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礼议”的产物——孤悬湖北的明朝陵寝明显陵

明显陵（以下亦称显陵），明代时位于湖广承天府（安陆州）钟祥县（即今湖北省钟祥市）境内。显陵作为湖北省境内唯一的明代帝王陵，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公众对其了解不多。随着2000年显陵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成为世界文化遗产，开始为更多的人知晓。2024年，明显陵景区升格为5A景区，受到了国内外游客的广泛关注。

明显陵

湖北地区唯一一座明代帝王陵

明显陵位于现今钟祥市城郊，该地位于汉水中游和湖北腹地，战略地位重要。

嘉靖十八年之前，明显陵的“主人”只有嘉靖帝的生父即兴献王朱佑杬。嘉靖十七年十二月，嘉靖帝生母蒋太后在京师去世，次年，蒋太后的梓宫南祔到明显陵，故嘉靖十八年之后，显陵内葬有兴献王和蒋太后。朱佑杬是明宪宗的第四子，成化二十三年被册封为兴王，弘治七年启程就藩安陆州；八年二月到达安陆州。《万历承天府志》中有很多关于兴献王德言善行的记录，如正德三年五月，安陆州因干旱出现饥荒，兴献王“命陈政领米五千石于吉祥寺给散赈济，全活万人”，这些记载，虽不乏修志者迎合上意、刻意褒扬的成分，但依然可以看出兴献王其为人处世较为宽厚，上忧社稷、下系黎民。正德十四年六月兴献王去世，享年四十四岁，后来被安葬在安陆州。兴王墓原本为藩王墓，嘉靖帝继承皇位后将其升格为帝王陵，定名为“显陵”。无论是《大明会典》等官方记录，还是《今言》等私家著述，都将显陵作为帝陵加以记述，如明人所著《今言》记载：“睿宗显陵在承天纯德山。”2000年，明显陵被列入《世界遗产目录》，与十三陵一道成为世界文化遗产，明显陵“是我国明代帝陵中最大的单体陵墓”，其规模可比肩北京十三陵。

兴王府遗迹

“大礼议”的见证

嘉靖帝朱厚熜生于正德二年八月初十，正德十四年兴献王去世时，嘉靖帝仅有十三岁（虚岁）。不久，明武宗朱厚照驾崩于豹房，内阁首辅杨廷和“遵奉祖训兄终弟及之文”，将朱厚熜确立为皇位继承人。嘉靖帝是藩王入继大统，其后来在即位礼和父母名分上，同以杨廷和为首的大臣产生了不同意见，朝廷逐渐形成了以杨廷和等人为首的“护礼派”和以张璁、桂萼等人为代表并得到嘉靖帝支持的“议礼派”。“护礼派”要求嘉靖帝以“继子”的名义称明孝宗为“皇考”，称其生父生母为皇叔考、皇叔母，以确保孝宗一支皇位得到延续，而“议礼派”则认为应当“继统不继嗣”，即认为嘉靖帝是继承了皇位，而不是继承了太子之位，反对强迫嘉靖帝改认孝宗为皇考。两派朝臣围绕嘉靖帝父母名分及相关礼仪进行了长期地争论，史书称之为“大礼议”。“大礼议”事件的重要转折点是“左顺门事件”，经此事件，“护礼派”有十多人因杖刑而毙命，元气大伤，而杨廷和已于嘉靖三年年初致仕。嘉靖七年六月，《明伦大典》修成并令刊印颁发，嘉靖帝以法典的形式巩固了自己在“大礼议”中取得的成果。

