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亚视域下的日本史与中日关系史

2024年10月19-20日，由中国日本史学会主办，浙江工商大学东方语言与哲学学院、浙江工商大学东亚研究院和日本研究中心承办，浙江省中日关系史学会和《社会科学战线》杂志社协办的“中国日本史学会2024年年会暨东亚视域下的日本史与中日关系史研究”学术研讨会在浙江工商大学下沙校区召开。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天津社会科学院、江苏省社会科学院、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开大学、浙江大学、复旦大学、山东大学、东北师范大学、辽宁大学、北华大学、福建师范大学、上海师范大学、天津师范大学、天津外国语大学、哈尔滨师范大学、湖北大学、苏州大学、苏州科技大学、南通大学、海南大学和国防科技大学等科研机构与高校的近百位专家学者齐聚钱塘江畔，就本次年会的主题——“东亚视域下的日本史与中日关系史”进行了为期一天半热烈而深入的交流探讨。

本次年会的论文报告与讨论由主题报告环节与分组讨论环节组成，其中主题报告由四位专家作报告，分组讨论环节共分为六个小组，其中第一组至第四组分为A、B两个部分、第六组分为A、B、C三个部分，第五组是为博士生所特别设置的青年博士论坛。与此同时，本次大会的承办方浙江工商大学东方语言与哲学学院、东亚研究院、日本研究中心还联合厦门外图、光启书局、中西书局、崇文书局、东方出版中心和外研社举办了“学术图书展”和“海外东亚研究的引进与翻译”圆桌讨论会，作为本次大会的联动活动。

与会学者合影

主题报告

主题报告环节由中国日本史学会副会长、南开大学日本研究院宋志勇教授主持。本场第一位发言人是中国日本史学会会长、东北师范大学韩东育教授，发言主题为《小议中日文化的绝对异与相对同》。他从中日两国对道德原则的不同选择及方向相反的实践的角度指出，中日之间，“异”才是绝对的，而“同”不过是表象而已，日本人重“礼”甚于“仁”，“口诗书，身礼乐，习惯若自然”，日本之所以不取“教育”模式而重“学习”方法，与“模彷-习熟”论在日本传统社会中深植其根有密切的关联，这不仅塑造了两国民众的不同道德面貌和文化形象，更带来了迥异的社会后果。

主题报告的第二位发言人是中国日本史学会名誉会长、北京大学宋成有教授，报告主题是《开港后日本幕府改革与洋务运动的几点比较》。他认为，在中日两国近代化初期，只有开港后幕府在安政（1854-1859）、文久（1861-1863）、庆应（1865-1868）年间连续推行的改革（简称“开港后幕府的改革”），堪与洋务运动相比较。两国改革的时代背景相同、改革的基本举措相同，如训练洋式军队、创办近代军火工厂；设置研修洋学机构、培养洋学人才；置产兴业，注重经济开发等。与此同时，也有诸多不同之处，如国内政治大环境不同、改革的力度与重点不同、对外走向世界、走向海洋的意识与行动不同，其中最大的差异在于近代型人才梯队不同。造成这些不同的原因有很多，首先，两国改革次数多寡的差异，造成统治阶级内部分化和裂变的烈度不同；其次，十八世纪中期以来商品货币经济造成的社会震荡程度上的差异；最后，两国思想界活跃程度不同。因此开港后幕府改革的最大后果，是幕府在改革中无法掌控急遽迸发出来的强大新兴力量，并最终被历史的大潮裹挟而去。其结果是政权更替提速，展开明治维新而率先崛起。在中国，洋务运动制造光怪陆离的“同治中兴”，清朝得以苟延残喘。

主题报告第三位发言人是中国日本史学会原会长、南开大学杨栋梁教授，以《军部“独走”——一战后日本帝国国策“转向”的制度分析》为主题做报告。他指出，自1868年明治维新变局以来，日本重新站在国家发展何去何从的十字路口，但是在内外矛盾演化的合力作用下，帝国改变既定国策，在多种可能性中做出最差选择，在对外关系上，由既往奉行的与强者为伍的“协调外交”方针和“恃强凌弱”“远交近攻”策略，转向排他性亚洲门罗主义，其对华、对苏、对德、对美英外交屡屡出现“误判”；在内政治理上，彻底否定近代天皇制中本来孱弱的自由、民主、法制等宪政成分，变为军部法西斯独裁的极权国家，最后导致帝国崩溃。在日本帝国何以走向灭亡的诸多原因中，以军部“治外法权”为特征的近代日本政治制度所存在的漏洞系属根本性祸根。杨栋梁从日本军部主导的“国策转向”和制度分析的视角出发，揭示军部在近代日本政治体制中的特殊地位，说明了其在国策运作上发挥的负面作用。

