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评丨制造文化与跨境想象：从亚洲到走向世界的K-pop——读迈克尔·富尔的《韩国流行音乐》

德国希尔德斯海姆大学世界音乐中心执行主任迈克尔·富尔（Michael Fuhr）的《韩国流行音乐》（Globalization and Popular Music in South Korea: Sounding Out K-Pop）一书于2016年由Taylor Francis出版集团旗下Routledge出版公司出版，中文译本作为刘东主编“清华大学地区研究丛书·译著”系列“西方韩国研究丛书”中的一本，在2024年由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不同于其他西方著作从后殖民理论框架对K-Pop（韩国流行音乐）的讨论，在《韩国流行音乐》中迈克尔·富尔提出了把音乐研究作为一种关系研究，即“关系音乐学”（relational musicology）的观点。在这一观点下，他将K-Pop视为一种流行的文化实践形式以及一种多文本现象，通过文化人类学、文化研究和新音乐学等学科交叉的研究方法，分析K-Pop被用于塑造民族和跨国表征的身份构建战略时的多重关系与不对称性。全书分为上下两部：上部在梳理K-Pop的历史轴线基础上，重点讨论K-Pop作为一种文化现象如何被制造与生产，以及在这一过程中K-Pop与全球化力量之间的关系；下部则主要通过分析K-Pop在从亚洲向世界流动过程中表现出的不对称现象，阐述由K-Pop构建的韩国民族想象，以及创造K-Pop中“K”的民族化力量[①]。

一、制造文化：K-Pop的历史与生产

在上部《解构K-Pop：历史与生产》中，迈克尔·富尔首先梳理了K-Pop的历史，并由此提出将K-Pop视为一种多文本现象的观点，尝试通过分析K-Pop其音乐内特征和社会功能之间的关系，来解释音乐全球化机制与K-Pop文化制造之间的关系。

迈克尔·富尔在阐述K-Pop的形成历史时，从“关系音乐学”的视阈出发，分析音乐与历史之间的关系，将K-Pop的发家史嵌入到韩国近现代史轴线之中，构建起两者的内在联系，并展现出在多重外来文化和意识形态影响下，韩国大众音乐自身发生的变化，以及其外在社会功能的转换。迈克尔·富尔认为韩国大众音乐的产生与20世纪初亚洲地区经由日本殖民主义传播渗透的西方现代性有着密切的关系。韩国大众音乐产生自与西方现代文明的接触中，但其与生俱来就带有殖民主义的烙印，并表现出多重殖民主体下的文化混杂性。作为韩国现代流行音乐萌芽的Tort（流行歌）和美国爵士乐，前者曾被认为是日本演歌的复制品，但其主题却充斥着对日本殖民的反抗，成为一种“民族在殖民现实下的绝望隐喻”；后者因其被日本殖民当局所禁止，衍生成为韩国民众去日本殖民化的一种政治符号。但在韩国独立后，随着其自身对美国经济和军事力量依赖程度的加深，以及在后殖民主义影响下，韩国大众音乐一度表现出复刻美国现代流行文化的倾向：从爵士乐到轻音乐（Easy Listening），再到筒吉他（Tongkita）。直至80年代末，汉城奥运会的成功举办，不仅拉近了韩国与世界的距离，同时又激发起了韩国的民族自信。简单复刻美国流行音乐，已经无法满足当时韩国年轻人的诉求。新生代流行音乐组合徐太志和孩子们（Seo Taiji and Boys）应运而生，他们融合美国嘻哈和韩国传统音乐的说唱舞蹈（rap dance）风格成为一种新的韩国流行音乐公式——K-Pop。

在梳理K-Pop的历史轴线基础上，迈克尔·富尔进一步对音乐全球化的机制在何处以及如何塑造并渗透了K-Pop的物质条件和制作模式做出了解释。在这一章节中，他将“关系音乐学”的主张具体阐释成为一种“转义”（tropology），从文字、体系、偶像、歌曲、形式与曲式、声音、视觉等7个类别，来说明K-Pop在生产文化与全球化机制之间的关系。值得一提的是，在讨论过程中，迈克尔·富尔将音乐学和文化研究做到了有机的融合，对构成K-Pop文本的话语、视觉、声音等“符号制度”逐一进行了回应。音乐全球化的机制通过多种行为和织体反映在K-Pop的生产过程中，例如K-Pop一词本身的语义转码、K-Pop艺人和组合名字所塑造的全球性形象、K-Pop歌词中的英语语码混用、偶像明星体系（idol star system）所创造的多维吸引力、表演中心化的歌曲创作、K-Pop中的北欧与美国作曲人、洗脑歌（hook song）、歌曲戏剧性（song dramaturgy）、本土嘣式（ppong-style）旋律、编舞中的招牌动作（signature move），以及去地方化和去时间化的MV等。

迈克尔·富尔认为K-Pop不是一个单纯的模仿产品，也不是对西方流行音乐的简单复刻，它代表的是一个重新配置、重新编排、重新包装现有概念和风格的复杂关系过程。它汲取丰富多样的灵感源泉和影响，如日本偶像制作体系、美国嘻哈唱片惯例、欧洲迪斯科和韩国本土嘣因素（ppong factor）等方面的内容，将这些融合成一种全新的独特现象，并发展成为一种文化趋势，其代表了后现代消费美学的最新阶段[②]。

二、跨境想象：K-Pop的流动与不对称

在下部《K-Pop复杂化：流动、不对称及转型》中，迈克尔·富尔通过分析K-Pop在全球化流动过程中表现出来的时间、空间、流动不对称现象，解释K-Pop所要塑造的跨境想象，以及创造这一想象的民族化力量。

