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晓红评《欧洲帝国》︱帝国愿景下的欧洲一体化幻象

《欧洲帝国：从民族国家的崛起到英国脱欧》，[英] 斯图尔特·斯威尼著，李勤译，浙江人民出版社/之江文化，2024年1月出版，412页，128.00元

2012年，欧盟因其“在过去的60年中为促进欧洲的和平与和解、民主与人权作出了贡献”而被授予诺贝尔和平奖。然而短短四年后，英国人民就通过一次公投决定离开欧盟，引发了人们对欧盟未来的担忧。媒体和学者将英国脱欧视为一次民粹主义的胜利狂欢、一次偶发的意外事件，因此将其与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并列为当年两大“黑天鹅事件”。但也有学者看到了英国脱欧中蕴含的历史延续性，斯图亚特·斯威尼（Stuart Sweeney）的《欧洲帝国：从民族国家的崛起到英国脱欧》（The Europe Illusion: Britain, France, Germany and the Long History of European Integration）即为这一理解提出一个新奇的视角。

《欧洲帝国》成书于2019年，问世后引起巨大反响，被《新政治家》（New Statesman）提名为“年度最佳书籍”，中文译本于2024年1月出版。该书的写作思路在以下两个方面凸显了作者的抱负。一方面，作者试图提供百科全书式的历史视角，在时间跨度上将观察英国脱欧和欧洲一体化进程的视野拉长至1648年威斯特伐利亚条约至今370余年，在横向跨度上兼顾经济、外交、政治、宗教文化等诸多领域，旨在寻求某种连续性甚至确定性。另一方面，也是本书最大的特点，即以英、法、德三国关系史为主线讨论英国脱欧和欧洲一体化，因为这三国均为欧洲一体化的设计者及20世纪欧洲进程的重要影响者，也主导了英国脱欧谈判。

欧洲一体化脉络的三国视角

梳理欧洲国家之间的战争、结盟尤其是欧洲均势的构建-打破-重建历程，可以从外交领域观察欧洲国家和联盟的历史。民族国家的结盟与分化可能基于意识形态，比如以英、法为代表的西欧自由主义和以德、俄为代表的中东欧保守主义的差异促成了18、19世纪双方盟友的选择，并进而限制了欧洲的一体化；可能基于宗教信仰，比如普鲁士、尼德兰联省和英国组成的新教联盟；抑或基于务实的利益考量和应对共同的敌人，比如英、法两国在海外的帝国竞争存在利益冲突，同时也通过殖民地交易实现联盟，或英、法、德三国在19世纪中期克里米亚战争中面对沙俄的威胁以及冷战时期面对苏联的威胁时罕见的短暂联合。同样地，历史上的欧洲一体化推进可能基于理想主义的“永久和平”理念，这一理念由法国波旁王朝的亨利四世国王与英格兰伊丽莎白女王的友谊开启，并在后世诸君的主张中屡次得到回响；同时，一体化也是欧洲各国在无数战争中得到的教训，与“敌人的敌人”结盟在欧洲外交中至关重要，这从欧洲均势格局动态演变中各国排列组合的务实联盟中可见一斑。

从经济视角来看，英国自由放任式的经济思想与欧陆国家重商主义之间的张力，构成英、法、德三国发展本国经济和实现欧洲繁荣的底层逻辑差异，也影响了欧洲一体化的整体进程。霍布斯鲍姆（Eric Hobsbawm）笔下的“双元革命”为欧洲一体化的动力提供了不同的方向：发源于英国的工业革命帮助欧洲大陆国家实现铁路技术的进步和经济的整体发展，也带来了英国通过经济统一实现一体化的路径设想；法国大革命是法国1780年代经济危机的后果，也影响了法国通过输出革命推动欧洲一体化的思路。李斯特（Friedrich List）推动建立的德意志关税同盟为欧洲后来建立经济一体化打下了基石，英国古典经济学家斯密（Adam Smith）和李嘉图（David Ricardo）的思想在《单一欧洲法令》（Single European Act, SEA）中得到明显体现，法国重农主义者影响了欧盟通过共同农业政策（Common Agricultural Policy, CAP）提供农业补贴的倾向，各国的社会主义经济学也为二战后的欧洲一体化提供了诸多启发。简而言之，一体化从英、法、德三国的经济思想和文化遗产中汲取资源。英国脱欧是三国经济思想和经济发展路径差异的集中体现，“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英国对欧盟经济有与众不同的颠覆性观点，以及挑战它的意愿”（《欧洲帝国》，98页）。在英国脱欧谈判中，英国放弃战略性产业农业和制造业、追求高程度的服务业专业化倾向使其处于不利地位，相对而言德国则拥有更为完整的产业链和可替代的出口平台，支持了德国在英国脱欧谈判中的不妥协态度。

