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刚：芥川龙之介为何能观赏到故宫藏画《五马图》？

2019年1月16日在东京国立博物馆开幕的“颜真卿：超越王羲之的名笔”特展中，悄然失踪近百年的北宋名画、李公麟《五马图》赫然出展，引发了海内外文物界与书画爱好者的震动与关注。1月18日，澎湃新闻·私家历史栏目发布了旅日学者张明杰撰写的长文《传世名画李公麟〈五马图〉为何会流失日本？》，以大量史料为据，爬梳剔抉，解开了《五马图》为何藏于日本之谜。《五马图》在东京初露真容，能让其流失经过水落石出，堪称一份意义不凡的学术贡献，避免了让今人在面对这幅流传千年的稀世珍品时，只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作为有“宋画第一人”之称的李公麟的代表作，《五马图》对后世影响深远，早已声名赫赫，其流失与转手过程也极具代表性。因此，对此一历史公案的考证，也有助于探查和追寻其它清宫珍品的流散路径。

《五马图》复制品

笔者也曾寻找这幅名画的踪迹，当得知该画已由东京国立博物馆收藏并将首次正式展出，一时惊喜交集，感喟不已。笔者之所以关注《五马图》，和张明杰先生一样，也缘自于阅读《芥川龙之介全集》。从芥川龙之介遗留在私人笔记与信函中的一些草蛇灰线，可以发现他在北京观赏过这幅名画。在张明杰的文章中，此事只作为话题的引子而一笔带过，未及详叙。实辄此一推断也并非垂手可得，需要在发现一个个端倪之后反复参互考寻，才能豁然雾解，而且浮现出的诸多史实都饶有趣味。为此，本文聚焦1921辛酉之年日本作家芥川龙之介及东洋美术史家大村西崖在北京观赏《五马图》的轶事，在张明杰文章的基础上，以史料为据补充部分详情与细节，进而揭示一批故宫藏画被借出紫禁城的缘由与遭际。

芥川龙之介

日本小说家芥川龙之介在1921年6月11日至7月10日间，在北京访问整整一个月。十几年前，笔者在查考他的在华行踪时，意外发现他在位于灵境井儿胡同的陈宝琛家中，观赏到了一批录于《石渠宝笈》的“御府”名画。但此事并没有记录在他的《中国游记》里，因此一直鲜为人知。作此推断的最重要的线索，是《芥川龙之介全集》收录的芥川旅华期间随身携带的一个记事本上的记录。这个记事本被编号为“记事本七”，原物现存藤泽市文书馆，全部已成散页，文字大半已被污渍侵染，所幸记录内容在1977年出版芥川全集时被辨识录入。“记事本七”的大部分内容是在北京所记，其中有数段关于书画的文字。比如，有参观古物陈列所（文华殿）观览书画的记录，在录下的画题之后，可见“伪笔”“俗”等简短的点评，显然他颇具鉴赏力，对文华殿展品的评价并不高。可是，另有一部分记录却涉及了一批唐宋以来的传世名迹，如宋徽宗《临古图》、王时敏《晴岚暖翠图》、郎世宁《百骏图》等等。经比照可知，这些画作全部是收录于《石渠宝笈》的乾隆皇帝书画收藏中的稀世珍品，着实令人错愕不已。

其中包括了李公麟《五马图》在内的一段的记录是这样的：

李龙眠、《五马图》、黄鲁道（注：应为“直”）题、（toute réaliste）。燕文贵、秋山萧寺、倪陆之赞。（似狩野派）○唐宋元画册、烟客老亲家题董玄宰为（注：原文如此，应识读为“董玄宰为烟客老亲家题”）。○林泉清集、王蒙、纸本、其昌之赞。（录自《芥川龙之介全集》第23卷）

芥川龙之介笔记七中的一页

仔细揣摩，就会发现上述文字不大可能是抄录来的，而是亲眼见到原作时的现场记录。这是因为，原文括号中的“toute réaliste”“似狩野派”等评语，必定是过目真迹之后的观感。记录者显然具备能将中外、东西相互比照的观赏视域。而在芥川的另一个笔记本上，则记录着陈宝琛家的地址：“西城灵境井儿胡同 陈宝琛”。身为末代帝师的陈宝琛在此时期，曾多次将宫中藏画借出宫外，这由溥仪的《我的前半生》所记而广为人知。那么，芥川龙之介有没有可能在陈宝琛家里，看到了李龙眠的《五马图》以及《唐宋元画册》的真迹呢？如此推断难免让人将信将疑，但事实上，确乎如此！

