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兴华：城镇化2.0，京津冀、长三角、大湾区高等教育大有新作为

文 / 刘兴华  同济大学特聘教授

在世界近代现代史上，现代化的重要标志之一就是城市化。最近十年来的一系列发展指标表明，目前我国城镇化水平正在进入2.0时代。

城市化是拉动经济增长、实现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动力。综合分析各种内外因素，我国城镇化2.0时代将呈现新特征、达到新目标。

高等教育规模、结构和质量是衡量一个区域乃至一个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的重要指标，高等教育办学水平也将在很大程度上影响我国新型城镇化的质量和走向。

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要顺应新一轮全球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大势，助力打造国家经济增长和创新发展新引擎，在城镇化2.0时代承担起更大的历史责任。

9月23日，国家统计局发布新中国75年经济社会发展成就系列报告，展现出我国新型城镇化水平不断提高、城市规模逐步扩大、综合实力显著增强的态势。数据显示，2023年末我国常住人口城镇化率达66.16%，比1949年末提高55.52个百分点，年均提高0.75个百分点。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历了世界历史上规模最大、速度最快的城镇化进程。

城镇化不仅是一个国家实现现代化的必由之路，还是拉动经济增长、促进共同富裕的重要动力。教育是城镇化最重要的驱动力之一，作为科技创新和人才培养前沿阵地的高等教育则尤其重要。伴随新型城镇化的推进，我国高等教育要顺应发展趋势，在重点区域优化结构布局，提升办学质量。

我国城镇化正在进入2.0时代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召开后不久，《国务院关于印发〈深入实施以人为本的新型城镇化战略五年行动计划〉的通知》发布。《行动计划》指出，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为根本目的，以体制机制改革为动力，因势利导、顺势而为，因地制宜、分类施策，稳步提高城镇化质量和水平，充分释放新型城镇化蕴藏的巨大内需潜力，持续推动经济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强劲动力和坚实支撑。

据笔者观察，我国的城镇化1.0时代开启于上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1978年,我国常住人口城镇化率为17.92%，第一产业在GDP中占比高达27.7%，制造业增加值占全球比重不超过2%。当前，我国正步入城镇化2.0时代，这是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其重要标志是经济结构、产业结构、城乡结构、就业结构、贸易投资结构等指标，在最近十年间发生一系列明显变化。

2013年，我国第二产业增加值比重为43.9%，第三产业增加值比重为46.1%，第三产业增加值占比首次超过第二产业。也就是在2013年，我国制造业增加值占全球制造业增加值的比重首次突破30%并在此后十年一直保持这个水平。我国制造业量增质升，到目前为止，制造业规模占全球比重连续14年居世界首位。

2014年，我国按产业划分的就业结构第一次呈现倒金字塔形，第一产业就业人数占29.5%，第二产业就业人数占29.9%，第三产业就业人数占40.6%。这一年，年末全国就业人员77253万人，其中城镇就业人员39310万人，城镇就业人员数量超过了农村就业人员数量。从人均GDP来看，2013年全国人均GDP0.67万美元，2023年达到了1.27万美元，几乎增加了一倍，接近世界人均GDP1.3万美元的水平。

2014年，最终消费支出、资本形成总额、货物和服务净出口三大需求对国内生产总值（GDP）增长的贡献率分别为50.2%、48.5%和1.3%，三大需求对ＧＤＰ增长的拉动分别为３.７个百分点、３.６个百分点、０.１个百分点，标志着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开始超过投资。就拿固定资产投资这个指标来说，最近十年来，虽然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绝对量还在不断增长，但是2015年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增速为8.6%，首次降到10%以下。从那一年开始，固定资产投资增速连年下降，2023年固定资产投资增速只有2.8%。2023年最终消费支出、资本形成总额、货物和服务净出口占GDP比重分别为55.7%、42.1%、2.1%，消费和内需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愈发明显。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自从2001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以来，我国的外贸依存度一直处于明显上升态势，特别是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前曾经高达60%；然而到了2015年，我国的外贸依存度为35.6%，首次降到40%以下。在最近五年间，我国外贸依存度一直保持在31%-35%之间。

2015年我国对外非金融类直接投资创下1180.2亿美元的历史最高值，同比增长14.7%，对外直接投资存量首次超过万亿美元大关；到2023年末，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存量达到2.96万亿美元。

