绝学传薪︱吴元丰谈满语、满文档案与清史研究（下）

所谓“绝学”，指的是既面临着失传危险、从事研究的学者人数较少，又事关文化积淀、民族记忆与历史传承的学问。如果这些濒临断绝的学问真的失传，将使我们丢失大量古代中国留下的宝贵历史文化遗产，进而失去理解和解释中国古代文明的能力。改革开放四十年以来，不管是与国际接轨的深入程度，还是传承绝学的资源、能力，中国学界都有了长足进步。《上海书评》推出“绝学传薪”访谈系列，请四位在不同领域有深厚造诣的学者，呈现他们的学术理解和学术成果。相信通过中国学者的不懈努力，这些或将成为“绝学”的学问会焕发出新的生命和活力。

绝学传薪︱吴元丰谈满语、满文档案与清史研究（上）

本文为“绝学传薪︱吴元丰谈满语、满文档案与清史研究”下篇。

到二十世纪下半叶，国内懂满语的人已十分有限，清代留下的大量满文档案能够看懂的人很少，无法开展整理编目和翻译研究，国家亟需培养满文人才。1975年，经周恩来总理特批在故宫博物院开设“满文班”。招收学员时，考虑到察布查尔锡伯自治县锡伯族所使用的语言文字与满语文基本相同，决定招收六名锡伯族学员。恰好高中毕业的吴元丰经过层层选拔被录取，在故宫博物院“满文班”接受了为期三年的严格培训，毕业后进入故宫博物院明清档案部，专门从事清代满文档案工作。

故宫博物院明清档案部后来划归国家档案局，改称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是世界上现存满文档案数量最多的机构，约两百万件。吴元丰初进馆时，面对的是卷轶浩繁、未曾详细编目的满文档案，有两个机遇为他日后较为全面地掌握档案资料情况打下基础：

一次是明清档案部搬家，从故宫东华门内侧的国史馆搬到西华门内侧新落成的办公大楼，档案资料全靠人工搬运。搬运前有必要的准备工作，特别是大量档案和图书的打包装箱。吴元丰和另一位男同学被安排到位于内阁大堂的资料室捆书，整整干了三个月，才把书捆完，也熟悉了古籍图书的保存状况。

第二次是搬到新馆不久，他主动向领导请缨，愿进库完成满文档案的摸底任务，获得批准。一名资深的老同志带着三位年轻人，在新库房里待了一年，不仅摸清了满文档案，也了解了汉文档案。

此后四十余年间，吴元丰参与或主持整理了一史馆所藏绝大部分满文档案，包括军机处、内阁、内务府、宗人府和宫中五大全宗满文档案等，近两百万件。另外，他参与或主持编译出版《清代鄂伦春满汉文档案汇编》《清代东归和布克赛尔土尔扈特满文档案全译》《内阁藏本满文老档》《清代珲春衙门档》等七百余册档案史料，发表论文八十余篇。

在这部分访谈中，吴元丰研究馆员以档案工作者和历史研究者的双重身份，介绍了一史馆所藏满文档案的现状、开放情况，以及满文档案在清史研究中的意义。

请您谈谈新中国成立以后满文人才培养的情况？

吴元丰：早在1954年，周恩来总理就曾采纳载涛、启功等人建议，委托当时的中国科学院院长郭沫若办理培养满文人才一事，郭沫若就安排给时任近代史所所长范文澜、史语所所长罗常培具体落实。原计划在北大办班，招收二十余名学生，结果生源太少，只招到几个人。找老师也很困难，北京各大院校和科研单位，没有一个能读懂满文的人员。经过多方努力，最后才聘请到溥仪的舅父克敬之老先生教学。当时克先生年事已高，只能让学生去他家上课，有的学生觉得学习满文没有什么意思，就纷纷离开，最后只剩下两个人。

1960年，周恩来总理又指示时任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副主任刘春，在中央民族学院（今中央民族大学）开设满文班专门培养满文人才。当时已经进行过全国范围的民族社会调查，相关的部门已经了解到锡伯族语言和满语非常接近。另外，据说当时在中南海怀仁堂进行联欢活动，中央民族歌舞团锡伯族演员春英应邀参加，周总理向她询问过新疆锡伯族语言文化现状，可能这也是一个渠道，了解到了相关情况。