主题报告第四位发言人是中国日本史学会原副会长、浙江大学王勇教授，以《追寻日本禅僧太初启元的江南足迹——兼介绍山交寺开田记碑》为主题做报告。他指出日本禅僧太初启元是中日文化交流研究中具有重要地位的人物，然而学界对其基本情况的把握上存在误区。王勇经过十余年的收集，发掘、整理了记录太初启元行迹的近20种文献，以此为基础重新推定了太初启元的渡航年次、抵达福建、上京以及圆寂的时间，并对新出史料《山交寺开田记碑》进行了文献学、历史学的考证。

会议现场

分组报告（一）A组

分组讨论在开幕式当天下午开始进行。分组报告（一）A组的发表由浙江工商大学东方语言与哲学学院、东亚研究院院长江静教授和浙江工商大学东亚研究院特聘教授、浙江大学历史学院王海燕教授主持和评议。

本场的第一位发言人浙江工商大学东亚研究院李国栋教授，题目是《从“大己贵神”的不同称谓看日本上古史的演进》。报告通过对日本上古神话中稻作大神“大己贵神”的众多称谓进行深入分析，揭示了这些称谓背后所反映的日本上古历史发展的不同阶段。重点讨论了“大国主神”等称谓，这些称谓与古坟时代“大国”的建立和扩张有关，反映了出云地区在政治、文化上的进一步发展和统一。通过这些称谓的分析，不仅重构了日本上古史的演进脉络，还揭示了出云地区在日本古代历史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

第二位发言人是来自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日语系讲师曾堰杰，题目是《10-12世纪日本天文星占制度的重建——以“贺安二家”的形成为线索》。此报告梳理了贺茂氏和安倍氏两大家族在10世纪中叶的崛起，一步步垄断阴阳寮官职，形成世代传承。通过政治联姻和与权力中心的紧密联系，巩固他们在阴阳寮中的地位，确保对天文历算的控制的过程。并指出“贺安二家”对日本天文星占制度重建的深远影响。

第三位发言人是来自西安电子科技大学副教授师敏，题目是《文明交流互鉴视域下的日本入唐僧常晓研究》。报告以仁明天皇时期日本入唐僧常晓为主轴，重新评估其入唐求法之旅，及其在促进唐日文化互鉴中的独特作用。指出常晓作为跨文化交流的典范，其经历凸显了仁明天皇时期中日文化交流的紧密与深入。

第四位报告人是浙江工商大学东亚研究院副教授姚琼，题目是《“圣俗”空间的构建：论日本古代的禳疫祭祀与都城营造》。报告分析了在藤原京、平城京和平安京的营造过程中，日本古代朝廷如何通过禳疫祭祀活动来划分和构建“圣俗”空间，通过祭祀活动在都城内外营造出神圣与世俗的区分，这不仅反映了当时社会对疾病和卫生问题的关注，也体现了对都城空间秩序的维护。指出禳疫祭祀在古代日本都城营造中的重要角色，强调了这些活动不仅是宗教仪式的一部分，更是古代日本社会构建和维护“圣俗”空间、实现社会治理的重要手段。

第五位报告人是浙江工商大学东亚研究院讲师张晓舟，题目是《日本僧空海与渤海使王孝廉的交往》。报告围绕着渤日交流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的日本僧空海与渤海使王孝廉的交往进行研究，对一些误传的史料进行了深入辨析，指出某些被学界认为是空海写给王孝廉的书状事迹上与王孝廉无关，通过细致的考证还原了两位历史人物之间的真实交往情况。

第六位发言人是浙江工商大学东方语言与哲学学院讲师彭溱，题目是《从立后条件看〈荣花物语〉的叙事逻辑》。此报告对以女性的视角讲述了第59代宇多天皇至第73代堀河天皇期间约200年的历史的《荣花物语》的叙事逻辑进行分析，指出此作品通过细微而具象化的文学性叙事方式，克服编年体框架中的年代鸿沟以串联起九条流繁荣史的主题。

第七位报告人是南开大学日本研究院副研究员王玉玲，题目是《镰仓时期武家的身份统治》。报告指出武家通过继承和改造古代律令制度中的身份框架，确立以武士阶层为核心的社会等级秩序，武家政权通过身份制度的运作。指出这一过程中，武士的身份和地位得到了法律的认可和保护，这种身份统治模式对后世日本社会结构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第八位报告人是宁波大学历史学系副教授张凯，题目为《天童如净与中日佛教文化交流研究述评》。报告梳理了如净禅师的教导在日本的传播和实践，以及这些教导如何促进了日本佛教文化的形成和发展，特别是在曹洞宗的教义和修行实践中的体现。并对镜岛元隆的《天童如浄禅師の研究》进行了评述，认为该书全面系统地研究了如净禅师的生平、语录和思想，为理解如净在中日佛教文化交流中的作用提供了宝贵的视角和资料。

