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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与“善”的距离｜小行星工作坊首期分享实录

2024-10-16 08:21

来源：澎湃新闻·澎湃号·湃客

前言：

“小行星工作坊”首期公开招募，短短四天，吸引了300余位创作者汇聚一堂，以这块“直播屏”连通彼此对非虚构写作的炽热之心。本期“小行星工作坊”由澎湃新闻副总编辑黄芳主持，澎湃人物编辑黄霁洁、前澎湃人物记者张小莲两位资深媒体人主讲，共同探讨“好人”报道、残障议题报道的技巧与心得，并分享实际案例和经验。

“小行星工作坊”依托于镜相工作室的长期高校创作者激励项目——“小行星计划”。“小行星计划”镜相工作室在2021年启动的一个支持高校老师、学生创作者的长期写作计划，目前已与复旦大学、北京大学、华东师范大学、上海交通大学等几十所高校共创了数百篇非虚构作品。

同时，我们也希望通过“小行星工作坊”分享最当下的媒体案例，最真诚的创作经验，最宝藏的实战技巧，为更多高校创作者赋能。

以下是本期“小行星工作坊”分享的实录摘要：

《如何理解与自己“不同”处境的人？残障议题报道的写法》

分享｜黄霁洁（澎湃人物编辑）

这个主题是关于如何理解与我们“不同”处境的人，分享的稿件为2023年12月在澎湃人物栏目刊发的《我是董宇，不是“铁生”》。

首先想跟大家介绍一下这篇报道的主人公，也就是董宇，他是一名23岁的年轻人，也是一位小儿脑瘫的患者。当时注意到他是因为他在南阳迷笛音乐节被乐迷举起来的照片。他非常热爱摇滚乐，也经常去跑各种音乐节。当时也有一些媒体做一些简讯，去讲述这样一个残障者的故事。

一开始为什么我会想到要做这个选题？因为董宇他自己会有一些表达，比如他为什么要去音乐节，是因为他不甘心、他不服。即使身体上面有种种的障碍，他也要去追求他自己喜欢的东西。他也说到音乐节现场缺少无障碍的设施，比如没有马桶等。我们就非常好奇，他是在什么样的环境下成长起来的？他为什么会有这么清晰的表达？

过往我们对残障者典型的报道一直是他们好像非常坚强，努力生活那种感觉。要不就是描述他们在非常艰难的困境中，非常惨、非常无能为力的一种状态。但其实董宇就不是这么一个简单的状态。他给我们一种感觉，就是我们不想去相信命运规定、安排给我们的身份，或者先天的限制，我们要有自己的精神追求。这是人性中共通的部分，在这种连接中，读者可以去共情他的处境，去了解残障者的生存状态。我们会意识到，他的人生也是一个关于逃离、自由和爱的一个故事。同时我这边还写了另外一句话，就是残障它不仅是一种身份，它也是一种状态。当我们老了，我们可能会使用轮椅，这些时期我们就在体会残障者的生活。接下来会和大家展开去聊。

“跟随你的好奇心，哪怕它不那么政治正确”。很多同学采访弱势群体，会有某种想象和恐惧，不知道怎么跟他们接触，担心自己会不会冒犯到他？或者我能不能和他感同身受？这些都是很正常的。

但你的不了解，正是由于整个社会对这些人的报道非常少。比如我们好奇，董宇这样一位残障者怎么一个人开着他的电动轮椅去迷笛的呢？他又是怎么喜欢上摇滚乐的呢？对于这个人真正好奇的一个开始，也是我们做报道的开始。

我们记者先去加了他的微信，慢慢地跟我们的受访者建立联系。你就慢慢接触到这样一个真实的个体，有一种“豁开真实的口子”的感觉。

董宇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人，他挺搞笑的，还会帮我们记者出主意。同时我们发现他是一个微商，会在朋友圈卖一些衣服和鞋子。其实这也突破我们对残障人士的刻板印象，同时也解决我们一个困惑——他有自己挣钱的方式支撑他去音乐节。

