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何说波音和英特尔的危机是美国国家紧急事件

曾经是美国制造之“心”、反映美国制造之“兴”的波音，今年以来负面消息不断，多型号飞机出现安全事故，罢工裁员接踵而至，生产经营亏损加剧，新款机型推迟交付，市场评级几近沦落为“垃圾级”……媒体不禁感叹，波音“正从糟糕走向更糟糕”。

与波音同样深陷泥淖的，还有另一美国国家级领军企业英特尔。英特尔曾是全球市值最高的芯片公司，2020年市值曾超过2900亿美元，但近年来在先进制程技术上落后竞争对手，错失了人工智能带来的庞大商机，2024年以来股价下跌约60%，市值跌至900亿美元，投资者信心严重不足。

这两家公司曾经为世界级的工程设计和制造设定标准，如今对它们而言，分拆或破产已不再是不可想象的。它们的经历，不仅是企业管理教材，更反映出美国偏狭产业政策的诸多弊端，揭示“美国制造”兴衰转向的政策因果。

20世纪60年代以来，美国制造业向外转移导致工业产值占比下降，引发社会各界对美国“去工业化”的讨论。为解决这一问题，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后，从奥巴马的“再工业化”，到特朗普的“美国优先”，再到拜登的“供应链韧性”政策，美国出台了不少重振制造业的政策，但路径和策略有所不同。

在政策推行初期，美国制造业支出的确经历了快速上升。数据显示，2023年美国工厂建设支出翻了一番，相关就业岗位创出2008年末以来的历史新高。但到了2024年，美国制造业投资增速明显放缓。据一份日前公布的调查结果，拜登政府的制造业回流计划实施两年多来，清洁技术和半导体等领域的不少项目已陷入“难产”境地，在1亿美元以上的大型回流项目中，近四成的进度被推迟两个月至数年不等，涉及金额达840亿美元。

这就引发了问题，哪类制造业应得到国家支持，以及提供何种支持？媒体近日特别发文指出，在过去五年中，英特尔与波音的总市值缩水一半，这一状况不仅是对股东的重大考验，还有可能给整个美国带来灾难，特摘编如下：

美国正与中国展开地缘政治竞争，这场竞争不仅体现在军事实力上，还体现在经济和技术实力上。美国两党领导人都表示，他们正在积极应对，推动加征关税和提供补贴。

无论这些措施有何优点，它们都没有解决波音和英特尔所代表的根本问题。美国仍然在设计世界上最具创新性的产品，但正在失去制造这些产品的能力。

1999年底，美国市值最高的10家公司中有4家制造商。如今却一家也没有。唯一的后起之秀是特斯拉，该公司排名第11位。

英特尔和波音公司曾是制造突破性产品的黄金标准，能够满足苛刻的规格要求，并始终保持高品质。现在情况已不同了。

这两家公司的处境并非来自国外的廉价产品竞争所致，而是源于自身问题。它们的文化演变为将财务业绩放在首位，而非工程卓越性，另一家制造业巨头通用电气也是因为同样的原因走向衰落。

英特尔放弃了为苹果公司首款iPhone制造芯片的机会，认为这不会带来足够的利润。该公司在采用蚀刻最微小电路的最新技术方面行动迟缓，错过了人工智能(AI)繁荣。

波音公司认为，与其彻底重新设计或更替机型，不如借助软件为其最畅销的737飞机增加更高效的发动机，这样成本更低、速度更快。这导致了两起致命坠机事件。该公司将供应链外包，加上疫情期间经验丰富的机械师大量流失，导致了质量问题和延误。

这两家公司的问题可以说是自作自受，理应让它们自生自灭。投资者很可能不会太在意：英特尔的市值不到1,000亿美元，而微软、苹果公司和英伟达的总市值高达10万亿美元。

问题在于：如果没有制造业务被外包出去的先进制程芯片，尤其是外包给台积电的芯片，这些科技巨头的软件和设备就毫无用处。如果中国在未来几年实现两岸统一，整个美国科技行业都可能受制于中国。

