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可︱目前所见唯一一通罗振玉致胡适函

胡适一生致力于中国思想文化的现代化，因此他与旧派人物，尤其是清室遗老的来往，尤其引人注目。1922年，即胡适在《新思潮的意义》一文中正式提出“整理国故”的口号三年之后（《新青年》1919年12月1日第7卷第1号），他在8月28日日记中列举了彼时他认为最重要的四位旧式学者：王国维、罗振玉、叶德辉与章炳麟。

四人中，胡适认为王国维在学术上“最有希望”，也与之有最多的互动。《国家图书馆藏王国维往还书信集》（中华书局2017年版）第六册收录十三封胡适给王国维的信，其中几封信都说“来示敬悉”，显然王国维也有相当数量的回信，但可惜的是现今仅见一通，保存在胡适档案中。

与王国维来往最切、且同享盛名的罗振玉，过去似乎未见与胡适有任何书信往来。有赖于友人夏寅君的提示，笔者最近找到了罗振玉给胡适的一通短札，也是目前所见的唯一一通。

早已公开的遗札

罗振玉的短札，原件藏于中国历史研究院胡适档案（档号：1308-008），1994年黄山书社曾影印出版，收入《胡适遗稿及秘藏书信》第三十五册406页，但当时归入“陈寅恪”名下。

尽管这封信上有档案整理者的手迹：“从笔迹和内容上判断似是陈寅恪”，三联书店版《陈寅恪集·书信集》的编者却认为这封信并非陈寅恪所写，故不予收录（从2001年版到2015年版都是如此；最近韦昭重新整理、系年的版本，也仅有八通，当是出于同样的理由）。将这封信与陈寅恪其他信函比对，笔迹不同，落款也并非常见的“寅恪”，确非陈函。检视此信内容，信中称呼王国维为“静翁”，落款处自署“玉”，答案呼之欲出，作者正是罗振玉。对照现存罗振玉诸多手札的字迹，可以证实这封信即出自雪堂手笔。

罗振玉致胡适函

 1924年7月21日罗振玉致王国维函，载《国家图书馆藏王国维往还书信集》（第4册1657页）

这篇小文，拟对这封信略加考释。先将全信录下：

《王氏遗书》甫印成三种，奉

上一部，请

惠存。曹校长已晤面否？所事请

致意，早日告成为盼。此上

适之先生侍史

弟玉再拜

《水经》已交　静翁，大略检校，乃从宋本出。并闻。又及。

罗振玉致赠《高邮王氏遗书》的时间

信末并未题写日期，但通过信中的三条线索，可将此信定为1924年末至1925年初所写。

首先，本信开头提到的《王氏遗书》，是罗振玉于1924年至1925年间编印的《高邮王氏遗书》，收录清代学者王念孙、王引之父子的七种著作。七种著作陆续印成，此时“甫印成三种”，自然只能是这两年间的事情。

查考《胡适藏书目录》1217页，著录一部现藏北京大学图书馆的《高邮王氏遗书》（索书号：X/081.6/6051/C2），并注明“本书存三种”，应当就是罗振玉所赠的这部。友人代检原书，这三种是：《高邮王氏六叶传状碑志集》《王文肃公遗文》《王文简公文集》，可惜书中并无罗振玉或胡适的题记。

《水经注》因缘：王国维与朱希祖的联络人

第二条线索是《水经注》。此信最后附带提及《水经注》已交给王国维，大略校勘之后，认为该本的底本是宋刊本。王国维校勘《水经注》历经多年，前后用了诸多版本，必须考究此时所用的是哪个本子。

细玩文意，这部《水经注》是胡适托罗振玉转交给王国维的。胡适是著名的《水经注》研究者，收藏多种珍稀版本，但那是1943年以后的事。在1920年代，胡适尚未对《水经注》产生兴趣。倒是他的北京大学同事朱希祖（1879-1944），当时已是著名的藏书家，并藏有一部罕见的明抄本《水经注》，曾借给王国维校勘。王国维《明抄本水经注跋》记道，甲子年（1924）十二月他借校朱希祖藏本，并审定该本从宋刊本抄出，时间、内容都与此信相符合。

此信所说的《水经注》乃朱希祖藏本，还有一证：王国维《明抄本水经注跋》作于1925年1月13日（北京图书馆善本组辑：《观堂题跋选录（经史部分）》，《文献》第9期，225页），而胡适于一周前的1月5日致信王国维：“朱逷先先生甚盼　先生校后为作一跋，特为代达此意。”（《国家图书馆藏王国维往还书信集》第六册，2418页）结合上述史料及罗振玉此信，可知当时朱希祖藏本借给王国维，是由胡适居中联系，转交藏本时又经罗振玉手。

