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维崧︱“元史三贤”之一周清澍佚事补遗

拙文《元史三贤的京剧缘及其他》（https://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26720239）在《上海书评》上发表后，意外地得到读者的青睐。反响较大的是蔡美彪、杨讷两篇，相对受“冷遇”的是周清澍那篇。我想这应该是我处理不当，太拘泥于文章题目“京剧缘”，过多地涉足《柳荫记》的演出叙述，而对清澍先生的其他佚事交代太少，影响了对他丰富的人生轨迹的表述。幸而已九四高龄的清澍先生不仅健在且思维活跃，承他不弃，订正了拙文的失当。我因此而为本文，即以“补遗”形式昭告读者。

周清澍1954年北大本科毕业，留校以亚洲史研究生资格兼任系主任周一良教授的助教。因为有了薪资，他开始进出剧场观看京戏，去前门外吉祥戏院、广和楼等处看戏。五十年代初，对京剧来说，可谓百花吐艳的黄金时代，政局的大体安定（抗美援朝战争毕竟是在境外进行的），物价平稳，各剧种（尤其是京剧）的艺人们争相上演自己的拿手好戏以吸引观众。他在这几年中看了马连良、裘盛戎的《将相和》、谭富英、张君秋的《武家坡》，以及李万春的红生戏等。他开始感觉到家乡古老的源于汉剧的祁剧与皮黄戏千丝万缕的联系。令他印象深刻的是进入北京、上海等大都市后，朴素的京剧也沾染了不良的气息，有一次他去看老生杨宝森的戏，杨宝森的哥哥杨宝忠是琴师，有京剧胡琴圣手的美誉。开戏后杨宝忠端坐前台中央，大马金刀、顾盼自雄，全不为其弟宝森演技所动。而观众却不断喝彩，令人分不清是为宝森还是为宝忠喝的彩，真是喧宾夺主！

说到净化舞台，端正台风，一台无二戏，做得最好的无疑要数梅兰芳为表率，全国的京剧舞台风气有了很大的净化，如废除了影响剧情进展的“饮场”制，戏的剧情更紧凑，格调也更高。以徽班进京为标志形成的皮黄（京剧）艺术勃发出新的生机。当时中国京剧一团推出杜近芳、叶盛兰双头牌的《柳荫记》就是一个典型代表。《柳荫记》叙述几百年前梁祝的悲欢离合故事，主演之一的叶盛兰更有被无妄戴上“右派”帽子，打入另册的现实悲剧。我在前文《元史三贤》中已有交代，此不赘述。

1961年，周清澍已在内蒙古大学历史系任教，进京开会之际，得到在全国政协礼堂欣赏梅兰芳、姜妙香联袂主演的京昆名作《奇双会》（一名《贩马记》）的机缘。这出戏的“三拉”表演享誉艺坛曲苑，他当夜看得如醉如痴，尽兴而归。谁曾想这场演出后，梅大师即旧病复发，入院治疗，最后竟在那年的8月8日不幸离世。这场戏成了周清澍看过的第一场也是最后一场梅戏。1962年，在梅兰芳逝世一周年之际，梅派弟子在北京举行了隆重的纪念演出，张君秋贴演了《苏三起解》，杜近芳贴演了《霸王别姬》，梅葆玖贴演了《天女散花》，陈正薇贴演了《廉锦枫》等等，回顾梅大师不同时期的创造与贡献。

梅门弟子的纪念也触动了周清澍对师恩的追忆。他回忆自己走过的道路，庆幸遇到了三个“贵人”。第一个“贵人”是周一良教授。为了培养他，周一良亲自带他去东语系拜谒季羡林先生。尽管1957年周清澍被派遣支援内蒙古大学，离开了北大，转向蒙元史，但周一良毫不计较，二十年后，又为他在蒙元史领域取得的成果《元蒙史札》写序祝贺。周一良的才子气质，与生俱来的出口成章，下笔千言而逻辑严密，都令周清澍望尘莫及，仰之弥高。对周一良被动卷入“文革”，参加了“梁效”，因而对这些要求“说清楚”而实际不能得解的悬案，他只能保证自己尚有良知与清白，没有反对周总理，“说着说着就哭了起来，弄得我这个学生不知如何好”。真是使吾等后辈说来如在现场，感同身受，因而抱有深深的“理解之同情”。