南阳迷笛音乐节，董宇被托举而起。迷笛音乐节供图

我们记者去到他的老家，和他一起去音乐节现场——回到他原来生长的地方，说我们做报道比较常见的了解和进入受访者生活的方式。当时觉得一定要跟着他去一次音乐节，看看他到底是怎么做到的？他在里面是一种什么状态？记者大概跟他有一周多的相处时间。我们到真正的新闻现场之后，也会发现很多不符合我们最初印象的东西，这些冲突和缝隙，恰恰是我们理解这个人的机会。

比如我们发现他身体的障碍还是比较严重的。他的肌肉非常无力，要用把手握成拳头的力气才能抓起一些东西。他靠轮椅行动，也会在马路上被绊倒。自己打车或者坐火车，可能有些车没办法放下轮椅。

然后我们记者去了董宇家里面之后，碰到的第一个难题，就是在和他父母一起吃饭的时候，他们一家人吵了起来。其实他在家庭里面并没有得到父母的完全理解。包括他家里面还有一个弟弟，满墙都是弟弟的奖状。看得出父母对弟弟的期待更高，而对董宇没有太高期待。

其实很多时候我们并不能够完全体会到他的处境，才会进一步想要去了解和呈现他更真实的面貌，要花更多的时间去反复交流。还要做很多的访谈和观察，进一步地去核实与求证。

比如他在音乐节看上去很开朗，跟人相处很热闹，精力充沛，还去酒吧跟乐迷一起玩。但董宇也会告诉我们，他其实也是一个挺孤独的状态，他非常渴望建立一些真正的、长期的关系。印象很深的一点是，他手机里只有流量卡，没有电话卡，也就意味着他生活中除了父母之外没有跟其他人建立长期联系。他在家里是一种被照顾的状态，很多日常起居需要靠他母亲来完成。但他又渴望独立，渴望去探索世界，这也是我们每个人在这个年龄都会经历的东西。

这时候我们会采取一种类似政治经济社会学调查的方式，了解他身处的坐标是什么样子的，他是不是生活在某种结构性的困境里。比如身体的、家庭的，甚至背后更深远的——他生活的城市和社会。比如董宇的老家河北霸州，就没有这么多音乐节和摇滚乐，他才需要不停地去追音乐节。同时那个地方的残障者很少在社会上出现，所以从他父母一辈人的观念来看，不希望他抛头露面，这也会影响到他父母和他的关系。他本人的启蒙和教育也并不是来自于我们健全人的体制化教育，恰恰是通过摇滚乐，他才完成了一种自我的启蒙。他在音乐和文学里面了解到，人可能其实生来是平等的，或者什么对于一个人来说是重要的东西。

然后关于稿件的公共性，残障者在社会上是什么样的处境？比如他们生活的背景、生活的城市，很多基础设施还没有建设好，导致很多的困难和麻烦。采访的时候我们要有这个意识，我们透过这几层困境去观察他，去了解他的身边的人，而不仅仅是在听他的讲述。因为只有这些问题的回答才构成报道真正的公共性。

同时我们还要关注的一点是，这个结构性困境之下，一个具体的人有怎样的反应和状态？这里面一开始会有很多的误解。比如一开始到董宇家的时候，他自己和他妈妈都会说，他对于吃穿是不太讲究的。我们也看到他吃饭很快，“叽里咕噜”一下就吃完了。

但实际上董宇跟我们记者说，他很喜欢吃东西，喜欢喝可乐、吃麻辣烫。只是因为自己身体的原因，他没法吃，同时他也很喜欢打扮自己，一次去音乐节他就坚持要穿一件米色的卫衣，因为他觉得好看。

后来我们发现，他为什么吃饭吃得这么快？因为母亲（喂饭）需要把勺子递到他面前，他很害怕成为父母的负担或者麻烦，他不喜欢这个勺子停留在空中的这么一种状态，所以饭要尽快地吃完。所以这种（残障的）处境，改变的不仅是身体，更是精神、思考方式和性格。

