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明史与师生缘——毛乃庸《季明封爵表》考

自太史公作《史记》创史表一体，历代史家多有绍述者，如宋人熊方撰《补后汉书年表》以补范晔《后汉书》无表之失；明清以降，此道复大显于世，如顾栋高《春秋大事表》、万斯同《历代史表》等，已脱“补史”藩篱而自成一家。近阅淮安毛乃庸（字元徵，1875-1931，《江苏艺文志·淮安卷》毛乃庸条作“字符征”，恐误，古人多有名元徵或字元徵者）《季明封爵表》一种，此书为南明封爵年月之表，亦是清人史表的流亚，于考述明季史事不无裨益。但其序跋多有沧海桑田之慨，从中更可窥见毛氏与刘世瑗、柳诒徵等师友的学缘。除《封爵表》本身外，笔者参稽柳诒徵《毛君元徵传》等文献以呈现毛、刘等人的生命史，学力不逮处，尚祈方家赐教。

刘世瑗（1889-1917），字蘧卿，祖籍安徽贵池，其父为晚清著名外交家刘瑞芬（1827-1892，终官广东巡抚），其兄为清末民初著名藏书家刘世珩（1874-1926）。世珩、世瑗两兄弟皆喜藏书，世瑗更斥资修建藏书楼“天尺楼”，收集大量晚明禁书并手抄校订，而毛乃庸则是世瑗年少时家中的塾师。

刘世瑗，时任职于北京大理院

毛乃庸初到金陵，正值清廷风雨飘摇的光绪、宣统之交。他在刘家以馆榖度日，坐馆授课之余，他还参加了宣统己酉(1909）的拔贡试，江宁提学使陈伯陶十分赏识他的才华，署为第一，这为他之后的仕途奠定了基础（民国十五年《甘泉县续志·选举表二》亦载）。刘瑞芬故居在今南京市殷高巷14号，传为明代开国功臣胡大海之宅，师徒情谊便始于此际。

正如毛乃庸《季明封爵表》自序所云：“在昔光绪季年，禁网疏阔，诸前明遗老纂述稍稍刊布于世。”道、咸以降禁书复出，至光、宣年间更是大行于世，毛、刘师徒置身于这一时代风气当中，很难不对明季史事产生兴趣。二十出头的刘世瑗萌生了撰写《季明书》的想法，旨在详记南渡后三朝事迹（弘光、隆武、永历），更于宣统二年（1910）铅印《征访明季遗书目》一卷（亦刊于《国粹学报》第7卷第8-13期，1911年12月），开列大量明季野史，向社会公众征求遗书以供修史。

除了文献储备，刘世瑗亦向其师请教修史体例，毛乃庸认为作史“以表、志为纲领”，但南明大体仍遵循明代旧制，不需要新撰表、志，惟有“宰辅与封爵二表”不可或缺。毛序云：“表宰辅，可以觇用人之得失；表封爵，可以证酬庸之当否。是皆治乱盛衰之所系也，生唯而识之。”

《季明封爵表》自序

根据刘世瑗外孙女刘碧瑞的回忆，世瑗于清末在大理寺任书记官，辛亥革命后大理寺改为大理院，仍留京供职（参《老照片》第93辑《我的外婆》）。而毛乃庸则于民国二年（1913）随杨晟至山东，以科长权内务司司长。易代之交，师徒二人关山阻隔不复相见，但依然通信往来交流修史事。民国四年（1915），毛乃庸随四川督军陈宧入蜀，途中经过宜昌，获得了傅以礼所撰的《明季宰辅表》（《残明宰辅年表》），补订脱佚后抄录一份寄给了在北京大理院为官的刘世瑗。可惜天妒英才，民国六年（1917）刘世瑗客死京邸，年仅二十九岁，他的遗稿也随之散佚，许多稿钞本下落不明。这对于世瑗的亲友及其恩师毛乃庸，无疑是巨大的打击。

国家图书馆藏有一部《征访明季遗书考》（善本书号：目52917），是刘世瑗的妻弟张仁蠡（1900-1951）于1919年捐赠给京师图书馆的。书末有一段仁蠡的跋文：

右为贵池刘君蘧六世瑗征书之启，君博览史籍，发愤欲撰《季明书》以续《明史》。蠡与君为郎舅之谊，朝夕相过，日惟见君伏案抄缀积稿数十巨册，方幸明季遗烈得以重光史乘，而君遽以中道逝，此册非君之著作，而君之壮志鸿才亦可以见于百一，恶可以不代传之耶？

