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昔底德：关于战争，历史有话要说

文/林牧茵

公元前431 年，希腊爆发了一场持续二十七年的战争。它改变了希腊的历史进程，也成就了一位史家和一部史书——修昔底德和他的《伯罗奔尼撒战史》。这个伟大的史家和这部伟大的史书，代表着古代西方史学的最高成就。

《西方哲学漫行记》 林牧茵 著 复旦大学出版社

 伯罗奔尼撒战争：祸起萧墙

公元前5 世纪上半叶（前499 —前449），希腊诸邦和强大的波斯帝国之间爆发了一场战争，史称希波战争。以雅典和斯巴达为首的希腊联军英勇抗击波斯侵略者，获得了战争的胜利。希波战争胜利后，希腊进入发展的黄金时代。可惜好景不长，很快祸起萧墙。希腊内部各城邦兄弟之间因“争当老大”“谁欺负了谁”之类的事，打起来了。自家兄弟有话好好说嘛，毕竟希腊人是以讲理著称的，但兄弟们都是血脉偾张的年轻人，都有一身腱子肉，谁也不服谁。结果事情越闹越大，一发而不可收。这一仗打起来可不得了，旷日持久，历时近三十年。这就是伯罗奔尼撒战争。

斯巴达和雅典，一个在陆上称霸，一个在海上称雄，是当时古希腊城邦中的大哥和二哥，其他城邦都是他们手下的小弟。这两个城邦的政治制度不同，雅典是民主制，斯巴达是寡头制。希腊诸邦也经常出现民主制与寡头制的内斗，雅典人支持前者，斯巴达人支持后者。就这样，整个古希腊世界大致被划分两大同盟阵营，以雅典为盟主的提洛同盟和以斯巴达为盟主的伯罗奔尼撒同盟。各城邦各自站队，彼此时不时小打小闹，积怨日深。

伯罗奔尼撒战争的主要战役发生在公元前431 年至前404 年，希腊各城邦无论大小，几乎都卷入其中，战火波及整个希腊世界，堪称当时的“世界大战”。两大阵营时而正面冲突，时而背后捅刀，时而火拼，时而休战，断断续续持续了二十七年。这场战争于公元前404 年以斯巴达阵营获胜而告终。但胜利者和失败者一样，面对的都是亲人离散、城邦破碎、满目疮痍。这样看来，战争中没有任何一方是胜利者。希腊世界如垂暮夕阳，从此由盛转衰，一蹶不振，并且以一副残躯暴露于隔岸观火、虎视眈眈的波斯人的威胁之下。

修昔底德：可变事物亦有其价值

修昔底德（Thucydides ，约公元前460 —前400），雅典人，一生亲历了雅典霸权的由盛而衰。作为亲历者，他以指挥官的身份参与过伯罗奔尼撒战争；作为记述者，他以求真求实的态度和简洁流畅的文字，记录下了这场战争。雅典在伯罗奔尼撒战争中的失败给他带来了极大的震撼。他对自己亲历的人生苦难、城邦兴衰有着敏锐的体悟和深刻的思考。

修昔底德的身世，主要来自他书中的零星自述。他生于雅典一个富裕的贵族家庭，从小接受良好教育。童年时，曾经跟随父亲一起聆听希罗多德朗读其历史著作，感动得流泪。希罗多德对他的父亲说：“你儿子深受求知欲的感动。”故事细节不可考，但修昔底德对希罗多德的著作很熟悉并受其影响，是可以从他的著作中得到印证的。

希罗多德（Herodotus of Halicarnassus ，约公元前484—前425）也是一位伟大的历史学家，著有《历史》一书。人们在回顾古希腊历史的时候，希罗多德和修昔底德，这两个名字常常并列出现。古希腊自然哲学家渴望寻找可变现象背后永恒不变的东西，而希罗多德和修昔底德则把可变的、暂时的事物本身，看作是有价值的研究领域。

不同于模糊的神话表述，希罗多德和修昔底德对历史的记述基于时间和地点都确切可考的事件，并从人性和国家权力之争等视角出发，对事件的起因、经过、结果进行深入分析。这就使历史研究纳入了理性轨道，历史事件的发生发展不再只是由神祇掌控。希罗多德的作品中仍然有命运的影子，而修昔底德却没有给神祇和命运留下任何空间。也就是说，在修昔底德看来，创造历史的是人，不是神。