英、法、德三国的帝国经验和去殖民化经历塑造了其国家议程优先性选择的差异，也型塑了他们对欧洲的不同认知。历史上，英国一贯的选择是将帝国事务置于欧洲事务之前，法国将海外殖民地视为欧洲的扩大和欧洲事务的延伸，而帝国体制相对缺乏使得德国免于在帝国事务与欧洲事务之间排序的困境。广阔帝国的存在削弱了英国参与欧洲事务的意愿与热情，也客观上限制了它参与欧洲出口竞争的能力。而法国和德国则缺乏资源和意愿在海外建立一个庞大的帝国，转而选择了欧洲事务。在去殖民化过程中，英国的去殖民化进程更加顺利，而法国由帝国转向欧洲的进程更为顺利。

在宗教领域，斯威尼强调基督教世界在今天仍然是一个重要概念。基督教与伊斯兰教持续千年的对抗，强化了欧洲的基督教特征，并在当代通过“伊斯兰恐惧症”影响欧盟的诸多政策领域，也影响了土耳其的入盟进程。在三国关系中，基督教民主在法国和德国有着广泛的人口基础，成为法德同盟和欧洲一体化的推动力量；而英国并没有形成强大的基督教民主政党，英国宗教改革作为一场民族主义运动，它所提供的新教视角下的欧洲一体化难以与天主教观点达成一致，宗教上的“特殊主义”进一步加剧了英国对于欧洲的脱离状态。

斯威尼认为，欧洲一体化主要由英、法、德这三国推动，也是通过这三个国家的历史展现出来的；他发现，三国之间两两结盟的情况经常出现，而同时交好的时期则少之又少。在这一背景下，英国脱欧不过是英国对欧洲事务一贯的半脱离状态的当代延续。脱欧反映了英国对待欧洲一体化的特有历史遗产。

欧洲一体化研究的方法论反思

对于探索欧洲整合和英国脱欧深层逻辑的读者来说，斯威尼提供了一个融会贯通、逻辑清晰的视角，他对史料的把握也信手拈来，读来酣畅淋漓，读后意犹未尽。然而，该书在以下三个方面的处理方式可能存在风险。

首先，他从历史中寻找英国脱欧必然性的证据，有可能陷入历史决定论的陷阱。英国脱欧是一次全民公投的结果，英国当局显然对这样一次可能带来国家重大宪政改革和外交变革的投票设计欠缺深思熟虑，两大对立阵营的宣传策略效果也不啻天壤之别。英国历史上表现出的孤立主义、实用主义倾向是否必然会导致英国脱欧，任何一种绝对的判断都略显武断。法国和德国联合成为一体化的“轴心”也有特定的历史机遇基础。国际局势的变化和国家力量的此消彼长，既可能影响作为整体政治实体的欧盟，也冲击着作为成员国的民族国家。如果从决定论出发，那么很多悬而未决的事项都具有了确定性和可预测性，比如基督教联盟特色愈加鲜明的欧盟接纳土耳其的概率基本为零，比如波兰基于数次被瓜分的惨痛经历叠加当下的矛盾会退出欧盟，而事实上这些议题复杂得多。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在以历史来观察和解释现实与未来时需要谨慎处理的原因。作者也意识到这点，他在前言的结尾审慎地提到，“过去未必能指导未来”。

第二，以英、法、德三国关系为主线来理解英国脱欧和欧洲一体化的视角优势显著，但也存在对其他重要力量的作用赋比不足的危险。俄罗斯作为欧洲重要的第四大国，曾多次重塑欧洲均势并激发西欧联合，而本书中赋予这一力量的笔墨比起其实际作用而言过于吝惜。美国和中国在当下国际局势和欧洲发展中的重要性无需赘言，其他欧盟创始国和“新欧洲”的作用在本书中也几乎是一笔带过。将英、法、德作为战后欧洲一体化的主导国是少有异议的，然而并不意味着他们也是历史上一体化的主要推动力量，未来也不一定如此。

第三，斯威尼的全方位视角源于他在哲学、社会科学方面的受教育背景及其在英国和欧洲任职的经历，他在金融领域的从业经历使得他对经济问题的条分缕析鞭辟入里、很见功底，而对其他不熟悉的领域可能差强人意。限于篇幅，我将接着回应书中的两个问题。

