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非评《哈布斯堡王朝》︱帝国分裂的偶然与必然

一

世人对奥地利哈布斯堡王朝向来风评不一。在相当一段时间内，由于哈布斯堡帝国从十九世纪中晚期到二十世纪初明显的民族内斗、窝囊与衰败，以及它在一战中的无能、一战后的解体之彻底，使许多人对它心怀藐视，称之为“帝国古董”甚或“民族监狱”。但无论是当时还是现在，也还有很多人对这个帝国颇有好感。作家茨威格在《昨日的世界》里面回忆自己的昔日母国，不乏“岁月静好”“稳定进步”之类的观感。哲学家卡尔·波普尔提出，多民族的奥匈帝国较民族国家而言，其实代表着一个更高的发展阶段（后来也有人说，奥匈帝国其实是欧洲多元共同体的前身）。历史学家霍布斯鲍姆则指出，帝国内的民族认同与帝国认同并不矛盾，大多数人民对帝国忠诚有加（顺便说一下，这三人都是奥地利犹太人流亡者，他们对帝国的认识也许代表着一个“国际民族”对奥地利多元国家的缅怀）。

荷兰历史学家彼得·贾德森的《哈布斯堡王朝》一书，可以看作后一种观感的具体呈现（以下引用此书仅标注页码）。他在写作的时候，时刻紧扣一个主题：哈布斯堡帝国始终是在演化之中的，并不僵化。他描述了特蕾莎王后（1717-1780）和约瑟夫二世（1741-1790）时代的开明专制改革，谈起了帝国内各族人民对帝国本身的忠诚之心（虽则对王朝有这样那样的不满），讲到了弗兰茨·约瑟夫一世（1830-1916）皇帝最开始所推行的中央集权改革虽然窒息着政治，但在社会和经济上却是一个自由化的时代（政治上的纷争不断，不能掩盖帝国经济上的突飞猛进），而这个自由化时代最终推动了帝国的宪政改革——普选、国会、法治与地方自治，最终让奥地利成为一个“自由帝国”。

各种民族主义运动在帝国末期蓬勃发展，民族纷争不绝，这一点人所共知，对这个明显的“攻击点”，彼得·贾德森的辩护词是：“奥匈帝国的政治活动中存在的民族主义运动和民族主义冲突，并没有对这个国家造成致命的削弱作用，而它们也不是奥匈帝国在1918年崩溃的元凶。”1880年至1914年的政治喧闹不过是民主化初期表面的噪音、整合时溅出的火花。民族主义与帝国并非不兼容，广大群众在被民族主义动员起来时也由于生活、政治与社会的改进对帝国日益忠诚。

为什么哈布斯堡帝国最后还会瓦解呢？贾德森认为这只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意外后果，是帝国统治者的失策所导致的——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帝国内阁无限期休止国会和各州议会，停止公民宪法权利，将整个国家置于军事专制之下。对国内的少数民族横加猜疑，物资匮乏与战争失败磨灭了人们的爱国热情，这才导致了帝国的崩溃。换言之，这是术的失误而非道的缺陷所导致的。

但老实说，我觉得这种看法并不非常能令人信服。1918年帝国的瓦解是相当平静的，在克拉科夫（波兰）、利沃夫（乌克兰）、布拉格（捷克）、扎格雷布（克罗地亚）和布达佩斯（匈牙利）等城，都是民族主义人物登高一呼，万众景从，帝国政府乖乖地一枪不放，就将主权拱手让人。如果帝国不是人心丧尽，恐怕很难有这种局面。而这种人心的流失，也很难说全是一战的“功劳”，因为除了俄国，我们并没有看到其他参战国也彻底瓦解。

从奥匈帝国加入一战的原委来看，就更不能说帝国的瓦解只是战争的后果——当初帝国之所以要对塞尔维亚开战，是因为害怕塞尔维亚会成为“巴尔干的皮埃蒙特”（意大利统一运动的发起者）。但是帝国内的南斯拉夫人加在一起有七百万，远比塞尔维亚的两百一十万为多。按道理说，应该是塞尔维亚怕帝国才对。但实际上，由于帝国境内的南斯拉夫人遭到匈牙利的打压，又由于帝国政治结构的局限没有办法组成一个独立的邦国，将帝国改造成奥地利-匈牙利-南斯拉夫联邦，所以才心向塞尔维亚。因此，战争的起因本身就是帝国身患“重病”的结果。