伯罗奔尼撒战争爆发前，修昔底德奔走于色雷斯沿海，他在那里拥有金矿开采权，在当地居民中也有很大的影响。公元前431 年伯罗奔尼撒战争爆发后，他很可能回到了雅典。公元前430 年雅典瘟疫肆虐时，修昔底德不幸染病却大难不死，当时雅典的首席将军伯里克利就死于这场瘟疫。公元前424 年，修昔底德当选为雅典十将军之一，这说明他很可能参加过此前的一些战役，并有不错的表现。然而，福祸难料，正是这年冬天，他接队友求援，应援抵达时，队友力不可支已落入敌手，他遂被诬告通敌，雅典公民又一次以民主表决的方式成就了一桩冤案，修昔底德被放逐二十年。

《伯罗奔尼撒战争史》：做不了将军，做史家

修昔底德充分利用流落异乡之机，开启了另一段奇妙的人生旅程。他在希腊广泛游历，足迹遍布伯罗奔尼撒诸邦，以及西西里地区，对战争所涉及的山丘、河谷、沼泽、港口、关隘等都作了具体准确的记载。他聆听演说、抄写铭文、采访战争的目击者和亲历者，多方求证，加之亲身经历、亲眼目睹，收集了大量可信度极高的一手资料。在外流亡二十年后，约公元前404 年，修昔底德重返雅典。约公元前400 年，他猝然亡故，未能完成《伯罗奔尼撒战争史》。有关战争的记述只写到公元前411 年，最后一个句子甚至都不完整。

尽管如此，《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仍被视为西方历史著作的北斗。在后世史家的眼中，修昔底德的贡献远远超越了希罗多德。正如修昔底德自己所言：“我所撰写的著作不是为了迎合人们一时的兴趣，而是要成为千秋万世的瑰宝。”

战神阿瑞斯的诱惑

阿瑞斯，宙斯与赫拉之子，古希腊神话中的战神。列夫·托尔斯泰在《战争与和平》中发问：“人类为什么要借战争而相互杀戮呢？”修昔底德通过伯罗奔尼撒战争告诉我们，人性使然。而人性两千五百年来，从未改变！

首先，宣示武力，用战争解决争端，是很有诱惑力的。那种“扬我邦国之威”的想法令人振奋，甚至令人心生崇高之感。伯里克利在战前的动员演说中，就将为雅典城邦而战，视为最崇高的荣誉。斯巴达人也宣称，雅典人作恶，破坏规矩，必须惩罚。主战者总是能找到充分的理由，证明自己师出有名。然而，待战争露出獠牙和狰狞的面目，所谓的崇高感便会荡然无存，人性的丑恶暴露无遗。在战争中，人变成了魔。

其次，那些没有参与过战争的人尤为莫名兴奋、摩拳擦掌。高涨的国家主义情绪，导致人们，特别是年轻人，血脉偾张。修昔底德写道：“双方都雄心勃勃，竭尽全力投入这场战争，这是很自然的。在一项事业刚刚开始的时候，热情总是最高的。那时，在伯罗奔尼撒和雅典两方面，都有许多青年人从来没有经历过战争，因而满怀热情地参与其中。至于希腊的其他城邦，当这两个主要城邦进行战争时，都极力克制其内心的兴奋。”

第三，大多数民众随波逐流。无知的民众在战争初期蠢蠢欲动，他们的情绪很容易被煽动。其中也有一部分人因害怕不投票支持战争而被说成是懦夫，从而被众声裹挟支持开战。然而，究竟什么是真正对城邦有利的选择，什么是迫近的危险，什么是爱国，什么是理性思考？此时此刻都被抛诸脑后。

第四，帝国的私心和野心。雅典在此前几十年的发展中，通过殖民地扩充，积累了大量财富，充实了军力，成为希腊世界的海上第一强国，正伺机向外寻求更多的利益。而斯巴达作为老牌陆上第一强国，很难无视雅典的兴起和壮大，更不愿失去既有的优势。双方各有各的私心和野心，都准备在战场上一决高下，战争的阴云笼罩希腊上空。