第二个“贵人”是翁独健先生。翁先生也是北大的授课老师。亚洲各国近代史是当时历史系规定的必修课，翁先生专讲中亚伊朗、土耳其的中东史。他因患小儿麻痹症而跛一足，但授课时精神矍铄，口若悬河，又重点突出。当时他已兼任北京市的教育局长，公务繁忙，但仍不辞繁冗，为学生授课。周清澍得其悉心指导，不几年就发表了论述蒙古族如何向封建制过渡，以及《成吉思汗生年考》的文章，引起学界瞩目。周清澍后来连续发表阐述蒙古汪古部的五篇系列论文，得到高度赞扬，也奠定了他在蒙元史学界的地位。他在翁先生指导下，敢于对东方学巨擘伯希和的未尽之处质疑，也深为同仁们称道。

他的第三位“贵人”是亦师亦友的蔡美彪先生。他们两人相差仅三岁，蔡美彪生于1928年，周清澍生于1931年，周进北大时，蔡已是文科研究所的研究生。因住地不在一起，两人并不相识。因为蔡常在北大的《国学季刊》和《历史教学》上发表文章，所以名声在外，已为周清澍熟悉。1955年，蔡美彪出版了《元代白话碑集录》，又与文学所所长罗常培合作，从数万张拓片中沙里淘金，发现了一批八思巴文字的材料，两人协力，于1959年出版了《八思巴文字与元代汉语》。五十年代末，鉴于范文澜主编的《中国通史》尚未完成，范老重组了编写队伍，其中有蔡美彪。被选中参与《通史》编写的青年才俊，在当时享有很高的荣誉，首先它说明政治上的可靠，其次业务上也是有一技之长，可谓是又红又专的队伍。1961年，范文澜等历史学家考察内蒙古，周清澍参与接待，与蔡美彪一见如故，相见恨晚。1972年，中央决策，以蔡美彪领衔，重组力量续修《中国通史》，蔡美彪经慎重比对选择，决定约请周清澍参加《通史》第六册、第七册的部分撰写工作，这对正处于学术成长期的周清澍是很大的鞭策与鼓舞。周清澍不负蔡公的期望，不仅出色地完成了《中国通史》的相关撰写，还对有关蒙古汪古部族源、封王事迹、领地、通婚等等作了创制性研究。这是蒙元史研究方面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工作。

学者都喜欢购书、藏书，当然，因为专攻有异，各人读书与藏书的志趣与范围是大不一样的。以杨讷、周清澍而言，他们拥有的许多基本必读书是一样的，如点校本《元史》《元典章》《元代农民战争史料汇编》等，但也有相异之处，如周清澍更注重民族史，而杨讷更用心于白莲教史。因此公正地说，周、杨两人藏书相较，杨的“玩书”成分更浓一点。而周则时时不忘元史的大方向，每读一种元人文集，他都会细心地录下该书的版况，如牌记、纸质、行数、字体、字数、插图等等，日积月累，水滴石穿，终于汇成一部四十万字的元人诗文集综录，成为蒙元史学者入门的必备工具书。八十年代初，出版艰难，虽经南京大学的陈得芝、邱树森等竭力争取，仍不能如愿刊行，只得以《南京大学学报》增刊的形式出版。2024年，上海古籍出版社终于正式出版，书名为《元朝诗文别集版本目录》，了周清澍一个心愿，告慰时贤与新进矣。