此外，许多独立运动的领导人的思想和决心并不是在战时才形成的。比方说捷克领导人马萨里克（Tomáš Garrigue Masaryk，1850-1937），他是资深议员和查理大学哲学教授，对波希米亚和整个帝国的传统、现状和未来都有很深的研究。在其政治生涯的早期，他的目标曾经是帝国范围内的捷克自治。但是“尤其是在1907年以后，我越是了解奥地利和哈布斯堡王朝，越是迫使我反对它。这个王朝……看上去如此强大，道德上和物质上却在退化。于是对我来说奥地利成为一个道德和政治问题”（威廉·M. 马奥尼：《捷克和斯洛伐克史》，中国出版集团，2013年，132页）。由此可知，马萨里克在战前就下定了独立的决心。

从以上三点来看，贾德森的说法都有可虑之处。如果我们问自己一个反历史的问题：假如哈布斯堡帝国没有加入一战，那么它还会不会分裂？这个问题大概没有答案。但是我们至少可以有把握地说，这个帝国是设计不良、运转失常的。弗兰茨·约瑟夫皇帝自己在1916年曾对身边的一位官员说：“长久以来，我已经意识到我们在现代世界上是如何的不同寻常。”他在1914年参战的时候，其实已经对帝国的前途失去了希望，那年7月，他对近臣说道：“如果这个君主国一定要死去，那它至少也应该死得体面。”（史蒂芬·贝莱尔：《奥地利史》，179页）简而言之，皇帝本人也不看好帝国。

二

那么这本书的贡献在什么地方呢？在于挑战了这么一个古老的假设——“帝国与民族内在不相容”：民族（nation）高举其人民的共同性，而帝国（empire）则承认其多元人口的不同。民族倾向于同化/驱逐以求一致，而帝国则海纳百川，自觉维持其属民的多样性，实施多重治理，从而凸显其属民的各自差别。这两种政制旨趣相差太大，难以共存。有些研究者因此从一开始就不看好哈布斯堡这个多民族帝国，认为帝国内部民族主义兴起继而拆散帝国不过是必然之事。而贾德森则说：不，不是这样。帝国与民族之间并不是敌对互斥关系。我们不能因为一个国家由多种文化、语群、宗教成分构成就自然认为必需“定于一”，否则就会被撕裂。难道同时代的法国、英国、德意志、意大利和西班牙不是由多种语言和文化构成的吗？难道意大利政治家不是在1861年说过这么一句名言吗——“我们创造了意大利，我们还要继续创造意大利人”（261页）？现在的瑞士还是由多种人群组成，但也相安无事。贾德森提出：“民族主义冲突不是奥匈帝国社会多语化特质不可避免的产物，而是帝国制度造就的结果。”（262页）

所以贾德森实际上否认了哈布斯堡帝国崩溃的必然性，认为在十九世纪中晚期，一切都在未定之中，在合适的条件下，帝国制度完全可以演化、应对与包容新兴的民族主义挑战（也初步做到了），只是惜乎未得其时而已（恰逢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

我赞同贾德森的第一个判断，即帝国与民族并非不相容，哈布斯堡帝国也没有必然分裂的形势，否则我们就很难解释下面这些现象：捷克人帕拉斯基（František Palacký，捷克民族主义运动的发起者，在捷克被认为是本民族三位伟大人物之一）在1848年致信德意志联邦法兰克福议会，说道：“（奥地利帝国）的存在、完整和巩固极其重要，这不仅仅对我的人民是如此，对整个欧洲、人类和文明来说都是如此。”这是因为只有奥地利能够抵挡俄罗斯这个专制君主国家，后者对当时所有西方小斯拉夫民族的自由都是个威胁。“从性质和历史来看，它注定成为欧洲的堡垒和守护者……如果奥地利国家这么多年并不存在，我们就必须为了欧洲甚至人类的利益而努力尽可能快地创造它。”二十年后在另一处，他也说道：“我们在其他地方不会比在奥地利更好地保存我们的历史-政治实体，我们特定的民族和文化和我们的经济生活……我们没有愿望，也没有政治企图来超越奥地利。”“三百年前，如此不同的人群缔结自由协定，形成了奥地利帝国，我认为这是天意在祝福所有的人。”（Krishan Kumar, Visions of Empire,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17, pp.193-194.）他认为奥地利这个国家既不属于德意志人，也非马扎尔人、斯拉夫人和拉丁人，而是在一般意义上的奥地利人。