由于明显陵远在湖广安陆州（承天府），嘉靖帝继位后虽思念生父但无法亲临拜谒，心中便有了将显陵迁至北京的念头，而这一想法也渐为臣子所了解。嘉靖帝通过“左顺门事件”压制了“护礼派”，并使生父成为“皇考”，明显陵的迁建问题也更加为朝臣所关注。嘉靖三年九月，有人提议将显陵迁至京师天寿山，嘉靖帝听了有些心动，便让朝臣讨论。针对此议，工部尚书赵璜等人提出反对意见：“皇考体魄所安，不可轻犯，一也；山川灵秀所萃，不可轻泄，二也；国家根本所生，不可轻动，三也。”并以明太祖、明成祖都未迁建生父陵寝来对比此事。嘉靖帝觉得有理，便暂时放弃了迁建显陵。嘉靖十七年，嘉靖帝生母蒋太后去世，次年嘉靖帝在亲赴湖广查看明显陵并赴北京大峪山查看后，决定将蒋太后棺椁葬入明显陵内，后来，嘉靖帝对明显陵进行了扩建和维修。

《大明王朝1566》剧照

大兴土木的缩影

关于明显陵的扩建和升格，《大明会典》记载：“兴都显陵，嘉靖六年特敕修理，各项规制俱照天寿山，添设石像生、碑亭；八年，工完；十年，以香殿、暖阁漆漏重修；十八年，玄宫改卜……二十年，工完；三十五年，祾恩殿、重檐殿宇工完。”会典记载的显陵工程建设，从嘉靖六年持续到嘉靖三十五年。实际上，明显陵的修建时段上限和下限都要超过会典所记载的，明显陵的建设贯穿了嘉靖朝的始终，从嘉靖帝继位不久开始，直至嘉靖帝去世当年，扩建和维修一直在进行。作为世界文化遗产，明显陵给当地人民留下了物质和文化遗产，成为当地旅游的名片和金字招牌，但作为耗费大量人力、物力、财力的工程，它的修建给当地人民、周边人民乃至全国各地人民带来了沉重负担和诸多痛苦。

一是修建显陵加重了嘉靖朝财政负担。嘉靖朝屡兴大工、营造不断，但显陵依然算得上嘉靖朝的大工程，其修建时间跨度要长于其他工程。嘉靖十九年正月，时任工部右侍郎、负责督修显陵工程的顾璘上疏提到：“修显陵宫殿，计银四十六万两有奇。”建议让南直隶、浙江、江西、福建、两淮、两浙盐运司提供银两协济工程。嘉靖十九年五月，工部尚书温仁和向嘉靖帝进言：“近来帑藏已竭，工费无纪，虽分省办料，什去六七，而显陵之役，复坐派数省矣。”可见显陵工程已经给当时的财政带来了巨大压力。显陵工程用银、用料涉及很多省份，可谓一处兴工、多方受难。

二是修建显陵加重了百姓负担。嘉靖二年，嘉靖帝命将明显陵瓦当更换为黄瓦，要求南京官窑造办，时任湖广巡按御史的何鳌进言：“湖广灾伤特甚，陛下幸哀而赈济之矣，今又役其力于千里之外，敛其财于悬罄之时，民何以堪？”一边是显陵即将大兴土木，一边是民众食不果腹，对比强烈。嘉靖十八年，蒋太后梓宫南祔承天并再次扩建显陵，各地船工劳役繁重，“负累困苦，日不聊生”。兴建显陵，耗费了大量财力和人力，也使得楚地百姓无力抵抗自然灾害，时人唐顺之在《送柯佥事之楚序》中提到：“显陵之工，为费巨矣。去年楚大饥，流人聚而薮于承天左右，僵者日几何人。”受显陵工程影响的不止湖广地区，因为没能按时造送显陵工料，安庆府知府林钟、池州府知府陆冈、太平府知府路珠被各罚俸三月。在各地官民疲于劳役的情形下，嘉靖帝不仅没体谅民心，反而让各地加紧准备，显陵工程可谓劳民。

