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唐杰——中国发展的缩影：广东高质量发展之路

时值《新时代硬道理：广东寻路高质量发展》新书发布之际，《马洪智库大视野》编辑部围绕广东高质量发展、城市群的发展与分工等问题采访该书第一作者、深圳市原副市长唐杰教授，现将采访实录整理成文以飨读者。

编辑部：这本书的副标题是广东寻路高质量发展，为什么是广东？您认为广东省在新时代背景下面临的最大挑战是什么？这本书是在怎样的背景下创作的？

唐杰：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牢牢把握高质量发展这个首要任务，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作为案例研究，这本书主要探讨了广东省、各个城市、大学与企业对高质量发展的探索。过去40年，我国经济发展的策略主要是在改革开放大背景下充分发挥要素禀赋的比较优势。这一策略无疑是非常成功的，中国制造代表了大规模和低成本生产，因而具有充分市场价格优势。然而，随着中国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这种依赖低成本的模式不再可持续。经历了四十年高速成长，广东逐渐成长为经济发达地区，人均GDP接近全国平均水平的两倍。走向高质量创新增长成为历史发展的必然选择。广东要按照粤港澳大湾区的规划要求，加快推动经济结构的转型升级，成长为全球科技创新的引擎，这一转变不仅是经济发展的必然要求，也是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关键。

广东的转型故事，实际上是中国经济发展模式转变的一个缩影。从沿海落后的省份，人均收入低于全国平均水平，经历经济起飞和四十年快速增长，经济财富大大增加，形成了强大的国际竞争力，率先完成从模仿性创新到自主创新，从跟跑到并跑及部分领跑的战略转变是广东新时期的新担当和新使命。

在2023年广东省高质量发展大会上，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广东省委书记黄坤明指出：“广东人口数量多、资源约束紧，提高发展平衡性和协调性的任务重，不可能继续拼土地、拼价格、拼劳动力。唯有通过高质量发展向上突围，才能奔向发展的新蓝海。”可见，高质量发展是我们当下的最优解，培育新质生产力则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和重要着力点，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重大战略举措，对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将产生深远影响。

广东人民出版社从这样一个战略高度出发，与我、郭万达和方煜三人讨论，从广东的实践出发，挖掘广州、深圳及各地市高质量发展的鲜活经验，讲好广东探索高质量发展和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故事，是我们作为经济研究者不容推辞的责任。同时，以广东实践为基础，讲出广东人、广东企业和广东城市的艰难探索，聚焦和总结火热的广东实践的意义还在于，广东的实践是中国的，中国的实践是世界的。这也是本书的由来。

大湾区松开了广东省城市间竞争的紧箍咒

编辑部：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对于广东省乃至整个中国的高质量发展有何重要意义？

唐杰：粤港澳大湾区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湾区，它是一个从内核走向大海的开放地带所构成的一个城市群。粤港澳大湾区规划涵盖了多个关键领域，主要可分为空间规划和产业规划两大板块。在空间规划方面，大湾区的构建强调了区域一体化的重要性。大湾区的核心理念在于其自然形态，即在海湾区域形成的城市群。虽然粤港澳大湾区与典型的湾区在地理形态上存在差异，但这一区域被视为向海开放的地带，其内核部分与周边地区共同构成了一个多中心城市而非单一中心城市的城市群，这也是其重要特征之一。香港－深圳、广州－佛山、澳门－珠海发挥极点带动作用，高铁、公路、跨海大桥等快速交通网络与港口群、机场群，构建区域经济发展轴带，形成市际高效连接的网络化空间格局。

大湾区规划的另一个重要方面是产业的合理布局。产业不会被行政辖区所限制，是由市场来划分的。适宜的产业留下，不适宜的向周边地区转移。如果产业不能有效转移，那么它们与这个区域的联系就会减弱甚至无法产生联系。