民国八年七月 南皮张仁蠡范卿赠京师图书馆藏并识

从这段跋文，我们可想见世瑗当日奋笔修书的情景，他的离世不惟使妻子张仁会（1888-1945，张之洞幼女）孀居而终，对于不满二十但情谊甚笃的仁蠡，也是沉痛的记忆。世瑗的离世想必对千里之外的老师而言也是雪上加霜，正如俞樾临终所言：“才喜平权得自由，谁知从此又戈矛。弱者之肉强者食，膏血成河遍地流。”民初政局混乱、战事纷起，毛乃庸这样的旧式文人要想在乱世谋生分外艰难。他浮沉宦海多年，“奔走衣食于兵戈间，益无暇从事于丹铅矣。”但他的宦途并不顺畅，柳诒徵回忆亡友时如此说道：

家益贫，世变益亟。童騃贾竖腾踔弋政柄，用俚语为官书，益无所用文士，而君亦侵寻衰老矣。避债金陵，居陋巷，彳亍喘偻，与庸保杂作，犹不肯自贬损，摧眉下气、为好语于贵幸。萧然从故人乞贷，市炊饼，键板扉，辑故籍作细字书，戢戢成帙。徒仰屋浩叹，生乃不遭乾嘉盛时，紬绎四库，从徽浙诸老赏析奇侅也。

毛乃庸慨叹自己生不逢时，所学无法经世济民，只得退居市井从事著述，而在沧海横流之际，他依然一身傲骨，不肯“摧眉折腰事权贵”。1927年春，北伐战争弥漫至江浙一带，南京亦卷入战争，疮痍满目。或许是乱世让毛乃庸重拾了对明季史事的研究兴趣，在这一年的春夏之交，他撰就《季明封爵表》，并在序文中感时伤世：

今春战事蔓延江淮间，道路梗塞，虽欲出谋旅食而不可得，贫居无俚，藉翰墨为遣日计，成《季明封爵表》一卷。嗟乎！世变亟矣！吾侪小人不忧祸至之无日，而为此不急之务，既自嗤其傎，且回思曩昔与刘生商榷体例时，宛然如在目前，而桑海屡迁，幽明永隔，尤不能无俯仰欷歔之慨也！

此时距刘世瑗去世已有十年，想起昔日与学生商榷修史体例，毛乃庸慨叹“桑海屡迁，幽明永隔”，沉痛之情跃然纸上。对于军阀混战的民国初年，吾国士大夫常有五代、明季之喻，将自身的政教理念投射往古，以抒时愤。残酷的现实或许刺激了毛乃庸将目光投向南明，他在卷首写道“安宗而后，天步艰难，思藉茅土以羁縻豪杰。永历时封爵弥夥，孙、李诸人俨然亲藩，自余公、侯、伯诸名号益不可偻指数，此亦迫于势之无可如何，未可概訾为滥也。”或许也是对军阀割据、群雄混战这一时局的影射。从他使用安宗、绍宗两庙号来看，他对于明季正统的定位也与一般清遗民有所不同。

《季明封爵表》书封

《封爵表》每页列五大行，分写年、王、公、侯、伯的情况，明确引用的文献有林时对《荷牐丛谈》、戴笠《行在阳秋》、瞿共美《东明闻见录》、吴振棫《黔语》、刘献廷《广阳杂记》、阮旻锡《海上见闻录》、《光绪利川县志》、《巴东县志》等，参考了多种重要的南明史籍，更兼顾到方志文献。笔者认为，相比于孟森、朱希祖等学院派南明史先驱，毛乃庸并不拥有丰厚的图书资源，他在穷愁无聊的生活中，于明朝旧都自撰此表，绝非陈寅恪所谓“文儒老病销愁送日之具”。对于毛氏这样一位广义的文化遗民而言，撰述本身与生命、时世的联结，即是吾国史学之真精神。虽然毛乃庸“不喜宋明儒先书及浮屠家言，谓其虚诞无当”，似为一乾嘉后劲，但其涵养践履，不可谓无宋贤风骨，其学术路径，似乎也更接近当时的学衡派。

