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福尔摩斯连环“话”丨福尔摩斯在香港

自从1896年第一篇“福尔摩斯探案”小说被翻译引进中国，到2010年以来大量《神探夏洛克》“同人小说”在中文互联网世界得到广泛传播，福尔摩斯与侦探小说在百年中国的文化历史发展进程中不断“显影”。

一方面，本专栏主要关注福尔摩斯在中国传播与接受过程中的一些重要且有趣的现象，比如《老残游记》中的人物竟然也会开口便提到“福尔摩斯”；晚清民国时期的中国作者们热衷于书写“福尔摩斯来中国”的滑稽故事；福尔摩斯在当时不仅是文学人物形象，更进入到媒体与商业领域，成为小报名称与香烟品牌；改革开放之初，叶永烈将侦探与科幻相结合，创作出“科学福尔摩斯”系列小说；甚至到2020年，香港作家莫理斯仍在续写“香港福尔摩斯”的传奇……

另一方面，不同于我在之前专著或专栏中更多聚焦文字文本——翻译、创作、评论等文学形式与文字内容固然是我们“阅读”福尔摩斯的基础——本专栏更多关注图像文本与形式，试图从书籍封面、杂志版式、小说插图、电影海报、影视剧照、广告美术、连环画作、儿童绘本与同人漫画等不同历史时期的图像资料入手，来重新讲述福尔摩斯与百年中国之间的复杂关联。因此，本专栏名为“中国福尔摩斯连环‘话’”，其实是从“画”入手，追溯历史时间线索（所谓“连环”），借“画”说“话”。 

夏秋冬《靓仔恩二困福尔摩斯》（上集，风行出版社，1952年7月）封面。

电影《我爱紫罗兰》（1966年）

莫理斯《神探福迩，字摩斯》（北京时代华文书局，2020年）封面

1950年代，随着环球出版社、《蓝皮书》、郑狄克、郑小平、“大头侦探探案”、“女飞贼黄莺”系列等出版机构、杂志、作家与作品的相继南下，香港一跃成为中国侦探小说发展的重镇。而在1952年7月，夏秋冬的小说《靓仔恩二困福尔摩斯》由香港风行出版社出版，小说讲述了在苏格兰场进修了两年的警探“黑鬼广”，仍非侠盗靓仔恩的对手，于是专门从英国聘请了“小福尔摩斯”前来助战。关于这位“小福尔摩斯”，书中介绍道：

此福尔摩斯，实为世界大侦探福尔摩斯之哲嗣，老福尔摩斯早于廿余年前病逝，惟其死前七年，其妻诞一麟儿，是为小福尔摩斯，老福尔摩斯死时，小福尔摩斯为七岁。福尔摩斯弥留时，谓其助手华生曰：“老友，余将离人世去矣，余死后，请助余子，使日后得传我衣钵，而为世界大侦探。庶几使人知我尚有哲嗣，余于九泉之下，当铭感不已矣。”华生遂依老福尔摩斯之遗言，即训练小福尔摩斯各种侦探技能，及小福尔摩斯十七岁，而华生亦殁。华生临死，嘱小福尔摩斯入苏格兰场求深造，由是小福尔摩斯在苏格兰场，由学员而为探员，凡十年久，其名大振。

小说后续的故事即是关于小福尔摩斯来到香港，与侠盗靓仔恩展开一轮又一轮的较量，其结局亦如当年在法国作家莫里斯·勒伯朗笔下，老福尔摩斯饱受亚森·罗萍的捉弄一样，小福尔摩斯在香港也处处被靓仔恩所挫败，出丑不断，直至最后被解雇，一个人灰溜溜地返回英国。本文所选第一幅图像，即是小说《靓仔恩二困福尔摩斯》上册的封面。更有趣的地方在于，在该书下册故事结尾处，还预告了小福尔摩斯败走之后，接下来还有“靓仔恩三战陈查礼”的故事，到时估计又有一位世界大侦探要在靓仔恩手里吃瘪了。