与此密切关联的是，我国GDP增速从2014年开始进入连续下降通道。2014年我国GDP增速为7.43%，2015年为7.04%，2016年降到7%以下，也就是6.85%。而疫情三年平均增速只有4.5%。去年我国GDP增速为5.2%。

与上述一系列重大变化相对应的是，在2014年前后，我国城镇化发展水平和人力资源格局逐渐发生重要调整。

2014年，我国常住人口城镇化率为54.77%，户籍人口城镇化率为35.9%。而到了2023年末，我国常住人口城镇化率已经达到66.16%，户籍人口城镇化率也达到48.3%。与此相对应，2014年底，我国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达到37.5%，全国各种形式高等教育在学总规模达到3559万人，居世界第一，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历史性标志，意味着我国高等教育大众化水平不断巩固扩展。到了2023年，我国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达到60.2%，各种形式的高等教育在学总规模4763.19万人。根据统计，我国当前有1万多所职业院校、3000多万名在校生，职业教育人才培养规模上已占我国高等教育的“半壁江山”。与此关联的是，2023年我国劳动年龄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为11.05年，新增劳动力平均受教育年限已经达到14年。

城镇化2.0时代的新特征和新目标

在世界近代现代史上，现代化的重要标志之一就是城市化。综合分析各种内外因素，我国城镇化2.0时代将呈现新特征、达到新目标。

一是城镇化速度将会有所放缓，人口流动态势将在过去的“乡-城流动”基础上，呈现出更加明显的“城-城流动”和“城-乡互动”态势，城镇化的结构调整幅度明显增加，各种资源要素也将在全国各个区域和城乡之间重新组合配置，人口将更多地向城市群、城市带和都市圈集中；同时，户籍人口城镇化率进一步提升，从而呈现出数量增长和质量提升相互并行的新特征。

二是城市基础设施和房地产将从增量扩大为主，转向以绿色低碳化和数字智能化的增量建造和存量改造运维为主。这将创造一系列新的职业领域和就业岗位。

三是经济增长从主要依靠出口和投资拉动转向主要依靠内需和消费拉动。十多年前我国是出口大国、吸引外资大国，而现在我国既是出口大国同时也是进口大国，既是吸引外资大国同时也是对外投资大国。未来我国制造业要从低端制造向中高端制造升级，服务业向发展先进服务业特别是高端生产性服务业升级。这将使我国的经济增长更具韧性、发展质量得到进一步提升。

四是在科技和产业创新领域，从模仿创新为主转向集成创新和自主创新为主，以更多的高水平科技创成果推动创造大量新的社会财富。

五是从以“物的城镇化”为主转向以“人的城镇化”为主。城市常住人口的教育、就业、医疗、社保等问题将进一步得到解决，城市建设、运营、治理体制将进一步得到改革和优化，城市发展方式将更加以人为本和现代化。

六是从依靠人口数量红利支撑经济增长，转向依靠人才质量红利来推动高质量发展，全要素生产率得到提升，中等收入群体规模明显扩大。

据测算，按照我国目前人口基数，城镇化率每提高1个百分点，将拉动投资需求超过1万亿元，每年可新增2000多亿元的消费需求。未来十年，如果各方面应对得当，使我国经济保持年均5%左右的增长速度，到2035年人均GDP就可以达到中等发达国家的水平。这是我国在进入城镇化2.0时代以后首先要达到的目标，这样才能为到2050年前后顺利步入城镇化3.0时代打下坚实基础。而要实现上述中长期目标，关键在于教育、科技和人才。其中，高等教育至关重要。

我国高等教育任重道远

我国新型城镇化发展格局出现的变化和发展态势，必然会对高等教育的规模、结构和质量产生重大影响。高等教育办学水平也将在很大程度上影响我国新型城镇化的走向。按照人口增长趋势，我国高等教育总规模将在2033年左右达到峰值，高等教育优化结构、提升质量的问题将进一步突显。因此，应把高等教育放在国内外大势和我国城镇化2.0时代的背景下加以思考。

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是中国经济发展活跃、开放程度高、创新能力最强的区域。2023年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内地九市）三大区域（以下简称三大区域）的地区生产总值合计达到52万亿元，占全国经济总量的40%以上，发挥着强大的引擎带动作用。

