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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录片评论|施钰:《美国工厂》:分裂下的一体世界
《美国工厂》纪录片海报(图片来自互联网)纪录片《美国工厂》上映于2019年,由美国导演史蒂文·博格纳尔(Steven Bognar)和朱莉娅·赖克特(Julia Reichert)夫妇执导。因其为美国前总统贝拉克·奥巴马夫妇创办的高地制片公司的处女作,该纪录片自上映起便备受关注,并于2020年初斩获第92届奥斯卡最佳纪录长片奖。纪录片聚焦美国中西部的锈带城市——俄亥俄州代顿,讲述了中国福耀玻璃集团在当地建厂的故事。纪录片中的重要人物——中国福耀玻璃集团董事长曹德旺在观看《美国工厂》后表示:“这部作品好像中国古典文学作品《红楼梦》一样,不管哪一个阶层的人都能接受,都喜欢看。”确如其言,《美国工厂》以其丰富多元的叙事,引发了不同背景观众的共鸣,触发了不同视点的思考。本文拟从阶级和文化两个维度,对《美国工厂》的影像叙事稍作分析,以期揭示纪录片的深刻内涵。
01
工人阶级的悲歌
《美国工厂》是2009年纪录片《最后一辆车:通用王国的破产》的续集。2008年,通用工厂倒闭,代顿当地的一万多名工人失去工作,两千个家庭的经济受到冲击。六年后的2014年,中国福耀玻璃集团在通用的旧址上设立了汽车玻璃单体工厂(FUYAO GLASS AMERICA,以下多称“福耀美国”)。从“最后一辆车”的落幕到“美国工厂”的重启,工人阶级的生活看似回到正轨,实则不然。深层次的问题和挑战逐渐浮出水面,工人阶级在多方面呈现出失败的表征。
福耀公司与当地工人的蜜月期很快过去,矛盾逐渐显露。最初是零散的抵抗和不满。因为陆陆续续的工伤事故,工人们提起安全起诉。随着矛盾的日渐升级,双方的冲突最终演变成了一场关于工会的斗争。福耀公司坚持了一贯的立场,坚决抵制工会的成立,而工人们则在全美汽车工人联合会(UAW)的支持下,努力扩大工会的影响力,争取工会的入驻。工会风波最终以444票赞成、868票反对的结果画上句号,福耀成功将工会阻拦在门外,当地工人在这场与资方的战斗中落败。
工会的失败,资方的抵制是一个不可忽视的外部因素。在强行取缔工会已不再可行的21世纪,福耀公司的反工会举措更多是作用于工人,通过干扰劳工动员、影响工人决策来实现其目的。福耀高薪聘请劳资关系研究所(LRI)进行反工会宣传,其在向基层员工力陈工会弊病的同时,也向中层主管传授反工会的宣传说辞。福耀美国软硬兼施,一方面清除工会的积极分子,另一方面通过提高工资来拉拢工人。公司的这一系列举措使得工会的支持者一步步陷入孤立无援的境地,工会的活动事实上处于一种被围剿的状态。
福耀的法律顾问在投票之前便已预见到工人的失败。他直言不讳地指出:工人事实上并没有发言权,他们也找不到有权威的美国人,他们的力量是孱弱的。一名工人不无悲哀地谈道:“你还有发言权?你什么时候有发言权?”工会进驻与否看似是工人的选择,实则是工会和福耀的博弈。正如一名中国员工所言,“一山不容二虎”,他们所争夺的恰是对工人的绝对控制权。向工人收取会费的工会经过公司化改组,已然成为与资方无异的利益集团。片中积极鼓动工人的全美汽车工人联合会便在纪录片上映当年陷入了欺诈洗钱的丑闻。变质的美国工会逐渐脱离工人,成为民众心中负面性的存在。动员能力减弱的工会在政党眼中的地位逐渐下降,在新兴产业拓展势力的努力也遭遇挫折。这些都揭示出一个冰冷的现实——尽管工会的存在仍被视为一种政治正确,但其影响力已日渐衰弱,工会在福耀的落败,只是这一进程的一个缩影。
在这场反工会的斗争中,工人阶级内部的分歧暴露无遗。在受访的员工中,有人坚信工会的进驻对维护工人利益是必要的,但也有人对此持怀疑甚至反对的态度。他们担忧这场工会风波会影响到自己来之不易的工作。有人直言“工会只能留下坏员工”,质疑工会所能起到的正面效果。面对工会失败的投票结果,受访者表示:“年轻人怕了。”确实如此,出于经济层面的考量,年轻员工大多投了反对工会的票。所谓的劳工运动创造美国的辉煌历史对他们而言太过遥远,他们信奉多劳多得的法则,提高薪资待遇对他们而言远比被尊重的心理需要来得更切实际。正是因为年轻人的这种“务实”,在开除一些工会头目之后,曹德旺主张招募年轻人,以巩固当前局面。工人阶级在代际之间已经发生了分化。