Krishan Kumar, Visions of Empire

这里还有个例子：在1848年革命中，除了匈牙利之外，哈布斯堡帝国中其他的地区都保持着相对的稳定，没有乘机谋求分离。这并不是这些地方没有被革命波及，无论是在波希米亚、克罗地亚还是蒂罗尔，都发生了革命，但革命者的目标都是宪政意义上的，而非地方独立自主。一份捷克语的革命小册子这样宣称道：“斯拉夫人和德意志人，为了更高的共同事业，倒在维也纳的土地上。让我们跟随先烈的步伐，让他们的鲜血成为我等手足情的纽带。”一份维也纳的刊物也这样建议读者：“告诉你们的读者，他们不只是匈牙利人、德意志人、斯拉夫人或者意大利人，他们还是一个奥地利宪政国家的公民。”（194-195页）如果没有一个统一的奥地利认同，想必他们是不会说出这些话的。

书中对有利帝国统一因素的阐述还有很多，此处就不赘述了。也推荐匈牙利政治家、学者雅西（Oscar Jaszi）的《哈布斯堡王朝的分裂》（The Dissolution of the Habsburg Monarchy）一书给大家，他是当事人，对帝国的分裂颇多惋惜，对此节著述甚多。

三

但是，如果说帝国并没有必然分裂的形势，但这并不能说明哈布斯堡王朝的操作就没有问题。如果正如作者所说，哈布斯堡王朝克服了一个又一个危机，从胜利走向胜利，那大战一起帝国就颓然垮台，岂非是一个笑话？

在继续讲述之前，我应该稍微介绍一下哈布斯堡帝国的一些形势：在帝国绝大部分时间里，它都呈现出一个“隔离帝国”的特征——这指的是帝国统治者有意识地在各个族群之间划出政治界限，实施间接统治、分割治理。比方说哈布斯堡王朝并不以德意志人自居，其统治也很少有民族本位，无论是匈牙利人还是波兰人都在其宫廷、政府出任高级职位。从这点来说，哈布斯堡王朝极具普世帝国的余韵。除此之外，帝国内部各族群内部也能看到隔离的痕迹——同一个族群，被分割到不同的地方。这种隔离倒不一定是帝国有意为之，而多半来自历史的继承。捷克地方由波希米亚、摩拉维亚和西里西亚构成（如果不算上斯洛伐克的话），罗马尼亚地方由特兰西瓦尼亚和布科维纳组成，克罗地亚人则分布在达尔马契亚、伊斯特尼亚和克罗地亚、斯洛文尼亚诸省之间。应该说，在一个普通人对政府没有什么期待的前现代社会中，这种隔离确实能够起到稳定秩序的作用。但是随着大众政治时代的到来，一个高高在上、视自己为诸民族调控措施的帝国政府就不够用了，这就需要一种新的政治安排，以便能够在各族之间起到沟通、聚合作用。

1848年革命很显然就是中欧地区大众政治时代到来的号角。革命之后，哈布斯堡王朝也感到了改革传统帝国政制的压力。问题是，哈布斯堡王朝打了一手烂牌。

首先是开局不利——新皇帝弗兰茨·约瑟夫一世在1851年撤销了宪法，开始在全国推行一种赤裸裸的官僚集权主义。以前旧有的地方自治机构一律废止，一切政治活动均被禁止。这种新专制主义的设计者与推行者先是施瓦岑贝格亲王（Felix Ludwig Johann Friedrich，1800-1852），后是内政部长巴赫（Alexander von Bach，1813-1893）。时人说，这两人治理国家依靠的是四支军队：一支走路的军队（士兵），一支坐着的军队（官僚），一支跪着的军队（教士），一支爬行的军队（密探）。

鉴于帝国在1848年革命中由于匈牙利的叛乱差点分崩离析，施瓦岑贝格和巴赫决定用一整套理性、现代化的官僚机构取代原有的松散治理体系，他们废除了帝国境内（尤其是在匈牙利）所有的传统行政单位，划定新的边界，代之以新的行政区划分。政府从维也纳向全国各地派遣了一大批说德语的政府官员（他们被当地人称作“巴赫的骠骑兵”）来执行中央政策。在上面所述四支“军队”的帮助下，政府权威直插入社会基层，哈布斯堡帝国全境第一次被一种单一力量所支配。弗兰茨·约瑟夫皇帝宣称：“所有在旧的、历史上的，还是全新头衔下的土地，都将与奥地利联合起来，成为奥地利世袭君主国之不可分割的一部分。”（208页）

吊诡的是，哈布斯堡王朝在政治上全面收缩的同时，在经济和社会方面却在进行一场全面的自由化改革。它废除了封建制度的残余，终止了行会特权，废止国内关税，建设公共道路，保护财产，保证人们在迁移、择业方面的自由，强调法治，改良教育。这些自由化政策反映在经济上，就是哈布斯堡帝国在十九世纪五十年代经济的迅速成长。在1858年，对外贸易较前增加了四倍，经济繁荣惠及了大量的城市职业阶层和中产阶级，帝国境内的自由贸易也让维也纳成为重要的金融与商业都市。帝国指望经济与社会方面的繁荣能够绥靖人民。