所以，1961年9月中央民族学院满文班开设时，三名满文教师都是从新疆调过来的锡伯族人，他们叫赵玉麟、涂长胜、钟棣华。另外，还从察布查尔锡伯自治县招了四名锡伯族学生，其中一名因病退学，全班共二十一人。这里顺便提一句，在台湾大学首次开班教满文的广禄（1900-1973）先生，也是从新疆过去的，他培养出来的学生中有陈捷先、李学智两位先生，后来都成为台湾著名的满文文献研究者。

可是中央民族学院这批学生要毕业时，文化大革命爆发了。在全班毕业生中，极少部分分配到中央档案馆明清档案部（一史馆前身）、北京图书馆（今国家图书馆）和中央民族学院工作，而绝大部分分配到外省市改行从事别的工作。即使分配到档案馆的学生，不久也派往江西“五七干校”劳动锻炼。

这满文人才培养的事，再度被提起是1972年，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周建人向中央写信建议培养满文专业人才。是什么原因呢？我问过很多人，说法不一样。有一点可以肯定，是当时国际斗争的需要。日本精通满文的人颇多，苏联、美国也有搞满文的人，国内却找不出几个能读满文的人，而且当时中苏关系特别紧张，我国外交部正在准备边界谈判，清代签订的《尼布楚条约》和相关的档案基本上都是满文的，需要解读这些档案文件。

相关报告和批示很快转交给故宫博物院承办落实。国家文物局根据故宫博物院提出的具体方案归纳了两条意见上报国务院办公室，一是建议1966年满文班毕业生“归队”，二是在新疆锡伯族高中生中招收一部分学生，因为“他们既熟悉满文又有一定汉文基础”。另外，再适当招收一些政治和文化基础比较好的复员军人和上山下乡知识青年。这才有了后来的1975年“故宫博物院明清档案部满文干部培训班”，从这个培训班走出了一大批满文工作者。

您也是1975年故宫博物院满文干部培训班的学员，能否简单谈谈当时的情况？

吴元丰：当时根据培养满文专业人才的方案，从北京、黑龙江和新疆招收三十名“知识青年”和应届高中毕业生，1975年8月1日到故宫东华门内侧明清档案部报到，从此就是故宫的正式职工，每人每月工资有三十八元，那时是非常优厚的待遇了。

满文班学制三年，没有寒暑假，每天有早晚自习。开设了满语文、现代汉语、古汉语、中国通史、明清史、清代文书制度、档案学基础、翻译学理论等课程，同时也有适当地参与满汉文档案整理和翻译实践。任课老师大都是故宫博物院内的专业人员，满语的语音、语法、翻译分别由明清档案部关孝廉、刘景宪、屈六生授课。也有中央民族学院、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承德文物局等外单位的老师来做专题讲座。

满文班管理极为严格，除了遵守故宫博物院各项规章以外，还专门制定《学员守则》，要求“注意保守国家机密”、“学习期间不许谈恋爱”等等。同时，又有严格的考试制度。

学员们学习非常刻苦，大部分以优良的成绩毕业。这个班里走出了一批满文工作者，后来都是这个领域的中坚力量，如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杨珍、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江桥、北京社科院满学研究所赵志强、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郭美兰、张玉、王小红、张莉等等，都是当年满文班的同学。

1978年7月满文班毕业时，国家的形势开始发生变化，大家都预感到将会迎来崭新的时代，经商量后在毕业照上写下：“三载攻读战犹酣，共绘中华飞腾年”。真没有想到，我们满文班毕业的时间，正好与改革开放同步，十分巧合、十分幸运。