工人阶级退缩的背后,是美国梦的下坠。二战后的经济繁荣给了美国梦腾飞的契机。其时,一份工作足以供养一个家庭的体面生活,工人阶级亦得以接近中产。但在如今的社会大潮之下,这样的梦想已变得遥不可及。在通用汽车公司倒闭之后,失业的工人面临穷无生计的严峻考验,生活渐趋停摆。福耀到来后,其提供的时薪为12.84美元,不到通用的一半。工人们清晰地意识到,重返中产阶级的希望已逐渐渺茫。尽管工人们强调永葆美国梦的信念,但在残酷的现实面前,这已经沦为了苍白的抒情。
过往的美好生活已被雨打风吹去,未来的日子却仍是晦暗不明。在影片的最后,福耀美国的高层一边视察工厂,一边盘算着让机械臂替代更多的员工。片中展示了一个估算的数据:“截至2030年,因为自动化,导致全球高达三亿七千五百万人,需要寻找全新种类的工作。”中美工人的面孔出现在画面中,他们行色匆匆,渐行渐远,消失在画面中,他们的未来似乎也逐渐模糊。在自动化的力量面前,工人的存在是那么渺小。自动化的到来在一个更高的维度宣布了工人阶级的失败,如果放任自流,工人就将被就业市场淘汰,取而代之的是永不知疲惫的机器。
影片中失利的不仅是美国工人。王是影片中分量颇重的中国员工。他在福耀兢兢业业地工作了二十年,影片的最后,这个踏实肯干的中国男人将自己的妻儿接到美国,一家人终于团聚。对着镜头,王感慨道:“最早以前吃饱饭,然后把家里(小孩)抚养成人,这个是中国人一辈子做的事。到了我这一辈之后了,通吃。想去哪里玩就可以去哪里玩,想买什么东西就想买什么东西。”相较美国梦碎的美国员工,他的梦已然实现,他对现状颇为满意。这似乎反映出中国梦与美国梦地位的升降:中国梦前景光明,美国梦摇摇欲坠,却蕴含了更为深刻的意涵。
王说了一句意味深长的话:“我还以为他们的生活很优越呢,不用像我们想象那样子去,为了生活失去很多东西。”这种想象显然是基于中国工人的现实际遇。片中采访了福耀中国的员工。他们的工作时长远超美国工人,加班对他们来说已是家常便饭,他们只有在逢年过节的时候才能回家与亲人团聚。年会上的集体婚礼看似是其乐融融的温情,却暴露出赤裸裸的现实,工厂已经挤占了太多的时间、侵占了太多的生活领地,“以工厂为家”的口号背后,是无数留守儿童的辛酸。来福耀中国学习的美国总管们惊讶于中国工人不做任何安全措施便上手处理玻璃,但这样的情况对中国工人来说已是司空见惯,可能引起的工伤事故也被中国人默默忍受。
纪录片中,中美工人的工作态度和价值观呈现出鲜明对比。美国工人不能理解中国工人为何逆来顺受,不主动争取权益。中国工人对美国人拿着八小时一百美元的高工资,生产效率却如此低下的现象表示困惑甚至不满。这种不能理解源于发展的时间差,中美共处于同一自然时空,在发展的轨道上却并非并驾齐驱。中国仍在奋起直追,努力缩小与发达国家的差距,而美国却早已是世界体系的主导者。已经习惯美国工作标准的美国工人,自然难以想象中国工人那种艰苦超负荷的工作状态。
中国工人阶级也曾有过自己的黄金岁月。他们曾经拥有崇高的地位,以主人翁的姿态屹立于社会。而今,尽管宪法中明确“工人阶级是国家的领导阶级”,主流媒体始终强调“劳动最光荣”“工人阶级的历史地位不容动摇”,但工人社会地位的下降已是不争的事实。在市场化改革的进程中,国有企业逐渐转变为股份制或私营企业,工人的主人翁地位失去了法律理据和现实基础,工人阶级再次被“无产阶级化”。他们以“农民工”“下岗工人”和“新工人”的面貌出现在人们视野。虽然相较改革开放前期深感被抛弃的无助,此时的他们在这股浪潮中已显得更加从容,但工人群体在社会利益分配中仍然处于较为弱势的地位,向上发展的空间有限,“年轻人不愿当工人”的论调屡屡见诸报端。以此而论,中美的工人阶级皆处于衰落的境地之中。