第九位报告人来自浙江工商大学东方语言与哲学学院讲师曾昭骏，题目为《从“总统大师”到“日本国师”：浅析一山一宁的赴日意义》。报告从一山一宁作为元朝使节的背景和使命入手，分析了一山一宁在日的活动以及他的身份从“总统大师”转变为“日本国师”的过程。指出一山一宁赴日之行不仅促进了日本禅宗和文化的发展，为后续的中日文化交流和贸易往来奠定了基础。

第十位报告人是苏州城市学院讲师马藤，题目为《中世日本法治中的检断成立研究》。报告追溯“检断”一词的起源和早期应用，探讨检断职的成立过程，揭示这一职位依附土地所有权逐渐成型的过程。指出检断权的行使不仅是地方社会独立行使警察权的体现，还与领主的知情权和对案件中收缴资财的控制密切相关。

最后是福建师范大学社会历史学院区域与国别研究院赖正维教授的报告《高泉性激禅师与“黄襞中兴”探析》。高泉性潡禅师是中日文化交流史上的重要人物，两次获日本皇室赐封“大圆广慧国师”“佛智常照国师”的称号，成为继隐元隆琦之后，获得日本皇室封号最多的黄檗宗禅师。报告指出继任黄檗宗第五代住持后，高泉通过扩建黄檗山万福禅寺、开设戒坛法会、积极争取日本各界的支持等措施，促成了黄檗宗继隐元禅师开山后的又一巅峰时期，高泉因此亦被称为“中兴之祖”，且在黄檗宗中兴的过程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分组报告（一）B组

分组报告（一）B组的发表由福建师范大学社会历史学院区域与国别研究院副院长赖正维教授与山东大学哲学与社会发展学院人文东亚研究中心主任副教授李海涛主持和评议。

首先发表的是中国社科院日本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孙家珅，题目为《华人身份的重塑：以日本冲绳县久米村人后商为中心》。此报告主要探讨了日本冲绳县久米村人后裔在不同历史时期对华人身份的认同变化，以及如何通过文化活动重塑华人身份，并对久米村人重塑华人身份进行了深层原因的分析。

第二位发表的是杭州师范大学的张丽山副教授，题目为《明末中日方技业者及其业务异同探析——以<日本考·九流>为例》。报告从方技的概念和“九流”内容的撰写时间切入，介绍明朝和日本当时方技人士的称法并且两者彼此吻合，指出中日阴阳生的异同。指出中国的阴阳生与日本阴阳官职能相近，却有着不同的社会地位，对于理解两国历史关系和文化差异具有重要意义。

第三位是来自山东大学历史学院胡炜权副教授，题目为《丰臣政权的内交与外交:再论壬辰战争的性质》。报告首先从现阶段壬辰战争研究的现状的问题点进行了阐述。并从日本国内战争与对外侵略的互动关系来强调两者应相互关联，认为并重点指出研究时日本国内和国外的情况需要一并看。最后对秀吉的使命感和对外认识进行了阐述，强调对秀吉的态度及认知需要深入挖掘和研究，为理解壬辰战争提供了新的视角。

第四位发表的是浙江工商大学东亚研究院崔英花副教授，题目为《17世纪末19世纪初朝鲜漂流民的日本观察》。此报告就朝鲜后期漂流民的见闻记录分析17世纪末到19世纪初100年间朝鲜漂流民对长崎、松前、萨摩等日本重要门户的认识，以及这种观察报告传到朝鲜后，在朝鲜社会引起的反响。指出这一时期朝鲜漂流民的见闻为朝鲜客观、准确的认识日本做出了贡献，促进了朝鲜后期“日本学”的形成。

第五位是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的陈刚助理研究员，题目为《1609年前琉日关系的演变》。此报告通过深入分析1609年前琉球与日本关系的演变，揭示了明朝国力的兴衰、日本的对外侵略政策以及琉球在东亚海域的政治经济地位变化对琉日关系的影响，并强调在看待琉日关系时，需从中日琉三方来进行研究与考察。

第六位发表的是天津理工大学的李凤娟副教授，题目为《琉球闽人三十六姓的姓名演变与族群认同》。报告从琉球人的名与姓组成部分与特点意义进行分析，指出闵人三十六姓的姓名及演变体现了中华文化的影响。闽人三十六姓通过中国式姓名强化了与琉球人的族群区分和认同，但随着琉球民族的融合，族群界限逐渐模糊。