“文革”中，百业凋零，书店大多门可罗雀。北京的外文书店居然将所存的西文书籍一股脑运往通州仓库，辟一店面以一至四折低价出售，无人问津者准备送造纸厂化纸浆。杨讷先得知消息，赶去选择，购得莫斯科科学出版社出版的俄文版全套《巴托尔德全集》。待周清澍得知与杨讷再去，只有该书的两个分卷《七河史》与《蒙古入侵前的突厥斯坦》两册有售。虽然不是全帙，也很有用。2007年，上海古籍出版社接受了已搁浅十余年的张锡彤、张广达父子翻译的巴托尔德的学术名著《蒙古入侵前的突厥斯坦》，我和徐文堪先生共同担任责编，审读过程中发现几百处因排字工人不识俄文而误植为英文的错误，因而感慨俄语的沦落，以俄语为第一第二外语的杨讷、周清澍感慨一定就更深了。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了一批上海图书馆收藏的宋代蜀刻本唐人文集、诗集等书，均以十六开本套色面世，品相逼真。清澍先生便点了许多具体书目，要我代购后邮去。我有些纳闷，他是研究元朝的，怎么关注起唐刻了呢？后来才知道，他夙有志了解中国书籍印刷史的发展轨迹，而元朝上承宋朝，蜀刻本正是元雕版印刷的滥觞。他指名挑选了《新刊经进详注昌黎先生文集》《新刊增广百家详补注唐柳先生文》《王摩诘文集》《皇甫持正文集》等多种书。2004年，历经三十多年的不懈努力，上海古籍出版社终于完成了顾炎武以一人之力编修的全国地理总志《肇域志》的点校出版。全书十六开精装四大册，三百余万字，定价近四百元。此书自顾炎武修成后从未刊刻过，学界只闻其名而不得一窥真相。当我将出版信息告诉周清澍先生时，他已年过七十，明末清初的地理总志又越出了蒙元史的研究范围，他犹豫了一下说：“还是买吧，明知不久要归公。”可见他的求知心切。

六十年代，周清澍在书摊上意外地购得一部乾隆五十六年（1791）的刻本《元云山一懒翁集》。此书各种四库本所未收，全书三卷，卷一是文，卷二、卷三是诗，另有附刻一卷。周清澍自编有元人诗集刊本目录，比对后知道，此为海内外仅存的孤本。他得意地将此书给翁独健、杨讷、陆峻岭诸师友浏览鉴赏，杨讷并撰文刊发于《文献》杂志。该集的文献价值得到学术界权威机构的肯定，并被编入《全元文》第四十九册。但他犹恐出现意外而散失，决定把此书捐赠给母校北京大学图书馆，化私为公。

周清澍性格随和，出语幽默，乐于助人，故而与人好相处。他自己不善书法，但精于鉴赏。这应该和他从北京琉璃厂购得清代蒙元史学者张穆、李文田等人对联，常悬挂于家中客厅欣赏、揣摩有关。1988年，元史学会第三届年会在四川金堂召开，周清澍、林沉等一些代表到得迟，当夜就住在近代史所。次日，蔡美彪见了周清澍就半庄半谐地向他索要住宿费，“我要‘创收’啊！”周清澍也反应灵敏，说：“我替我们所长林沉背了一大批送与会代表的《蒙古源流》汉译本书来，我还没向你要劳务费呢！”引起了周边听者的欢笑。会议期间一日，与会代表参观当地的佛教寺院。方丈在山门边安置了纸笔，请代表“留下墨宝”。众人簇拥着会长蔡美彪来到书案前，蔡公自言自语：“题什么辞呢？”一面挥洒如意地写将起来，是一手笔力雄劲的颜真卿正体字。我挤出围观人群，向坐在石椅上休息的周清澍说：“蔡先生的字真不错呵！”周立即答应说：“那当然！苏黄米蔡么！”苏指苏轼东坡，黄指黄庭坚涪翁，米指米芾元章，蔡指蔡襄君谟，四人均宋朝有名的书法家，享誉书坛。周清澍不假思索，脱口而出，亦庄亦谐，妙语天成。

周清澍因为广搜元人诗文别集而编制目录，每到一处参访，总不忘见识主人的藏书、阅读趣味。参观中南海菊香书苑时，他发现是主人读的是《何典》。《何典》是清代文人张南庄著的长篇白话小说。一名《十一才子书鬼话连篇录》。成书于清嘉庆年间。全书共十回，以谐谑相杂的笔调，通过活鬼一家两代人的不同际遇，反映了封建社会已走到穷途末路的境地。小说用苏州地域的方言调侃现实，讥刺世象，虽不免失之油滑，但讽刺世相还是很辛辣的。