在探讨中国转型过程中的突出任务时，我们可以看到，中国经济在过去40年的主要特征是城市间的竞争，每个城市都在加快发展上展开竞争。然而，近年来，这种竞争模式发生了显著变化。城市间的竞争可能导致资源的不合理配置。深圳比较早地提出走湾区发展的道路，主要是解决优势产业集聚和动态扩散问题。深圳的行政辖区2千平方公里，需要有进有出，需要产业不断向高成本高收益的高端聚集，中低成本的中低端产业要向周边扩散。这就是城市群经济，也就是中心城市和周边城市的关系，众多城市分工合作就形成了一个整体的发展。

而广东省在落实大湾区“9+2”发展规划时，提出了更加细化深入的“核带区”战略，即珠三角九市和两个特别行政区要引领创新，沿海地区要发展大规模工业制造，而北部山区则要保持绿色发展，同时推动创新性农业和其他产业的发展。由此，广东把城市间竞争的“抢椅子”转变为“分椅子”。“一核、一带、一区”融合的发展战略聚焦于打破我输你赢的零和游戏，实现不同城市的各得其所。经济城市被不断放大，行政界线变得模糊起来，例如深圳和东莞演绎为超大经济城市、广州和佛山则是两市同城化。在粤港澳大湾区框架下，各个城市基于资源禀赋、发展条件，实现产业的合理配置，实现穿透城市行政边界的产业集群和创新网络，拆掉横亘在城市之间显性和隐形的“墙”，填平阻碍产业在城市之间“沟”，推动城市间无界生长、均衡发展，这是高质量增长的重要内容，是广东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推动力。

编辑部：《新时代硬道理》这本书的第一编就提到城市群是广东寻路高质量发展的空间载体？广东的城市群是怎样的形态？

唐杰：粤港澳大湾区规划和“一核一带一区”战略在很大程度上颠覆了我们对城市发展的认识。2023年12月，广东省政府发布《广州、深圳、珠江口西岸、汕潮揭、湛茂五大都市圈发展规划》，提出以大城市为依托，构建大中小城市协调发展，从而推进广东区域协调发展。五大都市圈的规划，使得城市之间产业集群的形成更具支撑力，城市之间基于市场的分工，磨合出产业链、供应链、创新链、资金链、人才链要素，促使产业集群更具支撑。

城市群的概念强调中心城市与周边城市之间的协同发展，形成一个整体的发展体系。城市群中的城市规模有差别，采取固定化方法看待城市肯定是错误的，所有的城市都有机会成长为大都市，但永远会有大中小城市的划分。在分析城市群时，我们可以从三方面进行解构：中心城市、周边城市以及它们之间的联系。

第一，城市群与单一城市的关系类似自行车的轮辐，一根根的辐条以车轴为中心，以自身的张力共同支撑起了车轮。一旦辐条松动或折断，车轮将无法运转。只有一座或两座城市强大，是不足以支撑城市群成长为充满活力和有竞争力的城市群。第二，城市群由层层叠叠的城市构成，核心大城市之所以能首屈一指而不是一枝独秀，离不开众多繁荣发达的中小城市做绿叶，使核心大城市能够接地气、不断开出红花来。第三，城市群的层级分工则类似于折叠伞。折叠伞的中心好比核心大城市，由其支撑向下传导到可折叠的节点，这些节点由伞骨联结撑起了伞。这些可折叠的伞骨的节点类似城市群的副中心，承接来自核心大城市的优势经济活动和向外扩散的产业技术，再进一步带动城市群边缘的小城市。这种结构在大湾区的规划中得到了体现，如广州、佛山、东莞、珠海、江门、阳江等城市，形成了层次分明的发展格局。

具体来说，深圳的早期知识来源具有明显的外源性特征，而非内生性。深圳与东莞的比较揭示了这一点，与佛山模式形成鲜明对比。佛山代表了典型的内源型增长模式，它依托于传统产业的深耕细作，逐渐扩展至产业链的每一个环节。例如，佛山在白色家电领域的技术掌握，几乎涵盖了所有相关技术，使其在全球专利申请中名列前茅，甚至超过了知名企业如美的集团。

