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度是国富国穷的根本原因

世界各国经济发展水平存在很大差距。就人均GDP来衡量，最富裕国家是最贫困国家的数百倍；最富裕的前10位国家是最贫困的前10位国家的数十倍。在富裕的国家，人们能够享受良好的教育、医疗卫生保健和各种公共服务，而在贫困的国家，人们几乎什么都得不到。那么，为什么有的国家富裕有的国家贫困？为什么有些国家的经济能够实现长期的持续增长？为什么有些国家会陷入所谓的“中等收入陷阱”而无法跃出？为什么有些国家的收入差距较小而有些国家的收入差距很大？

对这些问题，很多学者都进行过研究，提出许多不同的假说，如要素假说、地理假说、文化假说、无知假说以及制度假说等。2024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三位得主，达龙·阿西莫格鲁（Daron Acemoglu）、西蒙·约翰逊（Simon Johnson）和詹姆斯·A.罗宾逊（James A. Robinson），就从制度角度回答了这个问题。

虽然诺贝尔奖委员会给每位得主1/3的奖金，但是三位得主的贡献并不完全相同。其中，阿西莫格鲁是三位中的核心人物。这从他们已经发表的成果和诺贝尔经济学奖委员会对他们贡献详细介绍所引用的文献都可以看出来。一是他们合作发表的论文中，有三位合作发表的，有阿西莫格鲁和约翰逊合作发表的，也有阿西莫格鲁和罗宾逊合作发表的，但是没有约翰逊和罗宾逊合作发表的；二是在诺奖委员会列出的参考文献中，只有阿西莫格鲁独立作者或与他们二人合作或与其他人合作的文献，没有约翰逊或罗宾逊独立作者或者他们分别与他人合作的论文。

但是，三人的合作是富有成效的，因为他们关于制度与长期经济增长关系的系列研究成果，基本上都是三人合作完成的。而且，三人各有特点：阿西莫格鲁基本上是典型的学院派经济学家，自从工作之后从未离开过高校；约翰逊则是横跨学、政、商三界，除了在MIT任职外，还曾担任IMF的首席经济学家，也曾担任美国房利美的董事会主席；而罗宾逊，则从大量的历史资料、实地考察中为研究提供灵感和直觉。

制度对经济增长起重要作用的理论研究，并非从他们三人开始。1993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道格拉斯·诺思的主要成就，也是制度对经济增长或经济发展起重要作用的研究。但是，阿西莫格鲁等人并未局限于诺思的理论观点，而是通过对殖民制度的研究实证，检验了制度对经济增长至关重要的观点，也就是证明了制度是经济增长原因的因果关系。

他们比较了欧洲在全世界不同地区的殖民后果的差异。有的殖民地成为了发达国家，像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等，有的殖民地陷入了贫困，如非洲的大部分国家、南美和拉美的大部分国家。为什么会出现这种差别？他们的论证表明，这是因为殖民者在这些不同的地区采取了不同的制度。在非洲、南美等大多数国家，殖民者采取的是以掠夺为特征的攫取性制度，而在美国采取的是以生产为特征的包容性制度。历史上不同的制度产生了不同的结果。

那么，为什么殖民者在不同地区采取了不同的制度？殖民者是理性的。他们在掠夺更加有利的时候就掠夺；当没有办法掠夺的时候，就不得不发展生产。当最早的西班牙殖民者到达美洲的时候，恰巧是到了相对比较富裕的地区，这些地方生产白银等贵金属。殖民者就在当地掠夺白银。然而，后来英国的殖民者到达美洲的时候却是到了北美洲，他们虽然也想掠夺白银等贵金属，奈何人烟稀少，根本没有可以掠夺的白银。殖民者不仅没有掠夺到财富，反而差点被饿死。但是，他们同样发现了“新大陆”，即大量的土地。不过，土地带不走，最直接的办法是将本国的农民和工匠等移居到新大陆从事生产活动。

结果，当时南美洲、拉丁美洲当时人口比较稠密、相对比较富裕的地区，由于殖民者的掠夺并一直攫取，成了现在的贫困落后地区；而当时人口稀少、相对落后的地区，殖民者不得不采取了生产性的包容制度，发展成了发达地区。这是典型的“财富逆转”。还有一个重要的因素影响了殖民者的选择，即在殖民地的死亡率。如果殖民者到达殖民地之后难以生存下去，他们就会在掠夺之后迅速离开。欧洲的殖民者在非洲基本上就是如此。阿西莫格鲁等人采用微观经济学的基本分析框架，建立理论模型，解释了殖民者在不同国家或地区采取不同制度或做法的经济根源。

