那是我最期待的时刻。上午九十点，外公会带我到大沽路黄陂路口，向路边常买香烟的烟纸店老板，借一只方凳，让我站在上面，看大游行的人流在黄陂路由北向南喧闹而过，一看就是一两个小时。

晚上在人民公园放烟火，是那个年代的固定节目。而外婆家的老虎窗是观看烟火的绝佳位置，这一点在整个大杂院里是一致公认的。一些年轻的邻居要来看烟火，是要提前好几天向外公预约的，因为老虎窗台上只能坐两个人。

晚上看烟火的时候，胆子大的邻居，还会爬到屋顶，去捡拾从烟火上堕落下来的小降落伞。当时有传言，有人因为捡拾降落伞而从房顶摔下去了。从此，外公再也不允许邻居到屋顶来看烟火了。

隔壁邻居

1960年代，房管所对外婆家的这幢房子进行过一次大修。这是房屋实行公有制以后，对一些老旧房屋进行的第一次大规模的房屋维修。

外婆家住在三层阁北面一半，而南面那一半当时没人住。在这次大修中，把原来放置活动木楼梯的缺口进行了修复，铺上了地板。把上下三层阁的两个活动木楼梯，改为一个固定木楼梯。此外，还把三层阁与二楼张家的房间进行了置换。

外婆家就换到了二楼张家的那个小房间，房间小了一点，只有6平方。但楼层下来了一层，外公外婆从此不用再爬危险的活动楼梯了。而张家祖孙两代四口人，孙儿孙女正在长大成人，从二层的一间小房间换到整个三层阁，也是皆大欢喜。

过去上海的邻居，可能两家的房间只隔了一层板壁。所谓板壁，就是一层薄薄的木板。为了房间的美观，也为了弥补板壁缝隙产生的尴尬，上海人会在板壁上糊一层墙纸。当时，经济状况比较差的人家，就在自家一面的板壁上糊一层《申报》纸。条件稍好一点的，可以用牛皮纸糊。条件更好一点的，会去纸行里买一种薄薄的印花墙纸来糊墙。这种印花墙纸薄而脆，上面印的花式像后来的礼品包装纸，可以使房间亮堂很多。

糊墙纸用的糨糊也是自己做的，方法很简单。先把适量的面粉放在钢精锅里，一手提铜吊（指铜水壶），用铜吊里刚刚烧开的水往钢精锅里冲泡，另一手持竹筷顺着一个方向在锅里划圆圈，快速掏锅里的面粉，只要几分钟，糨糊就做好了。

上海俚语“掏糨糊”，由此而来。说的是，原本清楚明白的开水和面粉，越掏越模糊。后来，上海市面上有了化学糨糊，只需用自来水泡一个小时就能用，大家就不再用面粉了。毕竟，买面粉除了要花钱，还要用粮票的。

我刚住到外婆家的时候，大清早，外公便拉着睡意矇眬的我，来到139弄马立斯菜场对面的老虎灶，洗盆热水脸，泡壶热水茶，抽根醒神的香烟，与茶客们聊个天。

这家老虎灶其实很小，里面坐不了几个人，便在门口放了两张八仙桌，几条长板凳。外公一到，与老朋友们点一下头，招呼一声，把我抱到长板凳上坐下。

这时，老板端出了满满一盆热乎乎的洗脸水，放到外公面前的桌上，一条白毛巾端正搭在脸盆的边缘。外公站起来，用双手的拇指和食指，捏着毛巾一头的两端，把毛巾浸没在热水里，来回漂荡几下。然后拿起热毛巾，叠成长条形，用两手绞干。

外公把绞干的毛巾展开，用双手在面前甩一下，发出“啪”的一声。然后把毛巾摊开在手掌上，用另一只手掌在毛巾上用力一拍，又是“啪”的一响。最后用两只手把毛巾朝脸上一盖，用力上下擦拭。

外公在做这些动作的时候，我就仰头看着，感觉外公正在进行一个奇怪的仪式。而这时，老虎灶老板拿来一把紫砂壶，放到我面前桌上，他掀开壶盖，在壶里倒入茶叶，用一把长嘴的铜壶，在紫砂壶里沏上开水。