巴赫指望的是，通过从上到下有效回应社会的需求，会得到大众的认可。一个强大高效、官员勤勉为国、理性的现代官僚体系将有效管理奥地利这个多元社会，用进步的现代社会来取代各民族落后文化，从而整合帝国。巴赫曾经很自信地说，只要上面这些改革能够持续下去，“我们一定会成为赢家”。

但讽刺的是，从事后来看，新专制主义的改革并没有让帝国变得更稳定，而是埋下了帝国覆亡的祸根，其原因是多方面的。

首先我们需要指出，指望用增强国家力量来驯服不同民族地方的做法本身大概起了反作用。第一，派向地方的官僚主要来自德语人群，为了方便行政管理，行政语言也被设为德语。而这些人一般也把德语文化看作是一种高级文化。对相当的匈牙利、捷克等族群人民来说，如果说以前突出是官民矛盾，现在他们更容易把国家的管制看作是一种族群/文化压迫。第二，奥地利政府为了便于行政管理，在各地消灭自治，重新设置行政区，并对居民进行语言识别。这些事情都在反方向上促成了地方民族主义的兴起。历史学家泰勒（Alan John Percivale Taylor）在《哈布斯堡君主国，1809-1908》（The Habsburg Monarchy, 1809-1918: A History of the Austrian Empire and Austria-Hungary,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76）一书中指出，在匈牙利，奥地利政府中央集权的后果是把匈牙利均一/单一化，原来地方自治机构被削平，权力向布达佩斯集中，一个统一的匈牙利社会开始形成。在某种程度上，普通匈牙利人是被巴赫强行聚拢在一块并引入公共政治生活的（前书86、105页）。行政官僚在民族地方进行的语言识别也有类似的功效。因为在帝国境内大多数人民实际上是使用双语或者多语，但为了行政管理的方便，居民们强制选择一种语言，也就被强行赋予了特定民族身份。

巴赫体制的另一个意外后果是王朝反对派的分裂——由于帝国的经济改革可以说是非常成功（扩张的官僚机构也给了德意志中产阶级以工作机会），这导致许多德意志的自由派开始认为王朝本身已经采纳了自由主义原则（那些仍然不满的则远渡重洋去了美国，其他人则忙着赚钱）（235-237页）。巴赫体制对地方自治权利的压制被看成是进步对封建的胜利（《哈布斯堡君主国，1809-1908》， 112页）。于是许多原来的革命者开始认为已经走出了“历史三峡”，可以通过渐进改良的方式与王朝共存。1857年，曾是重要革命理论家的恩斯特·冯·施瓦泽（Ernst von Schwarzer, 1808-1860）发表文章，宣称“那些心怀不满的反抗者和乌托邦幻想家一度尝试用政治和社会革命达成的目标，如今在政府的协助下，通过法律和经济改革变成了现实”（229页）。这是那个时代的“告别革命”。但是对德意志自由派反对者“利好”的改革，在捷克、匈牙利等族群的自由派看来却是赤裸裸的压迫，于是他们各自向本民族的封建贵族靠拢（以放弃部分自由主义主张为代价），以求在民族内部形成统一的反对力量，这样就更增添了德意志自由派与他们之间的裂痕。这样，1848年代那个跨民族的革命者同盟就逐渐趋向于瓦解。

巴赫体制给奥地利多民族国家埋下的最后一个隐患是这样的：过去哈布斯堡帝国一直注意在属下各民族间制造一定矛盾，拉一派打一派是帝国的运作诀窍。比如，塞尔维亚人、斯洛伐克人、罗马尼亚人和克罗地亚人一直同匈牙利人不和，所以在1848年革命中，克罗地亚人支持王朝复辟以打击匈牙利人。但是随着巴赫体制的建立，帝国一视同仁地管制下属民族，这在实际上迫使以前相互敌对的族群开始相互靠拢，以便反对帝国的中央集权。

四

上述这个官僚乌托邦的问题是“太费钱”——军队、官僚、教士、暗探与经济建设需要大量的金钱投入，这对国家财政是一个严重的负担。百姓税负沉重，在匈牙利，1848年到1857年，直接税收增长了十倍。帝国在这个时期的外交政策更是为财政困难添砖加瓦，1859年，法国与撒丁王国联手击败了在意大利的奥地利军队。那一年，帝国遭遇了大规模的货币与财政危机。