为什么此时的工人阶级会呈现出这样悲凉的底色?工人阶级的悲歌不仅在《美国工厂》中呈现,亦反复出现在研究者的论调中。在鲍曼看来,无产阶级错失了成为历史推动者的良机。A·高兹甚至宣告了“工人阶级的终结”。这些论调是否言过其实,暂且不论,但其皆提醒我们:工人阶级已呈现出不同以往的样态。随着产业结构调整和新技术革命的发展,传统产业工人的人数持续下降。工人队伍内部不同群体收入差距拉大,群体内部呈现出阶层分化。理查德·霍加特留意到工人阶级的后代“在攀爬了一段长长的奖学金之路”之后,呈现出“去工人阶级化”的特征。工人阶级的集体行动也遭遇挑战。正如鲍曼所言,“我们时代的口号是弹性”,短期雇佣的现象不断涌现,劳资之间的稳定长期关系遭到打破。“灵活的劳动市场”削弱了工人集体行动的可能,部分瓦解了工人组织抵抗的力量。另外,在当前社会,产业工人谋求重大变革的正当性正在消弭。身份已取代阶级,成为更具影响力的动员资源。
这些于工人阶级不利的趋势,不禁让我们对这一最接近集体英雄理想的阶级的未来充满担忧。《美国工厂》则将其以影像的方式呈现在我们的面前。通用公司倒闭的悲剧是否会在未来重演,工人们告别了最后一辆车,是否还会告别最后一块玻璃,甚至告别工业化?《美国工厂》实际上抛出了一系列引人深思的问题,引导我们思考工业化的未来与工人阶级的命运。
02
文化融合的失败
以中国企业福耀玻璃集团在美国设厂为切入点,《美国工厂》呈现了一个跨文化交际的故事。
在福耀的招工宣讲会上,招聘者将福耀美国描述为一个力图融合中美两种文化的“真正的国际组织”。事实上,“国际”是一种理想,公司的实际归属是明确而单一的。福耀美国究竟是一个根植于美国的本土企业,还是作为中国母公司在美国的分支机构?
曹德旺清楚入乡随俗的重要性,他明确表示:“福耀美国是美国公司。”有中国高管建议在公司的墙上悬挂两幅画作,一副代表美国,一副则悬挂象征中国的长城。曹德旺拒绝了一中一美的提案,表示要悬挂两幅美国的画作。透过这一举动及在竣工仪式上对工厂所在城市代顿的告白,曹德旺试图融入美国的努力展露无遗。
然而,曹德旺很快发现“怎样让美国人理解并接受我们中国人在那边投资”是一个严峻的问题。工厂产量低迷,持续亏损。在曹德旺看来,这一不利局面的出现是由于美国管理层的素质不足,他们在其位不谋其政,是“对中国的一种敌视的作风”。于是,曹德旺果断换帅,福耀美国宣布重大改组。来自美国本土的总裁和副总裁相继离职,继任者刘道川在美国生活了27年,在中国生活 26年,兼具中美两国的文化背景。这一举动被美国工人们视为“中国人在掌控一切”的信号。给美国职工的印象是,这家在美国的工厂实际上不属于美国。他们希望“感觉自己在美国工作”,而不是走进了工厂的大门,就离开了美国,来到了中国。
这种印象的形成,源于美国工人对中式管理的陌生与不适。为了加速美国员工的适应过程,福耀美国采取了一种“师徒制”的工作模式:一位外国员工在操作,一位中国员工在旁指导。在这一过程中,冲突与矛盾显现。在美国人看来,中国同事只告诉他们要做什么,却未解释为何要这样做,这让他们感到被轻视。高强度的工作节奏更让他们感到不适。他们认为自己连基本的休息和用餐时间都被剥夺,仅被视作达成生产指标的工具而受到驱使。中国同事要求他们工作,甚至罔顾他们的安全。片中展现了一场中国员工与美国员工的冲突。中国员工涨红了脸,美国员工泪流满面。诚如充当翻译的另一个美国员工所言,双方都是在宣泄情绪,相互指责,而非尝试去解决问题,“他们只想确认错的是对方不是自己”。不满的情绪事实上放大了工作上的分歧。尽管一些中国员工和美国员工建立了良好的关系,但这种个体层面的联结与温情并不足以改变群体层面的矛盾和冲突。