第五，人性的贪婪。战争后期，双方的金钱、财富都消耗极大，生产生活秩序受到严重破坏，要不要远征西西里，成了雅典人迫在眉睫需要做出的决定。此时的雅典城内，那些贫困者仍然希望通过战争获取战利品，或者制服西西里诸邦征收贡金来改善经济状况。于是，在民主制度的加持下，远征西西里的决定顺利通过，任何力量都无法阻挡。而此次远征的结果是雅典损失战舰二百余艘，折损将士五万余人，成为整个战争的转折点，雅典败局已定。

第六，战争换和平。“以战争换取和平”“战争使和平更巩固”，向来是发动战争最常用的借口。然而，事实一次次证明，伴随战争而来的是灾难，是毁灭，而不是和平与繁荣。

双方就这样被一步步拖入战争的泥潭，越陷越深。修昔底德力图忠实地记录这段历史，并明确一个真理：战争不是解决争端最好的手段，永远不是。他在文中借叙拉古人赫摩克拉特斯之口发问：“和平，那是人人都渴望的，为什么在我们中间不能建立和平呢？难道和平不是比战争更有利吗？和平还有数不胜数的好处，正如战争有数不胜数的坏处一样。”

道理人人都懂，可是人类为什么还是会不断地发动战争呢？在追问1812 年俄法战争原因的时候，托尔斯泰写道：“我们假定拿破仑统率的欧洲人命中注定要深入俄国腹地并在那里灭亡，那么参加战争的这些人们的自相矛盾、毫无意义的残酷行为，便可以被我们理解了。”（《战争与和平》）看来这是个无解的问题，也许源于人性永远无法克服的弱点，希望这个弱点不会导致整个人类的自我毁灭。

希腊人讲理：开战前也不例外

古希腊人崇尚讲理，有话好好说。遇到重大事件，他们习惯于进行公开的演说、辩论，随后通过投票或仲裁的方式做出决定。《伯罗奔尼撒战争史》记录了一百四十一篇演说词，有些是修昔底德亲耳所闻，如伯里克利的葬礼演说；有些是别人的转述，如在拉栖代梦同盟大会上，科林斯人、雅典人的演说词（注：拉栖代梦，即斯巴达；拉栖代梦人，即斯巴达人）。无论古今，是否要开战都是一桩大事。开战之前，各方代表展开演说，甚至辩论，是少不了的。以下双方辩词，依据史料原篇原意进行了语言加工。

伯罗奔尼撒战争起于雅典人与科林斯人的冲突。雅典实力壮大后，触角向外延伸，邻邦科林斯感觉利益受到了侵犯，自己实力不济搞不定雅典，于是求助于伯罗奔尼撒同盟的老大——斯巴达：“大哥，有人欺负我，您要替我撑腰啊！”

斯巴达人并没有贸然出兵投入战争，可见作为同盟老大还是蛮稳重的，他们对科林斯人说：“兄弟归兄弟，但打仗这么大的事不能只听你一面之词。来来来，你们当面对质，把事情给我说说清楚。”

科林斯人首先发言：“大哥啊，我们老早就说过受他们雅典人欺负，您总是不当回事，不体谅我们的难处，还怀疑我们的动机，说我们只顾自己的利益，真的好委屈。他们雅典人其实老早就有了贼心，拉帮结派，充实自己的党羽；铸船造舰，扩充海上实力；对我们三天一侵袭，天天有骚扰，这还让不让人消停了。而大哥您，还由着他们对内筑墙设防，对外蚕食你手下兄弟的利益。大哥，您不能再坐视不管了，动手的时候到了，该教训教训他们了，否则他们越来越猖狂，都要欺负到您老人家头上了，您这霸主地位岌岌可危啊！”

雅典人听闻此言怒不可遏，跳上演说台：“这是恶毒攻击。斯巴达人啊，虽然你们和科林斯人现在是一伙的，但是别忘了，和波斯人打仗那会儿，咱们也是兄弟啊。那时候，我们可是豁出了性命，保卫咱们整个希腊诸邦的利益。当时，我们雅典人有三个突出贡献：第一，提供了最多的舰船，四百艘战舰中三分之二是我们出的；第二，我们派出了最优秀的指挥官，泰米斯托克利在海战中是公认的救星，你们也很尊敬他；第三，我们体现了最忠诚的保家卫国精神。我们拯救了自己，也拯救了整个希腊世界。我们现在的兴盛繁荣不是抢来的，是靠勤劳智慧自己挣来的。我们的日子好过了，有人就眼红了，看我们不顺眼了，这没道理啊。要知道，如果发动战争，我们也不是好惹的，你们在哪条战线上出现，我们就将在哪条战线上实施反击。”这最后一句，像极了1946 年乔治·凯南八千字电文中的那句“要在苏联扩张的任何地方予以坚决回击”，这成为美国“冷战遏制战略”的核心。