另外，我们一开始也会站在董宇的视角上，会觉得有一点点怨他的父母，觉得他是被他父母所束缚的。但后来我们记者跟他的妈妈聊了一下，发现事情也没有这么的简单。他出门前，妈妈会整理好他的行装，爸爸也会在他每次回来后修理他的轮椅。

我们也有编辑老师，从为人父母的视角，进一步帮助我们理解他的家庭，也进一步理解了董宇，这个老师说：“这个世界上只有父母会给他这种束缚”。还有一点是，当我们记者在推着他的轮椅时，总是忍不住地担心和想要去照顾他。这种健全人视角的局限也让我们理解了他身边的人，他的母亲为什么总是这样担忧他。有意思的是，董宇也会照顾我们记者，会有这样一个身份或者状态的转变，比如帮我们记者买饭。

最后想说的一点是，我们怎么去理解受访者的一些爱情、欲望等私密话题。比如他自己也有一些经历，想找女朋友，会有一些生理、情感需求。从我们记者的角度，那当然是非常开心，或者说非常感激他这样坦诚地去跟我们讲。但这些内容要在文本中如何呈现？我们也想了比较长的时间。首先我们要让他知晓，避免这些内容对他今后的生活造成影响。我们要用更克制和平实的语言来去交代他的想法，同时我们也要在稿子里面向读者坦诚地交代报道的意义和顾虑，并且和受访者尽可能去达成一种共识。

关于他⽣活的幽深之处，写作者是否有勇⽓平视真实，以及真实⼈性中的弱⼩与⾼尚？当时董宇说了一句话，让我们都觉得有点惭愧，也很感谢他有这样的勇气。他说，我如果只能享受阳光之下的赞誉，却不敢承受阳光背面的非议，那你们的记录将毫无意义。正是在他的理解之下，我们才把他完整的故事基本上都呈现在报道里面，最后我们也相信他会因此得到读者真正的理解。

最后想说一件发生在自己身边的事情，前两天我去社区医院看病，遇到一个颤颤巍巍住着拐杖的老人，我家里人觉得他好惨，年纪这么大一个人来看病。但我心里觉得有什么不对劲，他的精神状态非常好，能一个人走路来看病，这不是一件值得高兴的事情吗？家附近有能走路到达的社区医院，不也是一件好事吗？所以很多时候，我们首先要克服的是自己内心的恐惧。我们恐的是变老的自己，恐惧糟糕的身体状况，恐惧社会基础设施的不友好、结构性的污名化。而正是恐老、恐弱、恐残，阻碍我们去理解另一个生命个体。

《我们与善的距离：如何做“好人”报道》

分享｜张小莲（澎湃人物前记者）

我想讲的第一个点是“打捞平凡，回归日常”。正式分享前先讲一个小故事，中国有位女性研究学者叫李小江，她办了中国第一个以妇女文化为主题的博物馆，最近在接受采访时她特地介绍了一件上世纪末收集的展品——两只刺绣用的圆形花撑，花撑的主人是一位农村男人捐赠的。男人在信中写道：“此物乃老妻翟培英闺门刺绣所用。1947年随嫁到我家，算来50余年了。每每把玩，翟培英音容笑貌，如在眼前，如在身边。”

翟培英是谁？她有什么来头么？不，她其实就是一个极其平凡的女人，以女儿、妻子、母亲的身份度过了非常普通的一生，然后死去，没有做出什么重大的社会贡献，也没有影响过历史。但她的丈夫，这个农村男人认为她这一生是非常有意义的，他觉得把这两个花撑和这封信放在博物馆里，就能让别人看到他妻子的一生，并记住她。

这一点非常打动我，也给了我一些启发。我们做记者的时候写很多普通人，往往是因为这个人身上发生了一些具有公共性的特殊事件，或者处于某种有代表性的特殊处境里，然后我们去捕捉那些具有戏剧张力的瞬间，我们常常会用一套比较功利的标准去判断，一个人是否值得书写，取决于他的故事精不精彩，他的经历和行为对社会有没有价值、有多大的价值。