经济危机和外交失败迫使弗兰茨·约瑟夫要做些政治让步。1860年，他写信给自己的母亲：“我们确实需要一个小小的议会政府，不过权力仍然掌握在我的手里。”（241页）

政治让步的第一步是巴赫引咎辞职。皇帝的第二步是向地方贵族伸出橄榄枝，在1860年12月发出《十月敕令》（October Diploma）,宣布恢复各地方的传统自治（即各州的议会），由贵族把持的各州议会会选代表到帝国议会（该议会只有有限立法权）。这是一个保守主义色彩极浓的贵族联邦主义方案。但国家的两大政治力量（地方贵族和中产阶级）对这个方案都不满：匈牙利人觉得这个方案没有突出匈牙利的特殊地位，而德意志的中产阶级嫌这个方案立宪和自由权利的味道太少。既然这步走不通，皇帝的第三步就是转向德意志自由派，任命前革命家施默林（Anton von Schmerling，1805-1893）做了首相。施默林在1861年制定了所谓了《二月特许状》（February Patent），收回了十月敕令中给予各州议会的立法权，使它的主要角色缩减为选举机构（也有一定的行政管理权），向中央集权回归。这个方案比起上一个来说要更具立宪气质，提供了有限选举权，让国会有了更多宪政底气，但是由于有限选举的缘故，使得德意志人在国会中占据不成比例的多数席位（比如说在摩拉维亚，主要由德意志人组成的四十三万城市居民有十三个国会代表，而主要由斯洛伐克人组成的一百六十万农村居民只有十一个代表）。于是，帝国中的其他民族，比方说捷克人、匈牙利人和波兰人，抵制了这个制度，不往议会派出代表，或者中途撤回。这样，帝国就再次陷入僵局。这种反复出现的僵局，实际上标志着帝国政治中逐渐出现的一个致命问题——王朝本身已经失去了统合这个多民族国家的能力，但是反对者却也做不到，德意志自由主义者同地方联邦主义者彼此冲突，没有办法形成合力，给出一个稳定的政治替代方案。于是帝国就仍然只能凑合着过下去。

同以前一样，施默林体制的终结是由奥地利的外部危机带来的。正如梅特涅所说，对一个“国际”国家（international state）来说最大的威胁永远是国际战争。1866年，奥地利与普鲁士为了争夺对德意志的领导权而爆发了战争，奥地利战败。哈布斯堡王朝既大失颜面，也非常虚弱。皇帝极需要同自己过去的主要敌人——要自由的德意志人和要独立的匈牙利人——和解。对德意志人，他给予了一个最低限度的宪政政府，国王虽然还手握行政、外交与军事大权，但是把部分立法权限让给了帝国议会（Reichsrat）。对匈牙利人，他打算给他们最想要的东西：自治与独立。

在匈牙利人一方，他们的领导者在当时是费伦茨·迪克（Ferenc Deák，1803-1876），当他听到奥地利战败的消息，说道：“我们输了战争。我们现在胜利了。”（Oscar Jaszi, The Dissolution of the Habsburg Monarchy,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20, p.106.）他知道奥地利现在一定会让步。但是迪克不同于他的革命前辈科苏特（Lajos Kossuth，1802-1894），认为留在哈布斯堡帝国内，借助与奥地利的联系才能维系匈牙利人对克罗地亚、斯洛伐克和罗马尼亚人的支配地位。科苏特曾经希望匈牙利同塞尔维亚、克罗地亚和罗马尼亚联合构成一个联邦，迪克则回答说：“宁愿要维也纳，不要贝尔格莱德。”（《哈布斯堡君主国，1809-1908》，122页）1867年2月1日，在大臣议事会上，失势的前首相贝尔克莱迪伯爵（Richard Belcredi，1823-1902）对帝国体制的新转向表示不满，主张君主不应该依赖某些特定的民族，而应超越于所有的民族之上，而且君主肯定不应该忽视这个国家的斯拉夫人（这指的是同匈牙利人妥协会把那些与匈牙利有冲突的斯拉夫民族置于匈牙利人的管辖之下，肯定会引起怨恨）。帝国新首相博伊斯特（Friedrich von Beust，1809-1886）答道：“政府不可能始终对所有民族都公平相待，因此我们必须依靠那些最有活力的民族的支持……这就是德意志人和匈牙利人。”弗兰茨·约瑟夫皇帝最后做了裁决：“贝尔克莱迪伯爵提出的方案也许是最不容反对的，但博伊斯特男爵的方案应能更快达到预期目标。”（史蒂芬·贝莱尔,《奥地利史》，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9年，138页）