斯巴达人听了发言，请双方退场，他们要研究研究。他们中的大多数都倾向于认为：雅典人已经公开实施侵略，必须立即宣战。但也有不同的声音，以睿智、温和著称的斯巴达国王阿奇达姆斯说：“你们都太年轻太鲁莽，我过的桥比你们走的路还多，不要天真地认为能从与雅典人的战争中占到便宜。他们人口多、经济强、军备良、海上优势明显，贸然开战是要吃大亏的。小兄弟受了欺负，咱们口头抗议，意思意思就行了，千万别动真格的。”

时任斯巴达监察官之一的斯森涅莱达斯是个年轻人，他听不进老前辈的话：“雅典人说了那么多，我听了半天，除了自我吹嘘，一味炫耀他们抗击波斯人的那点功绩之外，还说了些什么呢？他们以前是做过好事，但他们现在的表现很恶劣。我们不能对小兄弟受欺负坐视不管，否则以后这老大还怎么当？威信还怎么立？要给雅典人一点颜色看看。”斯巴达人随即在公民大会上进行表决，绝大多数人认为应该教训雅典人。随后，斯巴达又召集伯罗奔尼撒同盟的诸邦兄弟们开会，投票表决。在伯罗奔尼撒同盟这一边，战争就这样敲定了。

而在雅典城邦内部，遭遇重大事件，公共领域的辩论和演说也是必不可少的。每年冬天，雅典都会举行仪式，对战争中的阵亡将士予以国葬。仪式后，一位被认为最有智慧和最有威望的人将发表演说，讴歌阵亡将士。公元前431 年，作为雅典的首席将军，伯里克利利用这一机会发表了战争动员演说，大意如下：我们的先祖世世代代生活在这片土地上，他们勇敢无畏，使这片自由的土地代代相传（神圣领土，不容侵犯）。我们的宪法是其他城邦模仿的范例；我们的城邦由大多数人而不是极少数人管理；我们依法解决争端，人人平等；我们热爱美、热爱智慧，虽然也热爱财富，但从不夸耀；我们关心公共事务，为幸福勇往直前；我们友爱他人，慷慨大度（世界灯塔，吾为典范）。阵亡的将士们为这片土地和土地上自由的信念而战。他们把生命奉献给城邦。他们认为，幸福是自由的成果，而自由是勇敢的成果。他们从不在战争的危险面前退缩，他们宁愿在抵抗中牺牲，也不愿在屈服中偷生。他们每个人都获得了永世常青的荣誉（为国捐躯，死而无憾）。

雅典一方，企图通过宣扬制度上和文化上的优越来获得战争的合法性，将“制度优势和文化优势”转化为战争的正义原则；而斯巴达一方，以支持同盟者、维护正义为由，企图借机打压日益强大的雅典，维护既有的地位和利益。表面上看来，双方都在讲理，都在宣称自己为正义而战，但骨子里都揣着各自的利益和算计。这场争霸战的双方其实都没有正义可言，而为战争所讲的那些理，更准确地说是在找借口，讲歪理。

战争对人性的扭曲

在和平与繁荣时期，人们的判断力和情绪相对稳定，能够遵守较高的准则。尽管也有激情和非理性的一面，但在制度的制约下，讲理成为可能。但是，当战争导致生活困苦，人性恶的一面就会急剧膨胀，并且一发而不可收，呈现出惊人的残暴。人性在战争的扭曲下会变成什么样子呢？修昔底德描写了一些可怖的战争细节：“他们杀死所有他们能够找得到的敌人……被他们杀害的人虽都被控阴谋推翻民主制，但事实上，有些人是因私人仇怨而被杀，也有人因债务关系而被杀……他们打着为公众谋福利的幌子，事实上是为他们自己牟取私利。为了在斗争中赢得优势，他们不择手段，不惜采取最可怕的行动。”