第七位是来自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张晓明副教授，题目为《明代苏州坊刻<四书大全>与日本江户的朱子学思潮——以“徐九一太史订正金闾五云居藏版”为中心》。报告中，对藤原惺窝的《鳌头评注四书大全》进行介绍，指出由于藤原惺窝等进行了深入研究和训点添加，《鳌头评注四书大全》成为江户时代前期影响最大的版本之一。并对明代理学“四书”新注与其对江户朱子学思潮的影响进行了分析，指出明代理学“新注”对江户朱子学思潮的影响意义。

第八位发表的是上海师范大学人文学院世界史系的赵檬锡讲师，题目为《<救荒本草>在近世日本的流通》。此报告阐述了《救荒本草》的研究意义，包括《救荒本草》的意义、新增知识对象的数量以及对后世救荒著述的影响，指出《救荒本草》的知识层级、流传系统以及和刻本的发展脉络。

第九位发表的是广岛大学文学部的殷晓星助教，题目为《教谕与传唱——近世日本、琉球的“六谕诗歌”》。报告对《六谕衍义》进行介绍，分析了近世日本“六谕”相关书籍对诗篇的处理以及其消失的理由，介绍了《导童六谕训》中“六谕诗歌”的变形，并对“六谕诗歌”的创作与扩充进行阐述，强调“六谕诗歌”传播和创作的跨文化与多样性。

第十位是来自东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日本研究所宋悦副教授以题为《日本江户时期<伤寒论>的研究及受容》的发表。报告梳理了江户时期流行病泛滥的数据，探讨古方派的研究、对古的推崇以及列举通俗读物等方面来阐释江户时期对《伤寒论》的研究，总结出在全部中国传统医学经典都传入日本的前提下，日本学界对《伤寒论》有选择的进行研究和应用可以看作是过度追求实用的一种体现。

分组报告（二）A组

分组报告（二）A组的发表由浙江工商大学东亚研究院沈国威教授和台州学院人文社科处处长高平教授主持和评议。

第一位报告人是西安电子科技大学外国语学院的讲师马静雯，题目为《汉文训读视域下的中日语言文化交流——以日本近世明清白话小说训译本为中心》。报告指出中国明清白话小说自传入日本后，在语言、文学、文化等各方面展现其影响力。这一过程中，汉文训读作为一种语际转码形式发挥了重要作用。指出通过白话小说的训读本和训译本，日本知识分子们了解到其中精彩的故事情节，领悟到“前近代型”小说的创作方法，学习到白话词汇、表现的形与义，并通过通俗译本、翻案、读本等形式将其内容以更适合日本读者的方式呈现出来，完成了由上至下、由窄变广的扩散传播。

第二位报告人是江苏省社会科学院助理研究院杨世帆，题目为《格调与人情之间——太宰春台对古文辞学的修正》。报告指出，明代前、后七子等人所倡导复古文学，对东亚各国的文学、思想发展都有着深远的影响。分析了江户特殊的时代背景在荻生徂徕之高弟太宰春台诗文理论的形成与社会影响。通过与明代复古文学思潮的比较研究，探讨了江户复古文学转向之际的多种面向。

第三位报告人是河北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的许益菲副研究员，题目为《繁华与乱像交织：日本元禄时代的多重社会图景探析》。报告指出，元禄时代日本社会的繁华更多地是文化的繁荣，繁华之下还蕴藏着武士的穷困与癫狂、伦理无序的纵乐困惑、流行性的疫病等都构成了繁华主旋律下的历史杂音等诸多社会问题，而这些元禄时代的日本社会繁华背后隐藏的诸多乱象，已经为日后幕府的三大改革埋下了伏笔。

第四位报告人是西安外国语大学日本文化经济学院的许文英讲师，题目为《试论幕藩体制转折期的德岛藩大名权力与官僚体制改革》。报告以德岛藩为研究对象，分析该藩第十代藩主蜂须贺重喜在位期间实行的“宝历‧明和改革”（1761—1769），探讨了大名对官僚体制进行改革的原因、具体措施及其历史意义。指出改革从根本上触及到统治阶级内部秩序赖以存续的基础，即“身份等级制度”，并因此受到幕府的关注，最终导致重喜被迫退位。

第五位报告人是福建商学院日语系讲师黄婷婷，题目为《日本江户时代武家历史钩沉——浅析<阿部一族>中的武士群像》。报告就森鸥外的殉死题材历史小说《阿部一族》分析作者对于封建武士精神的怀疑和批判精神，探讨了他们殉死的根源所在。指出森鸥外为代表的近代日本知识分子在明治维新之后，开始挣脱古代封建思想的束缚走上了反省的自觉之路。