《奥地利史》

于是，在1867年稍后，奥地利与匈牙利签订协议，将哈布斯堡帝国改造成一个双元帝国。以莱塔河为界，帝国被分割成由德意志人来治理的内莱塔尼亚（帝国西部），和由匈牙利人来治理的外莱塔尼亚（帝国东部）。这个新帝国的精神，用当时的帝国首相博伊斯特对匈牙利人讲的话来说，就是：“你们管好你们那边的野蛮人，我们管好自己这边的。”（Miller, Stuart Tindale, Mastering Modern European History, Macmillan International Higher Education, 2016, p.263.）

根据协议，哈布斯堡帝国将一分为二：匈牙利和奥地利。在中央，弗兰茨·约瑟夫以匈牙利国王和奥地利皇帝的身份成为两邦共主（虽则匈牙利人常骄傲地只当弗兰茨·约瑟夫是匈牙利的国王，只不过偶然还兼着一个奥地利皇帝的身份）。在外交、国防和有限的财政事务上两国组成联合部门予以处理。每年从两国议会中各选出六十名代表来讨论并批准联合部门的要求，商量税收和军队建设。每十年再重新修订协议的财政条款，再安排关税和货币事务。在地方，两邦分立。匈牙利王国有自己的政府、议会、司法体系，克罗地亚和特兰西瓦尼亚（罗马尼亚的一部分）等地被交给匈牙利治理——在许多斯拉夫人看来，这是一种出卖。一位斯洛文尼亚民族主义者愤怒地说道，这是“无功之民族进行统治，而无过之民族沦为臣仆”（253页）。如果说之前哈布斯堡帝国作为欧洲之必需的功能是居中调节诸民族争端，同匈牙利分治帝国这件事实实在在地让那些仰望维也纳的小民族失望透顶，同时也暗忖，“匈牙利通过顽固阻挠帝国议程能够办成的事情也许我们也能学习”。

如果说皇帝希望用让权的方式换来匈牙利对帝国事务的投入的话，他注定失望。奥匈帝国呈现责任上明显的不对称。匈牙利所管辖的东部帝国人口占总人口的五分之二，但每年只需要负担帝国总税收的三分之一。再比方说，自1889年起，匈牙利一直拒绝增加奥匈帝国军队数量并提供预算，这导致帝国陆军的兵力只有法德的一半，俄罗斯的四分之一（而正是因为武备松弛，奥匈帝国才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被打得那么惨）。

更关键的是匈牙利对帝国宪政改革的阻挠。这是因为匈牙利即使获得了相当的独立，也不会忘记这份独立实际上是外部压力的赠予，而不是帝国自发改革的成果。因此，他们小心谨慎地企图维持某种帝国“均势”的存在。比方说，在1878年，民族叛乱席卷奥斯曼土耳其帝国在东南欧的省份，俄国介入叛乱击败了奥斯曼土耳其，德国首相俾斯麦召开柏林会议予以调停，为了制衡俄国，曾经想过把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纳划入奥匈帝国。匈牙利坚决反对，原因是害怕吞并这两个地区将带来数百万斯拉夫人，更加削弱匈牙利对东部帝国的控制。俾斯麦大为惊叹：“我听说过有人不肯吃他们的鸽子，除非有人把鸽子射杀，替他们烤好，但我从没有听过有人非要人把他的嘴掰开，把鸽子强行塞进他喉咙，他才肯吃。”（杰弗里·瓦夫罗：《哈布斯堡的灭亡》，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6年，41页）

《哈布斯堡的灭亡》

为了维系这一均势的存在，匈牙利并不希望帝国内的德意志人与其他民族改善关系，这尤其体现在德意志人与捷克人的关系上。捷克人本来就是帝国中的第三大民族，由于历史的原因，德捷之间的社会距离要小于德匈之间的社会距离。自帝国经济由于自由化改革兴起以来，相当多的捷克人从农村迁入城镇寻找新的工作，城市的工作条件和社会环境对这些工作移民并不友善，而他们的雇主往往是德意志人或是犹太人。于是阶级冲突就跟族群认同联系在了一起。而帝国五十年代以来的教育扩张也为德捷矛盾贡献了力量。1860年代，大学里面一半学生是德意志人，到了二十年后，就下降到了四成。受过教育的捷克人希望能够在官僚机构及其他有利可图的部门任职。而奥匈帝国由于此前的专制性质，政府手上几乎控制一切资源，这就为各民族的争抢提供了动力。到了七八十年代，新一代的捷克人（号称“青年捷克人”）兴起，在政治上比起老捷克人（比如帕拉斯基）要更咄咄逼人，比起俄罗斯来，他们对帝国怀有更大的恶感。