您曾回忆，进入一史馆之初，数量庞大的满文档案多数处于成捆成包的状况，整理编目基础十分薄弱。四十年过去了，这些档案的现状如何？

吴元丰：2018年11月一史馆召开了“改革开放四十年满文档案工作回顾与展望”座谈会，回顾了四十年来满文档案工作的成绩，这是几代满文档案工作者努力的结果。原来成捆成包甚至散乱无序的两百万件档案，经过几十年的清理和整理，至2016年底基本完成了档案实体的整理工作，编制了文件级秩序目录，每件都有独一无二的编号，便于保管利用。同时，也开展了著录工作，现已有四十万件著录条目；又使用新近研发的“满文档案图像识别软件”，完成了十三万八千件满文朱批奏折及十朝满文实录、起居注全文检索数据库的建立工作；在馆局域网利用平台上开放了近四十万件满文档案，并且以翻译或原件影印形式出版近八百册档案史料。

实际上，从1925年故宫博物院成立开始，民国政府也好，新中国也好，国家从未遗忘这部分档案，即便最艰苦的岁月里也在努力。但是过去的人力物力有限，只能以保护为主。直到1978年满文干部培训班学员毕业时，正好赶上改革开放的好时光，全员进入故宫博物院明清档案部满文组工作；紧接着1980年故宫博物院明清档案部划归国家档案局，改称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满文组改为满文部，而且中央民族学院培养的一部分改行的满文人才也已相继“归队”。这样，大规模整理满文档案的各项条件都具备了。

1978年我们毕业留在故宫明清档案部时，满文组的工作人员猛增至二十九人。对当时总人数不到百人的明清档案部来说，是创造了新纪录，而且至今没有被打破。在档案馆系统里，以一种文字专业为主设立的业务部门是很少见的，通常是按职能划分。满文部（2010年改称满文处）是个综合性业务部门，从整理、编目、著录到翻译、研究、咨询，只要和满文沾边的都管，可见地位和作用的特殊。

我们对满文档案进行了全面摸底，先选了最重要的十八万件录副奏折（即军机处抄录保存的朱批奏折抄件），花了近八年时间才整理和著录完毕。此后，又陆续整理了满文题本、满文黄册、军机处满文档簿、内阁满文档簿、满文实录、满文圣训、满文老档、内务府满文杂件等档案。每当一项重要档案的整理或翻译工作结束后，我就会写一篇介绍文章发表，起到了宣传满文档案的作用，而且学界反响积极。我从而意识到，作为档案工作者，应该把著录编目和宣传工作做好，让更多的人了解和利用满文档案，发挥其应有的价值和作用。

我们与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中心（今改称中国社会科学院边疆研究所）合作编译出版了十二册《清代边疆满文档案目录》，共计九百万字，在国内外影响比较大。通过这套目录，学界进一步了解了满文档案数量和价值，同时认识到清代边疆史地研究中学习满文和利用满文档案的重要性。

此外，我们还出版了近八百册满文档案原件和一部分重要档案的汉译文。但是，面对整个馆藏两百万件满文档案，还需要多少年、几代人才能全部翻译编辑出版呢？

所幸我们又赶上了技术创新的机遇。一史馆和外部技术公司合作研发了满文档案图像识别软件和满文输入法，现在手写楷书体满文识别率达到百分之九十以上，通过这个软件建立了十三万八千件满文朱批奏折全文检索数据库，已于去年12月在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局域网利用平台上向社会开放利用。

过去少数民族文字从未有过类似的尝试。起初，技术公司按照语言学的规则把满文分析到最小单位音素来开发，但遇到很多问题。我们向他们建议，“以音节为主，音素为辅”“以主干为主，以枝干为辅”“单词为主，词汇为辅”，又从一史馆的满文档案里采集代表性的音节作为样本。最后，通过机器学习、迭代更新，识别软件得以成功研发，识别准确率达到百分之八十。未来我们的长远目标是实现机器辅助翻译，让更多的满文档案发挥其应有的价值。

满文档案有哪些价值是不可替代的？

吴元丰：满文、汉文档案都有价值，但侧重点不一样。

满文档案在清代对外关系研究中很重要。前面我提过，《尼布楚条约》的文本，只有满文的，而没有汉文的，对研究中俄关系必不可少，这是一个例子。又比如，我用满文档案做过清初琉球问题研究。明朝灭亡以后，清朝和琉球关系是如何建立起来的？什么时候建立的关系？过去，不仅我国的专家不清楚，日本的专家也不清楚。我从《内阁礼科史书》中发现了关键满文史料，通过研究还原了清朝首次册封琉球国王尚质的始末，从而了解清朝如何恢复中琉关系，日本学界认可这是突破性的发现和研究。