这里我们不妨把小说中“小福尔摩斯来香港”视为一种隐喻，即以福尔摩斯为代表的西方侦探小说当时在香港获得了蓬勃发展的契机，并弥散到出版、影视等文化娱乐生活的各个角落。比如在1966年楚原导演的电影《我爱紫罗兰》中，酒店接线生莫尔福在新同事刘大卫刚刚入职时，自我介绍道：“我爸把我的名字改为莫尔福，但我喜欢翻过来读‘福尔莫’，跟福尔摩斯相差仅一个字，我最爱理人间闲事，以后有何奇难杂症，最紧要找我。”后来，刘大卫的确遇到一件怪事，其经常接到神秘女郎李珍妮的电话，并声称自己是其未婚妻。莫尔福果断出手，乔装改扮，展开调查，其间也闹出各种乌龙和笑话。而影片最后，原来是因为女主角几年前所遭受的精神创伤与由此引发的失忆症，从而这个“滑稽福尔摩斯”的悬疑喜剧最终被引向了希区柯克的故事风格之中。值得一提的是，当时在香港，翻拍或戏仿希区柯克电影的确构成了一股潮流，《后窗》《迷魂记》等名作此时都有过港版的“故事新编”，而《我爱紫罗兰》也显然受到希区柯克电影的影响。本文所选的第二幅图像，就是电影《我爱紫罗兰》中福尔莫初遇刘大卫，自我介绍时的场景。

如果说当代香港最知名的本土福尔摩斯改编作品，要首推莫理斯（Trevor Michael Morris）的小说《神探福迩，字摩斯》（港版题为《香江神探福迩，字摩斯》）。不同于五十年代夏秋冬是将英国的大侦探福尔摩斯（或他的儿子）拉来香港，并发展出一系列的后续故事，莫理斯则是塑造了一名晚清香港本土的“神探福迩”形象，其“字摩斯，满族镶蓝旗人，原籍奉天福中（今沈阳和平区），生于咸丰四年（1854），卒年不详”。“福”字为汉姓，其名“福迩”出自《汉书》“遐迩一体，中外褆福”。据书中介绍，福迩“天资过人，十二三岁便选入了同文馆，后来更远赴海外，先后在东西洋留学多年，精通多国语言”，之后定居香港，职业为“顾问侦探”。而他的助手华笙，字籥瀚（对应约翰·华生，John Watson），家族世代行医，自己更是武进士出身，曾随左宗棠远征南疆时右腿受伤，因此退役，辗转流落香港。二人合住在香港荷里活道贰佰贰拾壹号乙，经常一起携手查办各种诡谲奇案。看到这些人物设定，读者不难联想起住在伦敦贝克街221B的侦探福尔摩斯和助手华生医生。就连香港的福迩闲暇无事时喜欢拉一段胡琴以自娱，也自然是致敬福尔摩斯所擅长的小提琴演奏。

除了人物设定方面之外，小说《神探福迩，字摩斯》在案情上也颇多对于“福尔摩斯探案”原典的致敬和改写。比如第一案《血字究秘》就堪称晚清香港版的《血字的研究》（A Study in Scarlet），其不仅将原来小说中的死亡留言改成了中文汉字，还将凶手的身份由穿梭于伦敦街头的马车夫改成了香港社会中的一名人力车夫。类似的，后续的《红毛娇街》《清宫情怨》《十字血盟》等篇目则分别对应福尔摩斯小说原作中的《红发会》《波希米亚丑闻》与《四签名》等。直至小说第二卷最后一案《终极决战》，福迩与日本间谍头子毛利安艺在长白山瀑布决斗，对应原著《最后一案》中福尔摩斯与莫里亚蒂教授在莱辛巴赫瀑布对决的场景（毛利安艺的名字与莫里亚蒂之间显然也存在着谐音方面的关联）。再到第三卷第一案的《空楼魅影》，则连接到福尔摩斯“归来”之后的第一案《空屋》。

