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本传记里重新认识阿加莎·克里斯蒂

近日，“一位侦探女士的肖像——《阿加莎·克里斯蒂：书写自己故事的女人》”新书分享会在京举办。活动邀请了本书译者、推理作家陆烨华，以及推理作家呼延云来到现场对谈，中国出版集团中译出版社副总编辑范伟出席活动并致开场辞。

本次活动分享的新书《阿加莎·克里斯蒂：书写自己故事的女人》是阿加莎·克里斯蒂的最新版传记。本书的作者是英国历史学家露西·沃斯利，作者以历史学家的视角，用冷静、客观的文字，展现了阿加莎完整的一生。她为何总假装平凡，又如何频频打破常规？她在自传中有意忽略的事件，其真相究竟为何？为何说阿加莎“由诸多矛盾构成”，她的作品又何以反映英国社会的剧烈变迁？在这本书中都能得到解答。

主持人王诗同、嘉宾陆烨华、呼延云

展现更加鲜活、复杂的阿加莎·克里斯蒂

范伟表示，中译出版社策划出版了一批内容丰富、形式多样的作品，《阿加莎·克里斯蒂：书写自己故事的女人》是中译出版社引进的图书代表之一。阿加莎·克里斯蒂是侦探文学黄金时代的开创者和集大成者，本书从社会历史的宏观角度出发，为我们展现了一个更加鲜活、复杂的阿加莎。

陆烨华和呼延云都是阿加莎的忠实读者，他们提道，《阿加莎·克里斯蒂：书写自己故事的女人》刷新了他们对阿加莎的既有认知。阿加莎的作品受到不同年龄、不同阶层的读者的喜爱。陆烨华一直视阿加莎为偶像。他说本书拉近了自己与阿加莎的距离，不同于其他传记，本书的作者沃斯利在创作时，采用平视的视角，让读者不自觉把阿加莎当作自己的朋友——感受她当时的困惑、矛盾和痛苦，也会替她的每一次成就而高兴。呼延云对这一点也深有感触，他打了一个比方，之前的传记中，我们看到的是客厅里的镜子投射出的阿加莎，就是她展现出来给世界、给外人看的那个阿加莎。但这本书更像是安放在阿婆卧室里的那面镜子，它照出来的是一些藏得非常深的东西。

《阿加莎·克里斯蒂：书写自己故事的女人》书封

在谈到阿加莎的人生经历时，陆烨华对阿加莎人生中的几个关键时刻感触颇深。首先是阿加莎在一生中经历了多次亲人离世。她是家中最小的孩子，目睹父母、哥哥、姐姐走在了自己前面，令人心疼。其次是在战争时期，在英国遭受轰炸的艰难岁月里，阿加莎随时可能遇难，但她坚持写作，并将两部作品锁入了保险柜，留给自己的家人，以防自己遇到不测。而在战争结束后，阿加莎与丈夫平淡的重逢更加凸显了苦难在两人心中的烙印，读来十分感人。

对于呼延云来说，最有感触的则是阿加莎1926年“消失的11天”。如果阿加莎没能走出内心的阴霾，推理小说界将失去一位璀璨的明星。而阿加莎终于克服了内心的障碍，创作出一部又一部优秀的作品，是世界推理读者的幸运，想来振奋人心。

阿加莎身处的时代也使其非凡的性格格外突出。本书译者陆烨华为我们分享了在翻译时所做的一处巧思。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阿加莎在医院当志愿者，参与了护士们的小团体“Queer Women”，陆烨华将其译为了“酷儿女性”。陆烨华提到，在阿加莎所处的时代，queer这个词还不是一个形容性少数的专用词，阿加莎本人也并非性少数群体。但阿加莎和她的护士朋友都被维多利亚时代的性别观念所桎梏，她们追求更加现代的，更加平等的待遇，即便在当时的人们看来，这可能有些“奇怪”。因此，从符合时代背景的角度，陆烨华将她们的小团体名字翻译为了“酷儿女性”。

推理小说影视化有何难点

阿加莎是作品被改编为影视剧最多的推理作家，两位嘉宾也被问到，推理小说影视化究竟有何难点。

对此，陆烨华提出了三个要点。首先，角色能不能立得住，并且在瞬间就让人接受、喜欢并信服，这是最为关键的。在推理小说当中，侦探角色是高于这个故事一个维度的，这在小说中很好处理，但在影视剧中，如果不做改变，则容易让观众感觉无聊。

其次是故事性，这也是推理小说改编的最大难点。推理小说本身是弱故事性的，同样的情节安排在小说里很精彩，但完全照搬到银幕上则会让观众感到无聊，也违背了影视剧本的创作逻辑。推理小说的影视化一定要有一个转变，让情节变得跌宕起伏起来。像是《东方快车谋杀案》《尼罗河上的惨案》这些成功作品，在改编过程中都对人物调度做了很多改进。最后就是年代问题，往往一部电影改编的时间距离这个作品写出来已经过去很久了，人们的价值观已经发生了变化。1920年出版的书，1920年的读者会买单，但要在2024年将其改编成影视剧，2024年的观众还能否接受当年的价值观？呼延云则表示，不同形式的作品要符合创作规律，例如，对于叙诡派、设定系的作品，文字有独有的优势，影视则必定面临巨大的困难。

本书作者露西·沃斯利也是阿加莎的书迷，她在书中总结了阿加莎使用的一些诡计，比如“众目睽睽下隐藏某物”“用穿着营造刻板印象”“让读者信任的角色忽视关键细节”“利用现实存在的新闻故事”等。

嘉宾路烨华、呼延云

在活动下半场，陆烨华和呼延云就“阿加莎式诡计”这一话题展开讨论。陆烨华分享时提到，这些诡计有些继承于爱伦·坡、柯南·道尔等前辈作家，有些则是阿加莎自己的创新。而这些诡计中的很多都带有明显的时代特征。例如，在阿加莎生活的那个年代，阶级观念是十分明确的——一个流浪汉不会穿着绅士的衣服。而阿加莎便会利用这一点，在小说中误导读者。呼延云说到了很重要的一点，即阿加莎绝对不是象牙塔式的写作，而是有着极强的市场意识。阿加莎的生活阅历极其丰富，她会把自己的生活融进小说创作之中，两者并不是脱节的，这是她很大的一个优势。

书中提到，在阿加莎所处的时代中，严肃文学并不认可阿加莎这样的通俗作家。在活动的最后，两位作家也谈到了各自关于类型文学与纯文学的看法。陆烨华认为在当时的环境下，阿加莎还是坚持书写自己认为好看的作品，书写老百姓喜闻乐见的作品。她并不对此感到羞耻，而是把自己定位为一个服务大众的“文字工匠”。这种清晰的自我认知，和面对当时社会负面评论的自洽态度，让她能够坚定地守护好自己的初心，不断地创造出精彩的故事，非常难得，值得学习。

呼延云表示，纯文学和类型文学之间的界限会随着时代而变化。即便是被列为四大名著的《西游记》《红楼梦》等书，在明清时代也并不属于纯文学的范畴之内。阿加莎以撰写通俗文学著称，但她的作品同样受到了当时的纯文学大师以及法国后现代文学圈的推崇。在当时那个社会，阿加莎能够直面市场需求，坚持创作大众读者的喜爱的作品，这是极具有先见性的做法。而在当今社会，纯文学和类型文学之间更不应该有明显的鸿沟，二者之间更应该互相学习，相互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