能够坐实上述推断的，是《芥川龙之介全集》第20卷收录的1925年7月17日芥川龙之介写给犬养健的一封信。犬养健是政治家犬养毅的次子，受白桦派影响步入文坛，得到了芥川龙之介的认可。受家庭熏陶，他也有书画之好。犬养健已决定1925年8月去北京访画，所以就造访书画藏家求教于芥川龙之介，芥川回复道：“北京的收藏家陈宝琛之外还有景贤、宝熙等诸先生。”“若去访问陈宝琛先生，不必多言，自会出示，可以看到徽宗临古、郎世宁百骏图、唐宋元画册、李龙眠五马图等。”这封信写于1925年7月17日。

芥川龙之介（左）在北京

有这封书信佐证，就可以断定记载在笔记本上的一件件传世绝品，确为他在灵境井儿胡同亲眼所见。这样也就能解释，为何他在京期间反复在写给友人的信函中提到“御府”书画。比如，6月24日致徘人泷井孝作：“北京真乃王城之地，只能以壮观形容。如御府的画，多有他处难见之神品。”同日，致其主治医师、徘人下岛勋：“我每日身穿马褂东奔西走。此处御府的画绝佳（文华殿的陈列品甚为贫弱）。若是在北京的话，我觉得留学一两年也是可以的。”——“御府”藏画中的精粹，竟让他有了在北京留学之想。再有，6月27日致小穴隆一：“文华殿的画别无大作，御府的画里才有绝品。不限于画，一定想让你看一下中国。”小穴隆一是油画家，也是芥川的挚友，他担任了芥川多部作品集的装帧设计。

根据这几封提及“御府”藏画的书信所寄出的时间，可以判断他在陈府看画的日期，应该就在数日之内，也就是他抵达北京后第二周的某一天。继而，不禁要问的是，到底是何种机缘让这位日本作家看到了一批宫廷藏画？当然，芥川龙之介对此一定是有浓厚的兴致和足够的观赏动机的。他极好元四大家的文人画，来中国之前刚发表过一篇题为《秋山图》的小说，这个短篇改编自恽寿平《瓯香馆画跋》中的《记秋山图始末》一文，讲的是失传名画黄公望《秋山图》的故事，据此可知芥川龙之介极高的艺术品味与修养。但即便如此，陈宝琛专门为了芥川龙之介而将这批内府藏画借出深宫的可能性也不大。

陈宝琛和溥仪合影

就在1922年日本《国华》杂志1、2月号上，分两期连载了中川忠顺撰写的《李龙眠与白描体 关于所附五马图卷》，对此，张明杰在文章中也特别提及，因为这篇附图的长文是百年来让《五马图》广为人知的最早文献。中川忠顺时任东京帝国大学美术史讲师，他与雕塑家新海竹太郎于1921年4月底来华，主要目的是考察云冈石窟。他们委托在北京开设山本写真馆的山本明拍摄了云冈石窟，回国后印行出版了限量版画册《云冈石窟》。因此，《国华》所刊《五马图》照片，也必定是二人在京期间拍摄的。中川、新海6月14日离开北京，所以他们看到《五马图》的时间，很可能早于6月10日到京的芥川龙之介。

芥川龙之介去陈府看画的原委，因资料不足尚无从知晓。但有一个细微的线索显示，陪同他前往的有可能是大阪每日新闻社记者松本鎗吉。因为芥川回国两月后的9月30日，在写给松本鎗吉的信函中提及：“陈先生的字确已到手，非常感谢。呈上南宗画集一册，烦请转交陈先生。”笔者推测这个“陈先生”，即陈宝琛。《南宗画集》是东京帝室博物馆编辑出版的收录了日本文人画精品的画册，芥川似以此答谢陈宝琛对他的题赠。所以，松本鎗吉很可能就是芥川与陈宝琛之间的牵线人。

