殖民地移民：大英帝国吐出的无用而有害的东西

倘若没有大批的移民，英国也就不会拥有海外殖民地。这些移民早已准备好背井离乡。在忍受了漫长而危险的旅程之后，他们仍情愿在一个全然陌生的、往往是非常恶劣的环境下做苦工。伊丽莎白时期的扩张主义者将这一过程比作人身体的清空，即吐出那些无用而有害的东西。1655年，一名来到巴巴多斯的访客使用了相同的比喻来描绘眼前所见的情景：“这座岛屿是英国倾倒垃圾的粪堆；来到这里的人基本上是诸如流氓和妓女之类的渣滓。”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一观点是有道理的。除去贫人、游手好闲之人以及法外之徒外，可能还有一些清教徒和贵格会教徒。这些人都是被迫离开英国的。也有一些所谓“自愿”横渡大西洋的移民，然而，他们往往遭到了欺骗。1671年，“某位人士”承认自己每年都会绑架500个契约奴，而另一位则估计每年被送到大西洋彼岸的人有840个。尽管这些数字可能有所夸大，但是，这至少能够证明，在这个最为庞大的移民群体当中，有相当一部分人并非自愿而来到美洲殖民地的。他们的不情愿是可以理解的。当时的流行民谣《被绑架的女孩》［The Trapann d(kidnapped) Maid］就生动地描绘了他们所将要遭受的苦难：　

五年来我在盖伊主人的手下做事，

在弗吉尼的土地上，哦，

这塑造了我，使我得知了什么是沮丧、悲伤和悲哀，

当我十分、十分、十分疲劳的时候，哦。

我已经尽了自己的职责，无论是在田野还是在车上，

在弗吉尼的土地上，哦，

他们将木柴强加在我的身上，

当我十分、十分、十分疲劳的时候，哦。

尽管在17世纪50年代的马里兰，人们会使唤“一些不听话的野蛮姑娘”去种田，但在大多数情况下，女仆会待在家中做家务。也正是因为这一点，诗中的这个女人也就显得异常地不幸。有些时候，他们逃跑的欲望显然异常强烈。但与此同时，被抓回岛上的殖民地或者落入北美印第安人手中的风险也非常大。随着殖民地人口的增长，这种风险逐渐降低，逃犯们往往能够成功地避人耳目、隐藏起来。18世纪60年代的弗吉尼亚报纸上就登载了一则寻人启事。一位种植园主这样描述自己逃走的女奴：

在第六天和第七天之间，

玛丽·诺兰逃走了；

我不知道她的年岁，但肯定，

她至少有二十整；

信奉着与教宗相同的教义。

短短的脖颈，几乎绑不上一根绳子；

从头到脚，她壮实而圆润，

棕色头发、红色脸庞、短鼻子、厚嘴唇；

矮胖的她，逃跑踉踉跄跄，

就像所有肥胖的猪一样。

她说话带爱尔兰土腔，

若是男人便是个十足的流氓。 

尽管此时殖民地的男女不平衡现象已经得到了改善，但或许，对婚姻和拥有自己的家庭的渴望仍会促使这个爱尔兰女人离开她的主人。在1704年的马里兰居民中，共有3万名男性，却只有7000名女性。其中，85%的人都是契约奴。自由民结婚很早；在马里兰，结婚的平均年龄为16岁，而在弗吉尼亚则为21岁。新娘们常常奉子成婚。而那些契约奴则往往等到24岁或25岁后，即他们的契约服役期结束之后再结婚。尽管殖民地法官们对未婚母亲处以带有羞辱性的、严厉的公开刑罚，但是，私生子现象仍旧非常普遍。

到1700年为止，殖民地居民中的很大一部分就已经是在当地出生的。比起其他地区来说，切萨皮克流域殖民地的人口增长率相当低。其中一个原因在于，当地的女性人口数量较少，死亡率也很高。一名适应了当地气候的20岁移民有望再活20年，而在相同条件下，出生于弗吉尼亚或马里兰的人则天生具有某种免疫力，使得他们比这些移民同伴们多活十年。在气候更为严酷的新英格兰，平均寿命大约在60岁。

在殖民早期，女性数量的匮乏的确是一块短板，但是，这一现象却是不可避免的。无论是清理树林、开垦荒地、种植庄稼还是营建房屋，无一不需要男劳力。借由殖民公司以及地主们所需要的职业，我们也能够看到这样的现象。熟练的手工工人永远是最受欢迎的。在1636年驶向新英格兰的“增长”号上，共有116名乘客，其中屠夫、木匠、服装商、石匠、做犁的人、锯木匠、大夫和裁缝各一名。此外，还有两名亚麻布织工、一名细木工和一打农场劳工。在名单的底部，也列有没有特殊技能的人。其中包括12名成年男性、24名成年女性、26名18岁以下的女孩以及30名年轻男孩。尽管由于旅途劳顿和水土不服，不是所有人都能够活到在岛上生儿育女的年纪，但是，这种职业、年龄和性别的比例分配仍可谓典型。

17世纪30年代，马萨诸塞湾殖民公司描绘了其理想当中的殖民者形象，即“既优雅，又有技能”的人。为了实现建立清教殖民地的理想，第一项品质是十分必要的。在这一愿景当中，无论男女，凡是在此地定居的人都知道自己是上帝的选民，因此自愿劳动和遵守基于《旧约》的规则。