中山与佛山的比较则展示了不同的发展路径。中山在内生化发展中未能像顺德那样沿着特定产业领域持续上升。中山没有像佛山那样拥有发达的水道，这可能是其发展受限的多种原因之一。尽管书中并未深入探讨这一点，但它确实指出了两种模式的差异。

佛山的内源型增长与深圳、东莞的外源型增长形成对比。深圳和东莞的快速发展，部分归因于它们能够不断整合内生和外生的两种技术来源。而广州呢，广州是高等教育的重要中心，拥有中国城市中最高的大学生比例，尽管大学生总数并非最高。广州在高等教育领域的地位，为广东的科研和创新提供了坚实的基础，尽管它在科学创新方面仍有提升空间。

发展走在前面的珠三角，以珠江三角洲为核，以沿海为带，其轴线长度不过百余公里，并存着广州、深圳、佛山和东莞四个核心城市。广东省的沿海经济带绵延近千公里，是珠江三角洲轴线的约十倍。客观上来说，需要在东西两个端点规划建设副中心城市，形成沿海经济带上的“一轴、多中心、集群式”城镇空间结构，也就是打造粤东、粤西格局特色的区域创新极。粤港澳大湾区规划强调了向东西两端扩散的战略，即从广东沿海向东至潮汕，向西至湛江、茂名。2023年开春，广东发布《关于推动产业有序转移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的若干措施》，将“支持粤东粤西粤北地区更好承接国内外特别是珠三角地区产业有序转移，促进区域产业融合、协同发展”作为总体要求。一方面推动珠三角地区产业有序转移到粤东西北地区，突破瓶颈制约，形成新的产业形态和模式，推动产业结构调整和产业链优化升级。另一方面则是通过产业的有序转移，更好地利用粤东西北的资源优势，促进粤东西北地区和珠三角地区产业融合、协同发展，形成新的协作联动格局。

编辑部：如何理解粤港澳大湾区的城市间融合中，政府和市场的作用？

唐杰：粤港澳大湾区规划能够成功的关键在于如何将理念转化为实际行动。这涉及到罗彦及其团队的研究，他们的研究借鉴了经济学和空间经济学的理论，以经典的牛顿力学中的引力模型，定量研究了城市群发展中亟待解决的问题。研究成果既不出意外，也很出乎意料。他们发现广东省与香港和澳门之间确实存在很厚的制度墙，妨碍着粤港澳三地的密切联系。出乎意料的是墙太厚了，广佛肇、珠中江与深莞惠三大都市圈也同样存在实实在在的制度墙。也就是说，珠三角九市之间的实际距离与交通距离相比，后者竟达三倍之多。罗彦指出，这些壁垒如同无形的墙，阻碍了市场的统一和国内市场规模优势的发挥，突显了市场割裂的严重性。

进一步地，罗彦团队的研究发现，深圳与香港之间有两个距离。一是罗湖桥上的物理距离，仅有500米。另一个是两地间实际的制度性距离，被定量化为500公里之遥。更准确地说，深港之间经济实际联系流量只有理论联系强度的1/72，这种差异源于两地在制度、标准上的不统一，缺乏转换机制。就像香港与内地的电源插头不同，需要一个转换插头才能通用。或者是在立交桥上转一圈，可以完成左右驾驶模式的转换，看起来标准不统一并不是问题，而是找到在不同标准之间进行高效转换的办法。

每个城市都有自己的规则体系，这些规则在本地可能行之有效，但在其他地方则可能不再适用。这种差异性限制了市场的扩大和一体化。为了发挥大市场的潜力，我们需要消除这些壁垒。

在粤港澳大湾区规划中，政府的角色是至关重要的。政府不仅要制定产业政策，更要发挥市场和政府各自的优势。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强调的，政府应因地制宜地发展新质生产力，避免越位，不替企业做决策。广东政府在这方面做出了表率，为市场提供了更大的发展空间和自由度。