本来，匈牙利人阻挠帝国日程这件事明眼人一眼便知。而要挫败匈牙利，就必须改善德意志人与捷克人之间的关系。1871年，新的内阁企图与捷克民族主义者达成一个协议（被称作“基本条款”）。根据这个协议，波希米亚议会将承认帝国的基本主权，而帝国将给予波希米亚内部的自治权，让捷克语与德语成为平等的行政语言，并把波希米亚划分成捷克语区与德语区。这样等同于再造一个联邦单位，把帝国从两元改为三元。更有甚者，帝国也有意向加利西亚（波兰地区）伸出相似的橄榄枝。

老实说，这个协议如果成立，后果未可知。有可能这会把捷克变成第二个愿望满足但离心离德的匈牙利，但也很有可能这会在帝国内部促成某种真正的均势。假如说下奥地利（现在的奥地利）地区是帝国的政治中心的话，那么捷克就是帝国的经济中心。捷克地区的人口约占帝国的三成五。在1716到1739年，帝国财政收入是一亿六千六百万盾，捷克的税赋占到一亿两千六百万盾。到1870年，捷克承担了帝国境内近百分之四十二的直接税、近百分之四十五的间接税（到1909年各为百分之三十四和百分之六十三）（高晓川：《奥匈帝国民族治理研究》，时事出版社，2017年，93-94页）。捷克地区与奥地利同为工业社会（匈牙利则务农），但捷克与匈牙利也同为边区，所以也许能够起到中间调停的作用。

匈牙利人首先反对这个方案，他们认为1867年协议赋予了他们对帝国宪政安排的单方面否决权。生活在捷克地区的德意志人也不满，他们占本地人口的三分之一，向来居于本地社会经济的上游，不愿意捷克人由于人口多数占据政治主动地位，从而危害到他们的利益。最重要的是，皇帝本人不喜欢。因为谈成这个协议的人是德意志自由派（他们在1867年至1879年负责主持国政，当然大权还在皇帝手中），比起匈牙利人来说，皇帝本人更害怕德国自由派，他害怕他们同捷克人联手进一步针对王朝。所以皇帝最后否决了这个协议，放任两元结构继续摧毁他的帝国。

六

1867年后的十数年里，德意志自由派控制着内阁。他们继续推行一系列自由化改革，同皇帝争权。但是德意志自由派的根基并不牢固，在西部帝国，德意志人只占总人口的百分之三十七，受惠于施默林所设计的有限选举制度，他们才能在国会中占据多数。由于自由派同地方民族主义者的历史纷争以及自由派对中央集权的坚持，导致他们缺少盟友，只能单打独斗。捷克人长期抵制帝国议会，不予出席。

1873年，奥地利爆发经济危机与政府腐败丑闻，自由派遭到严重打击，相当多的德意志人放弃了自由主义原则，转向对国家的依赖。1878年，自由派在国会投票反对吞并波斯尼亚，这激怒了皇帝，也给了皇帝以借口。1879年，皇帝任命自己的童年好友爱德华·塔费伯爵（Eduard Taaffe，1833-1895）担任首相，塔费的执政策略是联合少数民族及保守派组成一个联合执政集团——又被称为钢铁集团（iron ring），来对抗德意志自由派。他颇有作为，到他下台的时候（1893年），德意志自由派已经从一个大党被削弱成一个小派别。

塔费的问题是，他集合起来的党派集团个个只关心狭隘的民族和集团利益，国家政策没有一致性，而是各利益集团交易的产物。以后的人称之为菜市场政治，这点倒并不奇怪。政府为了收买各民族，大肆扩充官僚队伍（封官许愿），花在官僚上的钱在特定年份要超过军事开支的五倍。

从十九世纪八十年代到一战前夕，尽管一些研究哈布斯堡王朝的历史学家指出，这一时代是一个基础设施、法治、民权与社会都兴盛的进步时代，但是不可否认的是，这种兴盛同中央层面的政治僵持并行不悖。奥地利逐渐进入了一个大众政治时代，选举权一步一步扩大并最终在1907年实现了普选，但几乎所有的政党都以某个民族与族群为基本盘，他们竞相争取国家好处，彼此争斗不休。