但人不是活在瞬间里的。真实的生活是由一个个日常的行为、一次次微小的选择构成的。

一个普通人日常的、微小的去建筑生活或者对抗生活的力量，甚至是更值得书写的。

所以我的第一点建议是，如果你想从事非虚构写作的话，不要掉入戏剧化叙事的陷阱，就从你身边的人、附近的环境、你的日常生活开始写起。或许多年后，你写下的文字也会变成那个花撑，可以照见一个普通人的一生，打捞出那点虽然平凡但也值得被珍视的意义。

我接下来要分享的这篇报道的主角，也是一个非常平凡的人。他叫何刚，是河南商水县的一个农民工。他的一生非常苦，第一任妻子很早自杀了，第二任妻子又得了尿毒症去世了，他父亲、母亲身体都不好。他前半辈子辛辛苦苦把三个孩子拉扯大，好不容易盖了房给儿子娶了媳妇之后，可儿子的婚姻也不太顺利。整个家庭是过着一直借钱、一直打工、一直还债的生活，日子从来就没有好过。最后他是在山东的一个工地，从 30 多米高的一个龙门吊上摔了下来死了，只活了 54 岁。这个事故原因没有结论，但工地用工不规范、缺乏安全措施，肯定是负有责任的，家属去谈判谈了半个月，最后妥协了。

2011年3月13日，何刚在工地上。董建成摄

就像大多数工地矿山的事故一样，何刚的死在当时是没有上新闻的。如果不是因为他早年给故宫捐过宝，那他这一辈子就这样默默无闻地过去了。

他出事后过了大半个月，故宫要给他办追悼会的消息传出来，大家才关注到有这么一个人——一个普普通通的农民，在三十多年前，竟然给故宫捐了19件价值极高的文物，可以说填补了故宫元代藏品的空白。这些文物可能随便拿一件出来，都可以解决这个家庭的困境。

我当时为什么想去做这个题呢？其实也不是为了写他捐宝的事，我就是想写他这个人。出差之前我就跟编辑说，我想写他的一生。不是觉得他捐宝不重要，而是这个老实人勤勤恳恳、认真努力生活的姿态，并因为他努力生活最后死在工地上这件事，是更打动我的。

当时一起到现场采访的媒体有好几家，我们需要尽快出稿。我整个采写周期是大概五六天，文本上肯定有瑕疵，但我印象中我这篇应该是采访对象最多，细节最丰富，对何刚一生的描述也是最完整的。

采完之后，我可能更想写出一个普通人在底层挣扎同时又保持善良的那种悲剧性宿命吧。我想一个人如果处境很糟糕，或者他得到的很少的话，其实是很难为别人考虑的，很难守住本性的。但是何刚做到了。

基于这样的认识，我对整个素材的取舍和写作结构就会有一个比较明确的方向。

比如捐宝的理由，何刚有一个非常普遍的回答，就是“文物是属于国家的，不能卖，卖了就对不起国家”。但是这种话是比较空的，我保留了这个回答，但紧接着下面还有一句何刚父亲说的话，“谁卖了谁就要受处分”。

我没有在报道中明说，但我个人觉得何刚捐宝的动因不是所谓的无私奉献的精神，或者说他思想觉悟很高。其实很简单，就是因为他是一个很老实本分的人。何刚三次去故宫捐赠文物，每一次都很麻烦，倒好几次车，第三次故宫让他把那个装文物的破缸也拿过来，他都按人家要求去做了。

还有“不后悔捐文物，如果重来一次还会捐”这种表达，我一开始也会担心，这是不是一种冠冕堂皇的说辞呢？所以我整篇报道花了蛮多篇幅去讲他借钱和还钱的事。因为他的处境一直很艰难，一直遇到各种各样的需要花钱的事，他不仅跟故宫求助了三次，也跟很多邻居亲戚借钱。而我采访到的信息是，以他的性格，如果不是走投无路的话，他是绝对不会跟人张口要钱的。他就一直跟人念叨，以后翻身一定要把钱还给故宫。他觉得欠了故宫的钱，心里不干净，甚至说哪怕他死了没有还清，也要让他的子女来还。他不觉得他为故宫捐了这么重要的一批文物，故宫帮扶他给了几万块钱是理所应当的事情。