迈克尔·富尔首先通过分析K-Pop在亚洲内部传播过程中表现出来的时间不对称现象，说明了民族国家在促成K-Pop在海外传播时起到的作用。他认为韩流在亚洲最先被发现，同时在亚洲内部又表现出区域化的接受特征。以K-Pop为代表的韩国流行文化在亚洲内部的不对称流动，既是韩国经济发展的象征，也是韩国在亚洲地缘政治角色的转换。如上部中所说，韩国大众音乐是日本殖民朝鲜半岛历史语境下产生的，所以在这一章节中，迈克尔·富尔重点关注了K-Pop如何利用后殖民主义怀旧效应伪装进入日本市场，以其自身独特的现代性差异俘获日本观众，实现消费者和文化生产之间的同步性。在迈克尔·富尔看来，国家主导和新民族想象是促成K-Pop和韩流能够成功向海外流动的关键因素，作为K-Pop管理者的韩国政府将K-Pop作为国家项目的一部分，通过文化政策扶持K-Pop出海，又凭借K-Pop的成功出海塑造其自信的民族意识，并以此来重置其在亚洲地缘政治中的角色。

接下来，迈克尔·富尔又分析了K-Pop在西方文化场域中重构时，因东方主义和流行世界主义（pop cosmopolitanism）之间的碰撞而产生的空间不对称现象。迈克尔·富尔将K-Pop进军美国音乐市场作为这一部分讨论的核心案例，实际上这也是对其在上部中有关美国流行音乐与K-Pop产生历史关系论断的一种回应。在韩国本土融合美国流行音乐元素产生的K-Pop，其在进军美国音乐市场时的各种遭遇，是迈克尔·富尔关注的重点。迈克尔·富尔否定了东西方轴线上权力不对称对K-Pop在美国音乐市场实践的决定性影响，他认为东方本身也存在着不对称的关系。在他看来，美国文化场域空间赋予了K-Pop一种想象，当亚洲人“有意无意地把自己变成，或把自己看成西方欲望和想象的对象”就会出现自我东方化[③]，同样，这种想象会触动K-Pop制作人和消费者对K-Pop做出具体的处理和解释，因此他将K-Pop在美国文化场域空间中的重构看作成为韩国艺人自身的东方化与流行世界主义互相作用的实践产物。

最后，迈克尔·富尔将讨论的重点放在人的身上，通过分析K-Pop“多元文化明星”在族群跨国流动过程中所遭受的对抗、文化冲突和转型，揭示K-Pop在全球流动不对称中映射出的韩国民族想象。以市场为导向的K-Pop在全球流动过程中，有意识地将海外本地化的明星产品作为其拓展全球市场的动力，并以此谋取更高的K-Pop商业附加值。因此在K-Pop偶像明星中出现了美籍韩裔和其他亚洲非韩裔外国公民的“多元文化明星”族群，诸如美籍韩裔艺人组合Solid，以及Super Junior、f（x）、Miss A、2PM组合中的外国公民等。“多元文化明星”作为韩国民族想象共同体（imagined community）的一部分，不断地经历着“韩国化”（Koreanizing），但却又永远都是韩国民族想象共同体中的“他者”。这种两价性的矛盾，致使“多元文化明星”成为K-Pop跨国流动中的不稳定因素，特别是在网络媒体时代下，极小的文化误解都可能发酵成为不可控的种族文化冲突。支撑本土化战略的“多元文化明星”族群，不仅体现了K-Pop在跨国流动过程中想象主体的不对称，同时既促进又阻碍了K-Pop海外事业的发展。

三、结语

产生自亚洲走向世界的K-Pop不仅是一项产业，更是一种文化符号。K-Pop成功的背后是政策、资本、技术、文化、民族化、全球化力量的体现。俨然成为一种全球现象的K-Pop，从哈佛到剑桥得到了西方学术界的广泛关注，但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国内学术界对K-Pop的冷漠。成书于2016年的《韩国流行音乐》，中文译本在2024年出版，不禁让人产生些许相见恨晚的想法，特别是这样一部基于田野调查而写成的著作。“士别三日，当刮目相看”，更何况是接近10年前的K-Pop田野调查结果，未能读到近年来K-Pop发生的微妙变化是有一定遗憾的。好在迈克尔·富尔在写作《韩国流行音乐》时，为我们提供了一种有别于后殖民理论的K-Pop认知框架——基于“解构主义”的“关系音乐学”视阈。在这一视阈下，迈克尔·富尔尝试对K-Pop文本现象进行解构，建构起K-Pop文本部件与世界化之间的流动关系，以及在这一流动关系中塑造K-Pop跨境想象民族化力量的作用。除此之外，迈克尔·富尔的写作风格，也颇具“解构主义”倾向。碎片化的论述模式，需要读者通过主动思考去建立起文字和章节之间的逻辑关系。总而言之，《韩国流行音乐》中文译本能够被选入“清华大学地区研究丛书·译著”系列“西方韩国研究丛书”，已经说明不能简单地将K-Pop归类到一种文化现象，它将成为我们从国别区域学视阈去认知韩国时，不可回避的一个重要问题。

（作者：孙霁，文学博士，浙江外国语学院朝鲜语专业讲师，东方语言文化学院学术副院长 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与北京大学区域与国别研究院立场无关，文责自负。引用、转载请标明作者信息及文章出处。）

注释：

[1] [德]迈克尔·富尔：《韩国流行音乐》，王丹丹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24年，第45页。

[2] [德]迈克尔·富尔（2004）：同上，第202页。

[3] [德]迈克尔·富尔（2004）：同上，第28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