借助《芯片法案》提供的66亿美元补贴，台积电正在美国建造晶圆厂。但美国科技公司要想不再依赖台湾，即使有可能实现，也需要数年时间。

英特尔是唯一一家能够与台积电竞争的美国公司，但现在力不从心。

尽管马斯克的SpaceX在太空运输方面已经超越了波音，但在大型商用客机方面，美国本土还没有替代供应商。如果没有波音，这项业务将流向欧洲空客，最终流向中国国有企业中国商用飞机有限责任公司(中国商飞)。中国商飞目前正在交付C919客机，与波音737和空客A320展开竞争。

失去这两家公司中的任何一家，都将对整个行业产生影响。它们各自都支撑着一个由设计师、工人、管理人员和供应商组成的多层生态系统。一旦这个生态系统转移到海外，几乎就不可能再回来了。

信息技术与创新基金会(Information Technology and Innovation Foundation)主席Rob Atkinson指出，波音是美国最大的制造业出口商，“也是世界上工程技术最密集的公司之一，因此该公司在研发方面支出巨大”。如果英特尔倒下了，将对美国努力支持半导体生态系统并从东亚夺回市场份额的行动造成沉重打击。

因此，即便美国领导人想对这些公司的困境视而不见，他们也不能这样做。从国家安全角度看，美国需要在飞机和半导体制造方面保持专长。

当然，其他国家也是这么想的：欧洲各国政府对空客提供了巨额补贴。中国正在不惜一切代价追求在关键技术领域的主导地位。据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Center for Strategic and International Studies)的数据，中国的“国家大基金”已向半导体行业投入了约1,000亿美元，而截至2020年，对中国商飞的支持已达到720亿美元。

美国两党都认同，制造业具有特殊性，因此理应获得公共支持。这就引发了下面的问题：哪类制造业应得到支持，以及提供何种支持？

制造业战略的目标不应仅仅是创造就业岗位，还应打造出色的、世界一流的产品。华盛顿方面可以通过鼓励全球最优秀的制造商在美国扎根来帮助支持制造业。这将迫使美国企业提升自身水平，并培育为所有企业服务的劳动力队伍和供应商网络。《芯片法案》鼓励台积电和三星在美国建设或扩建晶圆厂，这可以间接帮助总部位于美国的英特尔、格芯和美光（这些公司都获得了补贴）。

目前的两位总统候选人都反对日本制铁(Nippon Steel)收购U.S. Steel，考虑到了美国钢铁工人联合会的立场。该工会质疑这家日本巨头对工会化工厂的承诺。但按理来说，日本制铁雄厚的财力以及在特种钢领域的专长会让U.S. Steel成为一家更强大、更有保障的雇主。

20世纪80年代初，当本土汽车制造商受到日本进口产品的冲击，时任总统里根通过谈判对丰田等汽车制造商实施了出口限制。这些制造商后来在美国建立了多个组装厂。受益的不仅仅是这些工厂雇佣的工人和他们服务的消费者；底特律也被迫采用了丰田的精益制造和持续改进体系。

2010年，丰田将旗下一家工厂卖给了一家美国初创公司。这不仅为特斯拉提供了第一家工厂，还贡献了种子资金、一位资深的生产主管来监督特斯拉的制造、以及马斯克当时所说的“丰田传奇般的工程、制造和生产专长”。

归根结底，制造伟大的产品是企业领导者和股东的首要使命。他们可以借鉴马斯克睡在工厂车间、优先考虑产品开发而非每股收益的做法。波音上周表示将发售新股以充实财务，推动该公司股价上涨——这表明投资者明白其未来岌岌可危。

劳动力因素在此也发挥了作用。波音工会领导层近日与该公司达成了一项新协议，待遇有所提高。该工会将波音的困境归咎于管理层——去年在底特律罢工的汽车工人也将问题归咎于管理层。然而，双方都在同一条船上。工人们应该权衡的不仅是波音未来几年能开出多少薪酬，还应该考虑该公司在一代人之后是否还能继续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