包打天下还是分工合作？

编辑部：如何协调大湾区内部的产业分工与合作，以实现区域协同发展？

唐杰：作为中国经济第一大省，广东最早撞上了过渡依赖土地、劳动力和其他资源投入带动经济增长的天花板，由此倒逼广东率先开启从依赖低成本劳动力的制造业向创新驱动的高科技产业转型。深圳、广州等城市的升级与周边城市的发展密切相关，以新能源汽车为例，广东已跃升为世界生产规模最大的新能源汽车生产基地，建立起涵盖广佛肇和深莞惠６座城市的最为完整的新能源汽车生产体系，2023年占全国新能源汽车产量的比重稳定超过40%。定点到深圳的新能源汽车，它的产业集群的雪球内的企业已超过2万家，包括动力电池、驱动电机、电控系统、自动驾驶、激光雷达、毫米波雷达、精密加工与整车制造、基础设施等领域。就比亚迪这一品牌汽车来说，它从深圳的一家电池研究所起步，总部位于深圳坪山，也是“母工厂”所在地，为客户提供设计、制造、测试及装配等“一站式”服务。在深圳龙岗、大鹏和惠州大亚湾经济技术开发区的连片产业区域中拥有多个研发与制造基地。在东莞市投资65亿元建设比亚迪关键零件项目，用于研发、设计、生产制造新能源汽车发动机，还在西安、上海等十几座城市布局了生产线。其他地方的生产基地类似“分工厂”，由“母工厂”向“分工厂”提供技术支援、开发测试、开拓市场等功能，推动“母工厂”与“分工厂”形成互补互动效应。除了内部的协同，比亚迪还带动汇川技术、联赢激光、科瑞技术、航盛电子等一批新能源汽车关键零部件、核心材料与储能上市企业的快速发展，整体市值已达到万亿元规模，实现了产业集群扩张带动城市经济增长的目的。

进一步，广州生产埃安新能源车时要采购深圳、东莞的电子产品及佛山的机械产品，深圳生产比亚迪，也需要用广州、佛山和东莞生产的零部件，未来肇庆的小鹏也会加入这个产业链或供应链体系，五座城市的经济就循环起来了。实际上惠州的电子信息产业的规模也很大，汽车电子产业十分发达，深圳和惠州两座城市共同拥有一家企业的情形已经十分普遍。深圳企业跨界到惠州发展居多，惠州企业到深圳投资的也不少。这几个城市之间基于市场的产业分工，推动产业链、供应链、创新链、资金链、人才链的融合发展，推动实现产业的升级和高质量发展。

编辑部：新能源汽车是深圳的标签，也是广东的标签，如今是中国的标签，您认为深圳、广东及中国新能源汽车的成功是一个独有的现象还是一种可复制的成功？

唐杰：十年前，习近平总书记就提出，发展新能源汽车是我国从汽车大国迈向汽车强国的必由之路。到今天，我国的新能源汽车产业已经全球领先。就广东来说，现在已经是世界生产规模最大的新能源汽车生产基地，拥有最为完整的新能源汽车生产体系，比亚迪、广汽埃安、小鹏成为世界著名的新能源汽车品牌。

在粤港澳大湾区的城市中，我们可以看到这种产业跨地域合作模式的进一步发展。多个城市共同关注新能源汽车产业，使得广东成为该领域的领导者。埃安、小鹏、比亚迪等企业虽然各自独立，但它们的配套商需要共同合作，形成了一个庞大的产业网络。我们可以把这种现象称为“短平快爬梯子”。

政府在这一过程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广东通过产业政策、公共政策和创新政策这些政策工具，为市场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环境。产业政策在目标中对产业结构转换与质量提升有细致梳理，要求明确。创新政策则是贯穿了从基础研究到产业技术开发应用的全过程，链条极长，体系构造庞大而复杂。公共政策则是涉及空间规划、市场公平竞争、教育优先和人才引领、城乡协同均衡发展以及“轨道上的大湾区”的基础设施建设等方面。例如，东莞和佛山的竞争性政策，推动了企业向高端精密智能制造转型。