朱希祖旧藏明抄本《水经注》，现藏中国国家图书馆（善本书号12086）

写作日期的推定

回到这封信，罗振玉的意思是朱希祖藏本刚转至王国维手上，仅有初步校勘成果。此函的写作时间，自然就落在王国维1月13日以长跋作出结论之前。而王国维校勘朱希祖藏本的过程，可以透过他的题记推考。

浙江教育出版社2010年版《王国维全集》第十二、十三两册，收录《水经注校》的整理本，根据的是吉林大学图书馆收藏的王国维手校本《水经注笺》，各卷之末有校勘题记。该书卷四十末的题记最为完整：“甲子十二月十二日，用海盐朱氏所藏明抄本校毕。明抄出于宋本，首尾完具，得此一勘，足补宋本、《大典》本之缺矣。观堂。”但早在初七日（卷五题记），王国维已做出相同的判断：“甲子十二月初七日，假得明抄本校此二卷。明抄行款与宋本同，当自宋本出也。永观又记。”此信之作因此可以上溯到王国维初校的前几日，而不必在全书校毕之后。

全面检查其他卷次的题记，均记于“甲子年十二月”，日期或不记，有记录者从初七日至十二日（卷二十三记十三日，云“明抄本再勘”，为覆校时间），即1925年1月1日至6日。但我们仍然不能排除未记日期的题记，可能记于十二月初一至初六间，亦即西历1924年的最后几天（12月26日至31日）。所以保守地说，1924年12月26日会是罗振玉这通短札的写作时间上限，下限则可以定在全书校毕的1925年1月6日。

若要进一步猜测，1925年1月1日（十二月初七）既是记有日期的题记的第一天，符合罗振玉“大略校勘”之说，又已做出“当自宋本出也”的论断，应是以目前的资料而言，最有可能写作此信的一日。

王国维手校本《水经注笺》，现藏吉林大学图书馆，图版取自《王国维全集》第十三册卷首

胡适居中协调王国维入清华

第三条线索，现在只剩下信中第二句，胡适与“曹校长”会面后可能促成的某事。在1924年底、1925年初，与胡适、王国维都有关系的“曹校长”，不难推想，正是清华学校校长曹云祥。1924年末，曹云祥欲创设国学研究院，请胡适出谋划策，胡适提议邀聘王国维、梁启超几位负有名望的学者。王国维方面，一直都是由胡适居中联系与协调。

12月8日，胡适安排曹、王会面。隔日，曹云祥正式决定聘王国维为国学研究院主任，请胡适代致聘书样稿（《胡适遗稿及秘藏书信》第三十三册，496页）。12月31日，曹云祥再次请胡适转致正式聘书（同上，498-499页）。但王国维迟迟不肯答应，一直到翌年二月才接受聘约。

王国维迟未受聘最根本的原因，是溥仪被逐出紫禁城后，尚未安定下来。在此期间，王国维不愿离开“皇上”。1924年11月5日，溥仪在军阀冯玉祥逼迫之下，离开紫禁城，暂时迁至父亲的宅邸醇亲王府。此一突然事态，使遗老们心焦如焚，比如罗振玉就从天津赶来北京，为溥仪的事奔波。直到隔年2月24日，溥仪才在罗振玉等人及日本方面的协助下，安抵天津市日本租界。

溥仪出宫的三个月间，罗、王两人同在北京，故而《国家图书馆藏王国维往还书信集》等书，都不见罗、王这段时间的通信。这也是胡适转交朱希祖藏本《水经注》，之所以会由罗振玉代转并回信的原因。

王国维接受清华之聘，是溥仪的“谕令”一锤定音。赵万里《王静安先生年谱》乙丑年（1925）记：“正月，先生被召至日使馆，面奉谕旨命就清华学校研究院之聘。”此前我们知道，宣统皇帝命令王国维接受清华聘约，是由胡适发想、曹云祥联系帝师庄士敦（Reginald F. Johnston）而促成的（Reginald F. Johnston, Twilight in the Forbidden City, New York: D. Appleton-Century Co., pp. 473-474）。

暂寓北京的罗振玉，请胡适向曹云祥致意“早日告成为盼”，或许也与联络溥仪有关。受限于史料，我们难以确知罗振玉参与此事的程度。但至少现在可以了解到，此时的罗振玉就像过去一样，仍然支持着王国维的学术生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