第六位报告人是天津师范大学欧洲文明研究院的杨立影副教授，题目为《历史思想视域下荻生徂徕的天人关系论》。报告就荻生徂徕的历史思想来重新认识他的天人论，以加深对徂徕学的全面理解。指出徂徕本意是试图用礼乐制度中的祭政一致思想附会神道，背后并非有强烈的神国史观驱动，其理论认知和阐释框架依然深受儒学影响。

第七位报告人是东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的副研究员刘宇昊，题目为《中井履轩自然科学认识所见的物我关系问题》。报告以物我关系为线索，对中井履轩的自然科学认识与儒学思想的关联等问题进行讨论。指出履轩主张对于物之理的认识必须通过实践来完成，对朱子学的格物穷理予以了全面地改造，作为实践逻辑的延续，自然科学探究方式也受到了履轩强烈地主张。

第九位报告人是浙江工商大学东方语言与哲学学院的刘潇雅讲师，题目为《汉籍东传及其中隐士形象在日本的受容》。报告就日本平安时代文人的阅读书目进行考察，分析出这些人物的形象与中国史书中的隐士传记以及《文选》《白氏文集》《世说新语》等作品有紧密联系。此外，《本朝文粹》《本朝续文粹》《怀风藻》等汉文集、汉诗集中，隐逸思想的表达和隐士形象的描绘频繁出现，这些内容常与《后汉书》等史书以及《文选》《白氏文集》等作品密切相关。

第十位报告人是山西大学历史文化学院的安艺舟副教授，题目为《文明互鉴视域下明朝与日本的“汉诗外交”研究》。报告就明代中日两国外交使节所作汉诗的研究，探讨汉诗在明朝与日本外交实践中扮演的角色，指出明朝与日本之间在早期使臣互遣的外交实践中，汉诗酬唱化解因文化隔阂导致的猜忌，展示外交诚意，促成日本向明朝朝贡体系的靠拢。

分组报告（二）B组

分组报告（二）B组的发表由北京大学历史系唐利国教授和中国社科院历史研究所编辑部主任徐志民研究员主持和评议。

第一位报告人是北华大学东亚历史与文献研究中心主任郑毅教授，题目是《“满洲”概念“罗生门”现象研究》。报告对“满洲”概念的“罗生门”现象进行了研究，指出日本帝国地域概念的更换旨在达成历史文化主权的更迭。

第二位报告人是辽宁大学历史学院教授王铁军，题目是《明治宪法视域下的近代日本文官制度》。报告从日本首部宪法——明治宪法的角度出发，剖析了近代日本文官制度，并从法治角度指出了该制度存在的缺陷。

第三位报告人是浙江越秀外国语学院黄逸，题目是《日本如何塑造有利于自己的国际舆论：美媒眼中的岩仓使团和津田飞鸿》。报告以美媒眼中的岩仓使团与津田飞鸿为中心，分析了日本在近代化化过程中如何塑造有利于自己的国际舆论。

第四位报告人苏州科技大学奚伶，题目是《日本财界版“北清事变善后策”研究初探——以各地商业会议所为例》。报告以商业所为例，对日本财界版“北清事变善后策”进行了探讨。

第五位报告人是上海师范大学的吴佩遥，题目是《近代日本布教权问题的话语构建以“二十一条”的布教权争端为中心》。报告聚焦于“二十一条”的布教权争端，分析了近代日本布教权问题的话语构建过程。

第六位报告人是苏州大学武向平，题目是《参谋本部临时测图部对华军事盗绘(1894-1907)》，报告对日本参谋本部临时测图部对华军事盗绘问题进行了分析。

第七到第九位发言人分别是浙大城市学院张天恩、天津师范大学许译兮副教授和台州学院高平教授，他们分别以越南和朝鲜为例，分析了19世纪80年代初中国清政府的属国政策；基于小泽富夫的武家家训编纂成果，对日本武家家训精神的社会影响进行了分析；基于近代赴日留学生刘珏所著的珍贵历史文本《增注东洋诗史》，揭示出一幅独特的、穿越时空的日本画面。

本组最后一位发言人是浙江工商大学沈国威教授，题目是《历史何以成学？——以严复〈政治讲义〉为中心》。他以以严复的《政治讲义》为中心，以“历史何以成学？”进行发问，系统回顾了中国政治学学科的肇始过程。