满文档案在清代边疆史研究中很重要。有清一代，派驻辽宁、吉林、黑龙江、内蒙古、外蒙古、新疆、青海、西藏等地的将军、都统、参赞大臣、办事大臣，一般都是满洲和蒙古人，他们向皇帝请示汇报问题，皇帝批示回复，基本上都用满文书写。嘉庆朝以前满文的使用更为普遍，到嘉庆朝以后逐渐满汉文兼有，而且越往后汉文越多。如军机处满文录副奏折有十八万件，其中有关边疆事务的就有十二万件，占满文录副奏折的百分之六十六。又如乾隆年间统一天山南北后，特设“总统伊犁等处地方将军”，作为首席军政官员处理全疆事务。当时乾隆为设置伊犁将军而颁发的谕令，就是用满书写的，没有汉文文本。

满文档案在清代重大事件研究中很重要。在清代发生过诸多重大事件，不少都有深远的影响，或具有标志性的地位。所以，这些历史事件无疑成为清史研究的主要课题之一。众所周知，历史研究不可凭空而作，首先要充分发掘和收集资料，用科学的办法鉴别和分析，而后再用准确的史学理论和方法进行研究，才能还原历史的本来面貌，解释历史的发展规律，总结出有益的历史经验。在一史档馆保存的满文档案中就有不少有关重大事件的专题档，如《西藏档》《班禅事件档》《廓尔喀档》《金川档》《准噶尔档》《熬茶档》《土尔扈特档》《哈萨克档》《俄罗斯档》等等，收录了处理重大事件过程中形成的上谕、奏折、咨文等文件，具有其他文献无法替代的学术研究价值，非常重要。

更多的我就不再继续罗列，咱们换一个角度谈谈。

内务府满文档案值得重视。中国封建王朝家、政难分，在内务府档案中有大量国家经济方面的资料。除了宫廷文化、国家财政，还有大量中西文化交流的信息、传教士的资料。此外，对文物保护、宫廷器物研究来说，内务府档案也非常关键。内务府档案内最珍贵的属《奏销档》，几年前一史馆影印出版《内务府奏销档》后，不少学者就问我：难道没有顺治朝和康熙朝的奏销档吗？实际上，这两朝的奏销档不仅有存，而且十分完整、数量也较大，只不过绝大部分是用满文书写的。由于出版时间紧，没有收录顺治朝和康熙朝的档案。到目前为止，查阅利用内务府满文档案的人寥寥无几，这是一座亟待开发的文献宝库。郭美兰就利用内务府满文档案撰写发表了数篇论文，如《康熙帝与多伦诺尔汇宗寺》《二世哲布尊丹巴与多伦诺尔善因寺》《恪敬公主远嫁喀尔喀蒙古土谢图汗部述略》《康熙年间口外行宫》等，其中前两篇论文，经其本人同意，收入新编《内蒙古通史》，说明这两篇论文的学术价值和地位。

内阁满文档案也值得重视。内阁是清朝的中枢机关，负责处理国家政权日常运行，雍正年间成立军机处之前，内阁的权力是独一无二的，后来决策权部分转移到军机处，但仍发挥着保证国家政权正常运行的作用。所以，在现存的清代中央国家机关档案中，内阁档案的数量最多、时间最长、内容最丰富。清早期的满文档案有《满文老档》《盛京旧档》《内国史院档》《内秘书院档》《蒙古堂档》《秘本档》《票签档》等等，都没有汉文文本，是十分稀见的研究清初历史的第一手资料。如清初因历法之争而发生的“汤若望案”史料，就保存在满文《秘本档》内，而且是我国第一个获准列入联合国世界记忆名录的档案。

清代官员进呈给皇帝的文书，起初只有题本，后来才有奏折。这样，清代维系国家政权运作的最关键的文书就有谕旨、题本和奏折三种，题本由内阁负责处理，奏折由军机处负责处理，而谕旨视不同情况分别通过内阁和军机处颁发。题本记载的是日常办理的国家事务，而奏折记载的是特殊办理的国家事务，要研究清史缺一不可，都应该加以利用。在此需要说明的是，光绪二十七年（1901）进行了文书制度改革，删繁就简，废除题本，通用奏折。