他们进一步从政治和经济两个维度，将制度划分为包容性制度和攫取性制度。一个基本的分析框架是政治制度决定经济制度，而经济制度又决定经济绩效。

在攫取性政治制度下，政治权力集中在少数人手中，绝大多数的平民百姓没有选举权。由此产生的经济制度，通常也是攫取性的，是为少数精英人物服务的，制度成为少数人攫取多数人的工具，比如通过市场进入或退出的限制形成垄断，垄断就成为少数人最大限度攫取消费者剩余或生产者剩余的手段。生产者通常只能够获得生产产品的一小部分，生产的动力更多是依靠强制，而不是获得自身收益的激励。

在包容性政治制度下，公众拥有选举权，具有选择领导人的权利，选举出来的领导人或当权者是公众的代理人。当权者的权力来自公众，公众有罢免当权者的能力。这就对选举产生的领导人或当权者形成了有效的监督或约束。在包容性政治制度下产生的经济制度，通常也是包容性的，比如充分竞争的市场。无论是消费者还是生产者，都可以自由进入或退出，不能够通过垄断等手段获得超额利润。要想获得超额利润，只能够通过创新。

攫取性的政治制度很难产生包容性的经济制度。在攫取性政治制度下，即使选择了包容性经济制度，也难以持续。同样，在包容性政治制度下，不会产生攫取性的经济制度。他们对包容性制度和攫取性制度的分析，就进一步打开了制度的“黑箱”，回答了什么样的制度有利于经济增长特别是长期经济增长的问题。他们还对制度进行解构，认为不同类型的经济制度对经济活动所起的作用存在差异，财产权保护制度有利于创新和经济增长，而契约执行制度则有利于金融的发展，因为金融活动是契约密集型活动。

为了深入讨论世界上不同国家为什么会选择不同的政治制度和经济制度，他们又从国家和社会两个维度的强、弱上进行了分析。他们认为，包容性政治制度不仅仅是权力的分散，同样还需要权力的集中，即要有一个强国家、强政权。

然而，正如诺思所指出的，强国家具有“两面性”，既可以保护产权，也可能会侵犯产权。强国家之所以重要，是因为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经济发展需要秩序，最典型的是界定产权、保护产权，而在弱国家的情况下是无法实现的。但是，又要限制强国家侵犯产权，这就需要有一个强社会与之抗衡或对应。如果是强国家、弱社会，国家就可能侵犯产权，而不是保护产权；如果是弱国家、强社会，则可能会陷入一定程度的混乱，接近无政府状态，虽然国家不会侵犯产权，但是不同的公众或社会主体之间相互侵犯产权；最糟糕的是弱国家、弱社会结构，可能根本无法实现发展。

阿西莫格鲁等认为，世界上只有少数国家或地区形成了这种强国家、强社会的结构，也正是这些国家才实现了长期的经济增长，成为发达国家或地区。这就是他们所采用的“狭窄廊道”隐喻。

阿西莫格鲁等人的理论观点，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中国改革开放之后所取得的伟大成就，也对中国未来的改革开放提供了一些启示。

第一，中国改革开放之后制度越来越具有包容性，从而推动了经济的快速发展。从所有制结构上看，在坚持公有制为主体的前提下，多种经济成分共同发展，这成为民营经济快速发展的制度基础。

第二，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完善，建立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通过“负面清单”管理等为各类投资公平进入市场创造条件。

第三，在收入分配制度上，无论是在农村还是城市，都强调按劳分配和按要素分配相结合，本质上是按照劳动和其他要素在财富创造中的贡献进行分配，意味着多劳多得，多投入多得。

中国未来仍然需要通过全面深化改革，不断提高制度的包容性，为进一步推动经济增长、实现长期经济增长奠定基础、创造条件。

首先，切实贯彻“两个毫不动摇”，为非公有制经济发展创造公平竞争的环境和条件。国有经济的功能和分布领域要科学定位，在坚持公有制主体地位、发挥国有经济主导作用的前提下，国有经济“有所为有所不为”；既要避免与民营经济过度竞争，又要避免通过垄断等途径限制民营经济进入或竞争。

其次，保护所有市场主体的合法财产权和合法要素收益分配权，形成有效激励，为投资、消费等奠定基础。

再次，形成鼓励创新的制度环境，只有不断创新的社会才能实现快速增长；建立公平竞争的环境，以创新作为获得超额利润的唯一途径，充分发挥社会大众的聪明才智，建立创新型社会。

（作者李增刚为山东大学经济研究院教授，《制度经济学研究》编辑部主任，主要从事制度经济学、新政治经济学等的研究，译有2024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阿西莫格鲁与罗宾逊合著的《国家为什么会失败》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