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日报》刊文 | 王辉耀：中国式民主是传统智慧与创新的融合

中国日报 评论

作者

王辉耀 | 全球化智库创始人

本月初举行的雅典民主论坛上，我与哥伦比亚大学可持续发展中心主任杰弗里·萨克斯进行了对话。我们的讨论主题为“亚里士多德—孔子对话”，探讨了东西方哲学的异同。在当今快速变化的世界中，反思古代圣贤的智慧不仅是一次学术探讨，更是为了寻求应对当代全球挑战的解决之道。

孔子与亚里士多德尽管分属不同的文化，且相隔千里，但他们在哲学思维上展现了显著的相似之处。两位哲学家都强调社会秩序中的平衡与中庸，这在孔子的“中庸之道”和亚里士多德的“黄金中庸”概念中得到了充分体现。这些古代思想家提倡美德的培养，强调在应对变化时应具备灵活的解决问题能力。

然而，他们在政治伦理上的主张存在差异：孔子强调“仁”和“礼”，主张将道德美德作为治理的基础，而亚里士多德则更重视法治，以确保社会的公正。在当今世界，有效的治理需要兼顾这两种传统，在以美德为基础的领导力和健全的法律制度之间寻求平衡。

这些古代哲学家的智慧遗产持续影响着现代国家的政治体系，塑造着治理、伦理和社会结构。例如，孔子对和谐的重视在中国将自身定位为和平与合作的大国形象中得到了充分体现，倡导通过对话与协商解决国际争端。

在国内，孔子所倡导的将人民视为国家基础并对政府官员设定高道德标准的原则，促进了中国独特民主框架的发展，形成了“全过程人民民主”和协商民主的特点。

中国式民主在传统价值观与现代趋势的影响下不断发展，展现出几个独特的特点：

首先，中国式民主可以被描述为一种贤能民主，强调个人能力与美德。这与孔子的原则相一致，正所谓“仕而优则学，学而优则仕”。也就是官员应在完成职责后，利用闲暇时间进行学习；学生则应在完成学业后，努力成为官员。

这一理念在现代中国的教育和公务员体系中得以体现。每年，超过1300万学生参加高考，其中约1200万名考生被高等教育机构录取，进入“精英系统”。与此同时，约有200万至300万考生参加公务员考试，但只有大约10%的考生能够顺利通过考试，成为中央、省级或市级政府的公务员。

这一严格的选拔过程构建了一个通过考试进入公共服务和高等教育的“考试选拔”体系。通常，中国官员的政治生涯从地方政府起步，依次在乡镇、县、市、省等各级政府任职，之后通过进一步的绩效考核和竞争晋升，最终进入中央政府任职。

这种精英选拔和选举方式与西方体系形成了鲜明对比。在西方，政治家通常依靠演讲技巧和个人受欢迎程度来获得选票，许多时候他们会做出虚假承诺而无法兑现。简而言之，在其他国家，部长和官员的表现往往是在上任之前而非之后进行评判的。

其次，在线平台的广泛应用促使中国形成了一种数字化的民主监督机制，改变了公民对公务员的监督方式。过去，公民需要亲自前往政府办公室表达意见或反馈官员的工作表现，而如今，他们可以通过热线和社交媒体随时随地与地方政府互动，提供意见和建议。

一个典型的例子是“12345市长热线”，该热线已在众多城市推广，能够将市民的诉求直接传达给地方行政官员。

此外，微博和抖音等广受欢迎的社交媒体平台也成为公众监督官员的重要渠道。市民经常通过这些平台举报官员的不当行为，并上传文字、图片和视频作为证据。这类举报通常会引发广泛的公众关注与支持，相关官员也因此常常受到相应的纪律处分。

尽管这种监督形式并非完美无缺，但在大数据时代，社交媒体的普及极大地提升了其覆盖面和有效性。中国拥有超过10亿智能手机用户，因而这种数字化和技术驱动的民主形式正在逐步取代传统模式，后者主要依赖于演讲技巧和在广场或大会上的公众集会。

第三，中国与全球民主社会的互动使其受到国际审视，这成为其民主发展过程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在这一背景下，美国可以被视为主要的反对派，而欧盟则发挥着相似的角色。

国际媒体和非政府组织进一步强化了这一监督机制，提供了关于中国治理的专业视角。一个显著的例子是中国对国际社会对北京空气污染的批评所作出的反应。美国驻华大使馆安装PM2.5监测设备以跟踪空气质量，充分体现了这种外部监督的存在。

尽管中国最初对这种外国监督持抵制态度，但最终这成为促进显著环境改善的催化剂。北京空气质量的显著提升充分证明了全球压力的有效性。这个案例展示了一个更广泛的原则：我们如今生活在一个相互促进的时代，全球互联互通推动着跨国界的积极变化。

中国的治理体系源于古代的公务员考试，发展出独特的特征，结合了贤能政治、数字参与和国际问责等元素，以实现积极成果。这一方法在中国特定的历史和文化背景下形成，旨在增强决策过程，提高公民在各个社会领域的参与度。

在中国积极融入国际社会的过程中，其治理模式面临着机遇与挑战。这个不断演变的体系融合了传统智慧与先进技术，展现了一个独特的案例，说明各国在21世纪可以以多种方式探索治理之道。

文章选自中国日报，2024年10月1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