从清代文书处理制度来看，在京各部院缮写的叫部本，地方官员缮写的叫通本，地方上汉官较多，所以通本大都是汉文，而部本往往是满汉文合璧的，不分满文、汉文一起归档保存于内阁大库。与此相反，奏折则不同，军机处内分设“满房”和“汉房”， 彼此之间称对方为“满友”、“汉友”，分别负责处理满文和汉文奏折，而且又分别归档保存于军机处所属方略馆库。上世纪年二十代，发生了闻名中外的“八千麻袋事件”，大量的内阁大库档案遭到损失，其中绝大部分是题本。所以目前保存下来的题本极其不完整，但是数量仍然巨大，约计五百余万件，其中满文残题本九十余万件、完整题本八万余件。内阁在处理题本过程中，按其内容分吏、户、礼、兵、刑、工六科摘抄后，按时间顺序装订成册，称之为《史书》，保存在内阁大库，作为将来修史之用。目前一史馆保存的六科《史书》数量也比较大，顺治和康熙两朝的绝大多数是满文，顺治朝的特别齐全，内容丰富，迄今因各种原因几乎未曾利用过，其中就有极其珍贵的清初史料。

总的来说，汉文、满文、蒙古文都是清代法定的通用文字，视不同的情况和方面用以书写公文，有时还会用满汉文合璧、或满蒙文合璧的方式书写。就满文档案而言，在清史研究的一些领域中是必不可少的，如清入关前历史、八旗制度、清宫廷史、北方民族史、北方边疆史、中外关系史，其重要性毋庸置疑，而在其他领域则是满汉文档案各有侧重，凡涉及中原地区历史，以及清代后期历史研究，汉文档案的价值和作用是满文和蒙古文档案无法替代的。

满文档案中有哪些还没有开放利用？据说一史馆还藏有一些与雍正继位相关的满文档案，您能透露一些情况吗？

吴元丰：由于诸多原因，清代留下的两百万件满文档案中，目前仍有一定数量的档案达不到开放利用的条件。国家赋予档案馆的职责，概括起来讲，主要有两项，一是要做好永久性保管工作，要为国家和中华民族的长远利益负责，也要为人类文化遗产的保护负责，二是在保护好的前提下，为国家的大政方针服务，为国内外学术研究服务。

在内阁满文档案中，清前期《盛京旧档》《内秘书院》《秘本档》《票签档》，以及《史书》《黄册》等簿册类档案，目前尚未达到开放利用的条件，所以无法提供利用。在内务府满文档案中，顺治和康熙两朝的《奏销档》以及《红本档》《杂录档》《消费档》等档案，也未达到开放利用的条件。在宗人府满文档案中，还有满文《玉蝶》达不到开放条件。将来各方面条件成熟时，这些档案肯定会开放利用。

曾有学者写文章讲满文档案在清史研究中的局限，说清初档案汉文多、满文少。在此，我能肯定地说，不那么准确！恰恰相反，清初的档案，满文多，汉文少。从入关前的《满文老档》《盛京旧档》《内国史院档》《内秘书院档》，到入关后的《秘本档》《票签档》《蒙古堂档》，以及顺治、康熙两朝的六科《史书》和内务府《奏销档》，都是用满文书写的。

至于雍正继位问题，确实有很大的研究空间，或者说仍然是清史研究需要解决的问题之一，从学界到民间都非常关注。在这次一史馆局域网利用平台上开放的“满文朱批奏折全文检索数据库”中，就有四千余件康熙和雍正两朝的朱批奏折，都是最近整理时新发现的，此前从未公布过。几年前一史馆满文部翻译出版海峡两岸所存康熙和雍正朝满文朱批奏折后，南开大学白新良教授曾撰文提出，在翻译出版的满文朱批奏折中，有关雍正继位前后的奏折比较少，怀疑当时是否被雍正销毁了。这次新发现的满文朱批奏折内，确实有一部分雍正继位前后的奏折及相关资料，包括皇子们的奏折，估计一百余件。其中有皇八子允禩、皇九子允禟、皇十子允䄉、皇十四子允禵等人缴回或被抄来的谕旨、奏折和其他文献，如“康亲王冲安等为审理允禟用拉丁文制造满文字母案事奏折”及“允禟所造满文字母表”等资料。这些档案发现时，分包存放，包内文件分门别类后用纸条扎箍，在纸条上还有说明文字。如“上谕阿其那二件”“马齐鄂伦岱参阿其那一件、又允祉续参阿其那一件”“阿其那参允䄉私自进张家口奉有朱批二件”“步军统领阿其图之番子拿获塞思黑之太监奏闻一折”“塞思黑寄信允䄉一件”，等等。