他不仅是本分，我认为他还有很强的自尊心。他欠钱从不失信，跟女儿借钱都是按时还的。也可以反衬出，他说以后要还故宫钱并不是嘴上说说，他是认真的，这是他的一个心病。

最后，何刚还有一个非常大的特点，就是重情义。他很心疼子女，自己一直在打工吃苦，从不跟子女要钱，还会贴补女儿。第二任妻子得了尿毒症，这是一个无底洞，妻子自己都不想花冤枉钱，但何刚坚持要给她治，两人还会因此吵架，有一次病危医生都下了通知说没必要治了，妻子娘家那边都放弃了，只有他一个人坚持，因为他的坚持，他妻子又多活了几个月。

他经历了那么多坎坷，一直都很坚强，没有放弃过。唯一一次精神垮掉了，就是妻子去世后那段时间，他每天都在喝酒，喝了酒就跑出去，他的子女到处找他，最后都是在他妻子坟边找到他，他要么是在那里哭，要么是在那里睡着了。

我没有去强调他是一个多么善良无私的捐宝人，我就是想写出一个非常真实、有血有肉的人，他是怎么在这种困境里对抗生活的，怎么去处理他跟别人的关系的。

何刚的一生，除了给故宫捐宝的事，可能也没有什么所谓的很有戏剧张力的瞬间。但一个人在如此艰难的困境中，还能一直保持善良（更准确地说，是保持本心），我觉得是非常可贵的，也是最打动人的。

这就是我对这篇报道的分享，我们常常需要绕开标签和光环，才能写出人物的骨骼和血肉。

第三点我想谈谈如何看待好人报道。好人报道的对象可能是像何刚这样善良淳朴，或者像我接下来要讲的退休教师叶连平一样无私奉献，道德品质比较高的人。

但是在这个追求个性和复杂的时代，所谓的好人、道德并不是那种会被重视的选题。包括我自己当时也会觉得有些无趣。中国好人叶连平这个题当时是编辑派给我的，我一开始不太乐意去做，心想这有什么好做的,中国的乡村教师、支教老师太多了。

我当时的编辑，也就是今天的主持人黄芳老师，是怎么说服我的呢?她说这个老先生有点像古典的教书先生，置身乡野，却有一种读书人的气质，相比很多乡村教师是出于朴素的情感，或者种种原因不得不留在农村，这个老先生是主动选择了这样一种生活。

编辑还说，她不喜欢“好人”这个标签，用好或坏去形容一个人，等于把这个人这么丰富、跌宕起伏的一生，一下子就抹平了。

哪怕世界上真的有很纯粹的好人或者纯粹的坏人，跟我们普通人肯定是有距离的。因为我们大多数人都是一些有点自私、有点瑕疵的平凡人，我们一生当中可能会做几件好事，也可能会做几件坏事。前不久很热的台剧《不够善良的我们》，这个剧名就很能代表我们大多数普通人。

我觉得在基本的道德底线之上，所谓的善良，以及善良到何种程度，已经不是一个道德问题，而是一种自由选择。

所以我很好奇，叶连平这种选择背后到底是什么？

我觉得把这个东西写明白了，是非常有意义的。但问题是，你怎样写得有说服力？怎样缩小这种纯粹的善跟我们普通人的距离？

当时出发之前，我自己对叶连平这样的人，还是处于比较迷茫无知（或者说不太入心）的一种状态，他做这些事情背后的动因是什么？那个东西可以说服我们么？如果用一些比较常见的理由，什么振兴乡村、为人师表，是不足以让我去相信这个故事的。我觉得如果你要让读者相信你写的东西，你自己的采访首先就要做到让自己相信。