会议现场

分组报告（三）A组

分组报告（三）A组由四川师范大学日本研究中心副主任许晓光教授与上海师范大学人文学院世界史系刘峰教授主持和评议。

云南大学毕世鸿以详实的历史数据，对日本“武力南进”东南亚策略的嬗变进行了分析。吉林外国语大学沈海涛从区域国别研究视角出发，以日本对华移民侵略研究为例，对日本侵华史料的整理与研究状况进行了总结。天津社会科学院刘树良对军部“帷幄上奏”特权的确立过程进行了分析，指出其是日本军国主义走上大规模对外侵略战争之路的重要原因之一。聊城大学王长汶对抗战时期南洋华侨国际宣传的策略、特征及效果进行了总结，肯定了南洋华侨为中国抗战作出的巨大贡献。浙江工商大学张明杰以大量珍贵甲午战争图像为论据，系统分析了近代日本军国文化的形成，并对日本军国主义对外侵略扩张行径进行了批判。南通大学张煜对战时日本下级士兵的群体性心理进行了分析，指出了士兵普遍具有的群体性心理与官方意识形态宣传相互媾杂的事实。湘潭大学瞿亮对十五年战争时期丰臣秀吉的形象进行了探究，分析了不同时期、不同动机、不同叙事下丰臣秀吉被塑造的各色形象。辽宁社会科学院孟月明、宁波诺丁汉大学赵紫尧按照区域的不同，对侵华战争期间日本对华中地区移民入殖问题进行了研究。

本组最后一位报告人是山东大学《文史哲》编辑部叶杨曦副教授，报告题目为《幕末明治汉文中国行纪与全球文学关系研究》。报告指出这些中国行纪在深受中国文学文化影响的同时，他们又带入自己作为异域旅行者的视角和思考，根据游华旅程中的实际体验提出不少经世之见，力图扭转世道人心，这在中国古代游记中较为罕见，又对晚清社会来说弥足珍贵，也为他们的作品增添了时代的厚重感。

分组报告（三）B组

分组报告（三）B组由云南大学国际关系研究院毕世鸿教授与吉林外国语大学人文学院沈海涛教授主持和评议。

上海师范大学康昊基于元代通行的宗教体制“江南禅宗文化圈”，对明代中日外交情况进行了分析。东北师范大学张丽、长春人文学院董林在梳理日本同化政策确立经纬的基础上，对日据时期同化政策下台湾教育的矛盾演变、根源等进行了分析。东北师范大学孙志鹏、任彤对近代日本结核对策的阶段性演变进行了总结，指出近代日本结核对策失败的主要原因在于“防而不治”。北华大学刘景瑜对近代日本扩张型海洋战略的形成过程、运行机制等问题进行了梳理，对当下日本扩张型海洋战略的未来走向提出了自己的判断。东北师范大学付丽颖对20世纪前期日本的经济金融动荡及其对中国东北的金融侵略进行了分析，指出对东北地区进行经济金融扩张是其通过寻求外部市场步出危机的关键。北京外国语大学周维宏、雷嘉璐以日本社会为对象，通过建模提出了关于文化现代化进程测量的设计方案，旨在推动亚洲国家的文化现代化理论和实证研究。东北师范大学卢丽以素有“伟大的警示家”、“和平使者”等称谓的南原繁为研究对象，通过介绍其随“日本学术代表团”赴中国的破冰之旅，展现出南原独特的中国观和作为政治思想家的胸怀。天津社会科学院师艳荣从教育振兴的视角，对日本家庭教育支援体系及其实践进行了总结，重点介绍了以“家庭教育支援团队”为代表的“家校社共育”的创新实践路径。天津社会科学院邹圣婴以时间为轴，对从19世纪末至二战爆发前日本的对非洲战略进行了梳理，指出其中某些思路可视为冷战后日本对非战略的雏形。上海大学朱虹副教授、何雪倩博士以日本同仁会上海医院设立计划的始末为例，指出上海医院计划绝非单纯为了促进中日医学交流、强化中日同源纽带，而是为了假借民间医疗外交之名，进而实现日本政府排除欧美医学在华势力、垄断中国医疗资源。