最后，请您谈谈我国学者利用满文档案研究清史的情况。

吴元丰：在我国，无论在清代、民国，还是现代，不少学者一直在研究、利用满文档案，哪怕社会动荡、国难当头的时候也没有停止。清朝时期，每当重大战争结束，都要写方略，这就涉及到满文档案的大量翻译利用。清代历朝都要修实录，除光绪朝实录只有汉文的外，其他各朝都有汉、满、蒙古三种文字的实录，当时纂修时都大量利用了档案，当然包括满文档案。1911年清朝灭亡后，民国初年，金梁在沈阳组织懂满文的人翻译过《满文老档》，并在刊物上连载，使人们首次了解到满文档案。1978年改革开放后，新中国培养的满文学者佟永功、关嘉禄、屈六生、关孝廉、安双城、季永海、刘厚生、关克笑、沈薇、王佩环、刘小萌、定宜庄、齐木德道尔吉、达力扎布、杨珍、赵志强、江桥、郭美兰、王小红、张莉、乌云毕力格、赵令志等学者，结合各自的本职工作，利用满文档案撰写有关清史、民族史和文献学等方面的学术论文，成绩斐然。更为可喜的是，近几年来，中央民族大学、人民大学、内蒙古大学、东北师范大学、黑龙江大学、吉林师范大学等院校，陆续给研究生开设满文课程，不少研究生利用满文档案撰写毕业论文。

在此需要特别一提的是，早在1953年，我国著名的清史、民族史学者王锺翰先生，自己翻译利用《满文老档》内史料，撰写发表《满族在努尔哈赤时期的社会经济形态》，并收入其1957年出版的成名作《清史杂考》，开启了新中国成立后国内学者利用满文档案研究清史和民族史的先河。上世纪七十年代末，著名的清史学者戴逸先生与同仁合作，利用翻译的满文档案，撰写《1689年的中俄尼布楚条约》，可以说开创了现代中国用档案研究边疆史的先河。上世纪八十年代初，马大正研究员作为编写组的主要成员，与小组成员一起撰写《准噶尔史略》，也利用了专门从新疆请人翻译的满文档案，填补了厄鲁特蒙古史研究领域的空白。周远廉研究员利用《满文老档》等清入关前史料，撰写《清开国史研究》，是我国改革开放初期清史界最为轰动的学术著作，影响比较大。阎崇年研究员也利用《满文老档》等史料，撰写《努尔哈赤传》，是我国改革开放初期研究清代人物的代表性著作。这些著作的撰写出版，不仅推动了清史相关领域的研究，也宣传了满文档案，启迪人们去发掘和利用新史料。

在满文史料的利用上，我认为，中国从人才培养、档案出版、研究成果等方面，所取得的成绩，在国际上有目共睹的。我们翻译康熙朝的满文朱批奏折，不只翻译大陆的，台湾出版的也翻译。海外学者来看，都很讶异，他们没有想到“文革”之后，中国大陆的满文人才还这么多，老中青都有，而且都专门从事满文档案工作。

最后我想强调，满文档案不是满族的，无论满文档案，还是汉文档案、蒙古文档案，都是清代国家机关处理政务过程中自然形成的文书档案，是珍贵的国家记忆和历史凭证。而要做好清史研究，汉文、满文、蒙古文档案都不可偏废，史料的重要性不应以文字来区分，应视研究者的侧重领域而定。或者说，对历史研究者而言，文字仅仅是载体，无论何种文字史料，只要有价值的，都应该去发掘和利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