面对这种冲突,王采取了一种温和的态度,强调在相互体谅中化解矛盾。另一名中国员工的态度则要强硬许多,他愤慨地提出要强制每个人加班,美国人也不能例外。在公司层面,福耀美国在成立之初就积极采取措施,以便更好地融入异文化环境。他们为中国员工组织了培训,希望根据美国人的特点进行有针对性的管理。接掌福耀美国的刘道川在组织培训时表示:“(对美国人的管理)需要咱们的智慧,就是需要怎么去引导他们,去帮助他们,因为你比他强。”刘道川的言论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部分中国员工的心理。他们在实际管理中不时显露出的“我比你强”的优越感令美国员工感到不适。为促进相互理解、改善管理方式,公司还组织美国主管赴中国参观。回国后,一位美国主管满怀期待地将从中国学到的班前例会的做法移植到美国,却失望地发现无法达到中国工人整齐划一的效果,面对他的问话,工人应声寥寥,场面尴尬而突兀。
文化调适的努力以失败告终,文化冲突以工会风波的形式呈现。在沟通无效的情况下,美国工人希望借助工会这一权威机构,与福耀进行更加有效的磋商,以使福耀按照美国的方式做事。但颇为吊诡的是,正是在这场反工会的斗争中,福耀美国展现出了最浓厚的美国特色,它所采用的反工会动员技术,恰是美国当代反工会最习用的手段。
仅从阶级的角度解析这场冲突可能会遮蔽其内在的复杂性,因此我们有必要将文化的因素纳入考量。在跨国工厂的多元文化环境中,中美工人的性格差异乃至中美两国的文化差异得以显现。最显著的差异表现为集体主义与个人主义的分野。美国主管参观的福耀中国工厂,继承了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工厂文化的遗产,寄寓了集体主义的想象。透过“团结、紧张、严肃、活泼”“勤奋、朴实、学习、创新”等标语,我们可以看到福耀集团对纪律和集体概念的强调。在班前例会的机械问答中,令行禁止的纪律风格尽显,上下等级分明,个人熔铸于一个小集体之中。年会则昭示着一个更大的集体的存在,通过这场自筹自办的年会,公司试图营造一种“相亲相爱一家人”的氛围。中国人相信“大河有水小河满”。福耀在动员话语中反复强调:公司的发展与员工个人的发展关系密切,二者相辅相成。福耀集团的司歌《透明的世界》更是将公司的成就与国家乃至世界的发展建立联系。在这样的话语之下,公司对工人的要求被转化为一种美德,被颂扬为一种奉献精神,掩盖了现实的压榨。片中,曹德旺谈到在美设厂的目标:“我们最最关键的第一件事情不是赚多少钱的问题,(而是)让美国人改变对中国人的看法。”通过将员工的工作目标提升到一个更高的层次,公司对员工的要求被合理化了,甚至获得了价值上的正当性。
但对于关注个人超过集体的美国人而言,这种动员方式难以奏效。刘道川采取了更务实的方式,通过物质奖励激励员工提高效率,其直截了当地表明:“高效来自好员工,好待遇留住好员工”,作为对薪资提高的回报,美国人要好好工作。对美国人来说,工作只是一种谋生的手段,他们习惯了在工作中闲聊,美国主管甚至半开玩笑地说,只要把胶带贴在工人嘴上,产量就会提高。刘道川认为:美国人是超自信的,美国这个地方“哄死人不偿命”,“美国人都是顺毛驴”。这一判断是准确的,美国人看重价值认同和个人尊严,对缺乏正面激励的领导风格感到相当不满。他们无法像中国员工那样做到令行禁止,相反,他们不时对上级的指令提出质疑。参观中国工厂的一名美国主管在穿上反光安全背心时感到再扣紧一点就“透不过气”,这或许可以被视为一个隐喻,暗示中国式的管理与美国人崇尚自由的价值观存在冲突,让他们在某种程度上感到压抑。
纪录片通过不停变化视角,采访中美双方不同层级的工作者,在多声部的叙事中呈现这种文化差异。导演延续了此前对社群议题的关注,希图通过群像,“展示这个世界的样貌”。纪录片以美国工厂作为主要的拍摄对象,也记录了位于中国福建省福清市的福耀集团总部,力图平衡中美两方的叙事篇幅,从两方的视角拼凑出事件的全貌。片中的采访以一种隐性的方式呈现,提问者的身体和声音都未在纪录片中出现,力图打造受访者自我陈述的客观实感。因此种种,《纽约时报》对《美国工厂》叙事的客观性给予了高度评价:“《美国工厂》带有政治性,但它没有为自身利益服务,也没有说教或是呐喊。”