分组报告（四）A组

分组报告（四）A组由北华大学东亚历史和文献研究中心刘景瑜教授和南开大学日本研究院尹晓亮教授主持与评议。

北京大学唐利国将东亚视为一个具有某种整体性的区域，总结了东亚近代化研究的范式演进过程，识别出三种具有代表性的学术范式：日本特殊论、儒家资本主义论、儒学性近代论。江汉大学薛政以20世纪一二十年代日本社会主义者内部批判为切入点，分析了日本社会主义者大杉荣民众艺术论的思想演进。北华大学李少鹏以日本外务省支持下的“满蒙研究”事业（1929-1945）为案例，展现了学者个人在学术研究中如何“迎合”帝国政治目标并最终沦为日本帝国主义扩张工具的全过程。北华大学李晓丹以日本在“满”“鲜”间的鸦片殖民活动为中心，介绍了当时日本的朝鲜鸦片供应地化构想，即突破自给自足的“鲜”地，进而延至“满”地。上海社会科学院宋晓煜从婚姻、杂居与移民等多角度出发，就明治时代日本知识界的人种论进行了详细说明。上海师范大学陶赋雯聚焦当代史学演进中的情感转向问题，揭示出情感史学与日本战后文化改造二者之间的互动关系。天津社会科学院季泓旭以穆儒丐小说《新婚别》为例，就“满洲国”通俗文学作品中的文化意识形态进行了独到的分析。北华大学郑璐以贝雅特·西洛塔·戈登回忆录为中心，对战后日本宪法中女性权利的体现与保障情况进行了分析。苏州科技大学祝曙光介绍了近代日本外交中的武官与武官制度，指出这一时期武官与武官制度存在独断专行，干扰驻外使领馆工作，有时会酿成重大的外交事件的弊端。中国社会科学院徐志民以日本的历史认识问题与中日关系为题，深刻指出日本的历史认识问题不仅需要学术逻辑的发展，更亟待国际政治逻辑的破局。

分组报告（四）B组

分组报告（四）B组由中国社科院世界历史研究所张跃斌研究员和苏州科技大学历史系祝曙光教授主持与评议。

天津社会科学院程永明就日本对历史文化街区的保护与再开发进行了分析，指出以地方为主的保护与再利用制度与社会多阶层共同参与的运用模式值得借签。天津社会科学院李冰提出当前东北亚地缘政治变局呈现出长期性、复杂性、残酷性等特点，其中的日本因素值得警惕。东北师范大学陈秀武、臧保成着眼宋元时期，就东亚历史海域互动机制的变迁进行了总结并指出这一时期海域互动的特点——“开放而不自由”。国防科技大学刘青梅以人权问题为中心，就冷战后日朝关系的历史演变及限度进行了分析，指出在未来较长一段时间内，两国关系不会完全脱轨。东华大学李凯航从近代日本区域概念的变迁角度出发，对“南洋”“东南亚”两个概念进行了辨析并分析了其背后的政治、经济、文化因素。黑龙江大学安成日、长崎大学安文斌就二战后对日媾和问题与日韩关系进行了分析，并特别强调了美国因素在媾和过程中起到的决定性作用。南开大学尹晓亮基于1988年《日美核能协定》，对日美核能合作的隐秘逻辑——“互利”与“互限”进行了分析。辽宁大学李征对日本近30年出现的政治极化倾向进行了介绍，指出中产阶级的萎缩、中流意识弱化是导致政治极化的原因之一。武汉大学牟伦海着眼占领时代这一特定历史环境，对南原繁、森户辰男、丸山真男等代表性进步启蒙知识分子的思想与行动进行了介绍。南开大学王美平日本南侵法属印度支那决策及其恶果进行了分析，指出其虽然在战术上步步为赢，但在战略上却以“失道”对“得道”，“以弱战强”，最终导致战败。

会议现场

分组报告（五）

分组报告（五）是为博士生特别设置的青年博士论坛，本论坛由北京外国语大学北京日本学研究中心周维宏教授与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张艳茹研究员主持和评议。

清华大学王大千博士结合中国北斗信仰，对日本终南山曼荼罗进行了考察。东北大学樊传燊博士以玉木正英的思想脉络为中心，对江户时代的武国意识与神国思想进行了分析。日本东北大学赵真真博士以上田秋成的煎茶为中心，对日本近世后期文人煎茶的反权威主义进行了分析。国防科技大学张文佳博士对中日邦交正常化后的日本涉台政策与日台关系的建立进行了分析。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柯世久博士以西园寺内阁与桂内阁的比较为中心，介绍了日本桂园时代对华政策。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潘振鲁博士从两国对于侵略历史的不同态度角度，对日韩建交过程中的文物归还问题进行了分析。天津外国语大学张珍霓博士从殖民政策视角，对日据时期台湾总督府的专卖事业进行了分析。东北师范大学黄哲博士介绍了日本文化的重要阵地——旧制第一高等学校的历史，并对近代日本“修养主义”概念的产生和发展进行了分析。湖北大学魏仕俊博士以白岩龙平的活动为中心，回顾了甲午战后日本对湖南航线的入侵。湖北大学张铭睿博士聚焦东北地区的天然良港旅顺，对日本海军侵占旅顺军港之国际博弈进行了分析。