他的动力是什么？是什么塑造了他？什么在支撑着他？我就带着这三个问题去接触叶老师。

所以我的采访写作，重点没有太放在他为乡村教育做了哪些事，因为他做的事情太多了，报道中只呈现了一部分。整个采访素材有十几万字，除了我对叶老师和十几个外围的采访之外，他自己还写了回忆录，是有一年他动手术后当遗嘱写的，厚厚一沓手写的稿纸，可能有两三斤重，从这点可以看出，叶老师的一生是很丰富的。战争、运动、下放、饥荒、改革开放……上世纪几乎所有重大历史他都经历过。

面对如此庞大的素材，写稿必然要做大量的取舍和总结。基于那三个问题，我前面大半的篇幅都在写他前半生的经历，因为我最终找到的那个支撑他的动力，让他一直这样去奉献自己，甚至可以说是燃烧自己，不停消耗他的身体去做义务教育，最根本的动因就在于他前半生的经历。

叶连平在上英语课。张道宽摄

在文革时期，他被动地来到这个村庄，受到了最重的政治压抑，但也有很多村民帮助他，给他住，给他吃，帮他干重活，多次保护他，比如有一次被批斗之前，有人特地来提醒他，说不管别人怎么批斗你，哪怕说你杀人放火了，你都不要吭声，他照做了，所以那天他安全回来了，回屋之后情绪上来很想死，这个时候又有一个村民特地过来开导安慰他，帮他打油菜、收菜籽。后面他被抓去坐牢了，有一个村民托他的妻子走几十里路来给他送吃的，他感动得差点落泪（因为他当时的处境是妻子亲属都疏远他，但这些非亲非故的村民却愿意拉他一把）。报道里有很多有名有姓的人名，这是我故意为之，因为每一个帮助过他的人，他都记得名字，牢牢记在了心里，他说是这辈子都忘不了的。

前面一大段的铺垫，读到这里大家就能够理解了。就因为在他人生最低谷最崩溃的时期，他在这里获得了最多的善意，让他决定扎根在此，回报乡亲。哪怕后面他被评为全省优秀教师，他有两次机会上调，可以在南京落户，他都放弃了。

2012年他评为中国好人的时候，别人问他：“你是怎么成为中国好人的？”这个问题一下把他问愣了，不知道怎么回答，他就尴尬了好久，然后突然一句话就飘到他脑中，他说“因为我活在好人中间”我觉得这个回答真的非常妙，也解释了他做这些事情的一个最根本的动因吧。

还有另一个动力在于，他是没有孩子的，因为他的第一任妻子在他被审查期间，为了跟他划清界限，把孩子打掉跟他离婚了，之后他也没办法再娶了，因为他二十多年都处于美蒋特务嫌疑的身份里。

被带走审查之前，他也是做老师，在扫盲夜校，给劳动人民扫盲。到1978年他重新站上讲台的那一天，中间整整过去了二十三年，正好一个人最年富力强、最想干点什么的阶段，却一直在这种极度压抑的状态中度过，没有办法去发挥自己的生命能量。其实他本身是一个很聪明、很有文化、很有志气的一个人，但他没有办法施展自己的生命。

他每次说到这儿的时候，都会很动情，会哽咽流泪，他就说“我玩了命的干，我也补不回来了……”他一生最重要的二十几年就这样被浪费掉了。等他重新站上讲台的时候，他已经到了快退休的年纪了。（所以他会如此全身心投入教育事业，几乎是争分夺秒，要把失去的岁月夺回来，从这点来看，他是为了自己而燃烧。）

这两个动因理清楚后，这个人物就会显得很真实。但我现在回头看有两个比较遗憾的地方，这篇报道只有正面描述，其实叶老师也有缺点，他对老伴并不是很好，稿子里有一个细节可以体现，他老伴花了20块钱去买了一个煤气罐，他嫌贵，非要退掉，他自己在那两天花了一两千块钱带学生去安徽游学，却不愿意花20块给他老伴换个煤气罐。但我当时没有这样的意识，就没有去深究。如果按现在的女性意识去看的话，叶老师其实也是一个蛮旧社会、大男子主义的人，他可能也没有把她当成是妻子的角色，因为这个老伴是被家里人赶出来，他收留了她，提供吃住，两个人的关系是不对等的，说难听点就是找了一个免费的保姆。