这种菜市场政治从两方面损毁着人们对帝国的信心。一方面，议会内缺少稳定的多数，议会政治常常因为一个地方政策矛盾停摆。帝国宪法的第十四条规定，当帝国议会休会时，皇帝可凭敕令颁布紧急立法。而这种敕令时刻越来越多，1897年到1904年期间，敕令被动用了九十七次之多。在1903至1905年期间，议会干脆没有通过任何预算案。各政治派别由于达不成交易，于是争相同官僚机构勾搭，于是整个帝国似乎又回到了过去的官僚绝对主义时期。另一方面，这种菜市场政治为民族主义者的动员做了充分的舆论和心理准备。为了这个地区或那个地区应该使用什么样的语言教学，这个地区或者那个地区的行政语言应该是哪个这样的文化议题，人们争斗不休。1908年11月，为了语言教育问题，布拉格城内两万德意志和捷克暴民相互攻击，三百人丧命，六百人受伤。在其他地方也有类似冲突，斯拉夫民众扯下国旗，高唱俄罗斯和塞尔维亚国歌。

德意志人，过去被称为“国家民族”，是帝国最忠诚的拥护者，这个时候由于王朝与少数民族的妥协勾搭，也怨气冲天。他们不仅在口头上抗议，同时也诉诸行动。有位外交官写下报告，说：“德意志元素，始终是奥地利境内最强的胶黏物，如今却已成为促成奥地利分解的最有力东西。”（杰弗里·瓦夫罗：《哈布斯堡的灭亡》，42页）兴起的德意志民族主义政党吸引了大批德意志人，比方说1882年，德意志民族主义者舍内雷尔（Georg Ritter von Schönerer，1842-1921）制定了所谓的《林茨纲领》，要求抛弃匈牙利，让斯拉夫人的土地独立，反而剩下的德意志人占多数的领土归并德意志（顺便说一下，这个人被他的拥护者尊称为“元首”，他也是煽动街头暴力的一把好手）。他把德国皇帝而非哈布斯堡帝国的皇帝称作“我们的皇帝”。帝国议会里面的有些德意志下院议员跟他一样，每听到霍亨索伦家族（德国皇帝的家族）的名称时就欢呼叫好。他们也逐渐放弃了把德意志性看成是一种高级文化的态度（这种态度固然自高自大，但也不乏开放性，因为不管是谁接受德语教育，也就被认为是德意志人），开始从血缘上来看待民族。最明显的表现就是德意志反犹主义的兴起。生活在奥地利的犹太人一般说德语，也自认是奥地利人，具有很强的德意志认同。但是随着现代化和大众民主的兴起与冲击，很多德意志人倾向于把自己的困境归咎于“外来者”的竞争之上，于是犹太人首当其冲。反犹主义最猖獗的地方就在维也纳，维也纳市长卡尔·卢埃格尔（Karl Lueger，1844-1910）领导的基督教社会党，把民粹主义、社会主义与反犹主义揉为一团。而希特勒的青年时代正好生活在维也纳，他日后在《我的奋斗》一书中说道，他崇拜卢埃格尔，为他的去世悲痛欲绝：“维也纳是而且仍然是我一生中最坚难、最彻底的学校。我进城的时候还是一个小孩，但离开的时候已经是一个男人了，变得安静而严肃。在那里，我获得了一种哲学的基础，也获得特定政治观点，后来我只需要对它进行详细补充，但它从未离开过我。”（Stuart Tindale Miller, Mastering Modern European History, p.271.）

当相当多的德意志人在心理上也抛弃了这个多民族帝国的时候，这个帝国就实际上已经消逝了。有种说法是，八零年代到一战之前的三十年，是帝国躺在床上苟延残喘的年代。以后帝国在一战中遇到重大挫折后，就相当平静地分崩瓦解，不过是自然而然的事情。

七

以上这些内容，都是贾德森这本书里面轻描淡写带过去的，但从这些方面看，哈布斯堡帝国的崩溃又并不是偶然的结果，而有其结构性的因素。问题似乎出在王朝的历史选择上，在好几条可能会统合国家的路径上，它都似乎做出了错误的选择：它没有能够在德意志、捷克与匈牙利之间建立足够的平衡；它建立绝对主义统治的时间过晚（十八世纪而不是十六世纪、十七世纪），就不能在民族主义兴起之前完成社会统合（如英法）；它镇压了1848年革命，没能让地方主义遏制住民族主义（如瑞士）；它为了王朝利益首先通过绝对主义消灭了可平衡民族主义的各地方势力，接着又利用民族主义来抗衡德意志自由派；当民族主义兴起的时候，它在1867年建立的共治体制又不是一个真正的联邦方案，反而封闭了帝国联邦化的真正可能。总而言之，无论是统一还是隔离，王朝都不得其法。

贾德森在这些王朝失策上的轻描淡写，也许是出于对一个多元国家的同情，有点“君非亡国之君”的感叹在里面，但是，如果说哈布斯堡帝国没有必然亡国的形势，弗兰茨·约瑟夫一世则确实是亡国之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