政府的规划和政策，不仅扶植了特定产业，更促进了整个区域的创新能力的增强和创新生态环境的发育。大项目在区域发展中的重要性不言而喻，但并非所有大项目都能带动整个产业链。

在观察珠海以及粤东地区的产业变迁时，我们可以发现显著的发展趋势。这些变化通常与大型项目的影响力有关。地方政府普遍重视大型项目，因为它们处于产业链的顶端，有潜力推动整个产业链的发展。然而，大型项目的到来并不总能保证产业链的全面繁荣。在这种情况下，创新政策和公共政策的重要性便凸显出来。

创新政策和公共政策之所以至关重要，是因为它们能够与大型项目并行，创造新的趋势，促进小型企业的广泛发展。如果没有这些小型企业的蓬勃发展，大型企业就会变成孤立的岛屿。大型企业的成长，需要与中小企业形成多级供应链，从而构建起一个产业网络。

广东创新政策和公共政策的作用在于，它们能够创造新的趋势，让小企业能够遍地开花。广东的中小企业活跃度高，培育了许多深耕专业领域、聚焦关键技术的专精特新企业，在垂直领域中形成相当重要的影响力。当大企业和小企业形成供应链网络时，整个产业的竞争力将大大增强。

以深圳的新能源汽车产业为例，比亚迪的成功故事揭示了产业链的重要性。比亚迪在生产超过400万辆汽车的过程中，虽然能够自主保证70%的一级和二级供应商需求，但它仍然依赖于三级和四级供应商。这些供应商的规模与深圳的产业生态密切相关。

比亚迪虽然能够制造汽车和电池，但它并不需要涉足所有上游材料的生产，如正极材料、隔膜和石墨等。这些材料的生产由德方纳米、新万达和贝德瑞特等企业提供。这表明，一个庞大的产业链支撑着比亚迪的成功，这也是政府创新政策的一个重要成果。

深圳之所以能在新能源汽车产业中取得领先地位，不仅因为其产业链的规模，还因为其市场化的公共创新支持政策，这些政策促进了大量中小企业的创新发展。这种政策环境，加上产业链的集聚效应，为深圳带来了产业重组和经济重组的机遇。

高质量发展是属于城市的还是属于产业的？

编辑部：各个城市条件各异，如何实现高质量发展目标？在推动区域经济发展中起何作用？什么要素影响了产业在城市群中的转移？

唐杰：在探讨高质量发展的问题时，虽然高质量发展的内涵和目标一致，但我们面临一个核心问题：高质量并没有一个统一的标准。缺乏统一标准的情况下，如何评价一个地区的高质量发展？关键在于比较其当前发展与过去相比，是否更多地引入了创新因素，还是更多地消耗了资源。具体来说，就是看单位产出中是否消耗了更多的能源，产生了更多的污染，或者是相反，实现了更少的能源消耗和污染。

广东省的发展经历了重大变化，这些变化体现了不同地区之间的关系。例如，深中通道的开通引起了广泛关注，这不仅是因为其宏伟的工程规模，还因为它在工程上取得的重大突破，被视为一项奇迹。更重要的是，它激发了人们的想象力，预示着深圳的产业将跨越珠江口，向周边地区扩展。

中山的发展轨迹也值得关注。在20世纪80年代，中山是“四小虎”之一，90年代仍保持健康增长，但到了21世纪初，增长开始放缓。2019年时，中山陷入了衰退，主要原因是产业升级慢，产业升级的内在动力不足。我们曾经习惯于只要开放国门，引进外资，经济自然就能增长。但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情况发生了变化。创新增长开始逐渐成为经济发展的主轴，自主创新正在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企业不创新就会落后，城市创新力度不够产业就会流失。