还有一点是叶老师很固执，年纪大了，身体也不好，但还是要坚持他那一套，骑着单车到处跑、每天上课、搞各种活动，因此经常摔倒或生病住院，又不好好休养，稍微好点了又开始蹦，他这样其实会给身边的人带来很多麻烦，一个是他老伴，一个是一直在他身边照顾他的小学校长，他们原本是师生，这么多年相当于亲如父子了，校长有时候就会对他的固执有一些埋怨、不理解。当然，我不会把他对别人的麻烦、对他老伴的苛刻理解为是一种自私，因为他不是一个自私的人，他可以把自己所有的一切都奉献出来。我觉得他更多是属于那种爱抽象的人类，对身边具体的人却缺乏体谅。但是这个具体的人其实也包括他自己，因为他也不爱惜他自己。

如果能把这点写出来的话，这个人物就会更加立体饱满。（黄芳：作为这篇稿子的编辑，我也在想我们当时可能忽略了一个层面，就是叶连平这个人物的情感世界、亲密关系，几乎是没有触及。他蹉跎了半生，很晚才有了老伴，而妻子跟他可能没有太多精神层面的交流，在情感上也是比较疏离的。我不知道像他这样一个读书人，没有遇到一个比较理想的伴侣，会不会有精神上的苦闷？现在回看，这是展现这个人物很重要的一部分。就像刚刚霁洁分享的董宇，他的情感关系，他的爱与欲，也是这个人物非常重要的一个部分，所以我觉得不管所谓“好人”也好，残障人士也好，都应该把他拉回到一个人，一个有爱有欲的本体去看待。）

最后是我的一个建议，我前面讲了两篇报道，都没有讲我具体是怎么采访怎么写稿的，我一直都在讲我怎么去理解这个人，我带着什么问题去做这篇报道。因为我觉得这种“问题意识”，以及你对一个人、一个事物的思考和判断，才是做一切选题的关键。把问题想明白了，采访和写作就是一件水到渠成的事情，你自然知道你要采到什么内容，采到什么程度，才能让读者相信这个故事。

Q&A

1、听众提问：

《我是董宇，不是“铁生”》这样的人物报道花了多长的时间？编辑部有时间要求吗？比如多长时间交稿？

黄霁洁：

整个稿子完成应该有3个月的时间，从 9 月份南阳迷笛音乐节，到12 月底我们才发布。记者实际跟董宇接触可能一周左右，后面还有微信联系。断断续续的修改花了很多时间，我们当时也觉得它非常有价值，花了比较多的时间去打磨文本。

黄芳：

这篇稿件算是长线报道，不太一样。我们常规的报道采访的时间在一周左右，然后写稿的时间也在一周左右，基本上是半个月的时间。突发事件因为时效性可能会更短，一周左右就要把稿子写出来。

2、听众提问：

我自我感觉是一个有些理性，情感匮乏的人。嗯，这是否意味着不太适合从事新闻行业？目前有什么提高自己的感知力的方式吗？

张小莲：

可能对于你目前的阶段来说，更多还是靠看书、看剧，去接触不同的人生，培养自己的理解和共情能力。如果你不社恐的话，你也可以多去跟不同的人去聊天，从别人的经验里去慢慢训练自己的能力。

3、听众提问：

做突发报道的时候和遇难者家属对话，不会感到特别浓重的悲伤，可能会非常正常地完整采写，这样需要怎么办？

张小莲：

这个问题我之前也遇到过。比如采访遇难者家属，我也会跟着一起哭。这种会招致批评，说你越界了，不够客观。但也有一个好处，就是拉近跟采访对象的距离，让他更信任你。即便你没有做到共情，只要你的采访是基于一个尊重的前提，比如适当地回应他的情绪，而不是直接无视。抱着一种尊重的心态去做采访，也是完全没有任何问题的，不需要有太大负担。