毛乃庸最终于1931年贫病而逝，但其一生著述颇丰，著有《十国杂事诗》十卷、《十六国杂事诗》十六卷、《后梁书》二十卷、《北辽书》九卷、《辽进士考》二卷、《季明封爵考》一卷、《檀香山岛国志》十九卷（寅按：参上海图书馆所藏稿本，实为《檀香山国志》）、《勺湖志》十六卷。又译出《安南史》、《朝鲜近世史》、《印度杂事》、《彼得传》、《泰西名家略传》若干卷。虽部分著作已散佚无考，但从中可窥见他一直对乱世历史保持着浓厚的兴趣，对萧詧之后梁、耶律淳之北辽及南明三朝这些流亡政权也有钻研，并且对于安南、朝鲜、印度、夏威夷等被殖民侵略的国家的历史也有关注。毛氏的研究兴趣与晚清以来的时局紧密相连，上海图书馆藏有其所著《后梁书》稿本二十卷，抄录于光绪二十八年（1902），正值庚子国变之后。对南北朝历史有基本了解者，自可意会萧梁末代与当日清廷处境之相似，萧氏后人受西魏、北周之播弄，而列强逐鹿中原钳制清廷，二者实乃同病相怜。我们固然不能断定毛乃庸在清季已怀辛有索靖之忧，但其史学的经世路径是与时代息息相关的，光宣年间同在南京居住的陈寅恪先生于晚年撰写《柳如是别传》时即如此回忆当时的氛围：“天下尚称乂安，而识者知其将变。寅恪虽年在童幼，然亦有所感触。”如何适应这个暗流涌动、纷纭万端的时代，是这些成长于光绪年间的士人共同的人生课题。

民国十九年（1930），毛乃庸因镇江兵乱避居上海，并于此年将自己的著述稿本托付罗振常，罗振玉、罗振常兄弟虽为浙江上虞人，但侨寓江苏淮安，与毛乃庸实为同乡，二人相识当甚早。乃庸去世后，罗振常联系到时任江苏省立国学图书馆馆长的柳诒徵，商讨刻书事宜。柳诒徵决定先印出《封爵表》，不光因为卷帙较少、印刷省力，亦以“哀刘君之书未成，而覆辙之足资鉴戒，即诸藩封一端，亦季世所宜警寤也。”时值1933年，日军已发动九一八事变侵占东三省，复于1932年发动侵略上海，有识之士如柳诒徵者自能感知大难在即，民族存亡悬于一线。所以柳诒徵在石印本《季明封爵表》末尾的跋文中，大肆讽刺“海上天子，船中国公，蜗角蚕丛，颠越狼狈”，慨叹南明政权陷溺于党争与封拜，并没有挥鲁阳之戈光复旧域。他的这番话，不正是对当日国府所作所为椎心泣血吗？

回顾毛、刘师徒自光、宣之交相识，直至《季明封爵表》刊成，虽前后历经二十多年，且文海出版社等后来也影印了这部史表，但就整个民国时期南明史发展的脉络来看，毛氏此表并不算非常重要的著作，柳诒徵亦在跋文中指出了数条舛误。在民国以来学术研究日益专精化、学院化的趋势下，毛乃庸这样沉沦下僚、并无多少心力搜集史料的下层读书人，注定是学术上的失语者。而他念念不忘的学生刘世瑗《征访明季遗书目》一书也曾被朱希祖抨击为“近人为学，专事剿袭，窃人之作，以惊世俗”（参吴航、高磊《朱希祖在南明史研究上的成就与贡献》，《史学史研究》2023年第4期）。朱希祖的评价固然有着后见之明，但也清晰地反映出，传统社会个人修史之举已和现代历史学体制渐行渐远了。如果刘世瑗没有英年早逝，目睹日后史语所群策群力式史料整理工作的话，不知他还会否继续自己的修史大业？或许在强调“客观研究”的风气下，毛乃庸“以表、志为纲领”也成了迂腐不堪的论调，师徒二人因南明史而结缘，又如南明一般隐入历史的尘埃中，只留下数页史表，承载着当日商榷往还的真挚情谊和以史致用的理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