或许芥川龙之介深知，在陈府有幸看到一批中国古代书画中的旷世杰作，实属难得的机缘，不宜过度声张，否则会给陈宝琛带来麻烦。所以他在自己的游记里对此只字未提。笔者2007年将芥川在陈府观画事写进了一篇刊载于《人民中国》杂志的文章，没想到8年之后的2015年，美术史研究者后藤亮子发来邮件确认此事，并告知大村西崖的《中国旅行日记》已由其家属捐赠给东京艺术大学，她正在协助吉田千鹤子编修出版。其日记显示，大村西崖在1921年10月至次年1月间，同样在陈宝琛家里观赏了内府书画。2016年《西崖中国旅行日记》出版后，急切地找来一读。

大村西崖是东京美术学校教授，中国绘画史研究的奠基者。他用中文记下的旅行日记，记录了先后五次来华调查书画的所见。1921年10月底，大村西崖首次实现夙愿到访北京，旋即接洽了金城、陈师曾、完颜景贤等人，希望观赏并拍摄书画精品。金城对他表示，“近日为先生招集藏家介绍先生，约以观览影写之事”，“至御府之物则请陈宝琛先生而借之”。11月6日，大村西崖第一次造访陈宝琛宅，“赠《支那美术史》《密教志》《文人画复兴》及《华严经》。太保出画，似之诺影写，且约借出御府宝物，计影写之便。”此日所观书画，有溥仪已经赐给陈宝琛的《晴岚暖翠图》以及文徵明《江南春图》等。11月14日，陈宝琛对大村表示：“今日宫中已奏闻先生之事，而得内府宝绘影写之敕许，先生写之则请献各一本於陛下。”就是说，溥仪已经同意让大村西崖拍摄内府藏画，给出的条件是索要一套照片。

在华期间的大村西崖

《诸位大人借去书籍字画玩物等糙账》中，记有《五马图》“辛酉十月十八日陈大人借去”，这一天是西历11月17日。也正是此日，大村西崖带着翻译栗原诚和摄影师岩田秀则再访陈府，开始拍摄陈宝琛借出的书画，按日记所记，当天拍摄的宋徽宗《临古图》以及《唐宋元画册》等，与芥川数月前的所见高度重合。而且，这一天日记还记载，“此日岩田过伤徽宗临古图卷，乃请贺嗣章直往陈谢之。贺氏归报曰：太保曰善补修之而纳御府，勿介意。廿一日须再来影写。”摄影师岩田秀则损伤了宋徽宗的《临古图》，陈宝琛大度地表示：修补即可，不必介意。

《五马图》出现在摄影名单里，是一个月后的12月14日。“午后一时赴陈弢庵招宴”，“此日弢庵又为予借内府宝绘来观之”，其中“影写”者便有“李伯时五马图卷，纸本淡采（彩），七枚。高九寸，长七尺一寸四分。”大村西崖特别标明了白描大师李公麟的这幅真迹为“淡彩”。同日拍摄的尚有梁楷《右军书扇图》、吴历《山水册》、恽南田《仿古山水册》、王时敏《晴岚暖翠图》、燕文贵《秋山萧寺图》等。

据《外借字画浮记簿》记载，《五马图》“十二月初四日”归还宫内。这一天正好是1922年的元旦。大村西崖在陈宝琛家里拍摄的“内府宝绘”共达八九十幅。1922年1月17日，他乘火车前往上海，“此行携于北京所写古画影板五百九十三枚木箱五个”。回国后，大村西崖在东京美术学校和多家百货商店里相继展示过自己拍摄的绘画精品。这里，不妨引用一下他在东京美术学校的汇报讲演《中国历游谈》中的一段话。他说在华期间，“历访收藏家二十五六家、或者有三十家，基本上无一遗漏地拍照了。全部过眼的数量应该有五六千幅，从中选出最优秀的真迹在北京拍摄的数量就达六百余幅。”进而，他介绍展出的照片说：“其中，唐代梁令瓒的《五星二十八宿神形图》卷等，最为珍稀。这些作品都值得一件一件逐一详细解说的。像王维的《伏生授经图》卷、李龙眠的《五马图》卷、卢鸿的《草堂十志图》卷、徽宗皇帝的《临古》卷、赵孟坚的《水仙图》及《四香图》卷、元代黄大痴的《茂兰宝(芝兰室)图》卷、唐子华、王若水、朱德润等的山水卷等等，这些都是至今在日本连影子也见不到的绘画史上异常珍稀的宝绘。”毫无疑问，大村西崖算得上辛酉年来到北京的最有眼福的旅行者。