4、听众提问：

记者情感太强，是否会感染干扰稿件的客观性，尺度如何把控？

张小莲：

我的稿子经常被编辑说情感太饱满，但是编辑会给我提意见、把控调整。在前期的写作阶段，你先尽可能克制，但是也可以适当地释放它，有时候会出来一些很好的东西，有时候可能就确实过了。主要还是靠编辑把关。

黄霁洁：

从编辑的角度来说，他不仅要了解受访者和记者采访到的素材，他还需要去了解作者本人。有的是作者个人的原因，可能体现在文本当中。编辑的角色是需要去退一步看到，记者和受访者之间为什么会是这样的一种关系，然后文本又为什么会是这样一种状态。然后再从一个新闻稿件的标准去做调整。我做编辑之后，会试图保持一定的距离，我也会给记者提一些问题，希望记者一起跳出来去思考。

5、听众提问：

分享中站在残疾的角度状态去理解残障人士的困境，但是不是也我们也需要有一种对反思的反思？比如如何理解董宇给父母带来的额外负担。或者我们不应该把另一种视角的一切都合理化呢？

黄霁洁：

其实稿子里面会保留一些质疑。我们并不是以一种直接的方式去指出他的问题，因为我们也希望给读者留下思考的一些空间。董宇一些朋友也会觉得，他首先要经济上独立，再去考虑精神上的追求，我们记者在现场就听到了他们的争论，稿子里面也有所保留。

我会觉得呈现他的人物细节并不意味着合理化，因为我们读者也有自己的判断，我们只是理解一个真实的人他到底是怎样，他有自己的卑微的地方，有可能他是有问题的，也有他比较好的地方。

6、听众提问：

除了阅读，有什么类似小练笔的方式可以练习和验证自己人物稿件这方面的能力吗？第二个问题，价值判断这件事情发生在什么环节，在采访的过程中需要保持判断的不流露吗？

张小莲：

练习写作有很多的方式，我刚也说了，你就从你自己写起、从你身边的人写起、从日常生活写起。不一定要发表，可以写出来自己看看，或者给身边同样喜欢阅读写作的人看看。你也可以去实习，自己去做一些选题。其实这不是问题，主要看你自己有没有写作的冲动。

第二个问题，我觉得这个判断是贯穿整个采访写作过程的。报题本身就是一种价值判断，怎么操作、怎么取舍素材，也是价值判断。编辑也会有自己的判断。其实是一个不断判断和调整的过程。

采访过程中需要保持判断不流露吗？我不清楚你具体问的是什么，指的是对你采访对象的私人评价么？如果是正面评价，无妨告诉对方，有时候你也可以像朋友一样跟对方相处。但如果采访的是一个比较负面的人物，那我肯定是不会告诉他我的真实想法的。

7、听众提问：

跟随式采访中，虽然能和受访者保持非常近的相处，但同时也会存在旁观者视角，忽略一些细节的情况。那么这种情况是怎么处理的呢？以及如何在双方都非常投入相处的情况下记录对话内容？是全程录音吗？

黄霁洁：

通常我们的采访，不仅包括跟受访者本人的，我们还要去听其他人的说法。或者他有没有其他的表达、记录，比如说他的日记、之前写的东西。采访的各个环节都需要相互印证，不断地校准我们对一个人的判断。（但）任何的采访都不可能是完美的。很多稿件复盘，我们会有遗憾，随着我们认识的加深也会有新的理解，这都很正常。

关于怎么记录对话的内容。每个人习惯不一样，我自己以前会一直开着录音的设备，当然（这）要让受访者知道，不然他可能会觉得这只是跟朋友说的东西，而不是跟一个记者说的。

张小莲：

我补充一小点，如果你善于捕捉细节，不管你跟这个人的亲疏程度如何，这些细节你肯定都能观察到，有些可能当下被你忽略掉了，但是当你回去听录音、重温采访的时候，你肯定是能够察觉到的，如果觉得有必要追问，你可以再做一个补采，这可能是一个弥补的方式吧。（其实我觉得与采访对象的关系如何，并不会影响你观察和捕捉信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