英国的欧洲认同：历史根源与现实抉择

莎士比亚在《查理二世》中借冈特的老约翰（John of Gaunt）之口说出了这样一段话，“（英国）是另一个伊甸园，是小天堂，是自然赐予她的堡垒，使她免受感染和战争之害。……是镶嵌在银灰色大海里的宝石，那大海就像一堵围墙，或是一道沿屋的壕沟”，将英国人民的岛国心态表露无遗。这种区位带给英国某种海洋性的超脱，使它不情愿接受欧洲身份，在欧洲事务中“半脱离”态度明显。英国在美国独立战争和二战中空袭德国中使用雇佣军，降低自身在军事行动中的参与度；在三次反法同盟中，英国置身于主战场之外，与惨烈的战争保持距离；撒切尔夫人的退税谈判，梅杰退出马约，脱欧谈判，都体现了英国人“做一个勇敢的局外人、遏制野蛮的欧洲大陆军队，是英国人长久的自我认知”（《欧洲帝国》，32页）。

经过数百年的发展，英国进一步衍生出议会至上、民主、渐进改革与教皇至上、专制主义、革命之间的对立，这种与欧洲大陆的差异感逐渐塑造了英国独特的意识形态组合：英国特有的保守主义倾向，使得战后初期的英国对本国制度的稳健性和有效性深信不疑，而对新生事物联邦欧洲则保持警惕；根深蒂固的自由主义传统，使得英国人对于远离民众的欧盟官僚机构、拥有决策权的联邦结构或跨国组织感到不安；英国的经验主义和怀疑主义，使得人们对于超国家的联邦欧洲这一人为设计的成果抱有审慎的怀疑态度。这些特质使英国对欧洲一体化持谨慎态度，倾向于将欧盟视为单纯的经济合作。丘吉尔在论证战后欧洲整合方案中，表明英国的立场是“与欧洲一道”（with it）而非“成为其中部分”（of it）。在这一态度上，英国称得上一以贯之。

英国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申请加入欧洲一体化基于现实利益考量，而非对欧洲人的身份认同。其国家声望和利益主要源自帝国经历，而非欧洲事务：战后英国大企业的资产和收入主要来源于曾经的帝国而非欧洲，英国国教圣公会的海外影响力主要体现在美国和英联邦而非欧洲，这些因素揭示了英国在战后战略重点选择大西洋主义而非泛欧主义的原因。

对于早期的欧洲一体化，英国受帝国心态与实用主义叠加影响而持观望态度，在是与苏联结盟还是紧靠欧洲之间犹豫不决，随着欧洲经济共同体的成功，以及英国战后国内政策的失败，英国放下身段申请加入欧共体。然而，英国在加入欧共体过程中遇到挫折，包括戴高乐的两度否决和英国错过规则制定期。加入后，英国发现欧盟政策与其传统和利益存在冲突。英国加入时欧盟已有的经济政策是对法国有利的农业友好型，同时是保护主义的，这是法、德两国重商主义传统的共识所在，与英国崇尚自由贸易的传统、制造业为主要优势的产业结构优势背道而驰。不仅如此，加入欧盟还意味着英国不只需要为本国谋求利好政策，而且要为其他英联邦国家向欧盟争取利益，为此英国付出了巨额的成本和沉重的代价。

英国加入一体化进程是基于政治精英对欧盟整合将实行政府间主义的判断，他们低估了欧盟一体化的深度，尤其是联邦主义趋势。英国对民族国家和议会主权的重视与欧盟超国家设计产生矛盾，最终在欧债危机、欧洲难民危机双重压力之下选择了退出一体化进程。

虽然英国脱欧并非完全出乎意料，但近因效应也起了关键作用。脱欧公投结果中双方票数比例（51.9:48.1）如此接近，脱欧阵营有效的动员策略发挥了重要作用。假如卡梅伦政府在公投设计上设置必要门槛，那么公投中占选民总数37.5%的脱欧支持率也许无法带来脱欧的结果，那时的诸多解释就是完全不同的视角了。

欧洲认同：一体化的基石还是障碍？

欧洲一体化的理念源于战争带来的反思和对和平的渴望：威廉·佩恩的和平干预理念受到了九年战争的启发，路易十四的征服战争激发了阿贝·德·圣皮埃尔的思想，康德见证了七年战争的破坏写下了《永久和平论》，圣西蒙在拿破仑依靠军事征服构建“统一的欧洲”失败后提出泛欧议会计划。这些构想体现在和平条约和联盟实践中，为暂时和平做出贡献。今天的欧盟是二战后和平主义努力的结果，它的未来是怎样的呢？

历史为理解当下提供了启示。1920年成立的国际联盟由英法主导，德国后加入但质疑其理念，最终退出。这与英国在欧盟中的经历相似：缺席早期设计，加入后持续质疑，最终脱离。与早期设计者相比而言，后加入者维系“联盟婚姻”更为困难。国际联盟因缺乏军事力量而失败，今日欧盟仍面临类似问题。这些历史经验反映了国际组织面临的共同挑战，对理解当前欧盟发展具有参考价值。