对于一个移民来说，现金和一套工具都是必不可少的。为了横渡大西洋，每个人需要花费5英镑。除此之外，他还必须支付食品的费用，其运费为每吨4英镑。为了将自己、家人以及他们的农具和家具运到北美，一位英国的小农至少需要花费100英镑。由于这样，个人年收入通常在40英镑至60英镑之间，如果他想要移民的话，他就必须卖掉自己的土地。换句话来说，也就是开弓没有回头箭。当然，在很多情况下，公司也会资助移民。至少对于马萨诸塞湾公司来说，他们是会这样做的。只不过，希望接受资助的移民首先必须接受他们的测试，以筛掉其中品行不端之人。约翰·戴恩（John Dane）便是通过测试的人之一。在起了移民到加勒比海上的一个小岛上的念头时，他直接寻求了上帝的指引。他表示“自己的灵魂是全然孤独无助的”，并且急切地希望“摆脱诱惑”。正是因为这一点，他遵循着现行的清教徒行为准则，并且时常翻阅《圣经》。他发现书中写着：“你要从他们之中脱颖而出，不要触碰不洁的东西。如此，吾便将为汝等之神，汝等也将为吾之子民。”因此，他很快与故乡赫特福德郡以及其诱惑诀别，登上了去往新英格兰的船。

土地则是更为直接的诱因。1667年，人们来到弗罗里达角殖民地的原因在于，只需以每平10先令的价格租下1000英亩的土地，不仅他们自己有望得到100英亩的土地和持有火枪的仆人（这是一个印第安国家），他的每一个孩子也有望得到相同的数目。每一个他所有的女仆或奴隶也能够得到50英亩的土地。

一旦合同到期，每一个契约奴都能够从主人手中得到100英亩的土地。除此之外，他们还能得到农具以及两套衣服。这一要求特别为那些在英国已经有一定财产的人设计。这是因为，在获得收益之前，他们必须经历从种植、收获直到售卖经济作物这一漫长的过程。在此期间，他们必须自行负担自己以及家人的生活，并且支付从英国到殖民地的旅费。

英国现存的社会等级制度也在很大程度上被移植到了大西洋对岸的北美和加勒比殖民地。但是，这一体系却不是固定不变的。在殖民地，绅士们要求获得与在英国同等的尊重。一位殖民早期在弗吉尼亚去世的绅士，要求从英国进口黄铜纪念牌作为其墓碑。这一纪念牌上刻画的是他穿着盔甲的形象。在战场上，盔甲无疑已经不合时宜。然而，这并不妨碍它成为其向公众展示自身社会地位的标志。在被盗之前，它一直矗立在詹姆斯敦的教堂地板上。一位弗吉尼亚的农夫回忆其童年时代时说，17世纪90年代，“那时的绅士们都会把假发看作其身份地位的象征”。在英国，假发同样受到绅士们的青睐。

正如母国一样，财富的多少最终决定了一个人社会地位的高低。一位烟草种植园主注意到，“如果一个（人）同时拥有足够的钱、黑奴和土地的话，他就是一个完全的绅士了。”1726年，另一位完全符合这一标准的人写道：

我有一个庞大的家庭，而且家门对所有的人敞开。然而，我没有欠债。两个半先令“两个半先令”在当时是一大笔钱。可参见狄更斯所著《圣诞颂歌》。可以在我的口袋里待上好几个月。 正如所有的贵族一样，我有着自己的牛羊群、自己的契约男人和契约女人（契约劳工）。我的仆人们都做着不同的行当。因此，除了天命之外，我不依靠任何人过活。

几乎在同一时期，亨利·菲尔丁（Henry Fielding）亨利·菲尔丁（1707-1754），18世纪英国小说家和剧作家。1728年至1737年间撰写剧本约25部，多为时事性讽刺喜剧。代表作有《约瑟夫·安德鲁斯》《汤姆·琼斯》和《阿米莉亚》等。创作了《汤姆·琼斯》（Tom Jones）。其中塑造了乡绅奥尔华绥（Allworthy）和魏思特恩的形象。从人生期望以及所处的环境来看，殖民地绅士们与书中这两个人几乎一模一样。

富人的领导将殖民地社会凝聚成一个整体，而公共秩序也就此得以维持。这是因为，那些较为贫穷的移民已经习惯在富人治下生活。在新英格兰的殖民地，仅有年长者以及较为富有的教会成员才有资格担任公职。他们制定法律，并且将其付诸实践。在这些法律当中，不但有英国普通法的成分，而且还有关于纯洁生活的内容。在《旧约》当中，后者占据了很大的篇幅。在纽黑文，手淫者、渎神者和同性恋者都会被判处死刑。通奸者则会受到鞭刑。但显然，触犯这些禁令的绅士们并不在受罚之列。犹如潮水一般，新英格兰各州的小型立法机构制定了大量诸如此类的法律，规定了违法之人所需接受的惩罚。这些法律与规定也以一种极端的形式反映出了当时英国的主流意识形态，已然渗透到了英国社会的每个角落，尤其集中在社会底层的人身上。因此，人们需要不断地提醒他们去履行对上帝的义务，而这种提醒往往是恰如其分的。与此同时，生活在社会底层的人也必须服从公共权威，因为他们是神法以及世俗法律的维护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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