嘉靖皇帝剧照

对嘉靖朝政治及后世的影响

明显陵对嘉靖朝特别是嘉靖中后叶政治影响巨大，是研究嘉靖朝政治的重要切入点。

嘉靖十八年嘉靖帝南巡明显陵前，嘉靖帝对留守京师及扈从南巡的诸多大臣广加封赏，其中夏言“加少师、特进光禄大夫、上柱国”，南巡时的夏言恩荣加身、风光无比。南巡承天期间，嘉靖帝拜谒完显陵，严嵩揣摩到嘉靖帝的心思，建议嘉靖帝在承天接受群臣表贺。承天是嘉靖帝的故乡，拜谒完显陵在这里接受表贺，更能彰显皇帝的尊荣和以孝治国的名声，满足嘉靖帝衣锦还乡的情结。作为“议礼”起家的夏言，没能理解透嘉靖帝的心思，他从礼制和现实的角度出发，认为回京后再表贺为宜，“帝报罢，意大不怿”，但严嵩坚持提议在承天表贺，并强调礼仪可由天子确定，嘉靖帝认可该议，“令表贺，帝自是不悦言”，从此，夏言在嘉靖帝心中种下了不满的种子。嘉靖帝南巡返京后到大峪山查看陵工，当时夏言没能及时进呈居守敕，嘉靖帝认为这是由于夏言开始自傲、精神懈怠，并对夏言南巡时的表现提出批判：“昨扈从南巡，偶以疾昏迷。”指出夏言不尽心供职已非首次，命夏言归还嘉靖帝给他的手敕，虽然嘉靖帝后来收回了成命，但对夏言已经有了负面的看法，这为夏言最终失势被斩积累了条件。至于严嵩，其南巡时的言行颇得嘉靖帝赏识，“从幸承天，赏赐与辅臣埒”，嘉靖十九年七月，礼部尚书严嵩加少保仍兼太子太保，相比夏言仕途的下行，严嵩正在上行并逐步走向行政中枢——内阁。

嘉靖帝在南巡拜谒显陵之后更不视朝了，即“帝自十八年葬章圣太后后，即不视朝；自二十年宫婢之变，即移居西苑万寿宫，不入大内”，其中固然有陶仲文等人引诱嘉靖帝斋醮而不视朝，但也有其他原因：一是明显陵是否北迁、蒋太后梓宫是否南祔，嘉靖帝一直犹豫不定，这些事情使得嘉靖帝无法专心斋醮和静摄，不得不同群臣商议，甚至带领群臣前往明显陵亲自拜谒和查看；二是因为嘉靖帝生父、生母的去世，加之嘉靖帝体质较弱，南巡时又遭遇卫辉火灾，其便希望通过斋醮等行为来祈求健康、获得长生。

此外，明显陵对嘉靖朝的“祥瑞”起了助推作用。由于嘉靖帝好祥瑞，故呈进祥瑞、报喜者接踵而至，如果祥瑞出现在嘉靖帝故乡承天或生父陵寝明显陵，那么呈报者往往能得到嘉靖帝更多的关注和垂爱。有关显陵祥瑞的记载很多，如嘉靖十年二月，“上以甘露降于显陵，作《钦天记颂》”；嘉靖四十二年正月，守备太监张方奏报甘露复降于显陵。上报祥瑞的人，往往会得到升迁，如严嵩因奏告显陵祥瑞“迁吏部左侍郎，进南京礼部尚书，改吏部”，守备太监张方等人因上报祥瑞也被恩赏。嘉靖帝对祥瑞的钟爱，使得承天和显陵“成为”祥瑞频现之地，也成为一些官员获得嘉靖帝欣赏及升官的终南捷径。

《出警入跸图》中的明帝形象

结语

明显陵的升格和扩建是明朝嘉靖年间“大礼议”事件的重要产物和见证，也是嘉靖帝其人个人威望不断增强和权力持续巩固的直接体现。明显陵的扩建是明嘉靖朝大兴土木的缩影，基于显陵扩建以及嘉靖帝南巡显陵时相关官员的表现，夏言、严嵩等官僚的政治生涯出现转折。由于嘉靖帝南巡显陵时的“危急”遭遇以及其父母陵寝建设问题的逐步解决，使得嘉靖帝对长寿的追求更加痴迷，对依照贤君的标准治国理政更加缺乏兴趣，使得其一心“斋醮”和执意不上朝成为常态。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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