英国脱欧后，欧盟仍保持一体化趋势，但面临更复杂的局面。为巩固信心，欧盟加速了扩张进程，考虑接纳乌克兰等国，并计划2030年前吸纳10个新成员。这一扩张战略旨在维护和平、稳定与边界安全。然而，扩张客观上也增加了欧盟内部的多样性和异质性，为未来发展带来新的挑战。

如斯威尼所言，英国的退出从英、法、德三国关系和欧洲均势的历史演变中可见端倪。然而，英国脱欧是否代表了某种倾向？至少我们可以说，英国的退出为一体化的乐观主义者提出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缺乏共同的身份认同，何以建立国家？卡尔·施密特（Carl Schmitt）的“敌我理论”为现代政治提供了一个敌我划分的底层逻辑：“政治，是敌我的永恒斗争”。假如斗争不可避免，谁是“我们”、谁是“他们”，以及“我们”如何战胜“他们”？历史上，欧洲曾在共同敌人面前团结一致。然而，欧盟试图超越民族国家概念，构建超国家主权体系的进程面临诸多挑战。欧洲是民族国家的发源地，两次世界大战表明民族认同一度取代了阶级认同和宗教认同成为欧洲人民的首要身份归属，以及欧洲各国人民划分“敌我”的主要界线。现如今，民族主义依然基础深厚，欧洲民族国家的民众和政治精英们并没有做好准备放弃民族利益。历史遗留的敌对记忆和分歧使得形成统一的“欧洲认同”困难重重，难民危机和新冠疫情进一步凸显了这些挑战。欧盟要想在政治上取得成功，需要提供一个关于身份认同的合理叙事。

欧洲的地理边界和心理边界相互交织，影响着欧洲认同，背后仍是政治敌我逻辑。当前的欧盟面临关键抉择：是否应继续推进政治一体化，还是仅作为经济一体化组织存续？这引发了欧盟未来能否去政治化的核心问题。

去政治化意味着绕开“敌我划分”问题，但欧盟面临的挑战使这一策略难以实现。法国总统马克龙曾警告欧盟面临内外敌人威胁。外部敌人指欧洲以外可能挑战欧洲利益的力量，如乌克兰危机中所见。理论上，外敌的存在有利于欧洲团结。然而，欧盟成员国利益多元化、缺乏共同军队限制了其国际影响力，如1990年代南斯拉夫战争所示。内部敌人指极右翼民粹主义势力，然而，这些被视为欧洲一体化“敌人”的力量恰是民族国家的捍卫者，也是疑欧主义者的“朋友”。目前，欧洲尚未就“共同敌人”达成共识。

欧洲自身的多样性也为“敌我”的界定带来了困难。亨廷顿（Samuel Huntington）面对美国拉丁裔人口剧增带来的危机意识，提出“我们是谁”的灵魂追问，警示美国人思考构成美国核心身份认同的基础。这一问题对欧洲而言更为复杂。德国历史学者明克勒（Herfried Münkler）在《执中之权：德国在欧洲的新使命》一书中对欧盟扩张后的裂痕有清醒的认识。法德意荷比卢六国在很大程度上拥有相近的文化和制度，但新加入欧盟的国家却带来了高度的异质性：有西欧和北欧的新教信仰与南欧的天主教信仰及中东欧东正教信仰的分野；北欧国家较为完善的福利制度体系和更加节俭的财政政策，与南欧国家更高的公共开支和债务形成矛盾；市场经济承诺对西欧国家和中东欧国家的意义天差地别。如何将欧洲团结、凝聚起来，是欧洲一体化推动者们不得不面对的问题。

2017年，欧洲十几位保守主义思想家共同发布被称作“巴黎声明”的《一个值得信靠的欧洲》（A Europe We Can Believe In），这一宣言基于欧洲保守主义知识分子解决欧洲当下的危机的现实关怀，提出三十六条倡议，呼吁欧洲回归超国家一体化和多元文化主义之前的“真实的欧洲”，以共同的基督教信仰为欧洲身份认同的基础。然而，该声明在欧洲反响平淡，这表明在高度世俗化的欧洲，以宗教为基础的认同难以实现。欧洲需要创新身份认同叙事。

法国总统马克龙和德国总理朔尔茨都曾提及加强“欧洲主权”。当前的欧盟是个一揽子计划，成员身份只能是非此即彼的选择。英国入盟脱欧的历史表明，“一体适用”的欧洲仍然是虚幻的。欧洲一体化在不同历史阶段展现出差异性和动态性，从南欧到中东欧的扩张中，入盟标准不断演变。面对“多速欧洲”的讨论和民族国家内部“部分公民”概念的出现，欧盟未来也许会成为一个更具弹性和灵活性的俱乐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