最初或许是出于对公平正义的渴望而战，或许是出于对钱权不公的不满而战，但随着战争的推进，所有文明的规矩都被破坏，所有公平合理的观念都被扭曲，私利、憎恨、报复成为最高的指导原则。所谓的主义和理想，不过是空洞的辞藻。人的判断力和良知因激情和傲慢而失控，化为嫉妒、仇恨、报复、反抗，以及失去理性。修昔底德继续写道：“过去被认为是不顾一切的鲁莽之举，现在被认为是忠诚的同盟者必备的勇气；谨慎地等待时机，被看作懦弱的代名词；中庸之道，被视为缺乏男子汉气概的表现；一个人如果从各方面观察问题，就表示他是一个在行动上拙劣无能的人；疯狂的暴虐，成了男子汉气概的标志；耍阴谋、搞诡计，变成了合法自卫的手段；夸夸其谈的人总是被信任，而反对他们的人总是被猜疑。”

这让人联想到乔治·奥威尔《1984 》中虚构的大洋国四个政府部门：“真理部”负责撒谎，“和平部”负责战争，“仁爱部”负责刑讯，“富足部”制造短缺。大洋国和伯罗奔尼撒战争中的古希腊有着共同的特点——黑白颠倒。而这正是人心败坏、道德秩序和政治秩序颠覆的体现。

战争让人类失去了理性与情绪之间的平衡，丧失人性，只剩魔性。修昔底德认为，其根源在于人的贪婪本性，它导致了任何权力和财富都无法得到满足的狂热。雅典和斯巴达之间爆发战争并不是因为二者间的制度不同（一个是民主制，一个是寡头制），而是源于二者间的共性，即贪婪地追求权力和占有财富。

人的本性会改变吗？修昔底德认为不会，于是他悲观地预言，残酷的战争还会不断上演。不幸的是，他的预言应验了，至少两千五百年来，战争阴云始终笼罩人类上空，时而热战，时而冷战。为什么人类就是学不会从历史中汲取教训呢？也许，总会有一代又一代没有经历过战争的新人蠢蠢欲动，也许总会有人愚蠢地认为战争是捍卫荣誉、解决争端的最好手段，也许人类的贪婪本性不会改变，也许这正是修昔底德《伯罗奔尼撒战争史》的永恒价值所在。

修昔底德陷阱

“修昔底德陷阱”一词并非出自修昔底德本人之口，而是现代西方学者的创造。哈佛大学的格雷厄姆·艾利森（Graham T. Allison ）教授，被认为是提出“修昔底德陷阱”概念的第一人。以古喻今，借以讨论当代国际关系，特别是中美关系问题。2017 年5 月，艾利森教授出版专著《注定开战：美国和中国能否逃脱修昔底德陷阱？》。随后在特朗普任内，中美两国摩擦不断，关系持续恶化，“修昔底德陷阱”一时间成为高频词。

修昔底德陷阱，简言之，指新兴国家强大到一定程度时，令传统大国感到霸主地位受到挑战，引发恐惧，于是战争不可避免，正如新兴的雅典与老牌霸主斯巴达之间的战争，结果是两败俱伤，双双衰落。这一说法的直接证据来源是《伯罗奔尼撒战争史》第一章：“雅典势力的日益增长引起拉栖代梦人的恐惧，使战争成为不可避免的了。”

对此，《伯罗奔尼撒战争史》的译者徐岩松先生认为，修昔底德虽然是了不起的历史学家，他的见解也的确很深刻，但毕竟是一家之言，事实上，战争的起因非常复杂，“挑战引发恐惧”也许是原因之一，但不会是事实的全部，也不应将其视为定论。更重要的是，伯罗奔尼撒战争时代的古代城邦关系与现代国际关系之间横亘着两千五百年。以古喻今需要特别谨慎，否则说不定真的会落入某种“陷阱”。

不过，在本人看来，“修昔底德陷阱”仍可视为一种警醒。无论是传统大国，还是新兴大国，都应反思历史，放弃霸权姿态，摆脱战争思维。自己活，也让别人活。自己活得好，也见得别人活得好。有时候想想，国际关系和人际关系真的很像。有智慧的人，弱小时低调做人，踏实做事，强大时善待别人，帮助别人。而争吵、打斗、战争，不是解决争端最好的手段，永远不是。

本文来源：《西风哲学漫行记》 林牧茵 著 复旦大学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