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粹，会是时代的精神状况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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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是第十五封信，由晓宇写给单读。信中他表达了对于“说话”这件事情的困惑——我们虽看上去比任何时候都要口无遮拦，但大家的表达永远局限在一个似乎早已被界定好的范围之内，小心翼翼又敏感脆弱。这背后究竟隐藏着一个什么样的话语运作机制，他在信中给出了自己的观察和见解。

写信人：晓宇 

牛津大学政治学博士在读 

说话，真的成了大问题。我经常被别人提醒说话前要三思，也不止一次地提醒别人谨言慎语。这看上去和我们的时代精神相逆。我们有举不胜举的平台，也明明比任何时候都口无遮拦。但我们担心那些看不到的监察和舆论，说不定下一刻就会成为众矢之的。

有人不怕，他们中的少数会说出真话。也有人是冒天下之大不韪，说出些鼓动风声，刺探底线的话来。他们不惮触众怒，甚至私下笃定，广阔的多数，未承认的“人民意志”，会在暗地里支持他们。进步主义者越是疯狂地攻击，群众越是沉默，他们就越是受到了鼓励，仿佛在进行着一场揭露真理的斗争。

这是当代的民粹言论。而这个词已经滥用到任何反对既定秩序的思想和运动。进步主义者以常识和道德围堵民粹。每隔一段时间，如同流感，定时爆发“谁该不该说话/能不能闭嘴”的争执。这种争执的局限，把我们引向单一的解决方案：切断，封锁，截获民粹的平台。

但切断并没有让他们的声势减弱，反而验证了这是利益既得者的阳谋，赋予他们运动的合法性。我倾向让这些刺耳的言论公开进行。但我不以“言论自由”作为理由：言论自由的条件是说话的人力量平等。声称代表民众的民粹人物，是从精英里来的一部分。他们天生有一副大嗓门。

让他们去说刺耳冒犯的话，是为了时刻提醒我们，这才是世界的现状。让他们说话，是让这类的矛盾充分暴露。即便有了民族独立和民权运动，仍然有殖民系统和种族优劣的辩护。即便有妇女平权，仍然有女德班和性歧视。即便有站起来的人民，仍然有作威作福的权贵。

如果我们有共识的假想，还是应该尽早戳破才对。一旦我们认为斗争已经完成，便甩手不干，那么事态就会回到原形。这才是世界的现状，漂浮在不定的秩序和规则之上。

在方法上要学习民粹。他们比当今任何的政治力量更实用灵活——毫无芥蒂地拥抱新媒体，在网络社群上开展政治动员。这是需要勇气的，因为他们受到的公开批评和攻击一定比赞同多。他们也揭露新政治的特质：尽力地吸引注意，聚拢分众，假定的沉默就是支持。民粹以反对全球化的姿态，采用了最全球化的策略。政党，思想界和民间团体组成跨国的串联，密切交换资源和政策。

相比之下，左右光谱上的“进步人士”显得保守拘束。甚至有人把人民意志想象成封闭的自我发展，以闭关锁国来满足民意。民粹把这个看得明白多了。人民是想感到安全，他们不在乎你到底开放了多少。

思想资源的匮乏最为紧急。即便汇集大脑的集体尝试，也是“大衰退”这样不经考验的理论（注：中文译本是《我们时代的精神状况》）。我们过去面对“方法的殖民”，认为一种既存的制度方法能被推及到全世界。现在面对“问题的殖民”，认为世界面对的问题和欧美的问题一样，欧美的困境指引全球的困境。这是“进步人士”的尝试。

你可以说民粹挑战了欧美既有的民主秩序。但这一套秩序都没有在其他国家完整地建立起来，又何尝被挑战或是被取代。倒不如反过来说，世界其它地方所经历的问题都不是问题（比如刚果的战争，土耳其乌干达的难民，或是亚洲的经济震荡），直到这些问题越过边界，绵延到欧美的境内，才成为世界的问题和危机。

民粹是有效而不是可笑的回应，它对普通人那股积怨的理解甚至在第三世界得到了广泛的认同。它当然有理由冒犯你，因为它比你和你的体制都要更具有时代精神。但我们的回应不应该是针对民粹本身，这也是我认为围堵和封闭恰恰不是斗争重点的原因。民粹意识到了普通人的怒气，进步人士只是说，哦，现在我们也有这股怒气。这样的延迟只是火上浇油的傲慢。

最根本的拷问是，为什么问题在一开始不是大家的问题？为什么贫困的人要忘记饥饿，关注气候变化？我们的任务，是要忘却我们认为的“全球问题”，重新考察人的基本状况。从其中，我们些许能了解到问题的形成和分配才是全球体系的第一步。所以，我们的问题是什么？或是更直白地说，大多数的问题是什么？我们应该感到幸运的是，民粹运动也没有抓住它，只是抓住了它产生的情绪。而真正令人忧虑的是，这个问题依靠我们现有的道德呼喊和思想资源完全解决不了。