导演确实没有直接给出价值判断,但采访对象的选择和问题的设置显然蕴含了导演的意图。纪录片的叙事已然掺入了导演的理解。片中呈现出上升期的中国资本家与衰落期的美国蓝领工人之间的对立,批判了资本家的逐利性。对资本主义的批判已是老生常谈,但这次的资本家来自社会主义国家,而工人则来自资本主义国家,于是这一议题便衍生出了新的内涵。纪录片中,工厂所在的社区给予福耀诸多支持、对其寄予厚望,福耀却似乎并未兑现反哺社区的诺言,反而展现出对工人的压榨。所谓的美国工厂实际上是中国工厂。看完全片,曹德旺亦察觉到了纪录片的言外之意:“我知道,您们用自己的手法,也没少批评我,但我还是感谢您们,我会很客观地接受您们的批评。这对我将来继续在美国发展,用什么样的态度,克服缺点,把工厂做得更美国化,起到了很大的帮助。”“中国威胁论”在叙事中隐隐浮现,意识形态的对立被转化为效率与人权的现实冲突。作为资本家的曹德旺实际上被当作了批评一种对立价值的靶子。纪录片的镜头内外,文化融合皆以失败告终。
03
自我与他者之外
阶级和文化,皆作为一种区隔,将中、美两国人民划分为了“我们”和“他们”。但事实上,这种自我与他者之间的界限并非不可逾越。两国人民共同经历着全球化的浪潮,“尽管对某些人而言,‘全球化’是幸福的源泉;对另一些人来说,‘全球化’是悲惨的祸根。然而,对每个人来说,‘全球化’是世界不可逃脱的命运,是无法逆转的过程”。在自动化和科技革命的浪潮中,不分国籍、不分阶级,所有人都被卷入到这场历史变革中。世界已被联结为一体,没有人能够孤立存在。在共同的遭际面前,他者已经不复存在。
尽管存在着种种差异,但人们对于美好生活的向往是一致的。爱、家庭与事业是人们内心深处基本而深刻的渴望。中国工人漂洋过海,为托举家庭辛苦打拼。看起来散漫的美国人为了维持生计,身兼数职。在生活的课题面前,人们展现出一致的坚韧。福耀中国总部的年会之所以触动了美国主管的心弦、令其潸然泪下,正是因为其从中感受到了人们对于美好生活的向往,这种普遍的情感追求跨越所有区隔,直抵人们的心灵。从这个角度来说,差异并非不可逾越的壁垒,面对差异,我们并非无能为力,自我与他者可以融合成一个更大的“我们”。尽管世界以一个分裂的面目出现在我们的眼前,但我们终归是一体的。
美国工厂的故事不止发生在美国。正如导演之一朱莉娅·赖克特所言,“我们的故事发生在俄亥俄州和中国,但实际上也可以发生在其它任何地方。如今,工人们的境遇变得越来越难。”在奥斯卡获奖致辞的最后,朱莉娅表达了她的希望:“我们相信,如果世界各地的工人能团结起来,情况会好转。”马克思发出的“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的号召穿过近两百年的岁月,依然掷地有声,激起新的共鸣。
在这近两百年间,世界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无论是在东方还是在西方,阶级话语似乎都在逐渐淡出,但阶级仍是一个客观的存在,仍是社会结构的一部分。诚如马克思的判断,无产阶级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解放自己,无产阶级的命运是全人类的命运。从这个意义上说,《美国工厂》揭示的是一个世界性的、关于全人类的寓言,折射出对人类不平等根源的孜孜不倦的思考。
片中,全美汽车工人联合会动员工人成立工会时习用的话术是引述过往劳工运动的辉煌。尽管那些波澜壮阔的劳工运动已成为历史,但其依然给人以无限的振奋,鼓舞着人们在追求全人类解放的道路上继续前行。平等依然是人们心中不变的向往,是弥合裂缝最强大的一股力量,迨其实现的那一天,我们所面对的将不再是一个分裂的世界,而是一个真正和谐统一的世界。或许《美国工厂》所传递出的,正是这样一份深切的希望。
(本文为北京大学通选课《专题片及纪录片创作》2024年度期末作业,获得“新青年电影夜航船2024年优秀影视评论”)
新青年电影夜航船
本期编辑 | 童文琦
图片来源于网络
原标题:《纪录片评论|施钰:《美国工厂》:分裂下的一体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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