分组报告（六）A组

分组报告（六）A组由南开大学日本研究院宋志勇教授和辽宁大学历史学院王铁军教授主持与评议。

世界历史研究所张跃斌在回顾改革开放后中国日本史研究的基础上，对汤重南先生对中国日本史研究作出的贡献进行了总结。重庆工商大学孙岩帝对“日本新保守主义的奠基人及日本政治右倾化的启动者”中曾根康弘的新保守主义政治理念和实践进行了分析。国防科技大学吴琼博士、徐万胜教授对日本二战后初期制宪“自主性”问题进行了分析，指出“强加论”作为修宪问题的开端，其本质是对日本战后制宪“自主性”问题的探讨。天津社会科学院龚娜从皇位继承与性别平权的角度，对“爱子天皇待望论”以及背后争议进行了分析。天津师范大学王鹏飞聚焦日本自民党内派阀解散的动向，就石破茂内阁的前景与考验提出了自己的判断。南开大学郭循春通过对1923年中国的排日风潮进行介绍，分析了日本的“以华盛顿体系为看板，恢复旧外交模式”方针以及国际考量。中国人事科学研究院魏艳春立足日本没有雇用关系的博士后制度，对在学术领域追求国际存在感的日本学术振兴会的特别研究员制度进行了独到分析。东北师范大学郭冬梅从政治史的角度，对内务省与近代日本的政党政治的关系进行了分析。南通大学郑新超对日本的中国史学研究从传统文献学到现代跨学科的研究范式转换进行了解读。辽宁大学周致宏从“小国主义”的政治理念出发，对战后日本的小国主义政治进行了分析。

分组报告（六）B组

分组报告（六）B组由南开大学日本研究院院长刘岳兵教授和天津社科院程永明研究员主持与评议。

本组第一位报告人是山东大学儒学高等研究院的刘晨副研究员，题目为《礼制传统与江户幕府的“御威光”构建》。报告就江户幕府从开创到基本确立过程中的事关权力秩序的重要仪式活动，探析了仪式活动背后的政局走势。指出在武家统一政权重建的过程中，与军事上的征伐、合作以及相应的政治对抗、妥协同样受到权力者所重视，旨在夺取和掌握顶层权力的同时构建稳定且可持续的政治秩序。

随后，复旦大学商兆琦从道理的支配与外交的困难角度，对中江兆民的政治思想进行了分析。北京理工大学何鹏举首先提出问题——“穷理”能否摆脱“惑溺”？进而以福泽谕吉的“独立心”与“科学主义”为论证依据提出了自己的答案。四川师范大学许晓光从皇权主义的视角，对日本明治时期的“忠君爱国”思想进行了评析。苏州科技大学许美祺通过介绍《臣民之道》的思想误区，分析了其与东亚儒学的关联。南开大学刘轩通过分析朝河贯一对日美战争的风险预言与爱国表达，指出了日本产生祸机的根源。东北师范大学胡天舒从情报作战的角度，对甲午战争中宗方小太郎的对华分离策略进行了分析。海南大学云大津介绍了电气通信事业的殖民经营与近代要素形成之间的互动关系。湖北大学郝祥满、程思微对作为中俄“万里茶道”上重要一段的“张库商道”政经地位凸显后日本势力的渗透和调查情况进行了总结。山西师范大学郭小鹏从产官学民多元主体共同治理的视角，对日本北九州市合并的历史进程及影响进行了分析。

分组报告（六）C组

分组报告（六）C组由苏州大学东亚历史文化研究中心武向平教授和《社会科学战线》杂志社刘莉副主编主持与评议。

哈尔滨师范大学吴玲以“满铁社员会”这一“满洲最大日本人团体”为例，刻画了伪满时期中国东北的日本人群体像。南京医科大学文阡箫对日本战时厚生体制的形成与递嬗进行了分析，指出战时厚生体制本质是社会层面进行适战化改造的统民工具。天津外国语大学王耀振介绍了近代日本商业会议所的对华经济调查机能，为日本对华调查的相关研究作出了补充。天津社会科学院万亚萍以“中日图书馆提携”为中心，对近代日本对华“文化提携”理论与实践进行了批判。华南师范大学吴佩军对日本海军特务部在海南岛实施的情报战，以及琼崖纵队等的反击进行了分析。上海师范大学刘峰对日本全面侵华时期的军纪问题及其发展流变进行了批判性分析。中国社会科学院张艳茹对近代日本政治中的国体问题、以及该问题背后各政治势力围绕政治主导权、政治话语权展开的争夺进行了分析。天津社会科学院邹宇以天津市对日交往为中心，分析了中国式现代化视阈下中日交往的四重维度。牡丹江师范学院杜品以“何以命运与共”为问题牵引，对近代中国知识人的新东亚文明构想进行了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