当然，《神探福迩，字摩斯》绝非对于“福尔摩斯探案”亦步亦趋地简单模仿，而是一种极具创造性的“故事新编”。一方面，小说中加入了大量香港的真实地景、粤语方言与地方民俗文化，如果说我们在读柯南·道尔的“福尔摩斯探案”时，可以跟随福尔摩斯的脚步漫游维多利亚晚期的伦敦城，那么在《神探福迩，字摩斯》中，从九龙到新界，从铜锣湾码头到大屿山，也都逐一被纳入到福迩与华笙的查案范围之中，一幅晚清香港地图在小说中缓缓展开。再加上诸如“燕梳”（insurance，保险）、“山域治”（sandwich，三明治）、“姥大琳”（laudanum，鸦片酊）、“沙展”（sergeant，军士、警长）等大量方言词汇，使得小说充满了一种历史年代与香港地方质感。

另一方面，《神探福迩，字摩斯》作为一部侦探小说，当然不乏密室杀人、密码破译、死亡留言、逻辑推理等基本类型元素，福尔摩斯所擅长的演绎法也被香江神探福迩运用得炉火纯青。与此同时，作者莫理斯还在该系列小说中加入了不少武侠元素。比如在柯南·道尔的小说原著中，福尔摩斯与莫里亚蒂教授的生死对决，其对决过程基本上是被一笔带过的。而在莫理斯的香港故事里，这一场景则被发展为更加具体可感的中国宝剑与日本武士刀之间的比武较量，甚至双方的招式、技法、胜算都被反复操练和推演。又如改编自《六个拿破仑半身像》的《八仙过海》一篇中，凶手也变成了八名身份各异的武功高手（分别模仿“八仙”的打扮），而为了一举击败对手，福迩甚至专门从广东请来了黄飞鸿，以“醉八仙拳”击溃了“恶八仙”。

此外，小说中侦探查案的经历，也高度内嵌于晚清中国的社会历史进程之中，从影响全国的太平天国、洋务运动、戊戌变法、甲午战争、义和团运动，到香港地方上发生的英军入侵九龙城寨、新界六日战等历史事件，都构成了福迩与华笙查案的背景或缘起。李鸿章、康有为、康同薇、孙中山、赫德等历史人物也纷纷在小说中登场。这也为我们阅读《神探福迩，字摩斯》提供了第三种“读法”上的可能——其既可以作侦探小说读，也可以作武侠小说读，还可以作历史小说读。

值得特别注意的地方还在于，“香江双侠”和英国大侦探福尔摩斯基本上是同时代人。香港大学魏艳老师曾逐篇比对过莫理斯小说与柯南·道尔原作中案件发生的时间，进一步证明了这种微妙的“同时代性”。比如前文提到过的《神探福迩，字摩斯》中的《血字究秘》和其对应的“福尔摩斯探案”中的《血字的研究》，两个故事就都发生在1881年。这提醒着我们，柯南·道尔笔下福尔摩斯活跃的年代，也正是真实历史上严复、梁启超、孙中山等人不断寻求中国发展富强的时期，作为“同时代人”的他们彼此间是否有相遇的可能，或许是另一个有趣的想象与改编方向。对此，日本推理小说作家已经有过不少写作尝试，比如仅以夏目漱石年轻时在伦敦留学期间曾遇到过福尔摩斯为题材的推理小说，就有山田风太郎《黄皮肤的房客》（1953年）、岛田庄司《被诅咒的木乃伊》（1984年）和柳广司《我是夏洛克·福尔摩斯》等多部作品，虚构的侦探与真实的历史人物相互交织在一起。我们期待着《神探福迩，字摩斯》中香港福迩与华笙故事的延续，也同样期待着严复在英国碰到福尔摩斯，或者梁启超在夏威夷遇见陈查理这一类的“故事新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