1972年，周清澍被借调至近代史研究所，参加蔡美彪主持的续修《中国通史》项目。因为他有多年搞民族史的积累，首先就承担了撰写西夏党项族政权史的任务。十一世纪的中国曾出现汉族（北宋、南宋），契丹（辽）、女真（金）以及党项（夏）为主体的政权。各国之间既有和睦相处的文化经济交流，也有兵戎相见的武装冲突，构成了多彩壮阔的历史画景。尤其令人兴奋的是，党项人竟创建了独特的民族文字，留下了语言学的专著《文海宝韵》《音同》等，还有数以千计的各种字体的军事、政治、经济、文化的文书。尤使人激动的是，他们刊刻了长达数百页的《天盛改旧新定律令》并颁行全国的法律文书。这为后人分析了解当年的西夏社会结构、经济财政以及意识形态提供了极其可贵的第一手资料。而廿二史的《宋史》以及《辽史》《金史》等都没收夏史，简单得只有数百字的《夏国传》，不能详述西夏的情况。经过几代人百余年持久不懈的努力，西夏死文字的谜团终于被揭开，虽然还有些草书不能完全识读，但束手无策的局面已经不存在了。为了写好《中国通史》的西夏章节，周清澍出资请民族研究所的资深研究员黄振华逐句翻译《天盛改旧新定律令》，然后仔细比对分析，终于使第六册《中国通史》的有关章节质量登上了一个新台阶。记得这部《通史》第六册刚出版时，就得到上海社科院历史研究所的资深研究员方诗铭的好评。

周清澍一生深受名师栽培，他深知最好的报答就是将“道统”传授下去。1997年，他有了第一个博士研究生赵琦。赵琦是包头人，蒙古族。她的硕士课程也是在内蒙古大学完成的，已经有了一定的基础。周清澍平时和善豁达，不计较小节，但在博士弟子的学业上却不肯丝毫马虎。他规定赵琦用一年半的时间从他读《元史》，每周读几卷，参读相关的史料和学术成果。这是一种很传统的治学授徒方式，有乾嘉朴学的味道。赵琦这个年龄段的学生一时难以适应，然而根深才能叶茂的好处是她后来才尝到的。读书多了，歧义出现，于是有了解决疑义的思辨，并尝试写文章展示自己的思索过程。先生当然是鼓励的。但开始，文章写得不好，导师便亲自动手为她修改，不厌其烦，书读得越来越多，见解也越来越见深入了，短文也变长了，增长的是识见，精炼的却是文字。终于可以见报发表了。这时，距离初稿，修改已达十次之多。这篇文章题为《蒙元时期的粘合家族与开府彰德》，发表于2001年的《中华文史论丛》，署名是赵琦、周清澍。我曾对这样的署名顺序略有异议，但周清澍坚持说，“理科均这样，导师在后。”可见他恪守本性，毫无掠美居功之意。赵琦在内蒙古大学顺利毕业，获得博士学位。她的博士论文《金元之际的儒士与汉文化》还被人民出版社纳入出版计划，周清澍高兴地为她作序，介绍她的辛勤付出与取得的成绩。尤其不易的是，清澍先生毫无门户之见，向南京大学陈得芝教授推荐她做博士后的研究。赵琦本是蒙古族人，尽管深受汉文化浸润，但蒙古族口语的基础尚存，周清澍寄望她能利用这一优势，学到南大自韩儒林继承伯希和“审音勘同”的治学方法，将蒙元史的研究推进到新的高度。进入新世纪后，有次在北京，部分蒙元史学者聚会，谈起不在场的周清澍和他的学生赵琦，陈高华先生对赵琦颇为赏识，说一个学者，只要有一个学生能继承他的衣钵，就可以满足了。言下之意颇为赞赏赵琦有望成为周清澍衣钵传人。然而天有不测风云，意外的是，赵琦后来以学术交流身份去了台湾，更意外的是居然煤气中毒去世，真是天妒英才，不使长留人间矣，由是而使人益发感觉到：“万物与草木之生也柔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