在过去40年中，深圳经历了四轮转型，不断从低端向高端发展。在这个过程中，深圳的中低端产业逐渐向外转移，先是转移到东莞，而后向惠州和深汕合作区转移。这种转移不仅是地理上的，也是产业升级的必然结果。深圳是种高产田的能手，当然单位土地产量越高，土地的价值也就更高。城市发展一个最奇特的现象，就是它和土地要素稀缺性有着密切的关系。产业越集中、人口越集中，土地就越稀缺，土地的价格就上涨，会倒逼若干行业增加效率，效率低的部分就会被迫向外转移。这就是创新和城市群发展之间内在统一的机制，发挥这个机制的作用，要重视企业按照市场价格进行选择的作用，也要发挥政府利用市场机制积极引导产业升级的作用。

深圳、广州、佛山、东莞等城市的产业升级与周边地区的产业水平提升密切相关。深圳的产业转移不仅为周边地区带来了发展机遇，也为深圳自身的产业升级创造了条件。这种产业转移和升级的过程，与土地要素的稀缺性密切相关。土地稀缺性导致土地价格上涨，进而推动中低端产业向成本更低的地区转移。

编辑部：从城市群的角度看，政府能够为产业的有效转移创造哪些条件？

唐杰：交通基础设施在广东省的发展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例如，深圳与东莞之间的第一次大规模产业转移始于1995年，这与广东第一条高速公路的建成密切相关。高速公路的建成使得港资和台资企业能够更容易地转移到东莞，因为那里的土地、劳动力和税收成本都比深圳低。大规模向东莞转移，深圳就要付出经济下滑的短期代价。之所以说是短期代价，是因为现有产业外迁会为新一代高效率的创新产业发展腾出更多的空间。现在同样的故事也在东莞发生，东莞的产业则快速向惠州转移。这么看来，深圳和东莞的产业集群开始进入扩散外溢阶段。

深圳如何从一个无产业，无技术、无人才的“三无”状态下发展升级至今的呢？大家都熟悉的词汇是在干中学，对新知识新技术的探索越多，创新能力也会不断增长。深圳从三来一补的血汗工厂走向创新前沿，除了模仿之外，设计制造，从制造走向源头创新。深圳以及广东企业参与标准制定的特别多，结果就构成了现在对标准的说法，三流企业做产品，二流企业做专利，一流企业做标准。为什么一流企业可以做标准？就是因为这个企业在特定行业中具有创新引领地位。深圳是一个持续创新的城市，创新越多，知识积累越丰富，就越走向高端。

编辑部：深圳在推动大湾区高质量发展中发挥了哪些作用？

唐杰：在中国广东省，深圳以其独特的创新活力而著称，尽管其高等教育资源相对有限，但深圳却另辟蹊径。深圳的创新生态得益于其与北京、上海等城市的紧密科学关系，特别是北京中关村，这种紧密联系是我们难以想象的。中关村作为科技创新的中心，孕育了众多新科学概念和创意，当这些科学创意需要制造时，它们就回到深圳，深圳成为这些创意转化为实际产品的理想之地。深圳的创新企业和中关村之间建立了密切的合作关系，这种跨地域合作模式为深圳的科技发展注入了新动力。

“北京算法甲天下”。在算法和计算能力方面，华为和腾讯等企业在北京的研发中心聚集了大量算法和计算人才。而在深圳，大规模制造能力和人才储备为这些企业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持。这种跨空间合作不仅促进了科技的发展，也为区域经济的增长提供了新的动力。深圳和北京、上海、河南等地存在一种特别复杂的科学关系，这其实是一种跨空间的合作关系，有三个关键因素起到了连接作用。

第一个是科学定价。一些科学技术，为什么选择在深圳来落地实现产业化而非选择其他城市？当深圳的企业要转型的时候，会给能转化成产品的科学研究一个市场定价。有价值的研究在转化成产品时，在深圳能够得到一个合理的价钱，它可以是金钱也可以是股权。当科学家发现，过去发表的这些东西有人能给他定价，那他就愿意把这样的科学技术送到一个能够定价的地方，这是深圳的特有能力。

第二是深圳的地理位置和产业优势。深圳与香港毗邻，香港有着较强的基础研究能力，同时有着国际化的研发网络，与全球的大公司、研发机构能够建立比较好的联系。通过深圳，不仅可以指向香港发挥数据开放的作用，还可以通过香港独有的高水平国际化监管规制，吸引境外资金、人才的参与。