国家统计局2021年发布的《经济社会发展统计图表：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超大、特大城市人口基本情况》显示，在全国21个超大、特大城市中，位于三大区域的有9个；在7个超大城市中，位于三大区域的有5个。

有关研究结果表明，到2035年，我国7个大型城市群将集中全国60%以上人口，人数预计将达到9亿，大约相当于目前的全国城镇常住人口。这9亿人口中，有将近6亿人口集中在京津冀和长三角、珠三角地区。

4月28日，中关村论坛——全球独角兽企业大会上发布的《中国独角兽企业发展报告（2024年）》显示，目前中国共有独角兽企业369家，数量居全球第二，超过全球独角兽企业数量的1/4。从地域分布看，中国独角兽企业覆盖47个城市，超六成集聚在“北上深广杭”。北京以114家的数量位居全国首位，上海、深圳、广州、杭州分别有63家、32家、21家、19家。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提出：“推动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等地区更好发挥高质量发展动力源作用。”我国大部分优质高等教育资源集中在京津冀、长三角和粤港澳大湾区。高等教育规模、结构和质量是衡量一个区域乃至一个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的重要指标。国际经验表明，集聚性是高等教育空间布局的显著特征，也是区域创新发展的基本规律；而高等教育资源所在地域的综合条件，又决定着高等教育资源的集聚程度和创新效应。

梳理全球科技创新及其产业化的历史脉络可以发现，美国经过第二次工业革命以来的持续演进，从东部到西部构成了基础研究、应用研发、产业化和金融市场这样一个完整的创新发展生态，形成了“双轮驱动”格局，即以东北部大西洋沿岸大都市带为重心的基础研究、应用研发和发达的金融市场，以西部太平洋沿岸大都市带为重心的应用研发和产业化集聚地。

近年来，我国在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形成了“三核驱动”的雏形，并具备了诸多有利条件。三大区域要顺应新一轮全球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大势，走在全国前列，成为更加重要的创新和增长引擎，尤其是高等教育，要在我国实施科教兴国战略、人才强国战略、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中承担起重大责任。对此，可在以下方面着力。

一是三大区域高等教育机构发挥自身优势，对标世界一流高校办学水准，完善学科专业设置调整机制，优化拔尖创新人才培养模式，使所在区域不仅能在经济发展上挑大梁，更能在科技创新和产业升级上发挥引领作用。

二是加快建设国家高水平人才培养基地。三大区域的优质高等教育资源，既要着眼于区域本身的人才和产业发展需求，更要着眼于全国范围的需求和国际教育科技合作。

三是在三大区域超前布局科技创新和产业升级急需的学科专业，加强基础学科、新兴学科、交叉学科建设，加强企业主导的产学研深度融合，形成创新高地和人才集聚平台。

四是继续优化三大区域优质高等教育资源的层次结构。三大区域内985高校和双一流学科在保持现有本科招生规模的同时，可适度增加科技创新和产业升级急需专业的研究生教育规模。

五是在三大区域率先打通高校、科研院所和企业人才交流通道。充分发挥市场机制作用，改革高校、科研院所收入分配机制，建立健全保障科研人员专心科研的制度。

六是以三大区域产业创新发展为引领，加强产教融合和校企合作，高水平建设一大批实训基地和研发中心，实现教育链、人才链与产业链、创新链的有效对接。

七是优化民办高等教育在三大区域的布局结构，充分发挥民办高校的办学优势及其与公办教育在办学层次、专业教学、人才培养方面的互补作用。

八是根据一体推进教育发展、科技创新、人才培养的需求，引进更多国外高水平理工类大学，与三大区域的一部分211高校合作办学，并在这三大区域率先探索建立高技术人才移民制度。

九是在三大区域建立科技攻关新型组织模式，加强关键核心技术和尖端前沿领域联合攻关，推进区域创新联动协同。同时建立三大区域与全国其他区域高校科研院所人员互访交流和人才共育机制，推动大科学装置、数据资源、创新人才、科研成果等跨区域共享。

来源：《瞭望东方周刊》，作者有修订。

刘兴华

教授简介

刘兴华  同济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特聘教授，长期在中央国家机关从事经济社会发展理论和政策研究工作，曾任中国证监会金融研究院首席经济学家。现兼任中国教育发展战略学会学术委员，中国国家创新与发展战略研究会理事、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研究领域：宏观经济学、产业经济学、金融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