老板端走了脸盆，外公撒上一杯红茶，点上一支香烟，在烟与茶的烟氲中，外公的一天开始了。

对于我，喝茶抽烟聊天尽是些无聊的事，自然会闹。外公匆匆喝两口茶，便又牵着我，慢慢走到老大沽路武胜路相交的295弄弄堂口，去看一会刚刚挂到墙上的新鲜报纸。

那时的大杂院里，根本没人订得起报纸。上海人用于糊墙的旧报纸和旧牛皮纸，大都是从自己或亲戚朋友的单位要来的。

大杂院只隔着板壁，隔壁邻居在家里说话，大都能互相听得到。甚至，两家的知晓程度大过亲兄弟姐妹。所以，老上海人便养成了轻言细语的习惯。

在大杂院里，外婆的隔壁邻居中也出过名人。

在外婆还住在三层阁的时候，东边一墙之隔的隔壁三层阁，住了一户朱家，户主是在麒麟童周信芳戏班里的戏曲演员。朱家子女颇多，全家十五口人，全挤在一个十多平方的阁楼里。晚上，大人睡床，十三个小孩子全都打地铺。

朱家有两个儿子，传承父业，从事京剧表演。其中一个儿子是功麒派老生，“文革”期间，在样板戏《海港》里演男二号，红极一时，名声盖过男一号，成为京剧名家。

滚铁圈，看小人书

我在外婆家最早学会玩的是滚铁圈。学着小伙伴的样子，用捡来的粗铁丝折成一支弯头铁钩，用捡来的马桶箍或者水桶箍做圈，手持铁钩勾搭在铁圈边上，推着铁圈快速向前跑。

滚铁圈可以一个人玩，也可以多人一起玩，常常是五六个小伙伴一起，人越多越热闹。就觉得弄堂太小，不留神就跑到了马路上。那时的马路上车少人少，小孩子在外面玩，完全是散养式的，家长只担心孩子找不到回家的路，不担心会发生意外。

我们滚着铁圈，一会是一字长蛇阵，一会是一路横队式，起先只在周边路上绕圈，后来越走越远。最远的一次，跟着小伙伴们，沿着黄陂路向南一路到底，过徐家汇路，再走局门路，一直走到江边码头。

在外婆家最早看的书是连环画，也就是小人书。外婆家门前，常年有一个小人书摊，摆在马路边，位置不固定，有时就摆在马立斯菜场对面，有时摆到大有康米号门前。

书摊是两个连在一起的，比房门宽些的木架子。木架子里壁做了一层层的细阁条，架子展开摆放的时候，小人书就陈列于细阁条上，用长长的橡皮筋扣住，方便小孩子挑选。小人书摊老板大约四十来岁，戴眼镜，人消瘦，不修边幅。他有一辆黄鱼车，车上放了几个纸箱，纸箱里放满了各种小人书。

小人书分类分价。武打类的《三国演义》、《水浒》最受小孩子喜爱，阅读量也最大，是一分钱看三本；其他叙事类的，一分钱看四本；一些旧的，看的人少的小人书，一分钱可以看五六本。

除了小人书，老板最多的家当就是小板凳。如果你要看的书，别的小朋友正在看，老板会给你个小板凳，让你坐着等。如果等这本书的小朋友有好几个，老板会动员你先看别的书，这样他也可以多赚你一分钱。

那个时候，来看小人书的基本是男孩子，女孩子极少。或许，女孩子不易从长辈那里要到零花钱，也或许女孩子不喜欢看小人书。

有时候，老板觉得摆的位置不够好，就会换个位置。转场的场面也十分有趣。

老板拉着黄鱼车，把木架子合起来，平放在车上，在架子上，再堆放许多小板凳。

老板在前面，拉着车慢慢走，打量着换到哪个地方好。一大群孩子，一手拿着看到一半的小人书，一手提着自己坐的小板凳，跟在老板的黄鱼车后面，且停且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