第三是集聚效应。深圳吸引了大量创新企业落地，形成了一个大规模的合作网络。这种合作不仅促进了知识的共享和学习，还推动了产业链的完善和发展。深圳高新技术区的成功，很大程度上得益于邻近共享学习匹配机制。众多创新企业聚集在一起，不仅能够分享资源，还能在学习中找到合作的机会。这种合作有时表现为产业链的整合，有时则是技术或市场的互补。简言之就是临近、共享、学习、匹配，而深圳的信息产业就是这种合作模式的典型代表，因为互相间的学习，很多企业由小变大，再变强，产业得以持续创新，实现尖端的发展。

持续的创新动力源于济济人才

编辑部：书中提到，科技自立自强是硬道理，并对人才的重要性有诸多着墨。我们应该如何培养人才、吸引人才并留住他们？

唐杰：粤港澳大湾区的科研产出与北京相比仍有差距。近年来，深圳和广州都在加快科研步伐，但与北京这一强大的科学中心相比，差距仍然是显著的。事实上，广东与北京之间会存在着创新功能差异，北京是世界上最大的科学中心，大湾区可能是最重要的产业创新中心，是一个科学转化的产业中心。随着香港逐渐向科学中心过渡，粤港之间的合作将自然形成一个科学与产业的联合体。这种合作的重要性在于，它强调了科学在大规模经济发展中的关键作用，以及科学引导的重要性。正如任正非在面对制裁时所强调的，大学需要解决高端的科学问题，而企业则负责解决产业化问题。

从一定意义上说，长三角城市群是城市分工协同与创新发展代表。长三角拥有中国最完整的大学体系，包括研究型大学、培养工程师大学和高级技师大学，以及经济发展相对均衡，分工协同密切的大中小城市体系，这足以令京津冀和粤港澳大湾区羡慕。

在实践中，我们倾向于用“蜂聚的蜜蜂”来形容产业和经济活动的有意识分工。在经济和产业重组的过程中，新兴的创新企业会聚集在一起，形成产业链、技术链和人才链的聚集。这种聚集不仅促进了邻近学习共享，还产生了空间的积聚效应，推动了产业和经济的快速发展。在探讨广东省如何培养具有创新精神和活力的人才时，我们面临的挑战在于如何培育出更多富有创造力的“蜜蜂”，这需要一种持久且强大的“蜂巢”，以促进人才群体的增长，从3-5万扩展至10万，形成庞大的“蜂巢”。在这场广泛的社会经济转型中，政府和市场如何有效协同工作显得尤为关键。在市场失灵的情况下，我们需要为政府行为设定合理的边界，明确政府在哪些领域可以发挥最大的效能，例如产业政策的制定、教育政策的推行，以及高等教育机构的建立。

广东省近期兴起的大学建设热潮，反映了对高等教育和专业技能人才的迫切需求。这不仅仅是为了培养守纪律和接受基础教育的劳动力，更是为了培养能够适应高层教育和专业技能要求的人才。深圳技术大学的迅速崛起就是一个例证，它体现了对科学素养人才的需求，以及创新过程中从科学发现到实际应用的转变。这一转变不仅需要科学家的发现，更需要工程师和高级技工的参与，以确保创新成果的可行性和实用性。

在教育和产业链的上游，我们是否应该继续追求卓越，建立顶尖大学，以促进原始科学问题的探索和新发现？答案是肯定的。顶尖大学在创新的最前沿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它们不仅推动基础科学的发展，还指导创新活动，确保其符合科学原理。香港在高等教育和科学研究方面取得了显著成就，拥有多所全球领先的大学。然而，香港面临的挑战在于如何将科研成果转化为实际的产业应用。与深圳相比，香港在研发投入上主要集中在基础研究，而深圳则在企业层面进行了更广泛的研发活动，这反映了两地在科研成果转化方面的不同策略和优势，有机会在粤港澳大湾区框架下得到融合发展的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