那么，前文提及的来北京之前曾得到芥川龙之介亲授机宜的犬养健，是否如其所愿在陈宝琛家看到了《五马图》呢？其时，早已没有这样的机会了。因为犬养健来北京已是1925年8月，因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陈宝琛随同溥仪住到了天津，每月只有数日回京。《五马图》也和一千多幅宫内精品书画一起，经过下赐溥杰的方式被带出宫，再转运到了天津。犬养健在即将离开北京的前两天才见到了陈宝琛，他在《北京印象后记》一文中写道：“正如我预感的那样，拿出来的画里，已在东京有所耳闻的徽宗的临古卷、李龙眠的五马图、网罗了唐宋元名家的画册、郎世宁的百骏图等珍品皆不在其中。当然，我很失望，但是前一年冯玉祥发动政变后，听说先生拜领的书画为避难而全部存入到外国银行。我还是没有刨根问底地打探那些画的所在。”但在陈宝琛的家里，他也绝非一无所获。犬养健仍然看到了王时敏《晴岚暖翠图》、王石谷《仿沈石田雪景山水画卷》、文徵明《江南春景图》、新罗山人《没骨山水图》、文徵明《淡彩山水图》、黄道周《孤松图》等珍品。

而这一时期，《五马图》在天津的遭遇，有张伯驹《春游琐谈》中的线索可循。按其记载，溥仪在天津日本租界张园居住时，“日本某侯爵欲以日金四万得《五马图》卷”，以及陈宝琛之甥持《五马图》的四幅画向天津盐业银行押款两万元，后归还一万元，取走了《五马图》卷。1928年11月，陈宝琛之甥刘骧业将《五马图》带到了日本，最终卖给了实业家末延道成。近年来，日本学者高野绘莉香根据照片比对指出，在1921年中川忠男摄影之后，《五马图》的原画上多出了一方末代皇帝的“无逸斋精鉴玺”的鉴赏印。

以上，以《五马图》为线，查考了百年前《五马图》被借出深宫，为芥川龙之介、大村西崖所见的始末。但芥川、大村在陈府过目的，远不止《五马图》一幅。芥川龙之介看到的，就包括《唐宋元画册》、燕文贵《秋山萧寺图》、宋徽宗《临古图》、王蒙《林泉清集图》、王时敏《晴岚暖翠图》、郎世宁《乾隆肖像》、郎世宁《百骏图》等。这些画中极品的震撼力，让这个在日本如日中天的小说家产生了想在北京留学的念头。如今，这些清宫藏画中的至宝已流散于世界各地，在任何一个空间里饱览这些书画的全部真迹都已不复可能。

其实，芥川龙之介对他幸运的观画经历，也并未秘而不宣。1922年10月《中国美术》杂志上，刊发了他撰写的《中国的画》一文，在题为“松树图”的第一章里，他称赞倪瓒的一幅神品时写到：

我看到的云林只一幅，那一幅是在宣统帝的御物、名为今古奇观的画帖中。画帖里的画，大部分似为董其昌旧藏。被称为云林之笔的，文华殿里也有三四幅。可是和画帖中雄劲的松树图相比，画品低劣许多。我见过梅道人的墨竹，黄大痴的山水，王书明的瀑布（并非文华殿的瀑布，而是陈宝琛氏所藏瀑布图），或许是气禀所致，令我俯首的都不及云林的松。

芥川龙之介描摹的中国文人画

芥川所说的“今古奇观”画帖中的“云林的松”，笔者推测，可能是指《唐宋元画册》中的倪瓒《山水》，而“王书明的瀑布”，可能就是其中王蒙的《松路仙岩》。《唐宋元画册》中，包括了王维《雪溪图》等十二幅画作，又题为《名画大观》。“今古奇观”之称，应属记忆之误。芥川说倪瓒的画上虽然只画了岩石上生出的一颗松树，树梢上笼罩着些云烟，但这“幽绝的世界”，只有倪云林能体会得出，他画出了自己“胸中的逸气”。这让他在观赏时不禁想，“到底是莫奈的蔷薇更真实，还是倪瓒的松树更真实，其实要看对于真实如何理解。”这段话也让人想起他面对李公麟《五马图》时的现场观感，当时，他在笔记本上写下了一个法语词汇“toute réaliste”，意思是：“完美的现实主义”。

（本文原题为《故宫藏画让芥川龙之介想留学北京》，首发于中国作家网，澎湃新闻经作者授权发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